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科茨：金融化与新自由主义

金融化与新自由主义

    

    2011年5月美国著名左翼经济学家大卫•科茨委托本刊发表其文章《金融化与新自由主义》的中文版。该文系统地分析了什么是新自由主义、什么是金融化以及金融化与新自由主义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指出，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的金融资本与当前的经济金融化存在非常大的差异。还指出，当前资本主义正进入新自由主义终结而重建新体制阶段，其走向值得关注。文章内容如下。
    一、引言
    自1980年左右开始的新自由主义时代迄今已超过1／4个世纪了。关于新自由主义至今仍存一些尚无定论的议题，其中之一就是它与“金融”在经济中日益增长的地位之间的关系，此处所指的经济是指与新自由主义相伴生的经济。本文的目的就在于尽力促进我们对这种关系的理解。
    人们普遍认为，金融在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中日益增长的作用和影响力可以用来解释新自由主义崛起的原因。根据杜梅尼尔和列维的观点，“新自由主义表达了一个阶级对于金钱和权力的欲望，这个阶级包括资本所有者及其权力机构。我们将之统称为‘金融’，而他们则以此为平台获取阶级利益和阶级权力……”。一些分析家将“金融统治”的出现视为根本性发展，认为它不仅解释了新自由主义秩序的形成，而且还解释了这个时代与之相关的全球化形式。
    本文将提出一种不同的看法。在我们看来，用“金融化”的概念取代“金融统治”的观念，能够最准确地把握近几十年来金融在经济中的地位变化，能够更好地揭示金融在经济活动中的扩张性作用。这里将要说明的是，近几十年来推动金融化进程的直接原因在于新自由主义的重构，而并非金融化导致了新自由主义的产生。但是，金融化也有与新自由主义无关的更深层次的根源。对金融化与新自由主义之间关系的这种解释，澄清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的金融统治和当前新自由主义阶段的金融化之间的巨大差异。
    除引言外，本文结构如下：第二部分将运用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结构阶段性波动的社会积累结构理论，阐释什么是新自由主义；第三部分将解释什么是金融化；第四部分将考察金融化和新自由主义的成因以及两者之间的内在关联；第五部分基于我们对金融化与新自由主义之间关系的解读，将阐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金融统治与新自由主义时代的金融化之间的差异；第六部分将作总结性评论。
    二、新自由主义与社会积累结构
    自资本主义诞生几个世纪以来，其特殊的制度模式一直在发生阶段性变化。我们可以将新自由主义理解为资本主义的最新制度模式。社会积累结构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结构的阶段性变化。社会积累结构在这里被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持久的资本主义制度结构，它刺激了盈利并为资本积累提供了一个框架。
    根据社会积累结构理论，每一种社会积累结构都能有效地刺激盈利达几十年之久，但这种刺激作用到一定时刻就会停止。而这将会带来一段时期的危机，最终将导致一种新的社会积累结构的出现。各种社会积累结构存在于全球化资本主义的不同阶段中，也存在于不同的国家中，尽管这些国家会有一些制度上的差异。
    二战后的资本主义社会积累结构的构建完成于20世纪40年代后期，其积极作用一直持续到1973年。这种积累结构的特点在于，在多个国家乃至世界体系内积极的政府经济调控、完善的福利制度、重要的劳资合作以及大企业间的合作式竞争模式。与战前政府较少干预经济、个体在很大程度上自主活动的特点相比，战后的社会积累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由于政府角色显著变化而形成的历史性突破，战后体制往往被称为“调控的资本主义”。
    1973年前后，战后社会积累结构步入危机阶段。20世纪70年代后期，一种新的社会积累结构在美国和英国初见雏形。由于其主要特征类似于大萧条前的“自由市场”版本的资本主义，因此，它被称为“新自由主义”。在世界大部分地区（但是不包括美国），“自由主义”意味着政府应该置身于经济之外。
    新自由主义的社会积累结构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完全建立起来。这种积累结构较之此前的社会积累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并表现出如下主要特征：清除商品、服务尤其是资本在全球经济内自由流动的障碍；政府不再扮演引导和调控经济的角色；国有企业和公共服务私有化；削减政府的社会福利计划；向累退的税收政策转变；从劳资合作转变为在政府帮助下的资本单方统治；以自由放任的竞争模式代替大企业间合作式竞争模式。总之，新自由主义对所谓的“自由市场”顶礼膜拜，而对政府关于经济的任何积极干预则持拒斥态度。
    新自由主义的社会积累结构担负着重建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主要任务，并在此过程中推动美国、英国和其他多国的国内制度转型。然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转型并不彻底，而仅仅是向新自由主义模式的边缘稍稍靠近了一些，这些国家包括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和日本。新自由主义制度结构可以被称为是一种社会积累结构，因为它是一种内在的、持久的资本主义制度结构，它带来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利润率增长，并为资本积累提供了一个制度框架。
    三、金融化
    近期，关于金融化现象研究的文献剧增，但是，们对于“金融化”一词的定义却是众说纷纭、歧见颇多。其中，描述最好、概括性最强的定义也许是由爱泼斯坦所提供的：“金融化是指金融动机、金融市场、金融业精英和金融机构等因素在国内、国际的经济运行中的重要性不断提升的过程。”解释一下什么叫“金融”，对阐述这个定义也许有所帮助。金融与购买力在经济活动者之间的流动有关，其形式要么是信用扩张，要么是有望届时得到收益的资产所有权转让。由于资本主义已经进入公司资本主义阶段，证券就成为所有权和信用状况的表征。当证券可以交易时，金融市场就形成了，而信用状况在这个市场中也可以进行交易。近年来，名目繁多的各种金融证券和“金融衍生品”应运而生，并参与市场交易，在这一过程中二者之间的价值互相捆绑或挂钩。
    因此，金融活动包括在股票、债券、抵押、金融衍生品、期货、外汇以及很多其他类型的资产和老式借贷等方面的交易。从传统意义上看，金融活动有别于非金融活动，后者一般指商品的生产、储存、分销，以及一些非金融性服务的提供。从活动目的看，非金融性服务活动（诸如理发、教育等）与金融活动并无直接关系。
    以上关于金融化定义的解释指出了金融在经济中的作用的量的变化，但是它关于其中是否发生质的变化的描述尚不清晰。换言之，金融化是否意味着金融部门与非金融部门之间关系的变化？如果这个变化确实伴随着金融不断提升的地位，那么它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变化？可能的变化包括以下几种情形：（1）在两者的联系中，金融部门变得比非金融部门更具影响力；（2）金融部门与非金融部门之间的联系，要么变得更紧密，要么变得更松散。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妨主要以美国为例考察一下新自由主义时代金融化形成的历史背景。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金融部门基本上都是没有监管的，后来出现了大量的金融欺诈和过度投机。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股市出现崩盘，银行系统在几年后随之崩溃。随着大萧条的发生，人们普遍开始相信：没有监管的、过度自由的金融是造成大萧条的主要原因。
    这种观点极大地影响了政府对金融的新的调控政策，而这种调控也成为战后社会积累结构的组成部分。在战后的社会积累结构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机构要么是典型的国家所有，要么是由政府严格调控。在美国，政府控制利率，金融机构的业务要经过商业核准，金融市场的准入受到严格管制，银行受政府保护以防倒闭。这些严格的调控措施，迫使金融部门必须集中全力去促进非金融部门的资本积累。
    20世纪70年代伊始，相对于非金融领域而言，金融市场的交易变得频繁，利润也随之增加。全球日均外汇交易量从1973年的150亿美元，上涨至1980年的800亿美元和1995年的12600亿美元。1973年全球商品和服务贸易额占到外贸交易总额的15％，而这一数据在1995年则下滑为不到2％。这意味着货币交易的膨胀主要是用于金融交易，而不是国际商品和服务的购买。在1960－1980年间，美国的金融资产价值是GDP总额的1.5倍，而这一比例在2003年已超过3倍。美国金融企业的税前利润额与全美企业税前利润总额之比，在20世纪60年代为13.9%，在20世纪70年代增至19.4％，在20世纪80年代略减至17.2％，随后在20世纪90年代增至25.3％，在2000－2006年间增至36.8％。杜梅尼尔和列维的研究表明，20世纪80年代早期，法国金融公司的利润率大大低于非金融公司，但是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却大大高于非金融公司。爱泼斯坦和贾亚德瓦的研究表明，在经合组织大多数成员国中，金融机构和金融资产持有者的收入占国民收入总额的比重，在20世纪90年代比在20世纪70年代要高出很多。
    在新自由主义时代，金融部门的地位变化并不仅仅限于交易额和利润额的增长。在这个时代，金融机构尤其是金融巨头突破了其作为非金融资本积累的服务者的角色，而力图通过金融活动去追逐自己的利润。它们通过金融市场频繁地进行交易，而不仅仅只是向非金融部门的机构提供贷款。新的金融工具的创新和销售，基本取代了过去金融部门与非金融部门之间的长期借贷关系，而这种关系曾在调控的资本主义的社会积累结构中居于主导地位。
    四、金融化与新自由主义的关系
    人们普遍认为，从国家调控的资本主义到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这一根本转变发生在1980年前后。众所周知，尤其是在有关专家看来，金融化的过程在新自由主义时代已经发生了。然而，要确定新自由主义与金融化发展的起因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一种观点认为，金融化的产生独立于新自由主义。对于这个观点存在几种不同的解释。其中，保罗•斯威齐认为，经济萧条的趋势是垄断资本主义所内生的。由于经济萧条不断扩大，实体部门的投资机会已经大大减少，这导致投资在20世纪70年代转向金融部门，随即带来了金融交易的猛增即我们所称的金融化。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对斯威齐的分析作了进一步发挥，他认为，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萧条趋势造成了金融化，而金融化进而又导致了新自由主义的产生，因此，“我们所说的新自由主义可以被视为垄断－金融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产物……”
    杰奥瓦尼•阿瑞吉详尽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的历史及其前史，认为被称作“漫长的世纪”（或积累体制）的一系列周期已经成为现代西方经济历史的特征。首先是被热那亚统治的漫长的15－16世纪，最后（到目前为止）是被美国统治的“漫长的20世纪”。每一种积累体制最终都会进入危机阶段，因为过度的积累和日益激烈的竞争会导致商业利润率和产业利润率的下降，由此而引起投资从商业和产业领域向金融领域转移，并以此成为危机阶段的标志。依照这种看法，当代的金融化是对美国统治的漫长的20世纪中所发生危机的反映，这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金融资本是对英国统治的漫长的19世纪中所发生危机的反映的情况类似。然而，阿瑞吉并没有明确地将新自由主义与当代的金融化联系在一起。
    如上所述，杜梅尼尔和列维认为，金融化的发展对部分金融资本产生了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导致了新自由主义的重构，并使之成为一种有利于金融资本的手段。但是，这个观点存在几个严重的问题。如果新自由主义代表金融资本的胜利，或者代表某种更广意义上的“金融”种类的胜利，那么就会出现两个问题：（1）金融资本战胜的对手到底是谁？（2）金融是怎样取得如此的支配地位的？让我们首先来考察第一个问题。如果一种金融资本主义的利益通过击败一种非金融资本主义的利益，以此能够引起新自由主义的转型，那么应该存在两者之间较量的证据。如果新自由主义的重构不能促进非金融资本特别是其中的大型非金融跨国公司的利润增长，那么它们之间必定会发生一场恶斗。但是，谁也没有发现这场恶斗的证据。
    新自由主义首先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美国和英国。在美国，除少数固守己见的人外，向新自由主义转变似乎已经获得了资产阶级的一致支持。在此之前，主要的大企业与有组织的劳工联合起来支持调控的资本主义的社会积累结构。20世纪70年代，大企业放弃了这种联合，这使得新自由主义重建进程得以加快，因为劳工自己根本无力阻止向新自由主义的转变。在英国，当撒切尔首相于1979年开始重构新自由主义时，资产阶级内部对此存在一些不同看法，然而新自由主义并不提倡金融资本与非金融资本的竞争——反对意见最初来自金融和工业部门中的保守派，他们反对撒切尔夫人关于下层社会向上流动性的强调。
    那些主张所谓金融统治引起了新自由主义转型的观点的人，对“金融”作了如此宽泛的界定，使得这种观点得以解释金融资本与非金融资本之间不存在任何明显争斗的现象。杜梅尼尔和列维将“金融”定义为“……机构（包括商业和投资银行、养老基金、保险等在内的金融系统）和个人、（也即）资本家——或者部分资本家，因为有些资本家比其他资本家的‘金融性更强”’（括号内的用语为后来所加）。被排除在“金融”之外的资本家包括“小股东或小业主”，他们和公司管理人员“不在金融范围之内”（“金融一般可指资本所有者而非管理人员”）。因此，金融似乎不仅包括金融机构，而且还包括所有大资本家，但不包括小业主、小股东和管理人员。换言之，除可能还包括小金融机构外，“金融”与“大资本”结果变得多少有些相似。
    如果大资本都去支持新自由主义，那么在资产阶级与新自由主义制度构建之间不见任何斗争一事也就不足为奇了。小企业始终都会支持自由主义制度——在美国，它是罗斯福新政和战后调控的资本主义的主要反对者。此外，在新自由主义时代，在经历着新自由主义重构的国家，公司高层管理人员的工资一路飙升，他们的富裕程度令人咋舌。这表明，在过去的1／4个世纪，还有谁会去反对新自由主义呢？
    但是，如果“金融”被定义得如此宽泛，以至于它将所有大资本都包括在内，那么，所谓新自由主义代表金融的胜利和利益的观点就没有解释的价值了。自从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以来，大资本一直都是统治联盟的组成部分。大多数大资本即使不情愿，也会支持政府干预、福利国家、二战后强大的工会社会积累结构。对“金融”作如此宽泛的界定，使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资本内部没有大的争斗，但让我们无法得知如下问题的答案：为什么大资本在20世纪70年代末放弃了调控的资本主义转而支持新自由主义的重构呢？
    如果对金融作更狭义的界定，仅指资本当中声名赫赫的金融资本，那么就必须回答前面提出的第二个问题：金融资本是怎样取得统治地位的？根据这种观点，非金融资本在战后社会积累结构中很可能是居于统治地位的。这一时期，美国的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一直都在抱怨对它们的监管。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新自由主义占据了统治地位，所谓国家调控是有害的而自由市场始终是最好的新信条大行其道，美国国会才于1980年和1982年通过了两项新法规以放松对金融部门的监管。金融监管的放松，使金融部门摆脱了约束，使金融化进程得以发展。由此看来，新自由主义的重构拉开了金融化的序幕。
    美国金融企业的税前利润额在全美企业税前利润总额中的比重直到1989年，即放松金融监管后的大约七年以后，这个比重才开始超出1970年就首次达到的20％。1989年以后尽管波动很大，但整体呈显著的上升趋势。因此，在美国，金融利润快速增长的时期明显出现在对金融部门进行新自由主义重构之后。这一结论与我们的观点是一致的，即新自由主义的重构导致了金融化的发生，而不是金融部门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导致了新自由主义的重建。
    然而，金融化并非只是新自由主义的结果。一旦进入公司资本主义阶段，人们不难发现在资本主义核心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强烈的金融化趋势。19世纪开始出现的公司这种组织形式，使资本家的资产从个人资产转化为公司资产。资产所有权也随之转型，从企业的直接所有权转为金融证券的所有权即企业的间接所有权。
    这使资本家有机会去逃避他们作为个体时始终面临的一个大问题——新技术和新产品的采用给资本主义带来的可怕风险。以实体企业形式存在的财富，随时面临由于新产品和新技术的竞争而被侵蚀的风险。因此，资本总是在寻找能逃避这种风险的方法。防范的方法当然有很多，诸如寻求垄断统治或政府的保护等。但是，实现从实际资本到金融资本的资本所有权的转变，无疑是防范资本主义市场内在风险的一种最佳方法。洛克菲勒源于石油的巨额财富为什么会迅速转变成金融资产和房地产，原因也许就在于此。基于此，美国大通银行、洛克菲勒银行都不会把自己与任何具体的公司或工业捆绑在一起。
    然而，即使银行业尤其涉及向各种生产企业提供中期贷款的银行业务，也经常会面临一些风险。持有、买卖有价证券，则向人们展示了更安全的投资前景。而最理想的方式在于，当出现任何危险时，人们持有的资产形式都能即刻得到改变。在这种方式下，资本仍然是安全的，而采用新产品和新技术的风险仅仅由工人去承担。因此，这就解释了如下根本趋势的存在，即“金融动机、金融市场、金融业精英和金融机构等因素在国内、国际的经济运行中的重要性不断提升”，亦即前面所引的爱泼斯坦关于金融化的定义。
    金融化趋势受到制度安排的制约，而制度安排最终要反映制度形成时期不同阶级和群体的力量对比。二战后，金融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战后调控的资本主义的积累结构的制约，但同时它也会对阻碍其发展的各种监管施压并加以抵制。在这个阶段末期，金融机构找到了各种方法来部分地逃避监管。当新自由主义理念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盛行时，金融机构反对金融监管的舆论压力与新自由主义反对国家调控的呼声特殊地结合起来，从而为尽快给予银行家政策松绑的自由提供了正当理由。
    如果金融统治不是新自由主义兴起的原因，那么原因究竟是什么呢？战后社会积累结构遭遇的危机是新自由主义的社会积累结构产生的背景。在20世纪70年代，战后社会积累结构已经不能有效地促进利润增长。世界经济此时变得一团糟，主要原材料价格、通胀率和汇率出现大幅波动。如前所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利润率持续跌落。面对高失业、高通胀和国际外汇市场的混乱，在20世纪60年代曾经见效的凯恩斯主义的经济管理手段此时失灵。在此背景之下，人们开始为资本主义寻求一种新的制度结构。
    哈维认为，新自由主义是统治精英和统治阶级对其在20世纪70年代所见危机和混乱而作出的一种应对。他强调，新自由主义是一项“重建资本积累的条件和恢复经济精英的权力”的规划。然而，新自由主义并不能有效恢复调控的资本主义时代的快速积累，因此，在注意到美国最大的受益者是金融家、大企业的首席执行官以及诸如计算机、互联网和大众传媒这些新兴部门的所有者以后，哈维指出，新自由主义的确恢复了精英阶层的权力和财富。
    这种分析，将资产阶级视为一个推动新自由主义重建的整体，因此，它与下述观点得以保持协调：在对待新自由主义重构问题上，金融资本与非金融资本之间并不存在激烈的斗争。但是，仅仅注意到新自由主义有益于绝大多数资本的现象，并不能为新自由主义的产生提供一种完整的解释。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出现了一种旧自由主义思想和制度的新版本，这在很多方面令人感到吃惊。那么，为什么二战后放弃了自由主义的制度结构，转而选择了调控的资本主义的社会积累结构呢？因为后者为资本主义带来了有史以来最快的经济增长，这就是问题的答案。在20世纪70年代，新自由主义还没有明显表现出它是恢复资本主义影响力的唯一的或最佳的方式。美国的一些思想与众不同的资本家们，例如投资银行家费利克斯•罗哈廷，在20世纪70年代倡导一种新的调控资本主义的制度结构，认为它会克服以前制度结构的弊端。然而，这种观点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个中原因何在，我们需要解释。
    导致新自由主义社会积累结构产生的因素之一，无疑是一种对想象的、完美的过去的留恋倾向，亦即对所谓的没有大政府、强工会插手资本活动的过去的留恋。对于自由市场的旧式信条——免受政府监管、无需与工会谈判——必然对大资本具有吸引力。强大的工会组织要求提高工人工资、改善工作条件，监管的政府对企业征税并限制它们的市场活动自由。随着利润下降，企业对削减工人工资、掌控工作条件、降低资本税负、逃避政府调控等方面的强烈要求，使得旧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对于资本充满吸引力。而相比这些削减工资、维持简陋的工作条件、生产不安全产品和转嫁税负的简单的权利主张而言，新自由主义的说辞则显得更具说服力。在其看来，实施监管的政府、对企业征收的高税以及富有、强大的工会，损害了经济效率，打击了投资信心，阻碍了经济发展。
    但是，对理想化的过去的向往，并非向新自由主义转变的唯一推动因素。在20世纪70年代的具体历史环境下，有几个因素共同推动了这一年代末期新自由主义积累结构的产生。首先，在1948－1973年间，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趋势日益增强。原来相对独立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内市场，现在的相互联系日益紧密，国际竞争也日益增强，例如，美国、欧洲和日本的公司彼此侵入对方的市场。因此，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长期建立的对手间合作式市场竞争模式瓦解。这一现象发生在诸如汽车、钢铁和电子机械等领域，而此前这些领域在每个国家都是由少数巨型企业所控制的。随着垄断势力的衰落，大资本再也无力去顾及国家调控和工会的长期优势，尽管此前它们稳定了资本主义体系内的重要关系。相反，由于担心在竞争更加激烈的新环境中的眼前的生存问题，大企业将注意力转向用各种可能的方法去降低成本、加强控制力。如此一来，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大企业要放弃之前与工人的合作（正是这种合作产生并维持了战后社会积累结构），而与一直对调控的资本主义抱持反对态度的小企业结盟。日益发展的经济全球化，将大企业置于与小企业同样的境况，这会促使大企业采取小企业长期以来抱持的观念。
    其次，大萧条的发生曾是迫使大资本支持二战后调控的资本主义社会积累结构的主要因素。大萧条的严重程度已经威胁到了资本主义自身的生存。由于担心这样的萧条在二战后再次发生，加强管制的大政府、对工人阶级的妥协，似乎成为资本主义制度存活的唯一保证。到20世纪70年代，大萧条的阴霾已经基本散去。此时，它被视为一次特殊的、不大可能再次发生的历史事件。大企业应该支持国家调控和劳资双方相互妥协的主要理由，由此不再让人信服。再次，20世纪40年代末期出现的国家社会主义制度选择的威胁已经成为过去。在20世纪40年代末期，“社会主义阵营”在欧洲显得非常强大，不久后中国也加入其中。在很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政党，并拥有大批追随者。这对资产阶级是一个巨大的刺激，并促使资方向劳方妥协，以免遭到革命的威胁。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由于共产主义统治的国家的发展停滞、人们原有革命热情的丧失，加之此时资本主义国家的左翼政党向改良主义者的转变，社会主义革命的威胁在西方已经渐行渐远。因此，诸如福利国家和强大工会之类的制度，此时也似乎没有必要再成为任何一种新的社会积累结构的组成部分了。
    上述因素，可以解释新自由主义社会积累结构在20世纪70年代末、在前一种社会积累结构遭遇危机的背景下出现的原因。新自由主义的社会积累结构在20世纪80年代末得到强化，而此时欧洲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已经瓦解，中国与世界资本主义的联系日益增强。在20世纪90年代，英国工党和美国民主党上台执政，它们并没有像其在竞选运动中所表示的那样放弃新自由主义，反而使这种社会积累结构在它的两个出生地日趋稳固，并得到进一步强化。
    因此，在我们看来，新自由主义不仅代表金融资本的利益，而且还代表在国家调控的社会积累结构的危机时期和特殊历史条件下变得相对统一的资产阶级的利益。作为资本主义长期趋势的金融化，受到过战后社会积累结构的制约，在20世纪70年代末新自由主义开始重构时得到松绑。而一旦新自由主义积累结构建立起来，它就给金融化提供了有利的发展环境。
    五、金融资本与金融化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一些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在美国和德国，金融资本家的影响力开始显现。鲁道夫•希法亭据此提出了金融资本的概念。当资本主义金融化在近几十年中开始发展时，将其视为早前金融资本的新形式可能更能引人关注。然而，历史记录表明，它们是截然不同的两种社会现象。关于新自由主义与金融化之间关系的分析，清楚地显示出金融资本与金融化之间的区别。我们不妨以美国为例就此展开讨论。
    19世纪后期，以摩根集团为首的纽约银行家们将控制的触角延伸至日益壮大的美国工业。银行家的控制延伸始于19世纪80年代的铁路业，到19世纪90年代又扩展到制造业和通讯业，1900年之后则扩展到电力和照明领域。到20世纪第一个十年的中期，纽约的银行已经控制了美国绝大部分非金融企业。这些银行在主要企业的董事会中均设有代表并且往往任命企业的执行总裁。银行家尤其是摩根此举的目的在于，消除“过度竞争”，并建立起所谓的“秩序”。
    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银行家们设法将两种资本家排挤出大企业的决策层。首先，在可能的情况下，他们排挤掉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即开设了很多新的大公司的企业家们。这方面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当摩根在1901年准备创建自己控股的美国钢铁公司时，他将难以对付的削价者安德鲁•卡内基挤出了钢铁业。摩根认为这样的企业家会不断地破坏竞争形式从而阻碍工业的有序发展。
    其次，摩根力图赶走诸如杰伊•古尔德之类的金融投机商。这些金融投机商先买入公司的控股权，然后通过各种高明的手段劫掠公司资产，再在危机来临之前将其卖掉。摩根和其他银行家认为，金融投机商与过度竞争的企业家们一样，都会危害到工业发展。
    经过这样的发展，金融资本同工业资本结合起来，银行成为新组建的金融集团的协调中心——希法亭将这种关系称为“金融资本”。一个源于标准石油公司的大金融集团，最初就是以美国花旗银行为中心的，后来又以美国大通银行为中心。关于这个阶段的金融资本的一个要点在于，它具有垄断的特征，对投资新兴工业比较谨慎，但它的目的还是通过维持金融机构与非金融企业的紧密联系去发展实业部门。诸如杰伊•古尔德之类从事纯粹盗窃活动的金融投机商与摩根以及那个时代的其他大银行家，虽然可以用“金融”一词联系起来，但是指出两者在地位上的区别却是大有必要的。
    到20世纪20年代，美国中西部和太平洋沿岸地区产生了新的金融中心，一些大公司（如福特汽车公司）也在银行的势力范围之外产生，纽约银行家的影响力有所减弱。20世纪20年代后期开始，美国实行了十年的自由放任主义政策，诸如克利夫兰的范‘斯威里根兄弟、芝加哥的萨米尔•英萨尔之类的金融投机商卷土重来。新的金融投机商们致力于“金融改革”，成立了铁路控股公司、电力公用事业部门和投资信托机构（投机性共同基金的前身）。20世纪20年代后期，美国掀起了一股投机风潮，并将一些老牌银行卷入其中。旧式金融系统建立在金融与工业密切合作的基础之上，目的在于推动工业发展。而此时出现了一个新的金融系统，其活动完全独立于非金融活动。在这套系统之中，金融商追求的是不依赖于非金融公司的纯粹的金融利润。这一现象表明，美国历史上第一轮金融化发生于20世纪20年代的后半期。
    1929年秋，美国开始发生经济衰退，受到人们谴责的不仅有金融投机商，而且还有整个未受国家监管的金融系统。由于卷入金融投机活动，许多老牌银行自身变得脆弱不堪、备受攻击。这导致战后建立了严格的金融监管体系，迫使金融部门重新致力于为实际积累服务。
    在1980－1982年开始解除金融监管之后，由于前述金融化趋势得到自由发展的空间，因此，它在20世纪20年代曾经有过的显著的发展势头又得以重现。金融部门逐渐从以向非金融部门提供贷款为基础的金融活动，转向以市场为基础的投机活动。金融部门不再像摩根时代那样控制非金融部门，而是独立于它们。份额越来越多的公司利润转变成为金融公司的利润，许多新型财富都来自对冲基金之类的金融投机机构。安然公司丑闻和次贷危机表明，杰伊•古尔德的盗窃精神已经以新的形式复活了。
    六、总结性评论
    本文认为，新自由主义的社会积累结构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其成因与金融化进程并无直接关系。鉴于之前的社会积累结构所带来的危机，本文认为新自由主义的主要成因在于：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人们关于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的记忆消减，来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政党等竞争对手对资本主义威胁的消退，以及20世纪80年代末期一批社会主义国家的瓦解。据此而论，金融化是公司资本主义至今仍在继续的趋势，而且一旦新自由主义解除了对它的限制，它就会在有利的新自由主义制度环境下得到快速发展。然而，金融化并不意味着金融部门对非金融部门的新统治，反而会加快金融部门与非金融部门的分离。
    资本主义在每一个发展阶段都有其自身矛盾，而这些矛盾最终会引起资本主义的制度危机。当代的新自由主义，作为金融化形式的资本主义，也有其特殊的矛盾。其中，有的矛盾就存在于金融化进程中。虽然我们认为金融化包含着金融与生产性活动的分离过程，但是，这种分离实际上是无法完全实现的。从根本上而言，金融利润无法脱离非金融活动，而金融活动也会对非金融部门产生巨大影响。一段时间内，当新自由主义造成工资停滞时，扩张的金融部门通过刺激家庭借贷的快速增长，间接地促进了整个资本主义体系内的资本积累，进而使经济发展成为可能。然而，繁荣兴旺的金融部门日益显露出来的投机性特征，也使它日渐脆弱。此时美国的金融部门已经进入危机阶段，而危机也渗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与此同时，实体经济在新自由主义模式内得到持续发展的前景，也显得极不明朗。虽然历史不会完全重演，但是，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在新自由主义制度结构下彼此渗透、相互结合的可能性却是存在的。如果真的出现这种情形，我们也许就要进入新一轮的制度重建时期了。当然，关于新自由主义制度结构的具体终点，我们无法预知。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418期，摘自2011年第11期《国外理论动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