吴敬琏的价值剩余几何？--从《转型的关键在推进全面改革》说开去

吴敬琏的价值剩余几何？--从《转型的关键在推进全面改革》说开去

 路河（民声网 www.mshw.org）

吴敬琏近期发表《转型的关键在推进全面改革》一文，文中说：

http://www.cfi.net.cn/p20110712000088.html

【目前改革动力不足的原因，恐怕正在于改革的进展不足，形成了某些顽强地不肯退出的既得利益。推进改革势必遇到来自既得利益等种种阻力和障碍。一些从行政垄断和权力“寻租”中得益的部门和个人，为了维护其既得利益，蓄意阻挠改革进程，并有意误导公众，延缓市场化改革的进程，甚至阉割“改革”的市场化核心内容，把所谓“改革”变成了设租、造租的代名词；或者假借“调控”的名义，扩大自己的权力和腐败“寻租”的空间。这些都是值得警惕的。

由于近年来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改革迟滞局面，造成“权力搅买卖”的寻租基础的扩大，腐败蔓延和贫富差距过大。对一个处于现代化过程中的国家来说，由于原始的低效经济与现代的高效经济并存和所谓库兹涅茨“倒U曲线”的作用，收入差距存在扩大的趋势，本来就是一个不能掉以轻心的问题，腐败更使这个问题雪上加霜。经验表明，改革需要有“顶层设计”和实施方案，而不是一些零碎的、个别的政策调整。能否实现各个领域、全面的改革，这是能不能解决当前问题，能不能成功应对现实挑战的关键。转型成败，在此一举。所谓“一举”不是一个单项动作，而是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所进行的全面改革。所有的改革，说到最后，都与政府和国企有关。中国整体改革能否顺利推进，关键在于政府自身。改革必须划清楚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必须把直接控制经济的“全能型”政府改造为提供公共服务的政府，并将政府机关的官员置于民众的监督之下。在当前形势下，如果不能建立现代国家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不但经济不可能平稳发展，而且难以摆脱公权不彰、规则扭曲、秩序紊乱、官民关系紧张的状态，中国经济和社会生活就很难进入和谐稳定的正轨。】

在正式讨论之前，先看看美国的情况吧，那可是吴敬琏的理想的彼岸世界。中国近几年大学美国搞私有制的市场经济，于是基尼系数很快就和美国接轨了，两极分化程度和美国一样严重。普通人不了解的是，美国社会腐败也很严重，但这种腐败，却是吴敬琏从来不批判的腐败：

【美国前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2001年1月上任时仍然持有与国防和生物科技相关的私人公司的大量股票。其中包括吉利德科学公司的大量股票，该公司拥有克流感专利权。2005年7月，五角大楼购买了价值5800万美元的克流感，几个月后，卫生部宣布，要订购价值高达10亿美元的克流感。如此官商不分，让人叹为观止。2006年，拉姆斯菲尔德宣布辞职前三周，布什签署了国防授权法，该法规定遭遇公共健康急难，总统可调用军队实施隔离检疫并确保疫苗供应。这对吉利德等制药业是大好消息，短短五个月，其股价上涨了24％。2001年1月，吉利德公司的这支股票大约7.45美元，拉式卸任时，这支股票每股价值67．6美元，一共上涨了8．07倍，单单从这支股票身上拉式获利4000万美元左右。
 
再比如，切尼和哈利伯顿公司的丑闻，让切尼成为几乎所有美国平民都痛恨的官员。在一个所谓民主自由的国家，如此腐败的、全民公恨的官员竟然可以长期担任美国副总统，这也算是人类社会的一大奇观。哈利伯顿是全球最大的石油及天然气行业服务商之一。切尼担任副总统后，仍然持有18.9万股的哈利伯顿股票，还有50万股尚未执行的认股权。伊拉克战争前，这家公司的股价为10美元，三年后涨到41美元，暴涨了四倍多，直接原因是切尼力主的侵略伊拉克的战争所带来的大量石油服务市场和美军后勤订单。
 
美国人民可有足够的自由和权利去监督和惩罚布什、切尼、拉式等人的腐败行为？美国社会为何如此？
 
在美国类似的腐败案例举不胜举。据人民日报社《 环球人物 》杂志（2009年第5期）《美军500亿贪腐窝案》一文报道，负责伊拉克重建工程的美国陆军后备役上校科蒂斯·G·怀特福德，与承包商串通一气，贪污了500亿美元。除此之外，尚有1000多亿美元的伊拉克战后重建资金不知所终。】

吴敬琏也批判中国的腐败、权力寻租，但当前中国官员及美国官员的腐败，已经不是简单地侵吞财政公款之类的初级腐败，而是依靠手中权力为新生的资本家服务并获得高额佣金，或者自身蜕变成资本家，这是当前最严重最恶劣的腐败，腐败官员完全已经成为资本家阶级的走狗。

吴敬琏从来不敢正视：腐败的根源是共产党干部信奉了资本家阶级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等自私自利的逻辑，并为资本家阶级服务，或者自身蜕变为资本家阶级。

吴敬琏从来不敢批判资本家阶级，因为他是资本家阶级的御用文人而已。那些在体制内庇护吴敬琏、保护吴敬琏、重用吴敬琏的官员，正是大搞权钱勾结，自身或者自己的老婆孩子已经蜕变为资本家阶级的腐败的、卖国的资改派官员。

要知道，完全取消政府权力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能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权力，要求政府权力按照毛泽东思想为人民服务。而完全自由的摆脱政治权力干预的市场经济，就是资本家任意地自由地剥削压迫工人的经济。

政府权力干预影响市场经济，存在两种情况：

第一，政府权力为工人农民中产阶级等劳动者服务，比如建立工人当家做主的国有企业，彻底消灭资本家的剥削，再比如征收资本家的高额税收，建立福利国家，限制资本家的剥削，再比如设定严格的法律，限制资本家阶级的投机牟利行为等等。

第二，政府权力被资本家阶级俘获并为资本家阶级服务，比如贱卖国企给资本家；放纵资本家囤积居奇和金融投机，炒作房地产和粮食、大搞教育医疗住房市场化产业化，放纵资本家进入牟利；放纵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减少对资本家阶级的税收加大对工人的税收，削减福利等等，在资本势力猖狂的美国，许多大资本家直接当总统当副总统，并利用政治权力大肆牟利，比如前述布什、切尼等人。

吴敬琏大批权力，但他从来不批判第二种权力。他批判的永远是第一种权力，批判国企要求私有化国企、批判公有制、批判福利社会、批判政府权力对资本家阶级的约束和限制，甚至无耻到荒唐到批判政府对资本家阶级多征税的程度。

其实，生产资料所有权是一个社会最根本性的权力，比政治权力更重要更根本的权力。掌握生产资料的少部分人就可以剥削大多数的劳动者，因为前者相对于后者是绝对的强势者。掌握生产资料的少部分人就可以控制政治权力。

比如，封建社会，地主或庄园主们占有了大量的土地，农奴们没有土地，双方在经济权力上极度不平等。地主们可以不参加劳动。地主提供生产资料如土地，农奴提供劳动。地主通过收取地租方式，无偿占有了农奴的大部分劳动成果。设想最简单的情况：甲拥有一块土地，乙一无所有。那么甲可以不劳动，而雇佣乙，从而剥削乙的大部分劳动成果。如果甲乙二人共同占有这块土地，那么甲很难再剥削乙。

在吴敬琏所鼓吹的自由的、成熟的市场经济体系下，生产资料已经被资产阶级寡头垄断，资本、资产阶级已经成为这个社会统治性的力量。由于绝大部分企业已经是私营企业，这些企业的主人是资本家而不是劳动者。中国社会从公有制转变到市场经济私有制，人数极少的资本家垄断了众多企业的所有权、垄断了生产资料，人数众多的劳动者则丧失了企业、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资本家即便是不投入任何劳动，通过垄断生产资料这种强大的、根本性权力就可以无偿占有劳动者的大部分劳动，这种占有，就是资本剥削。资本家阶级既然已经在企业里、在市场里、在经济领域拥有绝对的权力，那么必然要控制社会的政治权力——立法、司法、行政、媒体、军队，也会必然控制这个社会的文化权力。市场社会当中的官僚与学者，往往都是将追求个人利益放在人生目标的首位。当经济资源被资产阶级垄断的情况下，为资产阶级服务，便是官僚与学者获得个人利益的最主要途径。所以，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社会，就是一个资产阶级主导的，与官僚与学者联盟的，对普通劳动者进行剥削、专政的社会。

在私有企业里，一小撮资本家垄断了企业所有权，而工人没有这种权力，所以民营资本家可以剥削工人。这种剥削的根源就在于资本家对企业产权的垄断。而公有制企业，由于工人共同占有企业所有权，所以没有谁可以剥削工人。

所以，外资是垄断企业，民企私企也是垄断企业。所谓自由竞争阶段的私企是有限垄断性企业。垄断竞争阶段的私企是无限垄断性企业。资本主义从早期所谓自由竞争阶段向垄断阶段的发展，就是从有限垄断阶段发展成无限垄断阶段，这是客观规律。而只有国企，这种产权属于全民，利润由全民共享的企业才不是垄断企业。

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指出的：“凡是社会上一部分人享有生产资料垄断权的地方，劳动者，无论是自由的或不自由的，都必须在维持自身生活所必需的劳动时间以外，追加超额的劳动时间来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生产生活资料，不论这些所有者是雅典的贵族，伊特剌斯坎的僧侣，罗马的市民，诺曼的男爵，美国的奴隶主，瓦拉几亚的领主，现代的地主，还是资本家”。

自私有制产生以来的人类历史，都处于这样的一个阶段：生产资料相对被少部分人垄断，而庞大数量的劳动力之间则是相互竞争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也是如此：生产资料被资本家阶级垄断，而同时，劳动者之间却在相互竞争，相互比贱，使工人的工资仅仅维持在工人劳动力勉强完成简单再生产（即生存并抚育后代）的水平上。

当前中国社会出现两极分化，其根本原因是宪法被资改派颠覆了：所有制上，生产资料已经是私有制占主体。分配方式上，已经是以按生产要素即按资分配占主体。这一切都是90年代开始的大规模的私有化运动导致的。当在毛时代及80年代，当绝大部分工人都在国企等公有制企业劳动时，他们是不遭受任何人的剥削的，那个社会也是贫富差距很小的社会。自90年代国企经过大规模私有化改革之后，中国绝大部分工人就沦为在私营企业工作的受新生资本家剥削的雇佣工人（当前在仅剩的一百多家央企企内工作的工人占整个工人阶级的比例很少）。新生的资产阶级侵吞了国有资产后，他们凭借对中国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无偿地占有了中国劳动阶级的大部分劳动成果–即剩余价值。

资本家剥削对两极分化的贡献比官员腐败对两极分化的贡献要大很多。苏联解体前，右派官员们的腐败已经达到了顶点，但由于在公有制条件下，其获得财富受到种种限制，而且其腐败是非法的，遭受左派及人民清算的威胁。正是这批右派腐败官员推动了苏联的解体，摇身一变成为新生资产阶级，成为寡头资本家。我们看到，苏联东欧地区在解体后实行市场经济、大搞私有化后，其基尼系数迅速上升。

中国当前国有企业仅剩100多家央企，受毛时代制度和文化残余的影响，央企高管的年薪平均是30万，远远低于同等规模私企和外资的高管的年薪。这还是2003年后新自由主义改革所导致的，03年之前，央企高管的年薪更低。在当今国有企业里，高管已经是收入最高的群体，而在私营和外资企业里，高管只是中等收入，私有制企业中收入最高的是资本家，其收入可能是私企高管的十倍百倍。然而，同样受毛时代制度和文化残余的影响，当今国有企业内普通职工的收入远远高于私企普通职工，当然在新自由主义改革前，国企职工的福利待遇更好。

通过吴敬琏们鼓动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中国大部分国企已经被新生资本家廉价鲸吞。中国绝大部分劳动力都在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就业，这些劳动者遭受国内外资本家集团的剥削，收入自然低下。

通过仔细地比较当今国企和私企的内部分配，我们会发现，国企在缩小两极分化，私企在扩大两极分化。国企内部两极分化程度比私企小很多，主要是毛时代社会主义制度文化的残余影响，如果继续推动新自由主义改革开放，将国企高管和市场彻底接轨，那么中国两极分化程度还要上升。如果将新自由主义改革进行彻底，将当前的国企私有化，比如将中石油、中石化、电力、铁路卖给几个国内外的资本家，那么中国的改革开放就彻底完成了，国企就与私企就彻底接轨了，中国的两极分化也就更高了。

导致社会两极分化的另一个因素是腐败。

当前最大的腐败，就是私企资本家收买官员，使权力制定对私人资本家有利的政策。

正如以上已经说过的，官僚腐败获得的财富从根本上看有两个来源，一是来自税收形成的财政收入，即公款、国库，第二是拿手中权力为资本家服务从而获得利益。而后者其规模数目远远高于前者。前者属于一般性腐败，通过进行审计可以得到有效监督。当前突出性的官员腐败不再是贪污公款之类的初级型腐败，而是更加隐蔽、无法监督的腐败，即利用手中权力为掌握巨额财富的资本家阶级服务从资本家手中获得非法利益。

前官员腐败主要是通过替资本家服务而从资本家手中获得服务费。那么官僚腐败所得将远远少于资本家剥削劳工所得。在国有企业资产全面流失殆尽、国民经济整体上私有化后，整个国民财富已经被资本家阶级攫取。所以从根本上看，腐败官僚所得的非法收入，仅仅是资本家获得的剩余价值的一个零头。

所以腐败官僚只是依附在资本家阶级身上，参与了剩余价值的瓜分而已——这是中国实现市场经济、大搞私有化后官员腐败大面积上升的根本原因。这是资本主义的必然表现——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就是资本家阶级控制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在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也大量存在政府官员利用手中权力为资本家服务，从而瓜分全世界劳动者剩余价值的现象，甚至许多官员本身就是资本家，如布什家族、切尼家族及保尔森、高盛财团等等。

只要实现公有制、实现按劳分配，中国的两极分化状况则会基本缓解。腐败官员们也丧失了为资本家服务从而参与瓜分剩余价值的机会，腐败现象就会得到大面积解决。在此基础上加强人民群众对干部的监督，杜绝干部对国家财政等公共财产的贪污，那么腐败问题也就会随之彻底解决。

但是，要解决这些问题何其困难：中国共产党的许多高层干部，都已经被吴敬琏们宣传的新自由主义思想所侵染，他们迷信的都是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私有化、西方化那套逻辑。

看看吴敬琏近几年的言行录，吴敬琏对中国资改派高官的影响太大了，许多资改派高官把吴敬琏的话当做圣经，如此下去必定亡党亡国：

【吴敬琏，此人外号吴市场，作为市场原教旨主义代表人物，可以说是尽人皆知。奇怪的是，这种人竟然成为了某些高官的贴心智囊，成为主流媒体的热捧人物。　　

2008年8月30日　，十七届三中全会即将召开前夕，吴敬琏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提问时，表述了他所谓的改革的“四种体制目标模式”：“（1）后斯大林时期的计划经济模式（“改良的苏联模式”）；（2）“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东欧模式”）；（3）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模式（“东亚模式”）；（4）自由市场经济模式（“欧美模式”）”。他认为“在对改革目标作理论论述时，大体上采用模式（4）的语言”。毫无疑问，他在替党中央宣布：改革开放的目的是“欧美模式”。吴敬琏这样说是有缘由的，不错，全盘西化派的确势力强大，很多高官或明或暗地支持、实行这一路线。但这绝对不是全党共识，而吴敬琏他也不能代表党中央。　　

在吴敬琏的误导下，由于中国经济领域市场化过度，必然影响政治领域。中国社会也出现西方社会如美国比较普遍的权力被资本家收买的现象腐败严重，以及两极分化等恶疾。正当人民呼吁党和国家要完善社会主义，纠正市场过度的弊端时，吴敬琏则大肆跳将出来，高呼腐败与两极分化不是“市场”的错，是市场不够的原因，是全盘西化不到位的原因。在西方主流经济学都不得不承认市场失灵的背景下，吴市场仍然表现出对市场经济、对欧美模式如此的迷信，可谓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吴敬琏在2006年6月26日在《长安论坛》以及在8月9日《人民日报海外版》上的发表讲话，认为“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诱因是“腐败、垄断等机会不平等造成的”。众所周之，市场经济、资本主义是导致两极分化的总病根。这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结论，也是众多资本主义国家的结论。成熟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一般都采取“高税收、高福利”为对策，向高收入人群征收高额累进税，弥补低收入弱势群体的贫困。但是吴敬琏竟然反对向高收入人群课征高额累进税。吴敬琏提出“限制企业主、中高层经理人员、专业人员等‘高收入人群’的收入，对其课征高额累进税”的主张，“完全是开错了药方”。他开出解决两极分化问题的药方仅仅是反腐败、反国企垄断，说到底就是全面学习借鉴西方资本主义基本制度，而对西方社会中真正对劳动者有利的社会主义因素进行坚决排斥，坚决不学习！　　

面对反思两极分化，吴敬琏跳出来呼吁警惕拿富人开刀，反对通过税收等手段缩小贫富差距。　　

无论改善民生消除两极分化，还是自主创新，党中央每提一项利国利民的政策，吴敬琏都要跳出来要么歪曲误导，要么反对。比如“市场换技术”经过实践证明效果不好，导致的结果是我们往往白白让出了自己的市场等核心利益，而核心技术还没换来，几乎没有一家成功的中国企业是靠市场换技术成功的。这些本来应该都是常识，也是党中央提出自主创新的缘由。而吴敬琏却在紧要关头调研广州本田，“再挺市场换技术”，反对质疑市场换技术的声音。他还说“有人说,外方对技术进行封锁,但我觉得我们也应该从另一个方面找找自己的问题”，他呼吁“我们不能因为存在一些问题就排斥外国企业”等等，丝毫不掩饰自己那副为外资服务的买办学者的嘴脸。（　2008年06月18日　 南方日报 吴敬琏再挺“市场换技术” 质疑声音太片面）　】　

其实吴敬琏早就被网民们批得体无完肤了，他早就失去了骗人的价值。建议中国资改派及美国中情局早做打算，另立旗手，别再让吴敬琏之类出来招摇撞骗了。

太行布衣《吴敬琏，别再为私有化市场经济招魂了！》一文对吴敬琏的批评也很有道理，如下：

【许多人不喜欢吴敬琏，其根本原因在他始终提倡私有化市场经济，祸害了最广大人民群众。如今他摇身一变，把自己打扮成“为民请命”的先锋，借反对腐败和垄断之名，继续为私有化市场经济招魂。

吴敬琏最近比较忙，连续在凤凰网站发表自己的文章，喋喋不休地宣扬自己的观点，向民众灌输其私有化市场经济万能的思想，误导秉性善良的民众。10月31日《南方网》发表了吴敬琏的一篇文章，题目叫做《贫富差别扩大首因是腐败和垄断 贿赂总量太大》，凤凰网像跟屁虫似的立即转发。这篇文章借反对腐败和垄断之名，行鼓吹私有化市场经济之实。看似替弱势群体说话，实则为富人开脱罪责。名义上为民请命，实则鼓吹颜色革命。

吴敬琏将贫富差别扩大首要原因归咎于腐败和垄断，看似合情合理，其实玩得是金蝉脱壳之计。腐败固然可以引起形式上的贫富差别扩大，但却不是两极分化的主因，而是两极分化的产物。之所以这样说，我们可以看到许多掌握着一定权力的人们，除了道德堕落、信仰缺失、意志薄弱之外，使他们产生堕落另外一个社会根源，则是社会财富分配不公。资本占有者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获得较丰厚的收益，过着花天酒地纸醉金迷的奢靡生活；而工人和农民辛辛苦苦，流血流汗，所得未及资本家的万分之一，仍然过着清贫的日子，供不起孩子上学，看不起病，住不上房，养不起老，并藉此发生许多自杀的人间悲剧。有人说勤劳可以致富，可是许许多多工人农民不可谓不勤劳，他们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别说致富，就连养活全家也有困难，更别说给予家人幸福和快乐了。这触目惊心的社会现实，致使许多人心理失去平衡，许多手握权利的人自然也在其中，这种社会现实是促使他们走向堕落，滑向腐败深渊，所以说社会的两极分化是导致腐败产生的根本原因。吴敬琏将此种关系颠倒来说，无非是为了激起人民群众对腐败的痛恨，从而悄无声息地将人民引向他的歧途之上，蓄意掩盖剥削是造成社会财富分配严重不公的这一主因。就工人阶级这一弱势群体来讲，他们的低工资收入就是资本家依靠剥削赚取高额利润的最有利的证明。如果工人按照自己劳动创造的价值获得报酬，那么工人阶级完全可以摆脱生活的窘况，过上幸福美满的日子。如果真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取得劳动报酬，限制资本攫取利润的比重，就不会产生社会财富分配严重失衡的弊端，贫富差别扩大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所以说贫富差别扩大与腐败分子似乎没有直接的关系，腐败分子的财富来源，与工人阶级没有十分直接的利害关系，充其量增高了人均平均财富而已，而不是造成工农阶级财富分配不公的根源。

纵观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从封建主义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两极分化的主要根源在于私有制经济制度，根据吴敬琏从西方学来的那点经济学知识，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就是提倡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就是希望“看不见得手”左右市场行为，更直白地说，就是追求个人享乐主义最大化。在这样一种经济学理论的指导下，任何市场经济行为必然导致无序竞争和恶性竞争，直至产生垄断行为。这种垄断行为延续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寿命，进而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尽管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制定了一些貌似合理的反垄断法，但是大型企业的垄断行为却是无法回避的，这一点凡是稍微懂一点经济学常识的人，都十分清楚垄断行为的不可避免。无论资本来源于国有还是来源于私人，概无例外。吴敬琏的反垄断是具有十分明确的目的性，他绝不会反对私营企业垄断，而是坚决反对国有企业做大，这就是吴敬琏反垄断的真谛。垄断与否，与企业所有制性质毫无关系，国营企业可以形成垄断地位，私营企业照样可以形成垄断地位，关键看是否构成垄断的因素。

贫富差别扩大是否真如吴敬琏所说与市场经济毫无关联呢。撇开中国的情况，两极分化问题也即贫富差别扩大问题并非中国特有，而是全世界资本主义国家的痼疾，属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特征。美国以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也存在严重的两极分化，难道说这些国家的贫富差别扩大的根源也是腐败和垄断吗？如果说垄断是造成这些资本主义国家两极分化的主因，尚可说得过去，但是把两极分化的根源也归咎于腐败，显然是想掩盖问题的本质。

吴敬琏承认市场经济会造成人们收入差别必然较平均主义时代要大一些。这里所说的平均主义时代，不用解释，当然是指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分配方式，“要大一些”似乎过于保守了，看看现在反映两极分化程度的基尼系数，已经大大超过了国际接轨标准，达到0.47甚至更高。如果说不是市场经济造成的，那么实行了这么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把地方国企彻底摧毁，逼迫数千万工人下岗，造成数万亿国有资产流入个人腰包，成就了成千上万企业管理者先富的美梦，所有这一切不是按照吴敬琏设计的市场经济模式搞得吗？难道吴敬琏的“吴市场”绰号会平白无故从天上掉下来吗？

中国三十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抛弃一切道德信仰，一切向钱看，随心所欲、不择手段地追求个人利益，终于成就了今天的社会两极分化。吴敬琏把市场经济吹得天花乱坠，说什么“在平等竞争的条件下，有这种分配方式导致的收入差别不会太大，而且社会对这种差别的容忍度是比较高的。”吴敬琏所说“平等竞争条件”，连西方经济学家都承认无法实现，而不平等竞争则是无法避免，否则就不会有垄断企业产生了。劳资分配比例严重失衡，剥削压迫的存在，是私有化市场经济导致社会两极分化的主要根源。这种分配方式充满了血腥味，富士康13连跳殒命事件就是资本家剥削压榨工人的铁证，对这种剥削压榨容忍度比较高的人是有的，但绝不是工人阶级，而是像吴敬琏这一类极力鼓吹私有化的资产阶级分子。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富士康发生了13起跳楼事件，吴敬琏们可曾为工人阶级说一句公道话吗？在血腥事件面前保持沉默装傻就表明了他们的政治态度。

吴敬琏对中国的富人们是情有独钟的。这不奇怪，正是这样一批人，给予吴敬琏们充足的食物和丰厚的额外待遇，他们能不为富人们摇旗呐喊吗？樊纲比吴敬琏直率，公开声明经济学家就是为富人服务，彻底撕掉了自己的遮羞布。至于吴敬琏说的勤于劳动、善于经营、弄权谋私、结交权贵等等致富方式，不过是掩人耳目的玩意儿。中国现有的富人们除了像袁隆平那样靠科学研究起家的人之外，哪一个资本家的第一桶金不存在原罪呢？哪一个私营企业不存在偷税漏税呢？哪一个有钱人不是靠巧取豪夺、坑蒙拐骗发财的？至于权贵，人民群众早已恨之入骨，其发财之道众所周知，何须赘述。人们仇富、仇权贵的根源，不是嫉妒他们拥有财富，而是仇视他们的飞扬跋扈、横行霸道、为富不仁、草菅人命，仇视他们的财富来路不正。这一点才是社会仇富现象的根源所在。吴敬琏极力维护富人们的利益，无非是想从中分得一杯羹而已。这样的“砖家”“叫兽”“穴者”如今比比皆是，他们不过是资本家豢养的一条条狂吠犬而已。为了得到主子一块骨头，它们什么缺德事都做得出来，什么没人味的话都说得出口。

现在吴敬琏居然要“为民请命”， 绝不是为工农大众请命，他是从来不会为工农大众请命的，这一点毫无疑义。他表面上为中等阶层请命，只是希望借助中等阶层的力量大搞颜色革命。其不惜老脸皮、头爆青筋鼓与呼，其实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看看吴敬琏有关中等阶层观点的论述，其狼子野心也就暴露无疑了。吴敬琏目的十分明确，就是与无产阶级争夺下一代接班人。这从其言语中就可以看得出来，吴敬琏认为：中国的中等阶层是由白领和专业技术人员组成的，这样的表白，完全摒弃了社会财富分配向弱势群体工农大众倾斜的基本准则。众所周知，实现社会财富由国富向民富转移，由少数人占有向大多数人分配，严格限制其他生产要素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基本原则，才是唯一正确的社会财富分配公平公正的方法。关于中等阶层的概念，不过是吴敬琏们淡化阶级意识，迷惑年青一代，引诱他们走向歧途的麻醉剂。可以毫不含糊地说，中国所谓白领和专业技术人员仍然属于工人阶级的范畴，他们除了工资稍微高一点之外，其他的境遇与普通工人阶级毫无二致，仍然遭受到资本家残酷剥削和压榨，仍然毫无民主自由，仍然无法履行当家作主的权力。无论是政治地位还是经济地位，他们都属于另册。在富人眼中，白领和专业技术人员不过是资本家随意驱使的走狗角色。他们为资本家创造了高额剩余价值，依然无法获得与付出等值的报酬，依然属于被剥削阶级。这一点许多白领和专业技术人员已经觉醒，不再痴迷于资本家能够发善心。资本家正是依靠他们的廉价劳动，赚取了巨额利润，过着花天酒地、纸醉金迷的侈靡生活，食山珍海味，住豪宅别墅，行宝马奔驰，游全球名胜，其子女成为富二代，安享贵族生活。而白领和专业技术人员与广大工农阶级一样，不得不节衣缩食，花掉所有的积蓄，成为房奴；不得不牺牲自己的健康，换取稍微像点样子的生活；不得不积攒一点钱财养儿防老治病。一旦经济危机降临，他们也同样不得不面对物价飞涨，露出困窘之态。即便如此，吴敬琏还是自我感觉良好地要将中等阶层纳入他们的势力范围，希望培育更多的中产阶层，形成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吴敬琏之所以这么热心培育中等阶层，当然不是为了缩小贫富差别过大，更不是为了减少两极分化。因为他清楚地知道，要缩小贫富差距，必须解决工农阶级收入过低的问题，而这个问题涉及到资本家的根本利益。提高工农阶级的收入，必然导致资本家赚取的利润额下降，这样一来，他吴敬琏就无法从资本家那里获得丰厚的报酬，以便过自己的幸福生活。至于工农阶级与富人之间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让他们继续存在好了，与吴敬琏又有何利害关系呢！

吴敬琏对中国目前的中等阶层似乎不太满意，说他们一是自觉利益不够，二是公民意识缺乏。因为他们“没有认识到中等阶层作为社会群体的根本利益在于经济社会制度健全”起来，他责难中等阶层只“专注于如何使自己的生活能够得到进一步改善”。言外之意，就是中国的中等阶层小富即安，明哲保身。吴敬琏希望他们干什么呢？希望他们承担起改革国家体制的责任。吴敬琏警告他们国家体制不搞好，个人生活取得的改善和进一步提高是完全没有保障的。然而现实社会让许多中等阶层看清了吴敬琏鼓吹的私有化市场经济和国家体制改革，必将导致他们中的极大多数堕落到万丈深渊之中。如果继续坚持走私有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如果按照吴敬琏鼓吹的西方政治体制模式进行改革，他们中的极大多数将成为资产阶级奴役的工具，当家做主人的梦想就永远无法实现，个人工作和幸福将永远被资本家所左右，社会安全保障更无从谈起。正因为看到这一点，越来越多的中等阶层加入到反对资产阶级政治体制改革的行列，成为率领中国工农阶级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先锋，使得国家政治体制改革被少数精英操纵的现实正在被逐渐颠覆，这就是为什么吴敬琏对中国中等阶层“怒其不争”的根源所在。他是希望中国的中等阶层充当起他们大搞颜色革命的先锋队，按照他们的意图鼓吹政治体制改革，彻底私有化，实现其洋主子和平演变中国的目的。现在看来，吴敬琏的企图或许难以实现了，不光工农阶级对其主张不感兴趣，就连他寄予厚望的中等阶层也已反戈一击，这使得吴敬琏哀嚎不已，滋生出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悲哀情绪。或许在吴敬琏有生之年，恐怕看不到他所期盼的政治体制改革了。

吴敬琏提出的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在他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抉择》一书中已有详尽表述。按其表述，扩大生产，增加消费的途径，最终的目的是造就一批“白领”（与“中产阶级”一样的舶来品），借此提升消费水平。至于普通劳动者如工人农民收入的提高，似乎并不是吴敬琏们首选的关心对象。众所周知，在中国“白领”（中产阶级）所占份额较小，主要的消费群体是工农阶级，提高他们的消费能力，才是中国扩大内需的动力所在。造就一大批“中产阶级”，提高消费能力，前景十分诱人。然而，这不过是资产阶级政客们为普通百姓墙上画饼的故伎重演，继续玩弄骗人的把戏，就有点太低估普通老百姓的识别能力了。

二战后，欧美国家出现中产阶级，那是因为由于苏联中国共产主义国家的外在压力，欧美资产阶级不得不缓和国内矛盾。苏联解体后，新自由主义泛滥，自由市场经济泛滥，无论是欧洲、美国、日本两极分化都在加重，中产阶级萎缩。在毛时代及80年代，中国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是很高的，但是经过吴敬琏倡导的私有化改革，工人的生活一落千丈。

所谓不受政府限制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资本家阶级利益最大化的体制。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存在两种情况，一种是有利于底层人民的，如增加福利、加大对富豪的税收等等，一种是有利于资本家阶级的，如美国拿工人的税收救助金融寡头。而吴敬琏所反对的正是有利于工人农民的政府干预。纯粹的市场经济、自由市场经济有弊端，这是连美国主流经济学都承认的常识，现实和历史也证明自由市场经济、私有化市场化改革会造成两极分化。

吴敬琏限制政府权力的说教，不是其首创，而是西方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学说的鼻祖斯密及哈耶克等人的杰作。

当政府利用权力推进独裁专制式的私有化改革时，这些自由派学者高呼万岁。比如吴敬琏的老祖宗哈耶克、弗里德曼等自由派学者就极力支持智利的独裁者皮诺切特搞私有化、搞针对左翼的大屠杀。而吴敬琏也一直支持中国资改派官员侵吞国有资产，支持针对中国工人阶级的独裁专制的下岗运动。而吴敬琏因为极力支持中国的国企私有化改革，从而获得某些独裁官僚的青睐而风光无限。而当政府在工人运动的压力下开始限制资本家的财富，增大对资本家阶级的税收，增进人民大众的福利、或者试图恢复公有制时，吴敬琏们就跳出来反对权力干预市场。吴敬琏们们不过是独裁官僚们的走狗及资本家阶级的御用文人，是工人阶级人民大众的死敌。

当然人民群众还是要感谢吴敬琏的，因为他提醒我们，参与政治体制改革的权力不能放弃，只有参与才能全力维护工农阶级自身的根本利益，维护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国体。我们不要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在精英身上，他们与我们不是同路人。工农阶级（包括白领和专业技术人员）要靠自己的努力奋斗，在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领导下，争取早日恢复公有制、恢复昔日当家做主的主人翁地位，恢复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分配原则，实现社会财富分配的公平正义，彻底摧毁剥削压迫，建设美好的社会主义，才能确保工农阶级的根本利益不受侵害，从而使得幸福生活得到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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