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直接投资仅占美国外来直接投资的0.1%。哥伦比亚大学国际投资计划主席卡尔•萨望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表示,他对中国投资数额如此之低却受到美国如此之多的质疑感到惊讶。
美国将自由贸易奉为处理国际事务的信条,实际运行的却是缺少透明度的审查模式。。
运作缺乏透明度——美外国投资委员会拒绝访谈
在美国国会关于中国对美直接投资的听证会上,一个机构名称反复出现,那就是“CFIUS”,即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今年2月,正是在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建议”下,中国华为公司不得已撤销收购美国三叶系统公司技术资产的交易。
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成立于1975年,是一个跨部门运作的政府机构,财政部长任主席,成员包括国务院、商务部、司法部、国土安全部、国防部、能源部等重要部门的负责人。该委员会主要负责评估和监控外国投资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影响,其运作详情一直极为神秘。据报道,财政部、国防部和商务部在其中发挥最重要作用。美国政府多年来一直高度警惕外国企业进入或并购美国公司,该委员会正是其重要关卡。
一些美国专家曾公开指出该委员会的运作缺乏透明度,对来自中国的投资审查过于苛刻,为他国的外资审查机构树了一个不好的榜样。本报记者曾联系该委员会在华盛顿的办公室,提出就华为撤销收购三叶案采访相关负责人,但遭拒绝。
根据该委员会网站公开的信息,其对外资并购的国家安全审查分为申报、审查、调查和总统决定4个阶段。经交易方申报或机构通报后,限期30天的审查阶段开始。如委员会决定提起调查,便进入限期45天的调查阶段。进入调查阶段的并购案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并购方“被外国政府所控制或代表外国政府针对美国公司的兼并、收购和接管,并对美国国家安全利益产生影响”;一种是在审查阶段未通过审查,并购方不愿撤回申请的案件。委员会完成调查后,向总统提交报告;如果委员会成员未能达成一致意见,便由总统在l5天内做出最后决定。总统作出决定后,委员会即向国会递交书面报告,通报决定及其理由。
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在判断交易是否威胁国家安全时,主要考虑国防及保持竞争优势、防止外来垄断等因素。美国对通信、航空、航运、水电、土地、不动产等方面的外来投资也有严格限制,以防公共服务和公共利益被外资控制。
当前,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只占所有在美外国直接投资的0.1%,哥伦比亚大学国际投资计划主席卡尔•萨望在一次国会听证会上表示,他对中国在美投资数额如此之低却受到美国如此之多的质疑感到惊讶。他说,美国历史上一些对外来投资审查的机构最终都变成了推进投资的机构,但现在有审查重新兴起的趋势。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美国一直是自由贸易的鼓吹者,却创立了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这样的审查模式。萨望说,如果各国都仿效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做法,那么美国提供的是何种榜样?萨望表示,虽然相信该委员会是“干净的”,但并不清楚其内部操作,希望它不会被用来当作保护主义的工具。他认为,很难证明中国企业是按照“政治规律”而非经济规律来投资美国,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相关证据在哪里?他认为虽然适当的审查必不可少,但应主要依靠美国相关法律法规来规范监控中国企业的在美行为。
美国荣鼎咨询负责人罗森认为,来自中国的直接投资在现行美国法律和政策程序下,出于国家安全考虑,已得到“很好的审查”;他忧虑的是美国国内对某些中国投资案的“煽动性的政治化”及其对所谓“不良意图”的影射,会影响并事实上已经干扰了国家安全审查过程的有效运作。罗森特别指出,由于美国政府内外各利益方对于某些并不涉及美国国家安全的中国投资案的敌意指控,当前中国各界普遍认为美国利用审查程序来寻求重商主义目标,“这是很令人遗憾的”。
美国传统基金会亚洲经济政策研究员史剑道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对在美外国直接投资来说存在一些敏感领域,譬如高科技产业,一些美国认定的中国国企或“国家控制的企业”想投资这些领域只是浪费时间。他直言不讳地称,三叶案中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向华为释放的信号就是“美国市场不欢迎你”。史剑道认为,在一些并非很敏感的领域,如制造业、资源等领域,美国的政策应更加清晰。对于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运作,史剑道坦言它应变得透明,让外界了解它的决策信息及依据。“是谁作出了决定?委员会中哪些机构同意交易,哪些不同意?为什么?我们不了解这些情况,这些全是不透明的,而我们需要知道。对我来说,重要的不是审查结果,而是审查过程。当事外国企业也有权知道,谁作出决定、如何作出决定、需要多久做出决定?问题不是‘不能收购’,而是‘为什么不能’?”
史剑道指出,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拒绝任何访谈的做法,“就国家安全角度而言是适当的,但就外来投资来说就不合适了”,“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应该生活在‘国家安全’和‘外来投资’两个世界里,但它只生活在‘国家安全’世界里,不与任何人谈论,不回答任何问题。它需要向透明迈进,应该尽可能地透明”。
记者问史剑道是否认为委员会的决定有时会伤害美国公司的利益,他说,“绝对会”。他举例去年鞍山钢铁集团公司投资密西西比州一家钢铁厂的计划曾遭一些美国议员的反对,而这完全会导致美国钢铁厂及其客户利益受损。史剑道说:“当然国家的整体利益比个别公司利益更重要,但必须要有好的理由让美国公司牺牲利益,而有时根本没有一个好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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