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中国东部的温州市一向被视为中国经济的风向标，这里所生产的打火机和眼镜数量超过世界任何地区。因此，在一些人眼中，有关近几周多家工厂老板“跑路”、拖欠工人工资并留下巨额债务的报道，正是中国经济的不祥之兆。
全球对中国廉价出口品的需求日益放缓，生产成本不断上升，加上债务水平高得难以持续，共同压垮了中国最精明的一些企业主。三周前，有位欠债超过4亿元人民币(合6300万美元)的温州鞋厂老板自杀身亡，构成了一场悲剧。据官方媒体报道，还有90多个老板选择了跑路。
作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中国对外贸易的波动经常被视为全球经济健康状况的指示器——在一些悲观投资者看来，温州问题是中国经济即将迎来硬着陆的迹象。在大多数发达国家可能再度衰退之际，这让全球经济前景黯淡。
实际上，短期内温州的问题不至于引发全国经济崩溃；大多数分析人士相信，中国经济未来几个月会逐渐放缓，仅此而已。
但温州的事态的确表明中国迎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温州发生的事情标志着中国当前的模式正走向尽头，”巴克莱资本(Barclays Capital)经济学家黄益平(Huang Yiping)在谈到中国出口导向、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时表示。“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成功是建立在廉价资本、廉价劳动力、廉价能源及土地的基础之上的；但如今，这种模式已造成了严重的不平衡和效率低下，引发了越来越多的问题。”
这种变化不仅会对这个世界人口第一大国的居民造成影响。过去30年，中国经济实现了年均10%的增长率，使几亿人脱贫。
这一变化也预示中国将迎来一场结构性变化，会影响到长期以来对中国产品越来越便宜习以为常的西方企业和消费者。此外，这一变化将冲击发达和新兴经济体的出口商，这些经济体日益依赖中国对原材料的需求来推动自身的投资和建设繁荣，而这种繁荣正呈现出力竭的迹象。
中国的经济奇迹发端于1978年，当时中国共产党发起了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给予农民有限的产权，并允许他们在完成国家配额之后，出售自己生产的任何产品。此举推动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民收入飞速提升。随后中国又开展更多改革，鼓励大规模人口流动、工业化以及对制造业进行投资——而制造业逐渐为中国赢得了“世界工厂”的名声。
世界银行(World Bank)的数据显示，1990年，中国人均收入比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平均水平低30%。如今，中国人均收入已超过4000美元，达到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平均水平的3倍。
不可战胜的“中国价格”吸引了世界各地的投资者和买家，但它得以实现的前提是无止境地供应廉价顺从的劳动力、实际上免费的土地、国有银行提供的低价便利信贷、以及受到严重抑制的投入成本（如电力和用水）。
但随着近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生活水准显著提升，日益占据主流的观点是，上述公式不但不可持续，而且还引发了环境恶化和社会不平等迅速加剧等严重问题。
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佐立克(Robert Zoellick)表示：“拉动中国疾速增长的因素正逐渐消退：资源已基本从农业转移到了工业；随着劳动力减少和人口老龄化，供养退休者的工作人数不断减少；生产率增速逐渐下降。”
凭借其世界一流的基础设施和现有的国内与国际供应链，中国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仍将是一个全球制造基地。
但在许多领域，最低工资的年涨幅超过20％，土地也变得日益稀缺和昂贵。此外，政府正在减少廉价信贷的供应，并已采取行动放开能源和其他公用事业的价格。同时，新工厂、公路、机场和住宅区的投资热潮，一直以来都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但现在看上去越来越难以为续。
再回来说说温州。温州市新华软包装有限公司(Xinhua Soft Packing)总经理徐川表示，日子很难过。这家生产从塑料瓶到拉链等一系列产品的企业受到了成本上升的冲击，而且现在依靠几年前还算慷慨的薪水根本招不到足够的工人。“我们赚的钱比以往少得多，投入成本上涨得太厉害了，如今很难找到多少能够赚钱的公司。”
徐川的困境，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人口结构特征发生了变化。许多专家认为，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已经过了顶峰，将在未来几年里下降，而实行了三十年之久的独生子女政策也加剧了这一趋势。
另一方面，这也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代价。经济发展推高了几乎所有商品的价格，愿意到工厂或建筑工地辛苦劳作以换取微薄收入的贫穷工人数量也不断减少。
中国领导层清醒地意识到了经济中积累的种种畸变；他们也坦承，这个曾经为中国带来巨大回报的发展模式已经时日不多。“（中国）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近来在讲话中表示。“我们必须加快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加快科技进步和创新，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中国政府在“十二五规划”（时间跨度为2011年至2015年）里多次信誓旦旦地提出，中国将提高国内消费，摆脱经济对出口、尤其是投资的依赖。但中国领导人说要实现这些目标已经说了十多年，而实际结果恰恰与此相反。上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国内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为45%，到去年这一数字下降到了非常低的33%。投资却创下全球最高值，达到了GDP的50%。
巴克莱资本的黄益平表示，“30年前改革启动时，投资率约为GDP的25%，而经济年增长率接近10%；但如今，我们维持着同样的增长率，投资率却占到了GDP的一半。这多少反映出了资本效率存在的问题。”
2008年西方爆发全球金融危机时，似乎出现了由旧有模式发生被动转型的可能性。全球对于中国出口的需求因为那场危机而极度萎缩，在截至2009年3月的一年里，下跌幅度超过了三分之一。数千家工厂倒闭，超过2300万名农民工离开了温州等制造业城市。
作为应对措施，中国政府推出了一项经济刺激计划以减轻出口商受到的冲击，有些经济学家称之为史上规模最大的货币和财政宽松政策。中央政府命令国有控股银行向经济注入天量现金，并指示地方政府加大投资力度以刺激经济增长。结果是信贷推动的投资猛增，尤其是在住宅行业。全国各地的城市里，都出现了成片成片建到一半的住宅楼、体育场和会展中心。
在世界其他国家看来，中国的刺激方案大获成功：将GDP增长率重新推高至两位数，刺激了中国对进口、尤其是自然资源的巨大需求。但对债务和投资的依赖，使得中国政府在其增长模式中发现的种种畸变雪上加霜——并且加大了催生严重房地产泡沫的可能性。
大多数分析人士都同意，如今规模已成全球第二的中国经济，健康程度还不如危机之前，且失衡更为严重，对投资——尤其是对房地产和基础设施的投资——甚至更加依赖。华盛顿智库美国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的史剑道(Derek Scissors)表示，“这就好比中国经济因吞噬了过多的资源而体重猛增，结果患上了肥胖症。”
尽管这种模式可能即将画上句号，但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认为，随着增长放缓，未来几个月中国经济将实现软着陆。周二公布的三季度GDP数据显示，中国经济仍然实现了9.1%的同比增长率。不过即便增长率出现大幅下滑，短期内，中国政府仍然可以选择放松货币政策以恢复经济增长，并撤销为灼热的房地产市场降温和收紧刺激方案催生的信贷的举措。
但中国已不可能再现上一个十年的繁荣景象了——彼时GDP迅速增长，但通胀波澜不兴。相反，眼下的经济增长率可能将降至8%或更低，并伴随着物价的持续上涨——据汇丰(HSBC)预测，2011至2015年中国消费者价格将年均上涨5%，而2001至2010年间的这个数字仅为2%。
此外，鉴于中国是世界众多制成品的全球生产基地，持续的中国通胀意味着全球消费者都将面临物价上升的局面。
中国政府已经确定了需要采取哪些措施，但许多分析人士认为，除了当前的种种努力——改善社会服务、建设保障房和鼓励提高最低工资——中国政府必须采取采取更多举措，以加快经济转向消费驱动的再平衡过程。
“留给中国实施根本性政治与经济转型的时间十分有限，”瑞银投资银行(UBS Investment Bank)的乔治•马格纳斯(George Magnus)表示。“如果不尽快实施这一转型，中国经济将遭受信贷和投资危机，随后增长会显著放慢——近来中国社会不安定事件明显增多、强度和范围显著加大，因此经济放缓对中国而言将尤为敏感。”
译者/何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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