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经济学革命——法国经济学学生请愿领导人雷维奥德访谈录

　　笔者按：本文翻译于2004年，国庆节期间撰写约稿《中国教育部应该从法国经济学的教训中猛醒了》一文时在文件夹中发现。原载《挑战》杂志2003年11-12月号。曾作为附录收录于爱德华·富布鲁克编：《经济学的危机：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最初600天》，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法国经济学的教训”是指：2014年，法国政治经济学会为了对法国经济学教育体系进行实质性的改革，向法国教育部提出在“经济学”以外，另外建立一个新的学科：“经济学与社会”。这个建议得到法国教育部长的批准，但没有想到却遭到把持法国经济学教育的传统经济学家的激烈反对，以至于法国政治经济学会的这种改革动议仍前途未卜。约稿《中国教育部应该从法国经济学的教训中猛醒了》就是应杂志约稿，为这一事件撰写的评论文章(适当的时候将贴到本博客——贾根良)

法国经济学革命——法国经济学学生请愿领导人雷维奥德访谈录

里查德 · 麦金太尔

　　译者按：2003年3月，《南开经济研究》第2期发表了笔者的《专论》：《中国经济学发展的西方主流化遭遇重大质疑》，对“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的情况做了介绍，并对我国经济学发展的意义做了评论。美国《挑战》杂志2003年11-12月号刊载了美国罗得艾兰大学经济学教授里查德·麦金太尔(Richard McIntyre)对法国经济学学生请愿领导人雷维奥德的访谈录。虽然笔者并非完全同意该文的观点，但为了让我国读者较全面地了解这个运动的情况，特将此文翻译出来(译文删略了原注释)。2004年底，高等教育出版社将出版汇集这个运动早期材料的著作：《经济学的危机——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最初600天》。

　　译者贾根良，南开大学经济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2000年6月，一群法国经济学学生在世界范围的网站上发表了一封请愿书。请愿书认为，经济学教学是有缺陷的：数学本身已成为一种追求的目标;新古典传统的支配地位是压倒性的和不公正的;教条的教学方式，不允许批判性的和反思性的思考。其结果是一种自我封闭(autistic)的科学。请愿书呼吁多元化的方法，更多的关注具体的经济现实。

　　请愿书在法国掀起了一场争论，并引起了世界性的反响。2001年7月，剑桥大学博士生发表了“开放”经济学课程的宣言。2001年9月在堪萨斯城，75名经济学家、研究者和学生签署了一封请愿书，支持这个运动。最近，哈佛大学本科生按照类似于法国学生的思路，试图改变Ec10课程(但失败了)，这是一门为期一年的经济学基础课程。

　　在这些批评中，一个共同的主线是，基本上不同意目前占支配地位的经济学教育方法。“post- autistic经济学”认为，支配性的模型假设的是想象的世界，这个世界很少或根本与我们实际生活的世界无关。他们呼吁，除了正统的(新古典)理论，大学还应讲授替代性的理论，如马克思、凯恩斯、制度和演化经济学。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认为，数学过分的权威性和特权要对下述状况负责：它造就了技巧上才华横溢的经济学家，但这些经济学家无视社会学、历史和本学科发展的基本事实。

　　作为一种替代，法国学生建议，使用伟大经济学家如斯密、马克思、瓦尔拉、凯恩斯和熊彼特的原著作为教材，借此推动对经济史的讨论。经济政策史特别是自1929年以来的经济政策史应该得到更大的强调。在学完这些课程之后，使用不同思想流派对当代政策问题进行研究和讨论，如失业、全球化、公司治理、国家在当代资本主义中的作用等。讨论将部分地替代讲授，解决问题是一种基本的教学战略。

　　“post- autistic经济学”的批评对经济政策具有意义，但这些批评集中在经济学教学怎样限制了制定政策时的想象力。在法国，学生们特别关心它对政策制定间接产生的影响，因为他们不想主要地被看作是一个政治团体。

　　post- autistic经济学运动已建立一个网站，并出版了一本著作。在法国和英语世界，虽然这个运动没有成功地导致经济学课程体系发生变革，但它也许已发动了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对经济学教育最活跃的争论。

　　2002年秋到2003年初冬，我是Ecole Normale Superieure-Cachan的客人，在那里，我成了雷维奥德的朋友。雷维奥德在法国post- autistic经济学运动中是一个关键性的人物，他是萨莱斯教授指导的博士生，萨莱斯教授所在的Institutions et Dynamiques Historiques de I’Ecomomie是一个由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和法律研究者组成的一个“混合”研究机构。雷维奥德也在法国巴黎第八大学任教。访谈是在2002年12月的巴黎进行的。

　　问题：首先让我们从这个问题开始：post- autistic经济学运动怎样开始的？你在当中起到什么作用？

　　答：它是在Ecole Normale Superieure (ENS) 开始的。实际上它有两个校区，最著名的那个在巴黎，另一个就是我所在的校区，它在南郊区，即Cachan。我们有几种方式在大学里见面，在拒绝目前经济学课程体系上我们具有共同的看法。我们都属于不同的大学，对美国人来说，这是难以理解的。如果你属于ENS，你可能去the Sorbonne或西郊的Nanterre，但你们都有同样的经济学课程。我们——或我应该说——他们都面临着同样的失望。我要年长一些，那时我已开始教课了。

　　问题：这些人都是本科生？

　　答：是的。这个运动的基本起因是年轻人经受的震荡，这些年轻人在培养精英的高等师范经受两年严格的训练，即在经典预备课程(class preparatoire)上的训练，这两年是使人筋疲力尽的。经典预备课程的人文视野(literary version)训练是进入ENS的通行证，他们在第三年进入大学。对于只进入大学经济学系的学生来说，经典预备课程中得到的多学科和历史课程的训练使他们经受着一种震荡。而且，当你自认为是精英的时候，ENS经济学系以数学为基础的课程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比其他大学更坏。所以，在经济学训练和经典预备课程之间截然的对比使在这里的学生做出了甚至更强烈的反应。

　　问题：这不是一种新的体制，那么，什么事情使它在特定的时候导致了这种巨大的不幸？

　　答：我不是确切地了解这些。确实，某些人关心的是经济学在政治中所发挥的越来越大的作用。发生的原因是不一样的，但它与人们对以下两个问题的关心是联系在一起的：没有限制的全球化和经济学家们所接受的训练类型。人们学习经济学是因为他们想要理解真实世界的问题，但他们有这种感觉：他们在大学中完全丧失了与这些问题的接触。所以他们非常沮丧。

　　那个时候，在一个一半来自ENS、一半来自“正常”学生的小班中，由La Sorbonne主持，推行了一种新的课程体系，其设想是培养经济学中新类型的精英，但这几乎是对现有课程体系拙笨的模仿，因为它甚至更加排他性地是数学的。这使某些人得到了刺激。

　　我们开始相互交流，并决定写一封公开信。我们感到我们必须做点什么——不是我们必定能做什么，而是我们不得不做点什么。那时我正要开始写博士论文，一些本科生朋友——Olivier Vaury 和其他的人——邀请我加入他们的团体。我去了许多大学，以使人们了解这封公开信，并鼓励学生们在信上签名。

　　问题：组织这封公开信签名的大多数人仍在经济学界吗？

　　答：不是的，他们中的某些人仍在经济学界，但大多数人离开了。

　　问题：他们的离开只是自然的磨损过程，还是他们受到了对这封公开信反应的影响？

　　答：我认为，如果我们的请愿成功了，这些人的人生轨迹将是不同的。他们中的某些人转向了社会学，它更多地与经典预备课程中多学科的训练更密切相关。例如，Olivier Vaury现在正作为新闻记者被训练，所以他能在国际机构中工作。他不想进大学，大学太乏味了，简直使人无法工作。你不得不在经济学系获得博士学位，但如果你聪明的话，在经济学系之外，有许多途径可以讨论和研究经济学。有更好的办法研究经济问题，并使他们为公众所了解。这应该是大学所起的作用，但(现实)不是这种情况。

　　问题：大学和官方经济学机构对这封公开信做出了什么反应？

　　答：必须说明的是，所有发生的这些事情是因为我们被看作是精英人物，所以我们才有这种影响。第二个非常重要的一点是，2000年6月，Le Monde发表了该报记者就这个运动所撰写的一篇文章，记者对具有重大影响的著名经济学家如Malinvaud、Cohen和 Fitoussi进行了访谈，因为所有的新闻记者都要读Le Monde，而且在法国总是存在着这种恐惧：大学里发生的请愿将会产生广泛的后果，所以对其保持关注是重要的。再次，由于这种请愿来自ENS，所以它有某种文化影响……

　　问题：因为1968年5月？

　　回答：确实如此，因为象Sartre和 Bourdieu这样的人(请说清他们的作用)。强调这种文化背景是重要的。这个运动开始于ENS，但它很容易和很快地就扩散到了其他大学，很快地这些大学就以支持我们做出了反应。我们也得到了许多教师的支持，但很快就出现了法国经济学官方机构的反请愿，他们说这只是教学法问题，没有什么实质性的问题。

　　问题：这也就是说，得到的反应是：在教学上可能存在问题，但在理论方面没有问题？

　　回答：是的。令人吃惊的是，这种反应直接转向了认识论。他们的请愿书的题目是“保护经济学科学性的反请愿”。所以，他们不是在谈论经济学本身，而是在议论作为一种科学的经济学。真是滑稽可笑!他们提出了经济学的一种定义：提出假说，得出“模型”的逻辑结果，然后用经验数据加以证实，“明显地”，如果理论没有得到数据的证实，理论就被拒绝，正如我们所知道的。

　　问题：所以这是对实证主义的重申？

　　回答：是的，如此的传统。这封反请愿书是由在国外不太知名的人写的，或者是国内普通群众写的，但这封反请愿书以官方经济学机构而闻名。

　　问题：但是政府的反应是发表了Fitoussi报告。对于这个报告，看来您比这个运动中的其他人反应更积极。

　　回答：首先要说明的是，我们能够取得这种成功是难以置信的。这个报告是受委托的，因为政府可能没做任何事情，也因为我们不是真有能力制造大规模的抗议。所以，这个报告给我们这个运动创造了新的机遇。

　　这可能是我个人的看法，但我认为这个报告的内容是性情温和的。我知道，很少有大学的经济学教师去读它。这个报告的好处是对争论的强调。明显地，这个报告采取了相当一致的看法：存在着一种科学或一种共同的经济学语言，我们有共同的经济学工具。这是我们不同意这个报告的地方。但它强调了这种事实：从一开始就需要完整的多学科课程。就目前的现实情况来说，这是一种真正的变化。而且，(这个报告)还说，经济学课程应该整合起来，建立在三个支柱上：理论、技术和经济政策的后果。所以，理论将不得不在其历史情境中被陈述，弄明白它们因何而产生，由什么所构成，作为经济政策，它们提出了什么。

　　目前这些要素在课程中是完全分离的。历史维度不断被削弱。您只要从事数学演算、技术和练习就行了，最后给经济政策的后果留五分钟，或甚至不用提就行。

　　问题：因此，你说Fitoussi报告对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以下简称PAE)的观点做了很大让步，但它确实没有被阅读，所以几乎没有影响。

　　回答：是的，它没有影响。因为它认真地对待教学，所以确实有好的地方。它(即这个报告)的目标不是解决认识论或智力争论，而是认真地对待教学，很明显，这是法国的教授没有做到的，因为他们不把这看作是他们自己的工作。在大学里称呼某人是“老师”是一种侮辱，所以，他们不关心学生学什么和不学什么。大学里的每一个家伙只关心自己的课程，没有真正地关心在此之前和之后发生了什么。

　　问题：但在同时，您的批评远不止这些。要比对教学的批评多得多。

　　回答：当我讲到教学时，我不是指教学技巧，我指的是完整意义上的教学。你要注意授课的对象，你想要他们了解真实的世界正在发生什么，你也想要他们知道某些智力背景，领会文化，等等。我认为这才是教学的含义。Fitoussi报告强调争论，对目前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挑战。这需要教学改革，不可能使严肃的教职员工没有痛苦。

　　问题：所以教学法与理论的问题是联在一起的。这是法国学生普遍的看法，还是一小部分人的观点？

　　回答：可以确信的是，大部分法国学生对他们所学的感到厌烦。再次可以肯定的是，在高校具有经济学背景的学生，要么离开经济学，要么屈从现状。某些学生实际上比他们的教授对文化有更多的了解。他们熟悉马克思、凯恩斯和熊彼特，他们熟悉对经济生活更广阔的解释。他们具有社会学的某种思路，某些基本的历史事实，明显地在大学的经济学中你不需要这些。

　　但是，对这类问题很难有一个普遍被接受的答案，所以个体的解决办法常常是可行的。如果提供了不同种类的经济学课程供学生来选择，那么，许多学生将选择宽广的经济学方法。但是，当然现在不存在这种选择。

　　当我们去各大学寻求支持时，我们发现许多一年级的学生受到了课程的蒙骗。但是，大约一半的一年级学生存在失败感，因为课程太困难了，因为他们不感兴趣，因为在法国提供给学生的物质环境是贫乏的。所以，从二年级开始，他们知道他们不是真正的想学任何有用的东西，但是现在他们已上完了一年级，所以他们只好像任何课程一样参加考试。如果他们仍想了解经济现实，就读报纸好了。我们与重点大学中的许多学生进行了座谈，他们中的许多人说，“是的，我没有学到我想学的东西，在这里我浪费了时间。”

　　问题：在我看来，顽固势力拒绝倾听这类批评。我不认为这必然是因为他们具有坏的信念，而是他们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观察世界。不管美国和法国的正统多么顽固，您们的运动希望达到什么目标？

　　回答：在某些大学中，我们的斗争仍在继续，至少为了现状变得不是更坏。这是这个运动的主要成果：存在着反击。总是有人要战斗，因为他们是凯恩斯主义者或马克思主义者，因为他们仍想讲授经济思想史课程，等等。所有这些人都感到孤独。因为我们的运动，他们感到他们不是孤立的，存在着外部的生活。这可能给予了他们更多的力量。

　　明显地，在经济学系内部推动变革是非常困难的。另外的答案是从其他的地方来做，或者是在大学的其它系，或者通过写书。它给人印象深刻，经济学家们应该思考ATTAC设法要做的事情。实际上成百人听他们的经济学课程，他们想知道什么是股票交易、什么是全球化——对这些问题有巨大的需求。我们不得不找到能做这些事情的地方，这是我们的目标：经济居民。

　　问题：在PAE与ATTAC之间存在着任何形式的正式联系吗？

　　回答：没有正式联系，虽然有某些共同的成员。ATTAC有一个清楚的政治路线。我必须说，我们的请愿是如此和蔼和柔和。当你读我们的公开信时，就知道这是普通的常识。我们只是说，走的太远了，数学太多了，太依赖权威了，没有足够的现实。我们只是为多元论辩护;我们真正的思路是，我们知道经济学中的每一个问题都是充满争议的。我们想要各种各样的观点在大学里都能展示自己，这是大学应该做的事情。这多少是开玩笑了，但我总是说，我比较喜欢一个学生成为货币主义者或哈耶克式的人物，因为哈耶克研究了各种理论，他知道为什么，知道其他理论。我喜欢这样，而不是目前的状况，现在人们必然不被他们被教的东西所说服，他们对怎样独立思考没有思路。

　　问题：如果这是通常的感觉，那么，为什么你认为对它的抵制是如此地强烈？为什么这类批评总是遭到闭门羹？

　　回答：目前大学中的人遵循的是他们年轻时的规则。当你要理解这实际上是一种什么状况时，有许多要说的。大学外的人应该知道，我们作为一群请愿的年轻人，根本就没有从年轻的经济学家们那里得到什么启发，就我个人而言，我更喜欢年长一些的经济学家，因为他们是在马克思和凯恩斯仍认真地被介绍的年代受到训练的。总的来说，年轻的经济学家们确实擅长计量经济学技巧和形式化建模，但他们完全缺乏基本的历史和智力背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使人厌烦的。在这个问题上对他们是没有什么可以指望的。

　　特别是在法国，教学一点不被奖赏。所以，当你每年在微观经济学能做同样的练习，如果你放弃它是愚蠢的。正是这么容易。相反，如果你想讲授股票交易，你将不得不每年变换教学内容。

　　对许多人来说，即使不是很喜欢正统经济学，他们也没有足够强的感觉提出替代性的观点。所以正统的支配地位是在于人们自身。没有人愿意冒险做某些不同的事情，因为他们认为，他们没有同正统一样好的替代性的理论。

　　问题：它是一种令人惊异的捍卫（或辩护）——我们有明显是错的东西，但我们没有任何别的，所以，我们将坚持错误的东西。

　　回答：确实如此。这就是格里恩起作用的地方。就个人品德而言，他是非常罕见的，他做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他深入到正统经济学的核心，指出了逻辑问题所在，说明了不仅正统经济学的假定是虚假的，而且，它的理论也得不出自称的结论。

　　问题：我认为《PAE通讯》上对格里恩的反应是有趣的，甚至那些被认为是同情PAE观点的人，也发现有必要捍卫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某种地位。对此您有什么看法？

　　回答：我对Bruce Caldwell的反应感到惊异，他是这样令人失望!在反对的方面，有Peter Dorman极好的文章批评了Caldwell，非常清楚地解释了他是怎样的教条主义，论证了“以问题为核心”的经济学，这是我们完全支持的一种思路。Joseph Halevi也明确地支持格里恩。

　　这是在经济学与宗教之间的一种斗争。人们相信存在着一种伟大的理论。正是这样一再保证，即使不是真正如此。对于经济学家们来说，承认这一点是非常困难的：至少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除了凯恩斯或者也许马克思以外，我们没有一种经济生活的通论。我们确实没有。这是斯蒂格利茨在不完全信息所做工作的结果。甚至一旦你在信息上有点不完全，结果就是不确定的。你真的不知道经济将走到什么地步。

　　所以，经济学家们只是因为信仰才墨守正统经济学的。这是与社会学的重大差别。社会学没有宣称他们拥有一种关于世界的通论。他们有家庭社会学、工作社会学等等。这是经济学的前景，越来越裂成碎片，最近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亚玛迪尔·森、斯蒂格利茨和 Daniel Kahneman就显示了这一点。这些人的工作表明，我们不能把实证和规范问题分离开。当信息是不完全的时候，市场协调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信息总是不完全，甚至在非常简单的状态中，人们也没有作为纯粹的利己主义者行动。所以，在这些批判之后，正统模型能留下什么呢?没有多少。

　　问题：如果你想捍卫经济学的职业，难道你不认为这种行当正处于改进中，问题被认识到了，也被处理着，你们年轻人得等待，事情正向好的方面发展。

　　回答：我认为，这个时期比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要好。但是，给人印象深刻的是，主流经济学消解大量批判的能力。因此，说是不错，是的，你将不得不在你研究的头十年都做数学，然后你可以研究配给问题和不完全竞争。但是，到那时当你读到斯蒂格利茨就目前经济问题所说的东西，(你就会感到)它实际上是非常简单的。这确实只是凯恩斯学者关于预算政策效应的常识;当存在衰退时，限制信贷不是好的想法。克鲁格曼也是一样，谈论这些可能是非常不尊敬的，但当你明白这些非常著名的经济学家就目前经济问题说了什么时，当他们所说的没有什么新意时，你很难相信他们得到了这么多的赞赏。

　　问题：然而，存在着另一种观点。我想起当森获得诺贝尔奖时，我们在我所在的大学举办了一个论坛。那时给学生解说森所做工作的人以下述说法开头：你不得不承认，森通过使用非常“硬的”和精确的理论模型得到了所有这些结论，所以，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说，森是一位科学家。如果你仔细阅读斯蒂格利茨的东西，真正要说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落后于时代，如果他们有新训练的更好的经济学家，事情会好起来的。在他的教科书中，前十章仍然是完全竞争模型。对学生们来说，这是非常难的，因为当他们学完第十章并合上书说，实际上这并不存在，学生们筋疲力尽。所以，我们也许应该停止讲授这些，只是停止。

　　回答：我们是温和的。我们一直在说的是，给予正统经济学的时间应该大幅度削减。替代性的经济学应该具有与正统经济学同样的地位。就斯蒂格利茨的教科书而言，使我难以置信的是，像所有其他人一样，他也把人引入了歧途。他没有提供真实的理论。它是孩童类经济学，一种虚构的故事。格里恩是完全正确的，微观经济学没有解释价格从何而来。协调确切地怎样发生?这些被假定是微观经济学的基本问题，但实际上它们并没有被揭示。

　　斯蒂格利茨现在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说的不是新的。许多人长期以来就一直这样讲，但因为是从斯蒂格利茨口中讲出来的，所以才被严肃对待，这说明，经济学被信念和权威所支配，不是推理的。讨论这些事情，你不需要新的信息经济学，只要知道，如果对所有事情放松管制，或者你在不存在市场的地方妄求市场，你将有可怕的后果。

　　反过来，令人惊奇的是，这些政策支配的时间怎么如此之长。博耶常说，世界上的所有经济学家在他们自己的计算机上都有一个模型，这个模型以来自美国的参数为基础。

　　就森而言，我们不应该忘记，他获得诺贝尔奖在形式上是因为可能没有人知道的高度技术性的工作，但他得奖实际上是因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规范经济学，或社会选择理论。森所做的一件好事是把常识带回了经济学。当他研究经验问题时，森实际上没有使用形式化的、技术模型。正如我们这个运动一位积极的成员——Benicourt——所说，实际上有两个森：一个是发展了形式化模型的，另一个是研究灾荒的，等等。当我们读他的许多书时，更像是读社会学的书，非常简单的推理。在他的政策药方中，他强调了生活中非常基本的事情——成为识字的人，正如他说的，“没有羞愧地出现在公共场合”。我与森的关系是策略性的，他给了你某种武器，但不是发展了某种真正新的概念。毕竟他有关真正自由的思想是属于马克思的。

　　问题：森给马克思作了注脚。

　　回答：是的，这在今天是不平常的。但与森真正的联系是斯密，这是我们喜欢讨论斯密的地方，但不是太多的看不见的手。当然，当你思考斯密的著作时，它的思想主要是自由的，在法国和欧洲这个术语上，但它更是有辨别力的。特别是当他讨论劳动市场和国家作用时，它是完全与教科书的漫画相对立的。所以，要理解斯密，你不得不真正地读他的著作。

　　问题：看来导致法国学生在特定时间造反的情境是特别法国式的，但事实上对经济学中更一般的问题存在着反应。

　　回答：情境是非常法国式的。对于集体行动的发生来说，你总是不得不具有特殊的情境。但是，如果你浏览1997年《美国经济学与社会学杂志》上的一篇文章的话，结果是难以置信的。大多数人认为，发表在美国“顶尖”经济学杂志上的文章对社会没有任何用处。他们也承认——当然那是明显的——甚至是博士候选人读懂这些杂志上的许多文章也是困难的。

　　由《PAE评论》的编辑福布鲁克发起的创意的成功(指创办的网站——译者)，说明了这些问题是世界范围的。

　　今天的经济学已分裂为两部分：相互没有交流的高度技术性的亚学科;目标是普通公众的经济学。不存在一致性的观点。出版著作的经济学家或多或少是异端的，例如，在法国，出版著作的是博耶和阿加利塔这些人。

　　在反请愿书上签名的人或者只出版教科书，或者发表让其他经济学家阅读的幻想的作品，或者写不出什么，因为他们对现实没有什么可说的。

　　问题：让我来说另一种愤世嫉俗的观点。加尔布雷斯总是说，正统经济学只是为权力体系辩护的。也许有权力的人从经济学专业中获利了，所以没有什么可说的，因为这阻止了他们研究真正的经济问题。现在，明显地不是这么简单。但是，你在这种阻止变化的力量中看到了那些政治和经济利益？

　　回答：可以确信的是，在没有进行的、人们没有做的和教师没有教的情况下，产生了真正的政治和经济后果。我对教学的基本批评是，对于学生在日常生活和专业上的独立思考来说，教师没有提供允许他们这样做的智力背景。我们要求的是学生面对真实的数据，面对不同的理论，考虑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制度环境。我的梦想是，在大学里组织不同的思想流派——例如，凯恩斯的和古典的——就今天欧盟的宏观经济政策进行讨论。这是我们在三、四年级能够对付的问题。在做了这些事情之后，即使他们以后没有成为经济学家，他们也学会了独立思考，处理数据和评估理论观点。这些都是有价值的事情，不这样做是古怪的。

　　在我自己的教学中，做这些事情是自由的，因为我供职于一个欧盟项目，而不在经济学系。所以，今年在我引言性的经济学课程中，我问学生他们想学什么，相当比例的学生说他们想研究马克思。他们听说过马克思，但从来没有读过他的著作，他们想要知道，马克思的著作讲了什么。现在，在经济学系，你从不能看到一位经济学学生说这些，因为如果在课堂上说，“我想研究马克思”，他被看作是愚蠢的，这是多大的笑话啊。

　　所以，我决定把历史事实和马克思的原著提供给学生。在六次或七次的课程上，我指导他们阅读马克思、瓦尔拉斯、加尔布雷斯和凯恩斯的著作。他们的一些人不喜欢，但大多数确实喜欢，并设法跟上，这就是我所指的教学。你不得不阅读原著，面对各种解释，了解历史背景。在经济学系之外，历史怎样被阅读是印象深刻的。历史是重要的、批判性的资源，以致于可以说其他政策是可能的。重要的是要了解，在过去，人们是怎样对经济问题尝试不同的解答。对于当代欧洲的建设和对付法国的失业，这也是重要的。例如，你不得不真正地了解，凯恩斯曾经一度被看作是愚蠢的和错误的，然后他的思想变成了正统，后来再次丧失了追随者。所以，你不得不深入地了解，存在着争论，某些学派在某种时候获胜了，但又被逆转了。

　　在法国大学不讲授这些的政治后果是使我们处于糊涂之中。遗憾的是，经济学家们有这么多的自由，但他们没有使用它。这包括持有异端观点的人，他们说，“我教一年级学生，我对他们产生不了影响”。正如西蒙所说的，给年轻的和易受影响的心灵教授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真是一种耻辱。当然，解释那种理论的核心，你确实不需要数学，可以在短时间内做到。所以，我不明白那些声称反对主流理论的人在课堂上怎么保持虚假的中立，这恰好支持了正统经济学。

　　问题：显而易见地，你不相信或不打算对下面这个愤世嫉俗的假说做出评论：拥有政治和经济权利的人从经济学家们驱使学生远离真实问题的研究中得到了利益。所以，给定你做出的温和的但深远的批评，目前你们在这种事情上做什么，在这条道路上，你希望做什么？

　　回答：如果我有时间和资源，我打算追踪不同的经济理论对实际生活的影响。这是一个团队而非个人的项目，它需要社会学家和计量经济学家之间真正的分工。通过这种经济社会学的研究，我们可以翻阅所有OECD的论文，考察对福利国家的批评是怎样开始的，理论观点是什么，使用了什么数据，推荐了什么样的政策，弄清所有这些方面怎样影响流行舆论的。

　　我的博士论文是论欧洲就业战略的，我试图说明，这种具有某种优点的战略——如与社会排斥进行斗争和给予失业者更多资源等——来自这种事实：它完全受自然失业率概念的支配。我试图说明，这种理论思想或明或暗地驱动着就业战略。我试图说明，像自然率这种理论观点怎样支配了哪个时期的常识，怎样限制了我们对付失业可以做的事情。

　　甚至我们的支持者也常常告诉我们，毕竟这只是大学，我们不应对它所教的东西过多地担心。例如，甚至格里恩不相信，虚假的理论会有实际的效果。这是我与他们产生分歧的地方。理论是虚假的，这确实不成为问题，但它们仍有明显的效果。当然，大家都知道，20世纪上半叶的劳动市场存在危机，它只有通过战争才结束。我们也知道，二战后有很低的失业率。严肃的、有头脑的人仍可以说，为了对付失业，我们不得不放松对劳动市场的管制，因为实际工资没有足够的灵活。今天的法国劳动市场比20世纪70年代有了更大的灵活，但失业仍总是在上升。

　　事实上，我们现在比20世纪70年代更富有了，这是好消息。我们需要越来越少的人生产商品和劳务，但我们没有发展分享工作和财富的制度。失业问题真的惊人的简单，只是分享。你不想分享你的财富?

　　问题：也许到了酒吧间工作的人回家的时候了。

　　回答：我真的不理解在这背后你所谓的政治问题。

　　问题：我指的是，如果经济学的目的是使不公正的体制模糊，给它蒙上一层无知的面纱，那么，经济学确实是在做一件好的事情。在这个意义上，这种职业是非常健康的。我不同意一种简单的阴谋理论，但看来是明显的，保持一种领年金的人这个词从不出现的经济学教育体系是好的——例如，对领年金的人来说是好的。我们简单地没有讨论这种事实：这种体制部分地被组织允许某些人靠不用生产积累的财富而生活。

　　回答：我也不同意阴谋理论。我想要说的是，学者不是非常有勇气的人。我对于那些在他们的工作上完全安全的人感到失望，他们有智力和文化资源批评这种体制，但他们不为之所烦恼。所以，他们客观上帮助了这种体制。批评是令人厌倦的。

　　当然，也有例外，如法国的Nikhinoff或博耶，但这仍是少数。许多其他人可能是更批判性的，我认为他们只是缺乏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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