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证券报》报道，昨天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强调，改革重在行动，要扎扎实实、不停顿地向前推进。要把已经看准、具备条件、牵一发动全身的改革项目抓紧推出，干一件成一件，不断释放改革的制度红利，激发社会活力，增强发展动力。
去年11月，李克强首次提出“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引发国内外舆论的高度关注和期待。时至今日，人们所期待的改革正在一步步得到落实。
会议确定今年在财税、金融、投融资、统筹城乡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加大改革力度。
首提资本项目可兑换操作方案
会议首次表示，今年将提出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操作方案。这也意味着外资进入内地资本市场规模和扩容速度将有明确的路径。
业内人士表示，下一步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着力点应该放在目前限制比较多，与其他资本项目开放程度差距比较大的项目上，即境外机构到境内股票和债券市场直接融资、个人投资直接渠道等方面。
此前，央行调统司曾经提出过人民币资本账户开放的路线图，即短期内(1至3年)，放松有真实交易背景的直接投资管制;中期内(3至5年)，放松有真实贸易背景的商业信贷管制;长期内(5至10年)，依次审慎开放不动产、股票及债券交易，逐步以价格型管理替代数量型管制。
而此次提及的年内有望推出的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操作方案是否与上述路线图一致，还存在一定疑问。
不过，有专家表示，就目前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路线图实施进度而言，比央行调统司预期进度要更加迅速。目前，我国境外机构投资内地证券市场，都通过QFII和RQFII形式出现。而从近期调研看，QFII和RQFII需求强劲。央行等三部委近期也已公布了《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试点办法》以及实施意见。
国务院常务会议还表示，将建立个人投资者境外投资制度。这也印证了今年温州金改重点工作任务——力争推出QDII2，并非一厢情愿。
目前，我国实行的是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DII)制度，境内的个人只可以通过银行、基金等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进行境外固定收益、权益类等金融投资。若QDII2顺利试点并推广，对于持外币在手的个人投资者来说，无疑是好消息。
中行战略管理部副总经理宗良表示，从方向上看，放开个人境外投资的制度设计是合理的，但是从制度上看，必须要严格制定门槛、额度等约束条件。
也有分析人士指出，要根据个人投资者的资金实力、承担风险的能力等综合因素进行QDII2的资格验证。此前也一直有声音建议，应该以温州金融改革为契机推出QDII2，并在全国选取试点城市。
附文 余文辉：资本项目自由化将是击倒中国经济的最后重拳
任何政策建议都隐藏着强烈的利益指向。通过三十多年改革开放，在中国本土形成的“三大资本力量”即跨国资本、民营资本和国有资本当中，资本账户自由化的政策建议究竟有利于哪一类资本的扩张、究竟对哪些资本造成伤害?这与国有企业私有化有怎样的内在联系?对中国经济政治的未来将产生怎样的影响?这才是分析问题的关键。只有把握这些要害，才避免被一些弊大于利的“利益光环”、甚至子虚乌有“画饼利益”所误导。如果脱离中国面临的严峻的国际政治经济军事环境，继续盲目地推进金融“洋跃进”，那么，可以看到，资本项目自由化将是击倒中国经济的最后重拳。
一、主张资本账户开放的利益描绘实属“画饼”
国内外主张资本项目自由化的观点主要基于以下画饼般的利益：
“画饼”之一：“资本账户开放有利于资源配置效率，促进经济发展”
国外经济学者通过实证研究表明，这一观点并不成立。真实的情况是：资本项目自由化对那些金融监管制度健全、金融市场成熟、拥有资本流向之主导权和资本定价权的国家有利，相反，对那些金融制度不健全、金融市场不成熟、缺乏全球资本定价权和全球资本流向主导权的国家和地区是不利的。如果一个国家处于产业转型期和调整期、处于经济结构相对脆弱的阶段、或处于大量经济社会矛盾需要化解的时期，那么，资本项目自由化将引诱发达国家各类投机资本的攻击、引发国内汇率、利率和资产价格的剧烈波动，从而导致国内产业能力遭遇破坏、国民财富遭遇洗劫。中国没有发生拉美金融危机、并有效避免了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冲击，正是得益于金融安全的最后防线：资本项目管制。因此，资本账户开放程度取决于中国本土产业资本的全球竞争能力、取决于国内金融市场的发育程度和监管水平、取决于政府是否真正掌控人民币的汇率定价权和货币发行自主权。不具备这些条件，资本账户开放必然产生难以预想的后果。所谓资本账户自由化可以优化资源配置的利益之说，是画饼，更是迷魂药。
“画饼”之二：“资本项目自由化有利于人民币国际化”
“人民币国际化首先需要资本项目自由化”是要求资本账户开放的主要理由之一。因为资本项目自由化曾经对发展中国家造成过重大创伤和洗劫，因此，这一政策主张的鼓吹者不敢过分宣扬“资本项目自由化有利于资源配置和促进经济发展”，而是以资本项目自由化来迎合人民币国际化的要求，希望在人民币国际化的大旗之下积极推进资本项目自由化。但是，我们需要反问的是：资本项目自由化与一国货币国际化、与人民币国际化究竟有没有关系?有多大关系?
日本、澳大利亚、巴西、泰国等许多推行资本项目自由化的国家，除了得到经济波动与世界同步的“好处”之外，并没有实现本国货币的国际化，国际原油市场的交易货币既不是日元，也不是泰铢，还是美元。试问：中国资本项目自由化之后，难道中国人可以使用人民币购买中东石油、欧洲设备和日本房产吗?显然还不可能。
主张资本项目自由化的观点认为，资本项目自由化之后，中东、欧洲、亚洲国家更愿意接受人民币，有利于人民币的国际化，原因是：中国持有近3.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海外机构和个人所持有的人民币可以到中国自由地兑换成美元。在此，我们可以看出这样一个逻辑：人民币国际化是与资本账户开放(即人民币可自由兑换美元)挂钩、而资本账户开放又是与中国外汇储备挂钩的，可见，所谓的人民币国际化实际上是与中国外汇储备挂钩。如果人民币国际化需要以外汇储备作为前提(当然还要人民币可以自由兑换外汇的资本项目开放与之配合)，那么，我们需要反问：美元的国际化是跟什么挂钩?是跟英镑挂钩还是跟黄金挂钩?今天美元持有者可以向美联储自由兑换黄金吗?实际上，国际化的美元没有跟任何实物和外汇挂钩。正是由于美元没有跟任何实物和外汇挂钩，才实现了美元的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化。如果美元与黄金挂钩，那么，美元国际化就是假象，实际上不是美元国际化，而是黄金作为世界货币的国际化、是黄金的国际化，世界货币仍然是黄金本位制。因此，美元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化是从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开始的。美元与黄金脱钩，同时，美国主导着全世界各类大宗商品交易(特别是原油交易)对美元的需求，才使得美元代替黄金成为美元纸币本位制前提下的全球货币。如果人民币国际化是基于人民币与美元的自由兑换、是基于3.2万亿外汇储备，那么，人民币国际化就是假象，本质上还是美元的国际化而非人民币的国际化。再说，全球金融衍生品市值超过600万亿美元，那些企图以基于3.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来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思路，当属国际笑话。遗憾的是，外汇储备和人民币国际化正是中国央行发布研究报告主张资本账户开放和人民币自由兑换的主要理由。
我们还要认识到，货币互换不应该视同为人民币国际化。尽管人民币与其它国家货币进行货币互换有利于规避汇率波动、便利于双边贸易和投资，值得积极推进，但与人民币自由兑换无关、也与真正意义上的人民币国际化无关。俄罗斯、韩国、巴西、伊朗都可以与中国以及其它国家互换货币，但是，这是否意味着卢布、韩元、巴西元和伊朗里亚尔的国际化呢?显然不是。国际上没有人会因为与别国进行货币互换而兴奋地惊呼本国货币实现国际化，但在中国，这种声音很大。这只能说明中国还不了解世界货币背后的真正内涵和货币国际化的现实基础和信用前提。
目前，人民币国际化依然缺乏自主创新的产业基础、依然缺乏引导人民币走向世界的全球金融网络、依然缺乏为人民币国际化保驾护航的全球军事力量。一国货币的国际化不仅仅是一个货币使用本身的问题，而是一个经济、政治、外交和军事问题。简单地说，货币到哪里，利益就到哪里，产业竞争力和军事威慑力就应该辐射到哪里。一个被跨国资本主导着国内主要产业部门的中国、一个大部分本土产业资本还缺乏国内竞争力更谈不上全球竞争力的中国、一个汇率走势由美国政府和议会调控的中国、一个货币发行量被美联储间接操纵的中国，一个金融网络还没有像毛细血管一样布满全球的中国，一个军事投射能力还守护不住南海石油资源的中国、一个主流经济专家没有独立思维能力、拿着外国机构的经费或跟着好大喜功的领导瞎起哄的中国，它的货币难道可以启动所谓的国际化吗?既然人民币不具备国际化的基础条件，那么，那些拿着人民币国际化这个“画饼”来诱导资本项目自由兑换的国内外机构和个人，其目的是什么?这就是值得警惕的地方。
在国内产业领域搞“洋跃进”，损失的只是某些产业;在国际金融市场上搞“洋跃进”，损失的将是整个外汇储备、整个国家经济甚至执政党的政权。
“画饼”之三：资本项目自由兑换有利于实施“企业和个人走出去战略”
中国只有三大类企业：外资主导型企业、民资主导型企业和国资主导型企业。外资企业不存在“走出去战略”问题，它们本身就是跨国资本，拥有强大的国际金融市场的支持，处于“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即资本主义高级阶段”。民营资本有“走出去”的想法，但普遍没有能力。中国民营企业总体上还处于数量多、规模小、技术创新不足、缺少市场主导能力的“自由资本主义竞争阶段”。“山寨”和杀价是民营企业主要的竞争手段。因“改革”所形成的市场经济初级阶段的民营资本与因“开放”所引诱进来的市场经济高级阶段的国际垄断资本，在中国本土展开了世界经济史上独一无二的“非对称经济战”。这场“非对称经济战”的结局没有悬念：国内民营企业或者被外资收购(如日化、食品、商业流通领域的诸多企业);或者到海外上市加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美元阵营，成为中国经济的买办力量(如新浪、百度、新东方等);最后剩下的就是正在努力成为前者的民营企业，或者破产和逃债。中国民营企业生存状况没有乐观的理由，更没有“走出去”的管理能力和经济实力。当国内民营企业苟延残喘地活着都成为问题的时候，哪有能力和资金“走出去”沾洋荤?因此，把资本项目自由化跟民营企业“走出去”拉扯在一起，说资本账户开放可以促进民营企业“走出去”，实在牵强附会。
人民币自由兑换倒是有利于煤老板和地产商的资金以及其它灰色收入的资金“走出去”，并成为高盛、摩根、花旗、汇丰的私人理财客户，但是，这一点恰恰是需要防范和限制的。
对于第三类国有资本而言，资本项目管制不仅没有影响国有资本“走出去战略”的实施，而且还有利于外汇储备的集中使用，有利于保障国有资本开拓国际市场的资金需要，同时，也有利于中投等主权基金的投资运作。如果中国企业需要集中资金优势与国际垄断资本展开实力对等的国际竞争，那么，外汇资金必须集中使用，资本项目必须管制。
二、资本项目自由化主张集中出现的背景分析
如果现阶段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都不需要资本项目自由兑换，那么究竟是哪些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需要中国彻底开放资本项目呢?答案是：国际资本及其背后的政治集团。
资本的特性在于运动，国际资本的特性在于跨国运动，在于通过跨国运动制造不同国家和不同地区的实体经济波动、资本市场波动和汇率利率波动来完成全球财富向资本强势国家集中。国际垄断资本的本质是谋求全球经济控制和政治控制。国际资本运动的结果是瓜分资源、掠夺财富并形成国家之间的两极分化。这正是南美洲、东南亚、中东伊斯兰世界对于美国和美元资本爱恨交加、恨大于爱的原因。资本没有慈悲，资本需要波动、动乱甚至战争。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名言是：当巴黎街头血流成河的时候，正是它们播种和收割的季节。
当中国各级政府以开放为旗号、以政绩和GDP为导向疯狂招引国际资本之时，国际资本在九十年代末已经完成了在华的产业布局和主要产业核心环节的控制。2001年之后，跨国资本的目标开始升级为谋求金融机构控制、货币定价权(即人民币汇率)控制和货币发行权控制。人民币的持续被迫升值，吸引着更多的热钱涌入中国，人民币基础货币被迫超量发行。在人民币超量发行并引发通货膨胀的压力的情况下，中央银行并没有向海外资本征税以阻止垃圾美元狂潮，而是选择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的方式剥夺国内实体企业的流动资金，以此维持货币供应量的表面数量平衡，从而将国内企业置于流动性窒息的状态之中。从2008年初开始，民间资金年利率始终高居30%以上，海外资金只要把美元换成人民币然后在民间放高利贷就可以轻松获利。到目前为止，中国经济的现实状况是：一方面，跨国资本在人民币单边升值、房地产泡沫、民间利率飙升以及资本市场套利中大幅度增值;另一方面，本土企业出口乏力、产业竞争力下降、人民币购买力降低、资源和劳动力成本被动提高，人民币显现出严重高估的状况。
截至2011年12月底，外汇占款余额是25.36万亿人民币，而外汇储备是3.18万亿美元，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是6.3009。如果按照6.3的汇率计算，那么，25.36万亿人民币的外汇占款应该对应4.025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实际外汇储备仅3.18万亿美元)，二者相差8453.96亿美元(相当于5.32万亿人民币的潜在亏损)。换句话说，只有人民币贬值到7.9748的水平，外汇储备和外汇占款余额才能平衡。显然，人民币存在贬值的内在需求。
当中国经济增长、贸易状况、经济结构、贫富差距和社会稳定都开始走向恶化之时，人民币贬值预期产生了，随之资本项目自由化的呼声开始集中爆发。中国央行和世界银行几乎同时分别发布研究报告，内外呼应，极力主张和推动中国资本项目自由化。
在人民币存在高估、外资需要在汇率高位逃离的情况下，中国央行不是顺势大幅贬值人民币，减少账面亏损，而是在人民币汇率被高估的情况下抛售数百亿美元来维持不合理的汇价。中国央行不仅升值积极、贬值消极(从而客观上配合着热钱的套利和撤离)，而且在理论上制造舆论，推出了《我国加快资本账户开放的条件基本成熟》等的专题报告，以官方的身份与美国政府和世界银行的战略思路遥相呼应。
美国政府和参议两院及其控制的世界银行为什么如此一致地要求中国解除资本项目管制?它们的枪口究竟对准了哪些猎物?答案是复杂的。美国瞄准的猎物既有经济目标，也有政治目标，其中体现着美国全球战略布局的忍耐、坚持和深谋远虑。
中国开放资本账户有利于美国及其主要盟国的跨国垄断资本猎取中国的储蓄财富、外汇储备和国有企业。我们可以设想外汇储备消失、国内储蓄蒸发、国有企业消亡、投机资本横行的乱局吗?只要中国开放资本账户，跨国资本可以轻松实现上述目标。
国际资本只有完成了二个阶段的运动，才能完成对财富的转移。国际资本以美元方式进入中国，换取了中国廉价的资源、廉价的股权和廉价的商品;相应地，中国形成了储蓄和外汇储备。这是国际资本运动的第一阶段。然后，国际资本必须以某种方式进行一次反向运动，形成资本的回流，才能最终达到转移中国财富的目的。国际资本在中国形成的本金和利润需要自由地、快速地兑换成美元流到境外，这需要资本账户开放的配合。南美、东南亚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金融危机和社会危机都是发生在国际资本运动的第二阶段，即国际资本回流阶段。
在美国对华施压并实际控制着人民币汇率走势的情况下，国际资本的大进大出，必然导致中国货币政策的失控、必然导致外汇储备和人民币供应量的大起大落、进而必然导致人民币汇率、资金利率、商品价格、资产价格和股市期市的大幅度波动。中国经济必然陷入于极度不稳定的状态之中。这正是跨国资本施展拳脚的洗劫中国储蓄和外汇储备的时刻。当外汇储备和银行储蓄被跨国资本席卷而去，伴随的是企业倒闭、税收骤降、赤字激增、通胀恶化、民怨四起，大危机爆发了。到这个时刻，中国只有一条路可以走：变卖最后的国有企业。世界银行为什么要把国有企业私有化和资本项目开放放在一个报告里?因为二者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
在中国的经济体里，储蓄是经济体的血液、外汇储备是经济体的肌肉、国有企业是经济体的骨架。当外汇储备和银行储蓄遭遇洗劫，并导致国有企业破产或变卖的时候，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经济基础已经被国际资本的巧实力和软实力摧毁了。
在苏联解体之前，美国战略家基辛格曾经说过：“除了全面战争以外，中苏集团只有在两种情况下后退：自动让步或内部分裂。前者不太可能并且决定于我们所不能控制的因素，而后者则值得仔细地研究。”其实，针对中国和苏联“内部分裂”的方案早已仔细研究完毕：针对苏联的方案已经成功实施，针对中国的方案正在实施之中。如果中国像苏联一样瓦解，那么，跨国资本及其背后政治势力的政治目的也就达到了，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以及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将更加稳固。
世行的报告不乏闪光的建议和美好的祝愿，但是，绿叶和鲜花的堆积是为了隐藏花篮下面的毒刺。
三、中国应该怎么选择?
摩根大通曾经宣称国际资本市场准备了10万亿美元伺机淹没中国。如果没有资本账户管制这一金融防线，那么，不受黄金储备约束的纸币美元必将淹没中国，拥有绝对优势的美元必将打垮弱势的人民币。届时，人民币不仅无法国际化，甚至在中国本土也难有立足之地：人们宁可接受美元而不接受人民币。1948年国民党统治区经济溃败的场景将在全中国重演。
也许人们会问：难道中国的央行不会扭转乾坤吗?未免太悲观了吧?是的，千万不要把中国央行的理论素养和操作水平想象得太乐观。仅仅一项汇率改革就引来美元狂潮并导致货币供应结构性失控，外汇占款就挤占了中国基础货币发行的80%以上，本土经济实体被挤压在不到20%的基础货币投放空间里。今天，中国大部分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经营困难有目共睹，造成这种现状的货币结构性根源一目了然。如果资本项目管制的最后防线拆除了，我们难道还可以指望中国央行等政府机构的官员能够有思路、有能力、有魄力跟海啸般的跨国资本及其背后强大的政府力量搏斗吗?他们能守住中国金融的底线、保证国家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吗?我们究竟是相信那么一群立场不清、国籍不明、书本模型一堆、实战经验没有、历史知识贫乏而又高高在上的书呆子们，还是相信中国资本项目管制这项制度?这是一个事关中国经济政治大局的选择。
根据“三元悖论”理论，货币政策独立性、汇率稳定性和资本账户完全开放三大目标，只能取其二而舍其一。中国应该如何“取”和“舍”?
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大国，经济发展必须服从于大众利益和稳定大局，必须兼顾就业、环境与社会的平衡发展，必须在国际政治、军事、外交等领域保持自主性和独立性，必须在世界舞台上扮演正义、制衡、平衡的国家角色，因此，中国必须确保经济自主独立。经济要自主独立，货币政策必须自主独立;没有货币政策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就没有中国经济的自主性和独立性。这是市场经济的常识，而且是为政者必须牢记的常识。为此，在上述三大目标中，必须选择和保证中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并且把保证货币政策独立性放在第一位。
同时，中国的产业体系已经严重依赖于出口贸易，经济增长和社会就业受制于出口状况。尽管中央强调调整经济结构，但是，经济结构调整需要时间，也需要资本投入。为了完成经济结构的平稳调整和产业体系的逐步升级，中国需要维持出口贸易的稳定。这就要求人民币汇率必须相对稳定，不可大起大落。因此，从中国现实的经济结构出发，必须选择并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相对稳定，并通过执行严格的资本项目管制来确保汇率稳定。
人民币从“汇改”时的8.11升值到目前的6.30是错误的。人民币应该通过贬值，维持在8.11上下的水平上。人民币只有贬值回到2005年“汇改”之前的水平并保持在此基础之上的汇率稳定，才能重新形成人民币升值的预期、消除贬值预期，才能提高人民币的国际认可度，才能有利于人民币走出去。
为了有效地取得货币政策独立和汇率稳定这二大目标，中国只能舍弃资本账户自由化的追求，实行严格的资本项目管制。从现实经济条件出发，中国应该把目前已经过分开放的资本项目重新严格地管理起来。只有实行严格的资本项目管制，提高资本管制效力，才能控制国际资本流动对汇率稳定的冲击，才能避免国际资本对中国货币供应总量和供应结构的干扰，才能保证中国经济作为大国经济体所应有的独立自主与平稳发展。
央行报告中把规避管制的金融工具增多、资本管制效力下降作为“最终选择”扩大资本项目开放的理由，这是站不住脚的。魔高一尺，应该道高一丈，而不该解除管制、自毁长城。
(余云辉 经济学博士 厦门大学金融系客座教授 中华能源基金委员会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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