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历史性选择（之四）
——正确吸取世界性经济危机，政治危机的历史性教训
自从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来的五年，世界经历了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债务危机——政治危机。目前世界各国执政党，政府和知识阶层，深陷于危机之中而不能自拔。执政党和政府疲于应付接踵而至的危机，而无暇从危机之中总结历史性的教训；掌握了话语权的知识阶层，则为了自己的私利，或者由于被新古典经济学洗脑，东拉西扯一些非决定性因素，而无法从中找出科学的教训。在中国，无论是存在于共产党内，还是在中国的知识阶层之中，在非主流经济学家之中，由于马列主义，毛泽东的理论遗产的存在，使得可能和可以从这次世界性种种危机之中，排除种种理论迷雾，获得科学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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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性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的最主要因素，或者说，决定性因素是什么？
任何事物和危机的产生和发展，都有很多的因素。但是，在这种事物和危机产生和发展之中，一定有一个是决定性的因素。尽管这种因素可能会由于世界的发展的阶段性而变化，但是，这种决定性的因素始终是存在的。
主流经济学家，包括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们对这一次世界性经济和政治危机产生的原因，众说纷纭。他们之中，有的对这一次世界性经济危机，政治危机视而不见，似乎当今世界根本没有发生经济和政治危机，“中国还有几十年的高速增长期”。他们认为，目前世界所谓“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并非是事实，而是一些唯恐天下不乱的人的阴谋，或者是杞人忧天；也有的以所谓“华盛顿，而不是华尔街对此负责”，将产生危机的原因，在“市场和 政府”谁对此负责的问题上，归之于政府；······。
在这些主流经济学家们的说辞之中，如果将其归纳起来，反映在经济理论层面的话，最主要的就是两个问题；市场经济是否会产生危机的问题：如果市场经济产生危机的时候，谁要对此负责，是政府还是市场的责任问题。
在【】网站，曾经有一篇文章，很正确的从市场经济理论的“平衡”说，对其进行了分析和批判。其大意是：自由市场经济的理论认为，由于自由市场经济的博弈或者竞争，使市场达到平衡。由此，市场经济理论是不承认，在自由市场经济条件下有危机的产生和存在的。而现实之中，这一次的世界性经济危机的产生，证明了这一经济理论的根本性的错误。
笔者认为，这一篇文章对市场经济理论的批判，从一个比较少人所发觉的角度，对市场经济理论进行分析和批判，的确是一篇很好的文章。而笔者觉得需要补充的一点是：这一次世界性经济危机产生的源头，或者是罪魁祸首的国家，恰恰是以自称是世界上最自由的市场经济的美国，由此所产生和发展起来，并且祸及世界的。这样的事实，从世界性的实践证明了，市场经济理论的“平衡”说，是一个经济理论上的，带有根本性的错误的学说。“平衡”说只不过是建筑在“空想”，或者是“幻想”基础上的，脱离了现实的错误理论。
但是，一直到今年，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之中，还有人鼓吹什么“中国还有几十年的高速增长期”的，基于市场经济理论的“平衡”说基础之上的，不承认当今世界性经济危机的胡说八道。而决策层之中，也有人不知是被这些自由市场经济理论洗脑；还是屁股指挥头脑，为了政绩；不承认中国目前所面临的，许多将使中国堕入深渊的现实，叫嚷继续保增长。
在中国掌握了话语权的大部分主流经济学家，都对当今世界性经济危机视而不见，避而不谈。这其中，有一些除了可能已经认识到，世界性经济危机是对他们信奉和鼓吹的市场经济理论的当头一棒，而不愿意出丑之外。大部分主流经济学家对当今世界性经济危机的避而不谈，也和世界性经济危机的现实，对他们心目之中神圣不可侵犯的，市场自动调节而保持平衡的市场经济理论的冲击，使市场经济理论陷入崩溃状态，由此使他们目瞪口呆而无所适从。所以，他们选择了避而不谈的策略。
最近，张维迎再次为“市场经济理论”招魂，提出所谓市场经济的分散决策风险的优势，并且把那些反对市场经济理论的人称之为“无耻”。的确，从理论上的名词而言，似乎市场经济理论有可以分散决策风险的可能。但是，在市场之中，或多或少的定价权和或多或少的话语权，其实都在掩盖资本对定价权和话语权的垄断。在市场经济之中，没有资本的支持就丧失了定价权和话语权。整个社会和国家的决策权力，被大资本的所有者所左右和 所垄断。这样的事实，在最自由的市场经济的美国，表现得淋漓尽致；美国政府以“拯救经济”为名，竟然可以抛弃“自负盈亏”的企业经营法则，用国家债务去拯救少数私企投资银行。结果，使得国家和政府负债累累，国家债务一再突破上限。这是资本垄断市场的话语权和定价权的，无可辩驳的证明。欧盟各国政府用国债以拯救经济为名，拯救私企的情况，也是如出一辙。所以，市场经济所谓分散决策风险的说法，要么是那些“无知”却偏偏以“精英”自居的人，对资本在市场经济垄断决策权力的事实和现象的无知，和对资本的一厢情愿；要么是明明知道这些事实，而为了获得资本的青睐，为了自己的财富和私利，厚颜无耻的故意混淆是非，欺骗社会。这两种行为都是无耻：“无知”却以“精英”自居，是不知羞耻；为了私利而故意混淆是非，则已经是厚颜无耻了。
面对当今延续了五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的现实，笔者请张维迎回答：你的市场经济所具有的决策分散风险优势机制，是怎样体现在这连续六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之中的？世界上最自由的市场经济的国家——美国，按照张维迎的理论，应该是最具有分散决策风险的。但是，事实却偏偏要打张维迎的嘴巴。这一次世界性经济危机偏偏就是由美国所引发的。由美国所引发并且祸及全球的世界性经济危机，难道就是这样体现市场经济的分散决策风险的优势的？在这一事实面前，张维迎却还要鼓吹什么市场经济的分散决策风险的优势，这是无知，还是无耻？在引发了世界性经济危机的现实面前，还要为引发了世界性长期经济危机的市场经济理论唱赞歌，是无知，还是无耻？中国的确有少数无耻之徒。这少数无耻的人，究竟是垄断了中国的话语权的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还是那些被剥夺了话语权的非主流经济学家？这已经不是无耻，也已经超出了厚颜无耻，而是丧心病狂了！
现实已经清楚的表明了，掌握了话语权的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们，是那些世界经济危机风暴正在铺天盖地而来的时候，他们却把脑袋深深的埋入在沙堆里的鸵鸟。他们竟然认为，只要他们不谈世界性经济危机，那么，社会大众就不知道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存在，世界性经济危机也就不存在。只要他们牢牢的垄断了话语权，那么，中国人民就不会知道世界发生了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你们的一只手，难道真的可以遮天吗？
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之中，也有一些人迫于现实，而不得不承认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存在。但是，他们却在世界性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上，用种种似是而非的，非主要的因素来掩饰和代替主要的因素——即用政府来代替市场，承担这一次产生世界性经济危机的罪魁祸首。
无论是许小年，还是张维迎，或者是陈志武，他们都认为，这一次世界性经济危机的产生，是由于政府的作用，即政府的货币政策，政府的低利率政策，才造成了美国的房地产泡沫——次级债危机——金融危机的。笔者在【“市场原教旨主义者”是如何用屁股指挥头脑的 ——驳许小年“经济危机”的罪魁祸首是“政府”说】一文之中，已经作了分析和驳斥。笔者在此强调一点的是；美国至今也还是在维持实行低利率的政策的，那么，为什么这持续到现在的低利率政策，现在却又没有能够继续造成美国房地产泡沫了呢？为什么美国的房地产泡沫，在美国政府持续到现在的低利率政策之中，却破灭了呢？美国的低利率政策，在其五年以前的房地产泡沫产生的时候就存在，一直持续到现在。而美国现在房地产泡沫却已经破灭了。按照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们的，美国政府的货币政策决定了房地产泡沫的产生的说法，那么，现在美国的货币政策并没有改变，这样，顺理成章的，美国的房地产泡沫应该越来越多和越来越大，而不会破灭才对，才符合这样的说法的逻辑。但是，现在美国房地产泡沫的破裂，却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这样的事实证明了，美国低利率政策不是美国产生房地产泡沫的决定性因素。美国产生房地产泡沫的决定性因素，是美国的私企——投资银行，发挥了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错误的将大量的资源配置到了房地产领域，造成了房地产泡沫。由于美国经济未能够如私企投资银行所设想的那样，开始复苏，由此，按揭违约大面积产生。这样，房地产泡沫产生之后的持续发展，导致次级债危机产生了。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的低利率政策五年多没有变化，而房地产泡沫却在这期间经历了产生到破裂的变化的现实。这样的现实证明了，美国低利率政策不是美国房地产泡沫产生和破裂的决定性因素的决定性证据。这样的事实只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
就政府与市场和经济的关系问题上，笔者认为还有一个问题是必须区分清楚的。那就是对政府本身必须进行分析，看其对干预市场和经济持什么态度。如果说，政府本身就是以不干预市场和经济为目标的，那么，这样的政府，及其施政的结果，就不能够也不应该算在理论上的，奉行干预市场和经济的“政府”的身上。而现在的问题，恰恰是这样。世界上的人都知道，美国政府是以“不干预市场和经济”而闻名于世的。所以，这样的政府施政的结果，当然不能够和不应该成为或者代替我们经济理论上的对经济 和市场持干预态度的“政府”施政的结果。如果用这样的事例，来证明政府干预市场和 经济的后果，并且得出理论上的是否正确，显然是在偷梁换柱，偷换概念，作伪证。难道当今的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们不知道美国政府奉行的是“不干预市场和经济”的基本国策的？如果这样，你们竟然连世界上大多数人都知道的事实都不知道，那么，你们又如何敢自称是代表了中国的著名经济学家呢？而如果你们知道美国政府是当今世界的“不干预市场和经济”的代表的话，那么，用美国政府来代替世界上大多数的政府，难道不是在为了私利而偷换概念？这是无知，还是无耻？如果是无知，那么，你们以无知来代表中国的经济学家，也逃脱不了无耻。
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问题上，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对计划经济的否定，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们已经完全否定了计划经济。中国的非主流经济学家与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之间的论战，也主要围绕政府对市场和经济是否干预的问题上。所以，中国经济学界对政府的作用，也局限以所谓“宏观调控”，完全否定了政府对微观的干预和完全否定计划经济的计划性对企业的作用。今年以来，无论是北方地区出现的马铃薯，白菜，还是南方出现的香蕉，都出现了“卖难”的现象；同样，在企业之中，究竟有哪一个企业可以不要计划的？这些并非都是宏观的问题，但是，这些微观的企业和个人，却和“计划”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所以，完全否定和基本否定计划经济都是错误的。同样，以所谓“宏观调控”来对计划进行限制，让企业和个人的经济活动完全不讲“计划”，是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们所犯下的另一个基础性理论的错误。
正如自由市场经济理论在1927年后，进行过一系列的改革，已经在许多方面对资本进行管制和监督一样。计划经济理论在其短短的将近一百年的世界性实践之中，也绝不是只有一种模式和不需要完善的。所以，笔者并非认为我们需要完全恢复以前的计划经济制度。但是，计划是国家和企业赖以生存的主要工具，应该在经济发展的制度之中，比市场更重要；所以，并非市场和计划，谁多一点和少一点都无所谓。同样，根本的问题，不是是否应该制定计划，而是计划的制定，是否能够预测和反映未来的经济发展的变化，以及是否留有余地，以及是否能够和掌握有可以迅速反应的工具，以作出迅速修改。
张维迎在2011年曾经说过；市场经济最讲道德。在美国的金融危机之后，当美国政府拯救高盛，却不拯救雷曼兄弟的时候，这样的行为难道是讲道德的？这样的行为难道是讲公正和公平的？当美国政府用巨额国债无偿拯救了高盛等等私企投资银行之后，换来的是美国政府和国家的负债累累，而高盛却以给自己发巨额奖金的行动来回答美国政府的无偿拯救。这就是张维迎所说的市场经济最讲道德吗？同样，当美国政府用巨额国债拯救了私企投资银行高盛等等之后，却将这些债务由美国社会大众来承担偿还的责任，和大发美元的方法，让世界各国人民来承担这些债务的偿还责任。这些行为，在张维迎看来，也是最讲道德的行为？由此可见，在张维迎看来，无论市场经济如何将少数人的胡作非为所造成的损失或者灾难的恶果，转嫁到其他的，没有参与到这些胡作非为的行动的大多数人身上，只要是在市场经济之中出现的这些行为，都是最讲道德的。于是，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要么，是我们和张维迎在道德上的标准是完全不同的；要么是，张维迎的道德标准，是完全以是否是市场经济来作为评判的标准的。只要是市场经济之中所出现的任何行为，包括如美国政府对高盛的支持，即便是违背了企业“自负盈亏”的原则；即便是包括坑蒙拐骗偷在内的行为，都是最讲道德的。
无论是张维迎，还是其他主流经济学家，都以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经济的发展，作为市场经济理论正确的例证。但是，如果把中国和苏联的经济发展进行比较的话，那么，即使排除目前中国许多还未浮出水面的，灾难性的问题来进行比较的话，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显然并非更快。
其实，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们为了推卸理论错误的责任，而把世界性经济危机产生的责任归之于政府的卑鄙手法，一定会让他们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因为按照他们这样的理论逻辑，政府除非不决定货币政策，什么事情都不干，而让经济学家来决定所有的事情。否则，政府所做的任何事情，只要对经济产生不利的影响，都会成为主流经济学家们攻击政府的理由和借口。所以，主流经济学家们的做法，将会剥夺 政府官员和政客们的所有的权力，由他们——即市场经济理论的经济学家所代替。欧盟一些国家用经济学家代替政客的现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所以，所有的政府官员和政客们，无论你们是否奉行市场经济理论，只要你们选择和奉行市场经济理论的话，无论你们是在干什么事，你们都无法推脱主流经济学家们加在你们身上的罪名；你们都最终会被自由市场经济理论的经济学家们所代替，你们的权力都将会被他们所剥夺。你们选择自由市场经济理论，就是选择了加速你们自己死亡的掘墓人。这就是以“自由”来迷惑人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的经济学家所干的一切事情的唯一的目的。
也有人以“人性的贪婪”来作为这次世界性经济危机产生的罪魁祸首。而社会大众都知道，中国改革开放的内容，是在制度上对原来的制度进行“私有化”和“市场化”的改革的。那么，当中国正在以美国的“私有制”和“市场化”为蓝图，进行改革的时候，由我们的目标——美国所引发并且祸及全世界的经济危机，并且也已经影响到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时候，我们从这一次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之中，却得出所谓“人性的贪婪”的结论，这难道是有利于从中吸取正确的教训？为什么不从制度的层面来得出正确的，科学的结论呢？难道这一次连续六年之久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产生的主要原因，竟然和美国的“市场化”以及“私有制”的社会制度没有任何的内在和必然的联系？
正如笔者一再指出的：市场经济理论有一定的科学因素；但是，市场经济理论并非就是科学的经济理论。市场经济理论反对政府对市场和经济的干预，一定会造成经济发展的大起大落和社会发展的两极分化。所以，“市场化”的经济理论是造成中国经济目前困局的 根本性原因。就世界而言，私有制尽管还没有完全成为抑制经济发展 的桎梏，但是，在中国的“私有化”，已经成为中国经济昙花一现的根本原因。市场化和私有化是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不可持续的最重要因素。
这一次世界性种种危机的产生，是由于在美国政府不干预市场和经济的基本政策下，由美国的私企投资银行，错误的将资源大量配置到房地产市场所引发。这些私企投资银行的预期——美国经济增长并没有如投资银行所预期那样实现，由此，房贷违约率越来越多，房地产市场的泡沫越来越多。银行为了解决房地产泡沫问题，发行了越来越多的次级债——金融衍生品。这种状况的持续发展的结果，次级债危机产生了。于是，次级债危机——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债务危机——政治危机的连锁反应和 不同阶段的变化，就此产生。所以，这一次种种危机的产生的最根本原因，是由于私企和市场在政府不干预的政策条件下，自由发展所造成的。
其间，在金融危机的时候，美国政府为了拯救由私企银行所组成的国家金融系统不至于倒闭，而不得不用天量的政府债务——这是公有资源，来拯救这些私企银行。如果没有美国政府动用这些天量国债，拯救私企银行 的话，那么，美国的银行系统必然瘫痪。美国银行系统一旦瘫痪，美国的经济危机就远远不是目前所看到的这样，而是灾难性的了——大批企业的破产，倒闭，大量人员的失业，一定会比1927年时候的大萧条，更加残酷。所以，美国目前的危机没有对实体经济——企业产生严重冲击，是由于美国政府用天量的国债，作为代价付出之后，才换来短暂的喘息的机会的。所以，政府的干预——天量国债的拯救，是避免美国经济危机陷入大萧条的决定性因素。在此，政府对市场和经济的拯救和干预，已经成了美国市场和经济免于塌陷的唯一的，决定性的力量。如果没有美国政府的拯救，干预，那么，靠私企和市场自身的力量，一定和必须在大萧条之后，在大量的企业倒闭和破产之后，在大量的生产能力和大量的物质——包括库存消耗完之后，一句话，如同1927年的大萧条那样，在大量的人口和物质被消耗之后，经济危机才会结束。
在美国政府拯救私企投资银行的时候，也不得不对银行的金融衍生品，进行事后的补救——加强对银行的金融衍生品的监督的立法。由此既可以说明，美国政府对金融衍生品的监督，在以前是缺乏的；又证明了，这一对市场的管制，是在这一次危机之中，被迫而不得不才开始的。而由此恰恰证明了，这一次危机的产生，并非是如同那些垄断了话语权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们所说的，是由于政府所造成的。
现在，虽然美国和欧盟许多国家暂时没有陷入灾难之中，但是，这种状况的持续发展，离灾难是越来越近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调低世界经济增长以及许多国家经济增长的报告，已经说明了这一点。
所以，这一次世界性种种危机产生和发展的事实说明了；一，政府对市场和经济的干预，不是需要还是不需要的问题，而是如何加强和科学的干预的问题；二，政府必须牢牢的掌握国家的金融系统 ，而不能够让国家金融系统由私企所垄断和把持。否则，政府将完全丧失对国家经济发展的掌控，国家的经济发展将会被市场和私企所垄断，国家最终将被私企迫入破产的局面。
当然，以上两点是就政府与市场和经济的关系的理论问题，所必须吸取的教训。笔者将会在另外的文章之中，作更多方面的，深入的 分析。
如果说，主流经济学家们必须为世界性经济危机的产生担负理论的责任的话，那么，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们，则必须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种种错误理论，使政府必然走上错误的道路，和必然陷入这一次的世界性经济危机负上理论错误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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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们必须对这一次世界性经济危机在中国的表现——通胀和滞涨负错误理论的责任的话。那么，面对
目前中国的通胀和滞涨的现实，一些决策者则必须负上决策的领导责任。
中国政府受“市场经济理论”的误导，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定为国家基本经济政策。所以，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可持续是必然的。由此而导致了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目前这样的结果，也是必然。
在“私有制”的“市场化”的条件下，私企和市场对资金的饥渴是无限制的；而奉行“不干预市场和经济”的政府，为了政绩而急功近利。这种政府与私企的只顾短期利益，眼前利益的一致性，使得社会为了眼前利益而致长远利益于不顾，最终一定会陷入长期性和持续性的经济和社会灾难之中。美国政府如此，中国政府也是如此。在这种错误的经济理论基础上的发展，其结果就是，经济发展的大起大落和社会发展的两极分化。
这种经济和社会发展模式的不可持续性，在中国，早已经被许多人所指出。现在社会所提“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其实就是隐含着以前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式的方向性的错误。而即将卸任的党和政府的决策者继续坚持以前的发展模式，和基于这一基础之上所作的判断——所谓“中国重要的战略机遇期”。这是中国近几年，从2005年前后的“加速增长”论，到“重要战略机遇期”的提出，再到对世界性经济危机的一再错误的判断，和“美国不会发生金融危机”，“美国金融危机不会变成经济危机”，“美国金融危机不会冲击中国”，“中国不会发生通胀”，“中国不会产生滞涨”等等给人以笑柄的宣传，所必然发生的基础。正是由于盲从“市场化”和“私有化”的经济理论和发展方式，认为这一发展方式是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方式的唯一途径和选择，由此认为可以靠这一他们认为是正确的方向，不断做大蛋糕来解决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所有问题。也由此对市场化和私有化产生的错误的恶果没有一丝一毫的认识，所以，对这些错误的理论的实践所必然产生的恶果毫无准备，才会一再产生被现实及其发展打嘴巴的丑闻。
一些决策者除了以上的错误决策之外，还有另外的，更多和更大的问题：
在所谓“和谐”的口号下，中国社会的两极分化也呈现出高速增长的加速分化，中国的尼基系数已经达到4·5，甚至5以上；
而在所谓“科学发展观”的口号下，中国经济的产能过剩也是以高速的加速过剩，出现在世界面前，中国的绝大多数企业根本无法按照生产能力进行生产，产能大量闲置，过剩；
在所谓“增加财产性收入”的口号下，中国股市连创新低，指数回到十年前的2200点左右。如果当时社会大众响应这一号召的话，那么，现在不知有多少人的财产会大缩水；中国股市的泡沫化，已经被沪市指数的6204点跌到现在的2200点所证明。
在党政决策者这十年的任期之中，中国的房地产泡沫也已经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日本东京的房地产价值，在1989年前后，可以买下美国。而在2011年，中国北京的房地产价值，也可以买下美国。但愿这不是中国房地产泡沫的证明。但愿中国不会和日本那样，从此陷入长期的停滞不前的停滞不前的时代。
无论是中国股市的大跌所证明的股市泡沫化，还是中国房地产高歌猛进的十年所造成的泡沫化，都是在为“增加财产性收入”的口号，所体现出的急功近利，和为了自己的政绩 而不顾后任，后人所表现的自私的功利性的表现。
无论是中国的历史，还是世界历史上，恐怕都没有如今的中国官场上出现的这样的现象：大量政府官员把自己的家属送出国外，而只是自己在国内当官。这样的官员，并且是以政治精英自居的政府官员，难道可以尽心为中国大多数人的利益服务吗？他们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当官，还是为了中国和大多数人的利益当官？他们是否是为自己的私利而不择手段的同时，又成为国外的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代理人的？他们的利益究竟是与中国的利益相一致，还是与国外的资产阶级的利益和他们自己的利益相一致的？当中国的利益与国外的利益有矛盾的时候，他们能够放弃自己的私利而维护中国的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吗？······这种现象也只有在一些决策者的任期内，才产生和发展起来，形成潮流，并且没有得到丝毫的抑制。
同样，世界许多国家都已经将政府官员的收入以法律的形式公开，而中国在这一方面，十年前已经提出法律草案，但是，在一些决策者的任期，在这十年之中，毫无进展。至今依然无法成为法律。
除了所谓“政治精英们”的大规模的，愈演愈烈的，到国外洗钱和享受私有化的好处的移民之外；“经济精英”之一——私企企业主在中国经济将陷入停滞不前的时候，将其在中国的资产套现，抛下银行和私人债务，失业人群，也到国外享受私有化和市场化的好处。这一情况在温州已经出现了。而所谓“经济精英”之一的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们，接受美国私企甚至是美国政府的经济利益，在中国向中国政府推销私有化和市场化的理论，既为美国政府和私企作代言人，又为他们自己获取私利。他们的后面，都有国外资本势力——美国政府和私企的身影。
虽然，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已经有了一个基本的数据，但是，这些数据并非包括了乡镇一级基层政权的债务的。这些隐性债务和社保资金今后支出的大幅度上升，都对未来的政府形成巨大的财政压力。
中国国企改革“私有化”在一些决策者的这一个历史时期之中，并没有得到有效的抑制。事实上，国企改革私有化，恰恰是在这一十年之中，在全国大普及，直到2005年前后，还在实施东北国企改革的大规模的私有化。
中国的“市场化”在一些决策者任期内，不仅没有得到正确的纠正，反而在一些方面被加速发展。最典型的就是中国的股市；创业板的高市盈率把全部风险留给了二级市场的投资者。高市盈率难道不是由于市场的主体——券商和上市公司的共同利益所造成的吗？政府当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政府的责任恰恰不是对市场的干预，而是对市场之中的那些违法的，和权力和金钱交易的熟视无睹，并且将这些当作是政府干预的结果，对这些搞高市盈率的市场套利行为熟视无睹，并且继续和公开的允许其存在。政府所犯的错误和所负的责任是以“市场化”为名，将市场必然存在的套利行为强加在政府所谓干预的身上，推卸监管责任。
而在所谓“加速增长周期”的口号的提出上，则是基于“市场化”的经济理论基础上，所提出的。并且，这一提法就是否定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性的，维护以前的，在“市场化”基础上的经济发展方式的。
面对这一次连续了六年，而且至今还看不到何时走出泥潭的世界性经济和政治危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一些决策者，却没有将这些现象与中国所奉行的“市场化”和“私有化”的经济理论，联系起来，对这一事关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方向和道路的理论问题，进行比较，用实践来对这一理论进行检验。至今还没有任何理论性的文章，对这一次世界性经济和政治危机进行分析和总结。这样的现象，难道是一个世界性大国和以中国式社会主义自居的政党和国家所应该有的态度吗？难道这一次世界性种种危机的产生，和科学社会主义以及资本主义之间没有任何联系吗？究竟是为了掩饰自己的错误，而故意无视世界性种种危机的现实的存在；还是根本不懂得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而茫然不觉，这一次世界性种种危机与中国式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联系，而无法作出理论上的分析和比较呢？无论哪一种都证明了，他们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上的知识，使他们无法承担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所应该承担的世界性和历史性任务的重任。当然，任何人都不可能从一出生就完全通晓世界的所有知识，毛泽东对武装斗争的知识，也不是一出生就已经获得的。所以，中国共产党和 中国政府的决策者，就必须承担起相应的理论上的重任。否则，就是失职。
如果说，美国在1927年所引发的世界性大萧条的危机，使得以后几十年的世界各国政府，绝大多数都不得不实行凯恩斯主义的话，那么，难道这一次世界性种种危机对世界的危害程度，比那一次的大萧条的要低吗？如果没有各国政府的天量债务的投入，现在的世界，难道还可以压制得住暴动和革命的枪声吗？在这一次世界种种危机之后，如同世界在1927年的那次大萧条之后一样，世界各国政府一定会对私有化和市场化的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和理论进行反思和被迫进行改革。对此，难道中国不应该更早和更快的对此进行分析，总结和批判吗？如果中国不进行这样的反思的话，难道中国不会被世界性潮流所抛弃吗？中国能否跟上这一历史性潮流？继续顽固坚持私有化和市场化的错误理论和制度的人，难道不会被历史所淘汰和抛弃吗？
2012年1月25日，达沃斯会议召开了。而会议的议题就是：如何寻找资本主义的新模式。这难道不是在面对这一次连续了6年之久的，至今还未能看见危机结束的世界性种种危机，而进行理论和寻找解决问题的措施的总结吗？资本主义已经在开始对其的发展模式和道路进行反思了，而自称是社会主义的中国，却还没有对此进行反思，这难道是一些决策者们可以推卸的责任吗？如果你们无法胜任这一工作，则早点交班。
最后，笔者认为，无论是新古典经济学，还是凯恩斯主义，他们都是基于私有制基础上的经济理论。所以，他们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私有制基础上，的确还能够在表面上，暂时解决一些问题，而实际上却是将问题和困难推给后人的经济问题。但是，他们是无法从根本上纠正和解决私有制和市场化所带来的历史性问题——经济发展上的大起大落和社会发展之中的两极必然分化的问题；依赖社会大众的消费来拉动GDP的增长而却无法增加社会大众的收入的内在矛盾问题。凯恩斯主义其实只是剽劫了马克思主义的一部分理论而已。
中国现在不仅仅在经济上产生了两极分化，而且在意识上，也产生了两极分化，社会大众和获得了相当财富的人在意识上所产生的对立，也如同经济上的两极分化一样，已经到了完全对立的阶段。互联网上，对同一事情的完全相反的看法和评价的现象的普遍，就证明这一点。获得了财富的人，认为自己的财富的获得，证明了自己的聪明和才智，由此认为那些没有获得财富的人是既蠢又没有知识的劣民。而这一意识其实正是原始共产主义崩溃之后，统治阶级所产生并且延续到今天的，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理论和意识。
如果说，笔者这一篇文章，其中涉及到一些决策者的部分，是笔者对一些决策者的盖棺论定的话，那么，笔者倒是希望，社会大众应该对在今年已经结束任期的决策者的功过，进行评判。在世界性种种危机远远没有结束和中国也已经深陷其中的今天，这样的评判显得尤为重要。
徐强
2012-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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