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民工：对外开放的两种前途

中国实施对外开放政策（本文主要指经济开放），已历数十年。1949年人民中国建立后不久，就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强烈敌视和严密封锁，当时除了苏联东欧国家给予的援助，中国只有依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开展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重重封锁中舍此别无他法。中苏交恶之后，外部封锁更趋严酷，给新中国建设事业造成了进一步的极大困难。一直到毛泽东、尼克松重新开启中美交往大门，这种局面才得以改观，西方封锁至此才稍有松动（但种种限制时至今日依然很多、很严）。没有1972年毛泽东与尼克松的握手，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人民中国即使想实施对外开放政策，恐怕也无从谈起。

通过30多年实施对外开放政策，中国有机会了解世界大趋势，并积极引进资金、技术及商品，有效地发展了经济、更好地满足了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时，中国企业也抓住时机、与狼共舞，参与经济全球化，志在“杀出一条血路”。从积极面说，对外开放政策顺应了世界科技进步、经济一体的形势，促进了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同时为全球经济增长创造了条件。从消极面说，中国经济在所谓“与国际接轨”、“遵守国际规则”的名义下，对国际市场、技术和资源的依赖不断加深，从而强化了对国际垄断资本的依附性。

因此，对外开放政策实际上存在两种不同的前途。第一种前途，以对外开放实现经济繁荣和自主，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现国家的科学发展，踏上强国富民的复兴之路。第二种前途，在对外开放中日益丧失自主性，中国最具赢利能力的企业以及土地资源，以种种理由被境外资本收购，中国绝大多数人民沦为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无产者，国民经济则丧失独立性、自主性，沦为国际垄断资本的附庸。从世界经济史看，前者是美国、德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走过的成功之路；后者则有拉美、俄罗斯、东欧诸国的前车之鉴。

一、对外开放政策的经济实质

何谓对外开放政策，不同国家给出的解释并不一致；甚至同一个国家对本国和他国的开放要求也不一样。究其经济实质，所谓对外开放，就是一个国家在哪些领域、何种程度上赋予外国资本在本国多大的自由。这些自由的主要内容，包括投资自由、贸易自由（主要指货物贸易）、移民自由（可包括迁徙自由）、知识产权（重点是专利、版权和商标权）贸易自由；此外，还有对经济发展影响极大的驻军自由以及信息传播自由等政策选项。一个国家倘若完全拒绝赋予外国资本上述自由，显然是闭关锁国的做法，说不上对外开放；反之，一个国家如果对上述自由化政策照单全收，则与沦为殖民地无异。

因此，所谓开放与否，通常是相对而言，“过犹不及”。即使是美国这一所谓“开放社会”的典型、世界第一强国，在技术转让自由、贸易自由、移民自由、投资自由甚至信息传播自由方面，均设置了大量限制，以确保美国的安全、繁荣和霸权。至于赋予外国在美国的驻军自由，则是世人无法想象的事情。但是，对美国在海外建立大量军事基地并驻军，绝大多数美国人则又视之为天经地义——把这当成各盟国对美国的合理开放政策。

从历史经验和现实形势看，一个国家赋予外国资本在本国无限制的自由，将使它无法合理保护本国及其人民的正当权益，从而危及国家的独立生存和健康发展，正常情况下极其罕见。但是，某些国家的统治集团在各种外部压力和诱惑下，可能失去保护本国人民利益的决心、意志和能力，最后可能赋予外国资本极大的自由。近代各帝国主义国家强迫掠夺殖民地、强迫落后国家签订不平等条约等，就是其中典型。晚清至民国期间，当时的中国政府与列强签署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何尝不是被迫对外开放的事实？

可见，正常的对外开放，是有限度、有选择的对外经济自由化。近代以来荷兰、英国、美国等三大霸权的经济兴衰史表明，一个国家在由弱变强的过程中，往往采取一系列保护措施，促进本国经济发展壮大；随着其经济实力不断加强并“君临绝顶”，则转而采取经济自由化政策。越是发达、富有竞争力的资本主义国家，越希望其他国家与其一道实施彻底的经济自由化。霸权国家因而往往威逼利诱其他国家与其共享“世界是平的”的虚幻理念，追求绝对的贸易、投资自由化。但即使如此，在知识产权转让、移民自由化方面，强国却只允许有限自由化，有利则行、无利则废——发达国家设置了绝少妥协的重重障碍、阻止知识产权的自由转移；除非能够吸引投资和技术，各发达国家均严格限制移民规模、并严厉打击非法移民活动。此外，只有在军事结盟的前提下，各发达国家才可能允许外国驻军。

两国之间即使对等开放，也不等于是互利双赢的选择。考诸历史经验，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实力差距很大的国家，彼此即使赋予对方同样的经济自由，其后果也并不一样——在强国一方，它具备实施这一自由的充分能力，既可巧取又可豪夺，将不断在竞争中高奏凯歌。而在弱国一方，虽然名义上享有投资、贸易、信息传播等自由，但由于缺乏实施此类自由的实际能力，结果非徒无益、而又害之也。历史上，英葡之间的《梅休英条约》、英法之间的《伊甸条约》都貌似平等，但其实施的结果是，前者几使葡萄牙沦为英国殖民地；后者则陷法国经济于困境、并诱发了法国大革命。

需要强调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霸权国家的操纵下，一些国际组织不断成立、形成“超国家力量”。布热津斯基直言不讳地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可以说代表全球利益，……但实际上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受美国利益的左右。”（见《大棋局》P.11）诸如世界贸易组织（前身为关贸总协定）、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实质是一个“资本联盟”，它得到强国政府支持、同时能迫使弱国政府就范。通过以政治、军事压力相胁迫、以意识形态操纵相诱惑，强国及其操纵的国际组织常常使欠发达国家签署城下之盟。这样，经济弱小的国家遵守“国际规则”、“国际惯例”的结果，完全可能丧失自主发展能力，而沦为跨国资本积累利润的外部条件。

二、对外开放的方式与步伐

各国对外开放，必须坚持从本国国情出发。历史上，貌似强大、盲目自信的拜占庭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曾长期向意大利诸城市国家开放经济，在经济上为后者“输血”，最终导致国弱民贫以至崩溃。大英帝国的强国之路，其始则千方百计以保护主义摧毁荷兰霸权、其后则引诱欧陆诸国如西班牙、葡萄牙、法国等实施自由贸易，其盛则倚仗工业品输出、掠夺遍及全球的殖民地，终成世界霸主。美国立国至晚，其初选择汉密尔顿保护主义的经济路线，积极发展制造业、海运业，增强国防能力。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工业实力已成为世界至尊，但其保护主义政策依然不容稍动。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美国携摧毁德国、战胜日本、瓦解大英帝国的声威，才转而推进所谓“公平贸易”（实即可选择的贸易自由化），并成为取代大英帝国的新霸权。

可见，开放不是问题，如何开放才是大问题。其一，通过有选择地实施经济开放政策，加强经济的自主性、独立性，增强本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最终实现强国富民的目标，这是英国、美国以及德国、日本所走过的道路。其二，在对外经济开放中，无论是主动还是被迫为之，听任外国资本在本国随心所欲，自主性日渐削弱，最终沦为国际资本的附庸。这是历史上莫卧尔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波斯帝国、大清王朝走过的绝路，也是今日拉美、东欧等国的现实处境。

回顾强国发展的历程，中国的对外开放也将经历漫长的“四步曲”。第一步，在现代化经济一穷二白的情况下，引进外部的技术和设备、加快建立现代工商业。第二步，保护国内市场，为处于幼稚期的产业创造健康成长的有效空间和时间。第三步，促进国内竞争，迫使各企业变市场压力为创新动力，在技术研发、工艺制造、品牌建设中快速壮大实力。第四步，实施对外开放，产业在国际竞争中谋求优势，力求后来者居上。值得强调的是，所谓“跨越式发展”极其罕见，强国成长的每一步都曾付出巨大努力。

显然，中国绝不可超过自身产业所处的历史阶段，为开放而开放，盲目追求在投资、贸易、移民、信息传播、知识产权、甚至军事交流方面的开放度，务虚名而招实祸。除非有利于国强民富，否则，宁可慢些、也要好些。盲从所谓“改革攻坚”、“以开放促改革”、“与国际规则接轨”之类蛊惑之辞，而失去实事求是的信念和作风，结果无非是“不知己、不知彼，百战必殆”。

正因为此，在已经启动的中日韩三国自由贸易区谈判过程中，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与中国相比，日韩两国经济已进入对外开放的第四步，两国在核心技术、战略产业拥有的竞争力，中国企业暂时还难以与之一较高下。在这种背景下，急于设立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结果，极有可能使中国经济更大程度上从属于日韩两国，在产业链上使中国企业进一步趋向低端化、低附加值化。

三、兴利避害的长久开放之计

第一，人类文明史表明，富国不强军，到头一场空。一个富裕而缺乏自卫能力的国家，在弱肉强食的世界将必然沦为对强国最有诱惑力的“猎物”、也往往最早招来杀身之祸。与此相反，一个国家穷兵黩武、四面树敌，或早或晚将丧失道义上、物质上的优势，民心向背因而逆转，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败。此二者，中国皆不可取。未来若能严守坚定的积极防御政策，增强国防的自主发展能力，即“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坚信“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中国就能在长期竞争中赢得主动权。任何国家只有具备不可战胜的国防能力，对外开放政策才能从容实施，并坚持到最后胜利；否则，在军事侵略、经济劫掠的压力下，难免功败垂成。

第二，国家竞争能力既取决于物质发展能力（包括经济和国防能力），也取决于精神领导能力（主要表现为理论、新闻和文艺信息的传播能力）。一个体格健壮的壮年白痴，斗不过一个机智勇敢的孩童。而沙皇俄国、大清帝国、苏联这些盛极一时的大国，都曾在微不足道的军事反抗前土崩瓦解。其根源在于这些国家的统治集团精神早已崩溃。信息网络化的发展，强国可以利用周密的信息战、心理战和有效的意识形态操纵，通过理论传播误导对手的认识、新闻传播瓦解对手的判断、文艺传播扭曲对手的感情，从而引诱对手盲从“四面楚歌”之音，落入“自刎乌江”的绝境！

在中国对外开放过程中，某些似是而非的理论屡屡在精心选择的时机得到大力传播，导致了市场万能论、自由贸易论、比较优势论、私有经济效率论、国有资产所有人缺位论、行政垄断有害论、土地私有保护农民利益论等货色大量泛滥，给中国经济带来了极大隐患。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种种理论，并无历史事实和实践经验作基础，逻辑上也多矛盾之处。不过，舆论操纵者往往以特定新闻事件为“爆破点”、吹捧某些买办学者的“权威性”分析，施加一波波舆论压力，诱导公众和官员渐入歧途而不自知。

第三，大力推进互利的货物贸易、知识产权贸易的自由化。合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两个大局，是中国发展的经验之一。未来仍需积极利用国内外资源，不断增强劳动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工业的竞争力、提高商品附加值，从而满足国内外市场的需要。在这一过程中，既大力自主研发新技术、保护版权贸易繁荣发展、打造富有国际竞争力的品牌，同时排除障碍、积极重视引进知识产权、消化创新。规模巨大的市场需求、具有战略控制力的资源、日益先进高效的制造业，是中国实施对外开放的有利因素；如果策略得当，中国有能力取长补短，实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更何况，中国巨大的经济纵深也创造了他国难以企及的发展空间。

强国依靠跨国公司，早已事实上垄断了大部分世界资源和商品输出市场；还频频采取保护措施（如进口配额、反垄断、反倾销、技术标准限制、生态环保限制、国家安全限制），阻碍发展中国家的进步。中国的对外开放将长期受制于这一“成长的烦恼”。时至今日，中国各产业尽管发展水平不一，但大多处于第三步、第四步之间，即提升国际竞争力的关键阶段。如果能在核心技术、战略产业赢得优势，中国将摆脱所谓“中等发达国家陷阱”，而站上更高的经济舞台。

第四，实施合理且有限度的投资自由、移民自由政策。一个国家能否保持对绝大多数骨干企业、银行及土地资源的所有权，是它能否在当代世界分享经济发展果实的基础。一个失去了本国主要企业、银行及土地资源所有权的国家，只能依赖出卖劳动力为生，在对外开放中将步履维艰。为此，中国需要保护好一定数量、竞争力强的国有企业和银行，使之成为参与国际竞争的主力。有赢利能力的中国企业在实施股份制改革中，应当选择在中国资本市场上市、优先面向中国投资人出售股份。应当坚决保护好耕地资源、确保粮食安全。严格限制向外国资本出售、或长期出租土地资源。如稀土等具有战略意义的矿产资源，必须受到最严格的保护。

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不可能靠对外移民解决发展问题。当前一些发达国家，通过吸引技术移民、投资移民，使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和资本不断流失。这种卑劣的“掐尖儿”行为，既给技术和资本流出国造成物质伤害，还损害其凝聚力。西方列强在发展中都曾主动引导移民携技术、资本进入本国；同时严密防范技术外泄、甚至追究泄密者的刑事责任。因此，对所谓“富人移民潮”，虽然不必大惊失色（中国对外移民1000万，恐怕就会使各国无法接受），但也必须认识到，技术和资本外流是限制弱国的惯用手段。发展中国家可以考虑设立与之相应的移出限制，比如规定技术移民的技术失效期、投资移民的资产转移税等，从而降低强国“掐尖儿”带给发展中国家的伤害。

总之，对外开放不是问题，但如何开放却事关成败！从远期看，拉美各国与美国获得独立的时间相差无几，相当一部分国家的自然禀赋比美国也毫不逊色。尽管美国的繁荣、拉美的停滞与各自国内因素有很大关系，但是，是否在开放中盲从比较优势理论、是否坚持产业自主发展、是否选择明智的产业保护和竞争政策，是美国迅速崛起为超级大国、而拉丁美洲至今陷于泥泞的重要外因。从近期看，俄国、东欧诸国在上世纪末经济转轨后，不仅彻底摧毁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还将自己最有赢利能力的企业、银行甚至土地资源出卖给西方投资人，结果除了少数官僚、买办因此攫取了一些财富外，本国人民除了出卖劳动力，别无选择。前车之覆，后车之鉴，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来之不易，但“行百里者半九十”，如果不能坚持兴利避害，那么，连已经取得的成就也可能沦为强国的猎物。反之，在对外开放问题上倘能审时度势、不务虚名、不迷信教条，而致力追求经济的自主自强，则中国的开放大业必有笑傲江湖的一天。国之祸福、此变至大，能不深思而慎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