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演化博弈论作为西方主流经济学前沿的方法论，对演化博弈论的研究及其在经济学的应用成为国外学术界热门的研究领域。同时，许多经济学分支和流派都声称其方法是“演化的”，使“演化经济学”成为一个非常流行的标签。这导致一些学者将演化经济学方法论与演化博弈论相混淆。其实两者存在根本性的差异，两者的对立更具有悠久的历史渊源。本文以演化经济学的立场，对演化经济学方法论与演化博弈论进行了比较。
一、经济学研究的两大传统
科学哲学历史主义学派认为，科学知识进步增长的基本单元不是具体理论，而是“一般理论”或“伟大的理论”。学派的划分问题历来比较复杂而敏感，划分标准理论也很多。如，20世纪60年代，库恩提出了“科学范式”的概念和思想；20世纪70年代，拉卡托斯和劳丹分别提出了用“科学研究纲领”、“研究传统”作为科学的分类标准。现代西方科学哲学主要研究对象是自然科学，若将“范式”的思想观点扩展至社会科学领域，其对社会科学也将同样具有重要的方法论价值。[3]对此，方福前教授认为，可以将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作为标准来划分经济学流派，即根据“硬核”和“保护带”来划分经济学流派。[4]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由“硬核”、“保护带”、“反面启示法”和“正面启示法”四个相互联系的部分构成。或者说，一个完整的或成熟的理论体系通常有三个特征：有一个公有的“硬核”，有一组保护硬核的“保护带”和引导理论体系不断发展完善的“启示法”。笔者认为，应该采用研究传统、“硬核”和“保护带”三级标准来划分经济学流派。
劳丹在其《进步及其问题》一书中认为，每一门科学都有一部充满研究传统的历史。我们看到的经济学（包括经济思想史、经济史），其实都是经过主流经济学“过滤”后的部分，几乎成为了主流经济学的“家谱学”，即，只有主流经济学“一个经济学”。这种看法不是对经济思想史无知的表现，而是发达国家为发展中国家设置的“富国陷阱”。为此，贾根良教授多年致力于“新经济思想史”方法论和体系研究，提出经济学有“两大传统，三大体系”的思想。其中，两大传统是指：发端于重农学派的牛顿主义和起源于重商主义的达尔文主义。在今天的经济学中，主流经济学承继了前者的衣钵，演化博弈论正是其前沿的方法论。而作为“异端经济学”但正在蓬勃兴起的演化经济学却旨在复活作为“真正经济学”的达尔文传统，批判实在论等是其方法论。
二、演化博弈论与演化经济学方法论简述
生物学家梅纳德·史密斯在1982年的经典著作《演化与博弈论》中，率先运用博弈论解释了进化过程中的竞争行为和选择问题，并分析了群体行为变化的动力学机制。它经过“演化稳定策略”(ESS)、阿夫纳·格雷夫的历史制度分析后，最新的发展是运用脑科学使其进入演化生物学、认知科学和实验经济学等，成为主流经济学前沿的方法论。演化博弈论(evolutionary game theory)是与传统博弈论相对应的一种方法论。它摒弃了传统博弈论完全理性和完全信息的假设。因而与传统博弈论相比，演化博弈论具有两个特点：一是有限理性。有限理性最早由西蒙在研究决策问题时提出。威廉姆森在研究影响交易费用的因素时，归纳总结人的有限理性是由两方面原因引起的：一方面是由于人的感知认识能力限制，另一方面则来自语言上的限制，这种限制会使他们在行动中感到挫折。二是动态性。在方法论上，与传统博弈论将重点放在静态均衡和比较静态均衡上不同，演化博弈论强调的是一种动态的均衡，被广泛用于分析社会习惯、规范、制度或体制形成的影响因素，并解释其形成过程。
演化经济学最早起源于1898年凡勃伦的经典论文《经济学为什么不是一门演化的科学》，正式成为一门学科源于1982年理查德·R.纳尔逊与悉尼·G.温特所著的《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与非新古典研究“存在”相区别，演化经济学是一门研究“演化”的科学。因而演化范式也“明确存在于对新古典经济学持不同见解者的著作中，一般认为凡勃伦、熊彼特、马克思和马歇尔是演化经济学的先驱”。[5]演化经济学以达尔文主义为哲学基础，以累积因果为主要原则，其方法论基础是批判实在论，具体分为层级本体论与转换本体论，强调的是隐藏在现象背后的结构和趋势。
社会科学范式是由本体论社会观观念、认识论方法论观念、基本理论假设、研究主题和基本政策纲领等五个因素组成。[6]本文分别从哲学基础、研究起点、基本假设、研究焦点和政策纲领五个部分对演化经济学方法论与演化博弈论进行比较。
三、演化经济学方法论与演化博弈论的主要区别
（一）两者的哲学基础存在根本的对立
哲学基础是研究纲领的硬核。科学革命一般是以世界观、方法论变革开始的。能够为科学研究（包括社会科学研究）提供的哲学体系有两种：牛顿主义和达尔文主义。前者是演化博弈论的哲学基础，后者是演化经济学方法论的哲学基础。
一位英国经济思想史学家曾指出，科学革命后，标准教科书的前身——边际革命的目的是要把经济学改造成为像数学、物理学一样精密的科学。这正是现代主流经济学的起源，也是演化博弈论的哲学源泉。如，理工科出身的杰文斯、瓦尔拉等曾试图将经济学改造为“纯粹的科学”，他们试图把经济学建立为物理学一样的科学。杰文斯更是认为，“他们的决定将使经济学成为一门在许多方面像纯物理学一样精确的科学。”这种思想是受到了当时实证主义科学哲学和牛顿主义的支配。当时的社会科学界扬言要把社会科学变成实证科学，理由是实证科学是精密的、可以预测的。而实证科学实际上是形而上学的思维，认为不需要哲学思维。这种哲学基础是要把经济学也变成这样的科学，而这种世界观实际上是静态的、机械的、原子论的世界观。
但科学革命的目的正是击碎硬核。以1895年伦琴射线、1900年量子力学、1905年相对论的发现为代表的物理学大革命和达尔文革命彻底改变了牛顿力学的硬核，摧毁了牛顿主义。在演化经济学看来，所谓经济学的“边际革命”并没有做到这一点，甚至没有察觉物理学大革命，就像斯密没有觉察工业革命一样。同时，“当数学化过程越来越完善时，经济学的主题就消失了。”[7]杰奥尔杰斯库(Georgescu)认为：“当杰文斯和瓦尔拉开始为现代经济学奠基时，物理学一场惊人的革命扫荡了自然科学和哲学中的机械论教条。奇怪的事实是，‘效用和自私自利的力学’的建筑师，甚至是晚近的模型设计师，看来都没有及时察觉到这种没落。”[8]显然，作为主流经济学的前沿方法论，演化博弈论并没有改变这一哲学基础。
与演化博弈论坚持牛顿主义针锋相对，演化经济学方法论坚持达尔文传统，坚持动态的、有机的、系统的宇宙观和世界观。演化经济学方法论建立在物理学大革命、耗散结构理论、复杂性科学基础之上，认为还原论就是原子论，基于个人主义哲学基础的主流经济学无法解释经济（尤其是宏观经济）现象，而这需要从复杂系统的角度进行研究。
（二）二者的研究起点存在区别
演化博弈论的研究起点是个人主义，演化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起点是个体群思维。个人主义是用个人行为解释社会，即社会可以从个人进行推导，体现在经济学中就是简约论和还原论。简约论是用“典型性”的消费者和生产者代替所有消费者和生产者；还原论是用微观现象解释宏观现象。于是，在这种思维的影响下，当宏观经济学无法解释某些现象时，就要千方百计地寻找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而整体主义认为，个人的行为受制于整体的社会规则和状态，是制度决定个人。虽然在经济思想史上还有老制度学派等“异端”经济学流派走向了整体主义，但由于它们没有受到达尔文革命科学思维的训练，也只是直觉上认为主流经济学的个人主义方法是不对的。而这也正是吉登斯《社会的构成》一书中所指出的西方文化的分裂症。埃里克·S.赖纳特指出，“斯密以前的经济思想采取的是一种整体主义的出发点——人民和国家。在这种整体主义的出发点背后，存在着一种根本性的深层次的思想：从个人所组成的整体这一角度加以考虑的措施可以改进每个人的境况。如果人们只局限于原子论地研究个人，那么，这种系统的效应是不能被发现的。我们认为，这种系统效应的存在是国家能在经济增长中发挥作用的根本原因。我们还发现，斯密早期的著作仍强烈地信奉这种系统的思路。……老年斯密接受了约翰·洛克的原子论，但他关于劳动分工受市场规模的限制这种根本性的见解仍是对这种系统效应的描述。我们认为，如果系统的规模经济有作用，那么劳动分工就是唯一重要的。当然，劳动分工被新古典理论丢失掉了。”[9]
演化经济学从批判实在论出发，认为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是层级本体论，是能动性和结构性的统一，个人与社会交互作用、相互构成，并以此解释社会。它拒绝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方法论，而以个体群思维为研究起点，研究个体与系统的统一。如，只研究微观单位内部的演化，称之为个体发生；研究微观单位变化引起的其他单位以及个体群的演化，称之为系统发生。而创新是个体发生与系统发生的辩证统一的变化过程。可见，个体群思维是将个人主义和整体主义加以整合。它在承认个人存在多样性、差异性的同时，认为系统是分层级的，且各层级之间相互作用，导致现象的综合性、整体性、多因素性和动态复杂性。其具体的方法论包括情景脉络特定、物种异地形成原理、报酬递增等。[10]
（三）两者的基本假设针锋相对
“一个研究传统就是这样一组普遍的假设，这些假设是关于一个研究领域中的实体和过程的假设，是关于在这个领域中研究问题和建构理论的适当方法的假设。”[11]经济学的假设包括基本假设和前提假设，其中基本假设构成了保护带，前提假设构成思维的前提。
主流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是理性、均衡、稳定偏好，前提假设是完全知识、完全信息、完全理性。而演化博弈论的前提假设是有限知识、有限信息、有限理性。可见，演化博弈论主要是对主流经济学前提假设的修改，而对“保护带”触及不多。因而演化博弈论打破的充其量是主流经济学的“保护带”，只是一定意义上推进了经济学的发展，但不是经济学革命。演化博弈论依然保留了主流经济学的硬核——牛顿主义、个人主义。
以批判实在论为方法论的演化经济学认为，人的理性只是习惯与惯例的子集。非理性会受社会、制度与历史的制约。纳尔逊认为，均衡仍然是演化博弈论的关键性假设，演化博弈论对偏离均衡的研究主要是作为理解均衡状态的工具，而演化经济学对任何稳定状态都不感兴趣。总是处于不断变化的状态的非均衡是其基本假设，它研究的中心内容是新奇、凸显、创新、变异，而这些都是典型的非均衡分析。此外，复杂系统理论都涉及动态的内容，而大部分研究技术的数学建模很少关注经验事实。之所以存在这些区别，正在于演化经济学方法论的硬核是达尔文主义、个体群思维。
总之，演化博弈论的硬核是牛顿主义、个人主义，保护带是有限理性、有限信息和均衡；而演化经济学方法论的硬核是达尔文主义、个体群思维，保护带是惯例（习惯）、演化和偏好可变。
（四）两者的研究焦点存在冲突
以批判实在论为方法论的演化经济学继承了古典经济学以生产为中心的理论传统，对制度问题的研究也是围绕生产而展开的。以演化博弈论等为方法论的主流经济学继承了新古典经济学以交换为中心的理论传统，其理论研究也是围绕交换而展开的。前者围绕新奇、生产、创新和制度，资源创造是研究的核心问题；后者围绕信念、交换制度，资源配置是研究的核心问题。这一区别从国家创新体系研究所使用的能力论、知识论和资源论等就可以看出。经济体系中机械观和创造观之间的冲突经常发生。创造观又称“产业主义”，机械观又称“金融资本主义”。由于自身的成功，“生产性的产业主义”将慢慢被转变成为“金融资本主义”。国家的衰落可以归咎于“金融资本主义”（资本）超出了一系列新的思想（创新）。这也是“产业主义”的推动力，即，随着社会的成熟，需要政府越来越多地采取直接行动将投资引向生产领域。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因为政治权力将慢慢地转移给那些保护金融机构既得利益的人。因此，为生产服务的金融市场本身成为经济中心。逐渐忽视非金融行业的创新将导致投资机会缺乏，进而动摇金融资本主义的基础本身，从而造成大规模的资本外逃。[12]
以演化博弈论等为方法论的主流经济学以交换（资源配置）为核心，研究资源如何配置、财富如何分配。用简化生产函数研究生产问题，但对生产如何进行却无从着手。抛弃了斯密丰富的生产实践论、分工、管理等重要思想。虽然以演化博弈论等为方法论的主流经济学并非完全没有生产理论，如德姆塞茨的团队理论、威廉姆斯的资产专用性理论都会涉及一些生产问题，但总的来说，无论是交易成本理论、产权理论，还是委托代理理论、契约理论，它们都是以交换为研究焦点。哪怕华盛顿共识也只涉及交换制度、宏观经济管理改革等内容，根本没有涉及生产和创新的问题。
以批判实在论为方法论的演化经济学的研究焦点则是生产与创新（资源创造）。研究资源是如何创造的、如何生产的及其需要什么样的制度环境。该理论最远可追溯到重商主义，现今发展为如奥地利学派的企业理论、能力论、资源论、知识论、网络论等内容。由于研究焦点集中于生产与创新，因此，其理论内容对于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发展、企业战略、国际贸易和国家利益尤为重要。
（五）两者的政策纲领存在区别
两者政策纲领的差别主要是自由贸易与贸易保护的对立。政策纲领是以理论学说为基础的。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布劳格认为：“经济学家一直和与政府政策有关的问题打交道。因此，他们的主要经济学说，不仅是拉卡托斯意义上的科学研究纲领(SRP)，而且也是政治行动纲领(PAP)。”[13]
以演化博弈论等为方法论的主流经济学，由重农主义的“自然秩序”导引出经济自由主义、反对政府干预经济乃至经济全球化。其特点如下：第一，由其演绎出的经济政策的目的不是自用而是用于出口，但对自己却运用相反的政策。也就是说，其经济思想与经济政策存在“两张皮”现象，赖纳特称之为“选择性使用”。第二，在利益驱使下“踢掉梯子”，蒙骗发展中国家，即利用自由主义原理将发展中国家经济细碎化，然后卷入其自身利益的漩涡，结果导致了50多个国家成为了新自由主义的重灾区。第三，跨国公司的经济殖民代替了军事殖民，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和消费者的“好处”代替了残暴的掠夺，而这“都是由IMF和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们应用到第三世界的”。[14]第四，将国内矛盾转化为国际矛盾。因此，“在保护领先国对落后国进行压制的既得利益上，标准经济学理论核心假设明显地发挥着一种政治作用。”[15]
以批判实在论为方法论的演化经济学则主张民族经济的重要和情景脉络特定，认为自由贸易是一种“富贵病”，尽管最初“自由贸易”这一术语是指没有贸易垄断，而非没有关税。[16]事实上，几乎所有的“自由贸易者”都应该是今天所称的贸易保护主义者。[17]演化经济学坚持对幼稚产业进行保护，但保护不是目的，也不是长期政策，而是阶段性手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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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1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20.
[3][6]徐明明.社会科学范式初探[J].自然辩证法研究，1996,(12).
[4]方福前.根据“硬核”和“保护带”来划分经济学流派[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4,(1).
[5]贾根良.演化经济学：开创新的研究纲领[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9,(3).
[7][12][14][15][16][17]耐纳特，贾根良.穷国的国富论（上）[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81,115,48,44,83,263.
[8]N. Georgescu-Roegen (1971). The Entropy Law and the Economic Process[M].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pp.2-3.
[9]埃里克·S.赖纳特.国家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D].霍奇逊.制度与演化经济学现代文选：关键性概念[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10]商孟华，刘春英.演化经济学方法论述评[J].文史哲，2007,(5).
[11]拉瑞·劳丹.进步及其问题[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81.
[13]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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