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主义与当今的世界政治经济学

帝国主义与当今的世界政治经济学

    
                     
    这里刊登的是卡利尼科斯发表在《批评与解放》杂志第5期的文章的一部分，他谈到了现今资本主义危机中和现行的世界金融结构的框架内帝国主义的概念。指出19世纪英国帝国主义产生后帝国主义国家的相似与差别，德国的作用和上个一百年美国霸权形成的进程。他在文章中强调冷战结束后美国帝国主义的特殊性和21世纪初世界地缘政治中新的角色以及它们互相补充或是竞争的关系。其中包括美国和中国的关系的现在与未来。
    美国帝国主义的特性
    罗伯特•瓦德认为，霸权主义的大国想成为当今世界上主权国家、国际市场和资本主义经济的“罗马皇帝”。为了不致经常施展它的军事力量，它有权通过霸权采取行动，而不是通过强制，其余的国家则应当考虑它的统治是建立在共同意义基础上的机构安排的结果，认为这是“公正的和平等的”。如果霸权主义大国能坚决创造一个国际市场准则的框架，以维护它的利益，那将建立什么类型的制度？
    瓦德设想一个不实行金本位的“国际金融结构”，采用霸权主义大国的货币作为国际储备的主要货币，它的市场在国际金融界占统治地位，只有私人资本与国际市场结合，没有进出市场的障碍，这一切都在类似于美国合作社的国际组织的团队的监视之下，赋予多边主义合法的地位，但是霸权主义的大国可以通过确定准则和有效的封锁控制这些国际机构，确定它们是“一支大军，以便能够支持它用强力实行的霸权”。世界的金融结构使得美国可以资助一支压倒性和“廉价的”军事力量。
    其结果如下：国际经济的这一结构使美国人的消费大大超过这个国家的生产，使美国的企业和资本迅速地进入其他国家的市场，在短期内使利润最大化; 在几十年里实现世界其他地区的技术收入的净流动，因此增加对美国企业进行革新的刺激，通过表面上独立于政治权力的市场力量加强美国对其他国家的地缘政治统治。美国的社会科学家向公众解释在这一切的背后是一个非结构性和没有代理人的全球化进程，严格的技术变化减少了时间和距离，造成所有的国家包括美国失去权力和市场。美国不希望其他的国家认为在已经建立的框架内的全球化提高了美国军队和民用部门的能力，与此同时所有其他国家的能力下降了。
    这种思想的经历符合当代美国的霸权，它如同是一副手套。瓦德开玩笑的说法的弱点是在具体情况下过于看重“当前的国际经济结构”。因此在50和60年代布雷顿•伍德时期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和地缘政治上的优势地位比现在高得多，那时美元受到黄金的支持; 英国的霸权也曾意味着金本位的普遍化。另一方面，美元作为国际储备的主要货币是一把双刃剑。但是当代跨国公司的结构和机构特别努力使美国的资本主义占优势。
    布伦内的问题是，关于发达的资本主义世界，帝国主义的扩张导致了帝国主义之间的对立，在1945年之前引发了战争，为什么之后没有发生这种情况？对于欧洲、日本和东亚的大部分，在战后的大部分时间为什么美国的霸权不能具有帝国主义的方式，也就是说没有实施它的政治权力以便巩固、加强已经存在的经济优势并长期维持？
    回答这些问题需要考虑到美国和其他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利益。美国资本主义的特殊结构和在世界上的分量赋予它统治和引导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能力，没有建立一个传统的领土的帝国：非领土的开放的帝国主义更符合美国的利益。但是布伦内提出的问题是美国的霸权对服务于美国资本的利益没有发挥作用，它反对那些建立在发达的经济基础上的资本。有人认为美国的霸权活动是为所有美国的和外国的资本创造获利的条件。
    西蒙•布朗雷在谈到美国对伊拉克的侵略和战略时认为，美国在伊拉克现在寻求的控制这个国家的方式是对资本开放，在许多国家与企业之间进行交流。这不能被看成只是一种经济上的战略，而是霸权衰退方式的一部分。相反，美国利用它的军事实力设计一个地缘政治秩序，作为它偏爱的世界经济模式的政治基础，即日益更加开放和自由的国际秩序。美国的政策是要建立一个开放的国际石油工业，在这里由大的跨国公司控制的市场支配资本和原料。美国的国家权力施展不仅是为了保护美国的企业和私人消费需要的利益，而且是为一个世界石油工业市场创造普遍的条件，其前景是作为主导的经济能够通过贸易的交流满足他们所有的需要。
    这里有三个不同的问题需要强调。首先，美国采用非领土的帝国主义的形式，其基本规则一般来说是一个自由的开放的国际秩序将有利于在美国投入的资本。其次，为了使美国的霸权稳定地起作用，必须在所有的情况下确保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重大利益。第三，最低限度不明显的是美国建立的机构和实行的政策对投入在美国和其他国家的领土的资本的利益是中立的。在历史上有两个时期（1945年以后和到冷战结束时）美国的相对实力更强大，这个国家短暂地放弃它的优势，对其他国家做出重大的让步，目的是建立一个国际的“机构的秩序”，从长期来说使所有的国家的利益最大化。伊肯贝里指出，在稳定的秩序中权力的转移是相对少的，多数向机构转移。这正是更发达的机构秩序的特性所带来的结果。
    但是这种说法没有完全解释向机构转移权力是如何分配的。有两种情况对其他国家来说美国付出了高代价。首先国际金融结构的活动有利于美国的资本主义。美国利用70和80年代金融的不稳定，特别是1979年的“博尔克休克”以后，博尔克曾是美联储的主席，他明显地提高利率，对美国和世界的经济实施强硬的货币纪律，以便建立一个他所说的围绕美元的“华尔街”美元制度，尽管现在是一种纯信用的货币，没有金本位的支持，该制度作为国际金融系统的中轴保持下来，华盛顿利用这一优势在全世界推行对美国投资银行和跨国公司的利益有利的新自由主义政策。这样，克林顿政府造成与英国和德国的很紧张的关系，特别是在处理1994-1995年墨西哥金融危机时向7国集团施加压力，目的是领导工业国家提出主要对美国投资者有利的一揽子拯救措施。显然，克林顿政府在东亚1997-1998年危机期间封锁了日本建立一项限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能力以便处理危机的亚洲货币基金的建议。美国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起推动亚洲国家的政府实行为了削弱所谓“朋友的资本主义”而设计的经济自由化的政策，以便回到更多美国资本渗透和影响的经济。东亚国家保持国家与银行、私人公司密切的关系，这是东亚国家的经济模式。罗伯特•瓦德和弗兰克•维内罗索在分析这场危机时指出，“华尔街-美国国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复合体的目标是强调国际金融机构与美国利益的联系。
    克林顿政府时期另一个重要的事例是首先扩大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然后将欧盟扩大到中欧和东欧。这项政策违反了苏联最后的总统戈尔巴乔夫与德国总理科尔、美国国务卿贝克在1990-1991年谈判中达成的协议，该协议允许德国的统一，保留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以换取安全，按贝克的话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现在的管辖范围将不扩大到东部”。在克林顿政府违反这项承诺的背后，民主党主要的地缘政治思想家布热津斯基明确地表达了东扩的想法。他的理由是“为了将世界的民主扩大到欧亚，欧盟是美国势力与一个潜在的跳板之间的欧亚之桥”。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欧盟向中欧和东欧扩张的结果就是扩张美国的势力。布热津斯说，“如果欧盟变成一个地理上更大的共同体……如果欧洲将它的安全建立在与美国不断结盟的基础之上，那么可以推断中欧更加没有掩藏的部分不能排除在分享欧洲其他部分通过‘跨大西洋聪联盟’共享的安全”。斯蒂芬•科恩将美国对俄罗斯真实的政策说成是“不能缓解的利用”，体现的是胜利者从俄罗斯991年后的软弱中带走一切的作风，包括日益增加的美国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军事基地对俄罗斯的包围--在它的边界上或边界附近已经建立或将建立的军事基地，至少是在前苏联14个共和国中的一半国家这样做了，从波罗的海、乌克兰到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和新的中亚国家。结果是由美国建成了一道铁幕，使俄罗斯与美国的关系重新军事化，同时也引来因为普京莫斯科执行一项更果断的对外政策。华盛顿的战略的危险在2008年俄罗斯与格鲁吉亚之间爆发的战争中广泛地暴露出来，此前由美国和以色列训练和装备的格鲁吉亚军队企图夺取由莫斯科保护的南奥塞蒂亚的飞地。
    在大力神支柱上的世界资本主义？
    在讨论利润率下降的趋势和反趋势的时候，格拉姆西认为，当整个世界的经济回到资本主义和达到某种发展的水平，那就是世界资本主义的经济“移动的边界”转到了“大力神”的支柱上了。这在今天已经是共同的地界。托马斯•弗里德曼乐观地断定全球化“正在压平世界，使世界变小”，因此受到越来越多的推动，不仅是个人而且是更加多样化的团体的推动，世界上所有的角落的人的推动。《金融时报》特别提到2000年中期信贷泡沫期间围绕着新兴市场的热情，特别是在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
    如果我们想准确地了解帝国主义在将来的演变，理解今天世界经济所处的世界环境就是重要的事情。国际关系主要的理论从冷战结束以来曾试图解决地缘政治格局的问题。结构论的现实主义者急忙预测表面上的单极的形式，苏联垮台以后的国家制度纯粹是一个过渡的阶段，在这个阶段里美国的优势地位促使形成一个联盟，寻求形成一个对美国的平衡局面。肯内斯•瓦尔茨在1993年就写道，其他国家寻求或是想得到的回答是试图实现对美国的平衡。现在这种事情发生了，但是有所摇摆。的预测是正确的，美国面对的是不要形成这种联盟，但在当时不可能确定它的发生。“现实主义的理论预测被中断引起的动荡某一天将会恢复。社会科学的理论有其局限性，不能确定什么时间发生”。
    威廉•沃尔福茨忠于现实主义的结构性前提条件，他认为1991年以后的单极格局代表着一种稳定的架构，而不是一个暂时的时期，因为美国的能力不论是硬性的或是软性的都比其他任何任何权力的能力大得多，欧洲和东亚地缘政治上的分裂将使任何其他的国家实现政治上的集中和挑战美国霸权必须的资源的集中变得困难。
    根据这种解释，经济关系只会影响到物质的能力，因此也影响到国家相对的权力。相反，自由派的国际主义者认为世界资本主义现代经济的发展已将国际贸易变成一种十分积极的博弈，使拥有自由主义的和资本主义的国内政治结构的国家受到进行合作的鼓励，并使这种合作机构化，其结果是大幅度减少它们之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正如安德雷•莫拉维西克重新认定的国际关系中自由派的理论，“最近500年世界发展与人均占有更多的财富、民主化和教育制度有密切的关系，这些加强了新的集体的认同感，为跨越边界的经济交易提供更多的刺激。现实主义的理论没有认同这些变化有任何理论上的重要性”。在这里自由派的国际主义与经典的马克思主义之间有重叠，没有提到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学如同一种零和游戏：在合适的条件下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力有活力的发展既可以可以增加利润又增加实际的工资。这些条件是发达经济体在很大程度上在50和70年代大繁荣期间获得的。另一方面，这与世界资本主义的霸权的观念不相称，霸权主义的大国提供公共资产（如一个稳定的国际倾向制度）使其他国家受到刺激以便进行合作与顺从。但是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汇合只是部分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将资本主义的概念看成是一个内在矛盾的和不稳定的进程，靠对领取工资的劳动的剥削而建立的，是破坏性定期发生危机的罪魁祸首，是不平等发展制度的创造者。任何对当代世界经济诚实的评价不得不接受为资本主义确立的这个观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是英国工党的成员、英国牛津大学的博士、纽约大学政治学教授、伦敦一欧洲研究中心主任）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415期，摘译自2011年9月15日西班牙《起义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