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通货生态险象丛生——试析当前复合型通胀的成因与对策
于祖尧（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我国经济深陷高通胀泥潭已经持续半年多。货币当局采取了最严厉的紧缩政策，但收效甚微。所谓“稳健的货币政策”，已经蜕变为紧缩性的货币政策。面对通胀形势恶化的严峻态势，我们应当认真反思。目前学界与政界对这场劫难众说纷纭，事关亿万人民的切身利益，我们必须调整研究思路，摆脱新自由主义教条的羁绊，不就事论事。只有将通胀问题置于我国经济发展和经济运行的大环境和特殊背景下进行分析，才能作出切合实际的判断。
——我国持续高通胀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当政者曾断言：“我国物价处于政府掌控之中”、“我们有能力控制通胀”、“宏观调控取得了显著成效”。但现实情况却是通胀形势日趋严峻。CPI自去年6月的3％一路攀升至今年6月的6.4％，高通胀已持续一年之久，为近30年所少见。一年来央行6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3次提高存贷款基准利率，紧缩力度之大，为历年之最，但收效甚微。通胀率一旦走上节节攀升之路，任何行政权力都对它奈何不得。
——现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是个有缺陷、有局限性的指标，并不能准确判别通胀态势。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是国际上通行的衡量通胀水平的指标，政府通常把控制CPI作为施政目标之一。和发达的、规范化的市场经济国家不同，我国是发展中的、处于经济转型期的国家。不稳定性、过渡性、不平衡性、对外依附性，是我国经济运行的重要特点。CPI指数要能相对准确地反映我国经济运行状况，其构成项必须充分考虑我国国情，不可照抄欧美，不可片面强调所谓“国际接轨”、“国际惯例”。
我国现行CPI由8大类商品及服务品价格指数构成，其中虽有“居住”项，但不是指房屋交易价格。“理由”是美欧等国家将该项列入“投资”项，而非居民消费支出。对于人均GDP2万美元以上、已经实现“居者有其屋”的发达国家而言，居民普遍将投资房产列为生财之道，该项列入“投资”项是恰当的。但对中国而言，将城市房屋销售价格指数排除在CPI之外，CPI势必成为掺水过多的数字，失去了真实性。人们早已将房价列入欺压盘剥民众的“三座大山”之一，称购房者为“房奴”！
CPI构成选项不考虑我国市场秩序乱象丛生的特殊性，是CPI指数失真的又一重要原因。我国物价早已市场化，除个别品种外，商品定价均已让位于市场。在市场化改革的旗号下，各种收费名目繁多，成为消费者不堪承受的沉重负担。仅以高速公路为例：全世界共有14万公里收费公路，其中10万公里在我国，路桥收费约占运输成本的1／3，“买路钱”成了许多地方和利益集团的摇钱树、提款机，路桥经营成为仅次于房地产业的暴利产业。我国CPI统计中对类似居民“消费”情况没有核算统计，物价数据并不能真实反映居民消费价格水平。
以次充好、以劣充优、以假充真、价格欺诈，已成为某些行业牟取不义之财的通病。如美容美发业，不少江湖医生骗取执照开设美容院，不惜损害顾客健康甚至性命谋取暴利。在人们视为高雅的学术界和出版界，收取“出版补贴”、“版面费”等已成为出版“惯例”，成为学界众生的沉重负担。出版一本20～30万字的学术著作，要收取2～3万元的“出版补贴”，而且不付稿费，已成为出版行业的通行“规则”。
在服务行业，非法的“黄赌毒”在一些城市和地区已经形成了地下产业链。它涉及众多从业者、业主和消费者。我们在法律上视它为非法行业，进行堵压和打击，但在经济上却无法不正视它的客观存在。由于它要占用和消耗社会资源，影响收入的支配和再分配，政府经济统计和调控部门不能视而不见。我国CPI核算中对类似居民“消费”的特殊情况避而不见，导致CPI数据失真严重，居民消费价格的实际上涨幅度远高于CPI指数。
——通胀是对民众的公开掠夺，但现行CPI指数远不能完全反映民众利益的损失和受害程度。
有人说，4％～5％的通胀率不算高，中国曾有超过20％通胀率的经历，老百姓承受力高，不值得大惊小怪。真是饱汉不知饿汉饥，说话不怕牙疼！
此番通胀也许不能算恶性通胀，但它对人民群众利益的损害却是多方面的。一是由于“工资指数化”缺位，“死工资”不与CPI指数挂钩，通胀导致人民币购买力下降，民众由此受到的损失得不到相应补偿。二是长期负利率，居民储蓄存款利率低于物价上涨幅度，一年损失上万亿元。三是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严重滞后。目前医疗保险覆盖人群仅有1亿人，农民享受合作医疗的仅占1／10，城乡医疗费用中自费负担比例约占60％以上。通货膨胀导致居民医疗负担加重，严重影响居民幸福感的提高。四是间接增加居民税赋。我国实行的是流转税而非增值税，消费税征在暗处，包含在商品价格内。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时，既支付了价格也纳了税。即使税率不变，纳税金额也会随着商品价格升降而变动。因此，通胀必然间接增加了消费者的税务负担，搅乱国民收入再分配。五是进一步加剧了占人口总数的弱势群体的生活困境。此番通胀是在收入分配不公、两极分化加剧的大环境下发生的，对于久已陷入困境的弱势贫困群体，通货膨胀无疑是雪上加霜。如果按照联合国颁布的贫困线标准（人均每天消费1.5美元到2美元），我国贫困人口为世界之最。通货膨胀对这些贫困人口而言，是公开的残酷的掠夺！
CPI指标的功能是表示报告期人民币的实际购买力，即币值的变化，反映民众实际生活水平的升降。CPI 与其他经济指标互相补充、互相制约，构成反映经济运行及居民福利状况的完整的指标体系。与CPI相关指标中较为重要的，是国际上许多国家采取的贫困线指标，它是根据本国经济发展水平和消费物价规定的、维持人基本生活需求的消费支出。我国CPI核算体系积极搞“国际接轨”，贫困线指标一直没有与国际标准接轨，且始终没有与根据物价变化灵活调整。CPI未与工资水平、贫困线等接轨，导致CPI指数远不能完全反映民众利益的损失和受害程度！
——CPI持续攀高与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中消费和劳动收入比重持续下降形成反差，由此进一步加剧了贫困群体的生活困境，加剧了贫富两级分化。
早在上世纪90年代，邓小平对我国分配不均、两级分化的状态就表示了极大不安，向人们敲了警钟。他说：“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级分化，实际上两级分化自然出现。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均会导致两级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邓小平年谱（下）》）时间已过去二十余年，问题不仅没有解决，而且日趋严重。
分配不公，首先是社会财富分配不公。社会财富分配是指生产资料的占有，也就是对生产的物质条件的占有和支配。它是实现生产的物质前提，是决定可分配产品的数量和分配方式的因素。现在研究分配往往就事论事，避开所有制谈论分配。通胀对财富占有者生计的影响，是不可与靠劳动谋生者等量齐观的。有资料显示：我国10％的富裕家庭占有城市居民全部财产的45％（《京华时报》2009年12月11日）。
其次才是收入分配不公，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过低，且呈下降趋势。按收入法分析GDP结构，劳动者报酬所占比重1990年为53.4％，2009年降到46.6％ ，20年间下降6.8个百分点，其中2007年最低点降至39.74％。同期GDP总量从18667亿元增加到340803亿元，国民经济与财富分配不公同步“增长”。
分配不均最严重的社会恶果，就是催生出一个人数众多的贫困群体，加剧了贫困群体的生活困境。贫困群体对通货膨胀的承受力最低，受害最大。本轮高通胀形成过程中，食品价格持续暴涨是重要的推动因素，7月份猪肉价格同比涨幅高达57％，创历史高位。消费支出结构中，贫困群体的恩格尔系数远高于其它阶层，食品价格暴涨对贫困群体的生活影响更大更明显，显著恶化了贫困群体的生活压力。
——此番CPI大幅上涨具有典型的通货膨胀的性质和特点，是2008年以来天量货币投放造成的恶果。
货币经济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货币投放量必须以实体经济发展需要为限，超量投放则形成金融泡沫，引发通货膨胀。根据我国的实践经验，广义货币（M2）的流通量大体上等于GDP年增长率加通胀率，再加几个百分点。超出这个比例就会出现人们所说的“流动性过剩”，引发通货膨胀。
但是，近些年不知什么缘由，一些人中了“GDP主义”的邪，迷上了扩张性货币政策，在“金融创新”的旗号下，指望依靠超经济投放货币，刺激经济超高速增长，甚至想依靠它摆脱经济衰退、化解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2008年西方国家爆发了世界性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波及到我国，引起出口下降、加工贸易陷入困境等问题，沿海地区企业出现倒闭潮，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依附性发展战略难以为继。面对如此境遇，我们本应从国家和人民的长远利益出发，实事求是地吸取历史经验和教训，反思大进大出、两头在外的对外经济战略的利弊得失，解放思想，抓住机遇，把调整和优化结构、转变发展战略作为第一要务，乘西方身陷危机、有求于我的特殊机遇发展自己。但是，我们却把“保增长”、“同舟共济”摆在首位，比照西方那帮庸医开出的“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药方，向市场投注了20万亿元的天量货币！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原先计划安排，2009年M2增幅为17％左右，不至于出现流动性过剩。实际情况却是当那一年M2猛增了27.5％，达到60.62万亿元，为当年GDP的1.8倍，货币增速同时创造了中国之最和世界之最！
天量货币投放，确实收到了“保增长”和救市的效果。2009年我国GDP增长9.2％，澳大利亚、巴西等大宗商品产销国率先走出衰退，美国财政因中国大量购进美国国债而免于破产，日、韩等国亦获益非浅……世界舆论对中国一片赞扬声，确实令人陶醉！
但是，事情还有另一面。敞开口子放贷、巨额投资，造成了严重的“流动性过剩”，加剧了经济发展中的结构性总是，使投资与消费等的关系更加扭曲，为高通胀埋下了隐患，给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造成了新的障碍。
现在，我们正在无奈地吞噬自己酿造的苦果。货币当局所谓“稳健的货币政策”，实为“紧缩银根”。这不过是马后炮，已于事无补。因为，天量货币这只老虎已经放出了笼子。无论是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还是提高基准利率，对放出的“老虎”都是不受管束、没有影响的。“紧缩银根”可以遏制当年货币投放规模继续增长，但对货币存量几乎不起什么作用。作为宏观调控政策的选项，货币政策对于调节总量失衡、实现总需求总供给平衡，是有局限性的。它只能管束总需求，不能调节总供给，结构调整方面更是无能为力的。我国现在陷入高通胀的泥潭，表明总量失衡的矛盾已经凸显。但深层次的、更尖锐的矛盾，却是近30年超高速增长积累起来的结构全面失衡的矛盾。
比高通胀更严重的后果，是由敞开放贷加剧的银行信贷风险。眼下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显示，各大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均未超过警戒线，尚在可承受和可控的范围之内。这样的成绩得来十分不易。上世纪90年代，国有银行改制之初，当时除中国银行外其他几家国有商业银行从理论上讲都已陷入资不抵债的困境，依靠政府财政注资才避免了倒闭风潮。在“保增长”的旗号下，城市政府平台贷款、房地产贷款、基建贷款等大干快上限时投放，似乎好了伤疤忘了疼。
——民间游资充斥市场，与银行体系内流动性过剩并存，使CPI管理承受双重压力。
在我国金融市场上游荡的，除了银行体系投放的资金之外，还有规模巨大、不受央行监控的民间游资。根据央行的资料，目前银行信贷外的各类融资规模已接近甚至超过全社会融资总量的“半壁江山”，民间游资异常巨大。仅在浙江温州地区，民间游资就不少于6000亿元。它时而冲向小煤窑，时而投向房地产，时而转向股市，时而在古玩市场上兴风作浪，是民间高利贷的主要资金来源，始终牢牢占据民间高利贷资本主阵地。央行抽紧银根，正好给它提供了高利放贷之机；央行放松银根，游资则大规模转战股市。任何调控政策和货币控制措施对它都奈何不得！
——资本项目不开放，为金融市场设置了一道安全屏障，但强制结汇制度却埋下了通货膨胀的隐患。
我国金融业改革实行稳步渐进、分步开放的策略。即先实现经常项目人民币自由兑换，管住资本项目；后视条件许可实行人民币自由兑换。这“一放一管”的政策，使我们有效抵御了亚洲金融风暴的袭击，避免了重蹈俄罗斯卢布大幅贬值的覆辙。
但是，随着我国跃入贸易大国之列，出口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外汇收入大量增长，现行强制结汇制度成为央行被迫增加基础货币投放的重要因素。我国外汇储备已达3.2万亿美元，相应增发的人民币基础货币近20万亿元，2011年上半年新增外汇占款超过19283亿元。在政府实施扩张型货币政策、市场流动性整体过剩的情况下，强制结汇制度火上加油，导致流动性进一步泛滥。
有人说，现在正是开放资本项目下人民币自由兑换的好时机。此言差矣。开放资本市场不能只讲必要性，必须重视客观条件。不顾及客观经济条件的许可，盲目放开资本项目管制，一场严重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将可能把30年建设成果化为乌有。现在，我们处于进退两难的困境，巨额外汇结存已成为沉重的包袱。自转向所谓“稳健”的货币政策以来，一方面收紧银根、收缩流动性，另一方面同时由于外贸顺差扩大、外汇结存规模继续增长，相应地基础货币投放量迅速增加。这种互相矛盾的政策，看来还将持续相当长的时间。
——此轮通胀中猪肉价格上涨是推高CPI的重要因素，6月份猪肉价格同比上涨57％，“猪”成为众矢之的，其实它只是泛市场化的“替罪羊”。
猪肉本是质美味佳的上好原料，民众餐桌上不可一日无肉。但是，这些年它却被称为推高CPI的“祸首”。把涨价的罪名加在猪的头上，实在有点冤。其实，这是泛市场化、自由化惹的祸。
包括种植业和养殖业在内的农业，天生就是特殊的弱势产业。它受人们不可违拗的自然规律支配，受自然条件、生产环境的限制。市场对它奈何不得，政府对它是又爱又怕。纵观西方发达国家，农业早已实现了生产现代化、经营规模化、分工产业化，极大提高了劳动生产力，普遍能够以占比不到5％的农业劳动力供养全国人口。但是，如此高效的农业并未让政府高枕无忧，政府绝不敢草率地把它交给市场。
近30年来，我国的农业和农村发展被引入了误区：一是盲目推行泛市场化政策，天真地认为靠市场就能优化农业资源配置，把弱质产业交给市场；二是推行个体经营方式，造成社会化大市场和个体经营方式的矛盾，加剧了农业生产分散化、弱质化的问题；三是轻率地废止了曾在国际上受到好评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大干快上各类房地产项目、开发区项目导致优质农田大规模减少，失地农民数量迅猛扩大；四是固定资产投资长期向非农业和城市倾斜，原有的农田水利设施年久未修，新项目资金又被“铁公基”挤占。因此，30年高速发展并未改变中国农业的脆弱性，没能使农业摆脱自然和经济周期的困扰。在农地面积不断减少，饲料价格、养猪的水电气暖成本等不断抬升的情况下，猪肉价格的上涨具有客观必然在。将猪列为推高CPI的“罪魁”，实在不公允。
——抑制通胀遭遇险峻的国际经济环境，世界经济环境对我国经济的负面影响已经不仅仅局限于所谓“输入性通胀”。
经历了30年改革开放，我国经济全面对外开放的格局已经形成。从经济运行到产业结构变化、从发展战略到制度法规，都融入了全球一体化进程。世界经济对我国的影响无论在深度、广度上都不可与过去同日而语，甚至当今世界其他国家亦无法比拟。
在全球化背景下，所谓“输入性通胀”问题是躲不过去的难题。2010年以来新兴市场经济体普遍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我国周边邻国相继出现了恶性通胀的苗头，东南亚各国从消费品、农产品到工业品、燃料价格普遍上涨，各国政府正在为此苦恼（《日本经济新闻》2011年4月12日）。我国长期推行“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加工贸易占据对外贸易的主导地位。在国际大宗商品市场被少数跨国公司垄断的条件下，我国作为世界原料、能源、材料的需求大国，完全受制于人，定价权掌握在跨国公司手中。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铁矿石进口国，但铁矿石价格却被三大巨头（必和必拓、力拓和淡水河谷）所垄断。铁矿石成本每吨仅为40～50美元，但现在到岸价已涨到每吨180美元左右。此番CPI上涨的同时，工业品出厂价PPI上涨7.1％，主要原因就在于此。
更令人忧虑的是，美欧等发达国家至今尚未走出世界金融和经济危机的阴霾。美国失业率一直居高不下，7月份高达9.2％；消费不振，市场无起色，房地产行业持续衰退；政府财政入不敷出，两党为提高国债上限争议不休。美国推行的量化宽松政策虽可刺激经济增长于一时，但它的负面影响却在逐渐显露。美国政府正在用各种手段转嫁美元危机和财政危机，面对来自各方面的挑战，美国政府还在千方百计维持摇摇欲坠的美元霸权地位。美联储主席伯南克7月21日坦言：“目前美国和很多国家的经济尚未完全从金融危机的余波中复苏。”英国副首相克莱格7月18日表示，他十分忧心欧元区债务危机可能进一步扩散，担心可能发生新一轮金融危机，并认为“美国因为政治僵局造成的严重不确定性，将恶化金融危机及欧元区十分严重的主权债务危机。”美国是中国最大的出口国，也是中国的第一大债务国，我们必须密切关注美国经济发展的动向与前景。有舆论认为，美国可能步日本后尘，重蹈“失去的十年”的覆辙。
——抑制通胀遭遇30年高投资、高增长积累的加工工业生产能力严重过剩的障碍。总量失衡和结构失衡问题长期并存、互相交织，使抑制通胀面临两难抉择，陷入顾此失彼的困境。
高通胀表明总需求膨胀，供求失衡。要抑制通胀，必须抑制需求，增加供给，求得总量平衡。但与通胀相比，我国经济的结构矛盾却更加尖锐、更加严重、更加突出。结构矛盾最主要的问题，是加工工业和某些原材料工业产能严重过剩。有资料表明，在我国24个行业中，产能过剩的有21个，遍及钢铁、电解铝、铁合金、焦炭、电石、汽车、风电设备、水泥、纺织、电子通讯、服装、玩具等行业。粗钢产量今年可达7.3亿吨，需求仅为4.7亿吨，在建项目约5000多万吨，供大于求2.6亿吨。煤炭需求预计40亿吨，而各地在建项目和规划项目产量为56亿吨。水泥今年计划淘汰落后产能1.5亿吨，约为总产量的1／10。焦炭产量4.04亿吨，需求量约3.84亿吨。电解铝产能2400～2500万吨，实际需求约1500万吨左右。汽车业设备利用率仅为55％，目前全国有汽车整车厂119家、特种车和改装厂292家、车身厂98家、零部件和配件厂3000多家。高速公路、高速铁路建设过度超前，中国高速公路里程是美国的74％，但行驶车辆仅为美国的1／3。
与产能过剩并存的，还有城市房地产业的巨大泡沫。一方面由于房价过高、居民购买力不能承受造成住房有效消费需求不足，城市出现大量的“蚁族”、“房奴”，严重恶化了经济改革的社会环境。另一方面，由于房价连年飚涨，住房投机炒作成风，房屋空置率不断攀高。从房价收入比、房价租售比等衡量房地产泡沫化程度的指标来看，我国已是全球房地产泡沫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已潜藏着爆发金融危机的风险。
产能过剩和房地产泡沫化是近30年GDP超常增长、投资和出口膨胀、国民收入分配长期失衡的必然后果。1979～2009年，我国GDP年均增长9.9％，同期投资率平均为37.75％，比1953～1957年平均投资率高出13.2个百分点，甚至比1958～1978年“二次跃进”时高出7.3个百分点。其中，2003～2006年为历史最高值，平均达到42.4％，创历史最高、当今世界之最。2009年我国投资率比世界各国平均水平高出26.5个百分点，堪称“历史奇迹”！
30年高投资、高增长之所以得以支撑，是以牺牲民众消费、恶化生态环境、过度消耗不可再生资源为沉重、巨大代价的，因而是绝对不可持续的。深陷产能严重过剩的困境，无论紧缩或放松银根，都无法推动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用平衡总量的办法是无法解决结构失衡矛盾的。
与产能严重过剩同时并存的，是人民群众有购买力的有效需求相对不足。30年来人民收入增长乏力，消费需求不足，始终是我国经济久治不愈的顽症。消费乏力，投资上；内需不足，外贸补；出口过多，挤压内需，陷入不良循环。2003～2006年，最终消费率平均降到50％左右，其中2006年降到历史最低点36％。原因有三：一是居民在国民可支配收入分配中所占的比重大幅下降，2000～2009年由65％降到55％。二是各阶层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2000～2009年占人口10％的最低收入人群收入平均增长率仅为7.8％，而高收入人群收入增长率却达到15％。三是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下降。1990年为53.4％，2009年降为46.6％，20年间下降了6.8个百分点。30年来按不变价格计算，我国GDP增长了18.6倍，但劳动者分享到的经济繁荣的福祉非常有限，按照联合国标准贫困人员尚有2.5亿人，“不公平增长”导致普通民众有购买力的有效需求严重不足。
高增长、低收入；高投资、低消费；产能过剩、消费乏力，是不容争辩的事实。30年年均9.8％的高速增长创现代经济史上的奇迹，似乎中国经济具有无限扩张的趋势，不受有限资源的约束，可以不必求助于人们的消费需求，可以不付代价地承受生态环境恶化的压力，可以长期透支国家经济的潜能，让人民大众忍耐两极分化、长期处弱势群体的困境……现在不是有人断言“中国经济还有30年高增长期”吗？
但是，常识告诉我们，人们不会为生产而生产。与人的消费需求相脱节的生产注定要衰亡的。30年来人民群众有购买力的消费需求增长乏力、相对萎缩，与产能过剩的矛盾日渐尖锐。这一社会公认的事实再现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生产无限扩张的趋势和劳动人民有购买力的消费需求相对不足的矛盾。这是发人深省的：为什么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再现，或在某种程度、范围下起作用呢？这应当是理论经济学认真对待、深入研究的新课题。
这个矛盾表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有适应社会生产力性质和发展要求的一面，又有与社会生产力相矛盾的一面。只有正确处理这对矛盾，才能推动我国经济高效、协调、持续发展。
——中国经济正处在一个重大的转折性变化时期，未来可能进入低工资、低增长、高物价、高通胀的特殊阶段，对这一发展态势要有清醒的估计和足够的准备。
在土地及其他经济资源等透支严重的特殊环境下，受货币超量投放因素推动及农产品、劳动力价格及资源品价格上涨的迭加影响，本轮通胀持续时间可能更长，通胀周期终止后物价水平和经济增长态势都将发生巨大的变化，中国经济日前正处在一个重大的转折性阶段。
本轮通胀周期结束后，CPI同比增长率会回落，但物价不可能再降到通胀发生前的水平，仍将维持在高水平上，形成新的相对稳定的均衡价格体系。经过本轮通胀周期后，居民基本生活支出数额将大幅抬升，居民财富将显著缩水，高物价将成为长期影响居民消费水平的制约因素。
本轮通胀发生及治理过程中的资源、货币及物价演变态势将逐步改变中国经济增长轨迹，宏观政策需要充分估计未来经济增长态势转变问题。今后中国经济不可能再像前30年一样持续高速增长，经济增长的需求约束、资源约束及外部环境约束都不断加剧，预计本轮通胀周期结束后中国经济即将进入中低速增长周期。从未来发展前景看，中国不可能复制美国式的低物价、高工资的经济模式。美国拥有美元霸权，可以用无限印制的美元钞票换取全球廉价的出口商品，可以通过各类手段转嫁通胀压力，居民享受高工资、低物价的福利，中国在可预见的未来是无法模仿和复制美国模式的。
未来中国也很难效仿日本、韩国等国高工资、高物价的经济模式。除了经济发展中收入分配格局恶化、劳动者报酬占比持续下降等所谓“中国模式”的自身因素外，还因为中国劳动力将长期持续过剩。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出现劳动力供给短缺、劳动力供求状况逆转的情况实际上是不现实的，高工资发展对中国而言可能性很低。
本轮通胀周期终结后，中国经济最有可能出现的是低工资、低增长、高物价的发展格局，受国内外因素影响还很容易再次现出高通胀问题。经济发展的复杂性、严峻性将会更大，需要为30年高速发展积累的结构性问题缴付巨额成本，生产无限扩张的趋势和劳动人民有购买力的消费需求相对不足的矛盾将长期存在并可能阶段性激化。
目前正处在经济增长态势发生重大的转折性变化的初期，我们需要对这一发展态势有清醒的估计和足够的准备，用更为宽广的视野审视当前复合型通胀及其背后的经济发展模式问题！
几点简要结论：
——我国目前面临的高通胀不是单纯的货币现象，而是在我国特殊的国内和国际背景下发生的特殊的复合型通胀，是多种特殊因素互相作用的结果。宏观调控对策必须解放思想，从西方教条陈规的羁绊中解放出来，依据我国国情寻求新路。
——对付日前严重的高通胀问题，必须综合治理，重在治本。单纯靠货币政策，最多只能抑制CPI涨势于一时，还会加剧我国经济发展中累积已久的深层次矛盾。
——30年经济超常、超高速增长是以无视资源、生态、财经、人力资源承受力为代价实现的，因而是“不协调、不稳定、不可持续的”（温家宝语）。现在是时候了，必须坚定地回到科学发展的轨道。为此，在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经济发展的目的、经济发展战略、经济结构、经济发展模式等诸方面，都要全面转向科学发展观，将相关政策真正落到实处。
——为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全面转型，有必要用二、三年时间进行治理、整顿、调整。在调整期，经济增速应当降到经济、生态、群众负担所能承受的限度，把更多资源用于调整结构和改善民生。调整期GDP下降、企业关停并转，这是为30年超常增长、充当“世界打工仔”不得不付出的代价，但它将换来今后经济协调、高效、稳步持续发展。
——工业产能严重过剩和人民群众有购买力需求相对不足的矛盾，是经济发展中久已存在的主要矛盾。这个矛盾既制约经济发展走出不良循环，又阻碍改革实现共同富裕的大目标，还导致社会不稳定。
——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必须以经济发展战略转变为前提。我国是拥有13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在经济日趋全球化的条件下，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否则就难以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就永远无法摆脱跟在发达国家屁股后面爬行的处境，就只能把改革开放和建设的成果拱手让给他人。最近，有人提出“世界工厂—世界市场”的发展道路，即中国不仅应当充当“世界工厂”，还应当成为“世界市场”。这是一条把我国引上灾难的不归之路！
——中国经济正处在一个重大的转折性变化时期。本轮通胀周期结束后，CPI同比增长率会回落，但物价不可能再降到通胀前的水平，居民基本生活支出数额将大幅抬升，居民财富将显著缩水。资源、货币及物价形势将逐步改变中国经济增长态势，未来中国经济可能出现低工资、低增长、高物价、高通胀的特殊情况，生产无限扩张的趋势和劳动人民有购买力的消费需求相对不足的矛盾将长期存在并可能阶段性激化，中国经济将步入新的增长阶段，对这一发展态势必须要有清醒的估计和足够的准备。
自然规律、客观经济规律是无私的，也是公正的。尊重规律，按照它的要求办事，它就会造福于你；与它对着干，就注定会受到严厉的惩罚！
（2011年7月31日完稿）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400期，网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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