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在商品过剩与市场充分竞争条件下的行政性货币发行及财政货币政策
———克服虚假过剩的财政货币手段
江宜清
2015/5/18
货币发行有两大部分：一是经济性发行;二是行政性发行，或曰财政性发行。货币的这两大类发行是密切联系着的，是社会中货币流通的起头。货币的经济性发行职能归于各国中央银行，是货币运行的基础部分，有偿性是其特征;货币的行政性发行职能则属于各国中央政府的财政部，是货币经济性发行的补充，无偿性是其特征。
货币发行在这两方面的密切配合，对于社会总体的健康运行是必不可少的。中央财政的货币行政性发行职能也是社会宏观经济顶层构造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可或缺。而且，这个职能的重要作用在如今过剩的经济条件下越发凸显出来。
相对于货币的经济性发行职能，货币的行政性发行职能在过去是被严重地忽视了，其发行机制至今仍很不完备。在短缺经济条件下，货币的行政性发行通常被看成是负面意义的，常受到社会严重抵制，这是必然的。但如今在商品供给严重过剩的新形势下，若这部分的货币发行短缺，就必然掩盖了很大部分的社会需求，而且往往又是社会最迫切的需求。这些需求单靠经济性的货币发行是无从解决的，更无力调整那些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社会畸形的货币分布格局，也就是在社会中已经存在的严重的贫富差距。具体就表现为，一方面贫困者众多，另一方面社会商品及其产能又严重过剩，许多人有需求而无购买力，从而造成了商品的大量堆积。这实则是虚假过剩。如今的过剩主要还是虚假的过剩。对此，具有无偿性特征的行政性货币发行，却可以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有效途径，而且具有社会公正合理性。
一、
由于过剩的原因，全球经济深陷恶性竞争的怪圈，社会失业率高企，企业经营危机四伏，国际游资四处乱窜，金融投机盛行，实体经济中可供投资的机会也是争夺激烈，众多的企业与民众面临生存困难，各国政府也承载着巨大压力。世界的政治军事形势也日益复杂化、尖锐化。
伴随着人类生产力继续高速发展，社会产品、服务及其产能过剩的情况还会日益严重，人类也由此进入了一个大转型和大变革的时代。这是前所未有的。新形势提出了新要求，而首当其冲的就是对旧有的货币供给方式的转型要求。这是因为在现代政治经济当中，货币对于人类社会的影响已经达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地位。如果我们不首先触动货币这个体系，世界面临的其他重大问题也就都难以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世界就必然会陷入起伏不定的动荡之中无法脱离。而且，不管我们是否意识到这个问题，如今我们是已经深陷其中了。远的不说，自从1998年以来的亚洲金融危机到今天欧洲仍深陷其中的债务危机，以及其间及其后世界所经历的一系列政治经济震荡，就已经充分表明了这一点。
实际上，相当长的时期以来，世界各主要国家的政府都是负债累累，财政赤字都是在不断增加的，而且至今看不到削减、缓和或消除赤字的希望，反而是每况愈下。仅以美国为例，在现实的逼迫下，为刺激经济，美国央行不得不实行了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贷款利率放宽到零，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暂时可以满足自身经济的一时所需，但对于满足美国的社会公益性资金需求仍然无能为力。为此，美国国会不得不经常要为是否突破国债发行上限而争论不休，但无论怎样，最终仍然是不得不予以通过，否则美国的政府运作及必要的社会运作就不能维持下去。
欧盟在面临危机后，却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反其道而行之，不仅不肯增加债务发行，反而大力削减财政预算规模，削减福利支出，结果是雪上加霜，造成社会动荡不已，最近终于承受不住，也宣布实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了，并准备增加债券发行。这才是顺势而行的财政金融举措。
在人类生产过剩日益扩展的条件下，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各国政府为满足财政开支的刚性需求，其获取财政收入的方式，大体上是按照这样三个阶段的顺序递进发展的：1、税收不足则依靠增发国债;2、国债不足则继续增发，并以旧债还新债，不断突破债务上限;3、当国债发行也不能满足开支时，则必然要直接增加行政性的货币发行，简单说就是印钞。
众所周知，这第一阶段早已越过，各国政府依靠税收早就不能满足财政支出的需要了，如今已经处在第二阶段的末期，就是政府依靠不断提高国债发行上限来满足财政支出;而与此同时，第三阶段也已经来临。比如，面对商品大量过剩、贫富差距悬殊和巨额财政赤字，各国政府都对此缺乏良策、焦头烂额就是明证。因为仅凭现有税收与国债手段显然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了。而且有相当多的一批人早就认为，所谓赤字财政、通货膨胀就是变相印钞。
目前，社会舆论对于在新形势下的货币发行、通货膨胀、失业率、就业率、财政赤字、国债上限、社会福利保障等概念还缺乏新的认识，旧观念还仍然束缚着人们的头脑。人们还普遍不能接受和理解所谓赤字财政、通货膨胀这样的事情，于是人们自然会对此大加诟病。
然而形势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类社会的应对举措和思想认识也必须随之变化。历史发展的规律不能抗拒。如今人类经济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转折点，就是从普遍的短缺转变为局部的短缺，并日益出现了普遍的剩余。人类社会从来没有这样富足过。然而吊诡的是，在许多人的正当需求并未得到满足的情况下，我们却又在为商品太多而发愁了，甚至不得不大量销毁商品。这显然是不应当的。商品真的是太多了吗?
若经济过剩的势头仍然持续，如果我们仍不能突破传统旧的货币理论和发行体制的束缚，世界经济中貌似过剩的产品和产能就得不到消化，世界经济和社会也就必然会在不断的起伏动荡中经历痛苦，甚至倒退。而货币供应问题先期得到正确解决正是解决全部问题的关键所在。面对现在的新形势，我们不难看出，旧的财政金融理念和传统的货币供给机制不仅不能满足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需要，反而成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严重束缚。目前所急需的就是要依据面临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状况，建立相关的新理论、新观念和新机制，改造旧的货币操作系统，使之适应新形势。如果我们不能充分顺应趋势，仍然对此横加拦阻，世界经济、政治和社会所受到的伤害也就会更加严重，直等到我们能够顺应了，人类经济才能够被理顺，许多的社会政治经济梗阻也才能够得到消除，届时人类的经济、政治和社会也必然会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在笔者看来，如今世界各大国央行的货币经济性发行职能运作是充分的，甚至常常是过度地被使用。但各大国财政的货币行政性发行职能运用却是严重不足，渠道也不畅，因而造成了社会经济发展的瓶颈，也严重伤害了社会。但商品和产能的更加过剩，恰恰使得中央财政的行政性货币发行成为必要。如今，人类社会的货币供给方式变革已经走到了这个新的路口上了。在商品日益过剩和市场充分竞争的新时代里，社会向陷于困境的生产和生活的消费方直接提供货币支持是合理的、必然的，也顺乎了历史的发展。
二、
通常，我们把经济划分为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两大部分。那么，无论是虚拟经济还是实体经济，都离不开货币的运用，货币也是这两方面经济运行所要获取的目标。从宏观控制的角度看，货币既非完全属于虚拟经济的范畴，也不完全属于实体经济的范畴，而是凌驾其上，引导和运作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领头羊和工具。在一定区域的经济体系中，货币如何供给和分配，基本上可以决定该区域的经济走势。事实上，货币已经成为所有经济领域运动的起点和归宿，是人类操控经济和促进财富增长的绝妙手段，货币本身也成为财富的总代表，其运行运作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发展变化。
从货币所处的社会位置上看，货币是连接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最主要链条(除实物捐助和实物交换以外)。若缺少这个链条，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就不能实现对接，就全都会落空;若这个链条出问题，经济也就必然出问题，进而经济、政治、社会等领域也都会出问题。实际上，货币对社会是全覆盖的，其影响也就是全覆盖的。说得更到位些，人类社会现今面临的所有一般性的现实问题，都是可以通过货币手段来加以解决的。
货币是特殊商品，是高于一般商品的信用商品，是其他所有商品的等价物，人们拥有货币就能拥有所需要的商品，于是人们总想要更多地获得货币，有时甚至会不择手段。但由于各种原因，有限的货币发行数量会不均衡地分布于不同的人群中，其中有相当部分人群还处于货币短缺的贫困状态。
在以往商品短缺的时代里，人们为要获取货币就必须以自己的劳动作为代价，货币发行也需要严格控制，稍有膨胀就会带来物价飞涨。所以，当时以劳动为代价换取货币也有利于制约货币的发行量，还可以刺激人们积极从事商品生产，增进商品数量。在那时候社会很难通过印钞来帮助存在生活困难的人们。
商品短缺时，货币作为特殊商品的价值也会贬值，此时超发货币必然会导致物价暴涨，引发抢购，人们也不敢存贮货币;短缺经济中，人们获得货币，更多是为了换回生活必须商品来维持生活;而在过剩时代里，维持吃喝已经属于低要求的生活，人们已经越来越少地储备生活用品，而更看重存贮货币所带来的能力感、尊严感和自身地位的提升。此时人们获得货币，更多是为了提升社会地位，一些人想要发财也是为此。
在过剩的经济中，物品不短缺了，短缺的只会是货币。而且由于世人对于货币所存在的贪欲，对货币的需求似乎难有止境，人们很愿意存留无限量的货币在自己手中，这就极大地减少了货币超发的风险。世人需要货币乃是因为它代表着通行于世的一种特殊权利。因为货币可以达成其拥有者的多重目的，这不仅仅有物质的更有精神的，以至于多多益善地拥有货币甚至成为相当多的人的生命追求(尽管这十分错误)，货币就成为了所谓通货。因此，只要商品供应充足，乃至过剩，再加上市场充分竞争，能够有效制止垄断与炒作，货币发行即使有所膨胀，物价也不会飞涨，货币也不会贬值。这样人们也就不会轻易放弃货币抢购商品。过剩与竞争不仅使货币作为一般商品等价物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也越发受到社会的普遍欢迎，而且货币作为社会权力凭证的地位也越发稳固。这就更加为克服行政性货币发行的障碍创造了条件，使得社会合理地印钞，向有需要的人们提供货币成为可能，同时更帮助了相应的生产企业得以维系生产经营，也提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并维护了社会的安全。
三、
在过剩的时代里，货币不仅代表着财富，更是向着财富的化身升华，也就是说货币本身就已经成为财富。谁掌握了货币，也就掌握了财富，且远远胜过掌握一大堆具体的实物商品财富。反之，一大堆的商品，如果不能变卖成为货币就不仅没有用处，反而会像垃圾一样成为令人厌烦的负担，也因此才会销毁那些卖不掉的商品。然而，能够变卖换钱的垃圾却也会被人视为财富。当货币本身成为世人的追逐目标，通货膨胀的危险也就接近于零了。
今天许多人仍然恐惧通货膨胀，那是源于短缺时代留下来的后遗症，那时候的通货膨胀的确总是带来物价高涨，令社会恐惧;另外，再加上原有旧货币理论和宣传的误导，就使得不少人仍然陷在旧观念中。一些人因恐惧所谓的通货膨胀，甚至认为应当退回到过去，继续使用金银作为纸币流通的后盾。但实际上，这在今天商品生产和交换的规模如此之大的情况下已经是不可能了。
人类突破贵金属货币的束缚进入到纸币发行，而且可以不以贵金属作为纸币流通的唯一后盾，乃是人类对货币工具认识的一个里程碑式的进步。今天，货币价值的真正保障主要并不是金银等贵金属，而更多地是靠着足够的商品供应能力。这才是真正有效的货币发行的保障。金银并不能吃喝，真要缺乏了衣食供应，再多的金银也救不了人的性命。所以，克服通货膨胀的有效办法也必须是依靠保质足量的商品供应。
如前所述，在过剩和市场充分竞争的条件下，加之世人对货币在心灵和精神上的追逐，通货膨胀本身并不是一个问题了，甚至已经成为一个伪问题了。据说如今中国的银行存款数量已经达到百万亿规模以上了，但为何不出笼呢?有关方面甚至极力地动员人们去积极消费也不起作用，这正是因为人们并不会随便把自己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钱去用来购买自己并不需要的商品。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人们更想拥有的正是货币本身这个权力凭证。
货币的价值首先在于它的信用程度高低，人们越信得过的货币，也就越被广泛接受。所以，任何具有强大信用的货币，世人都会对其具有极大的需求，远超过人们对于具体商品的追求，人们甚至还会利用不同信用程度货币之间的差价变动来赚取更多货币，并自发地将不具有可靠信用的货币及时兑换成具有可靠信用的货币来加以储藏。
因此，货币作为特殊的商品，在这个存在严重商品过剩的世界上可能是唯一不会过剩的商品，也是使人们能够在属世生活中摆脱困境的真正必需品。如今甚至连许多乞丐也是只讨钱不要饭了，因为有钱就能买饭，饭给多了还没地方搁，存不久也背不动。
四、
货币直接来源于政府权力，能够生产货币这种信用产品的社会机构就是各国中央政府，或者至少也是经过中央政府许可的金融机构。所以，政府是代表社会拥有生产货币或曰发行货币的特殊权力集团。但是，因受制于旧的货币认识局限，各国政府所拥有的这项权力显然还远未得到妥善地运用。那么，货币的主要信用保障都有哪些呢?
笔者认为：一是国家(或区域性政府)的权力存在;二是社会综合实力的存在。二者密切相关。后者主要体现在社会生产力方面(首要的是科技能力)，换句话说，货币在物质方面的信用保障，主要就是它的发行国(或发行地区)所拥有的，能够满足人们物质和精神所需的各种商品和服务及其生产能力等等，同时也还包括所储存的外国强势信用货币和金银等贵金属的数量;而货币在非物质方面的信用保障，则是这个国家的政权存在。一定的国家政权发行一定的货币，只要政权存在，货币也就存在;若政权更迭，继任者也必须兑换前朝所发行的货币。社会综合实力越强大，社会产品越丰富，政权越稳定，货币的价值就越稳定(但不是说不波动)，世界就越愿意接纳它，其信用程度也越高。因此，货币发行的条件必须具备政治和经济的双重性。在当代，没有政府的许可，再强大的经济实体都不能够发行货币;反过来，仅凭政治设置，缺少经济实力，也不能发行货币。极端的例子，比如联合国目前就不能发行自己的货币，发了也没人会要。
笔者必须再多说一句的是：高过上述两方面的货币保障条件的是该货币发行国(或地域)的社会崇拜状态。这个状态最终决定着其货币工具被使用的状况。错误的崇拜使人们无法正确认识事物。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社会有不同的崇拜状态，其货币的运用情况也不同。比较好的社会崇拜状态，货币工具也就会比较好地被使用。若货币本身被错误地当成了社会很多人的崇拜对象，这样社会性的贪腐和剥削也就会大行其道，那么社会也就很难正确地使用货币工具了。此时货币就更多地已经成为一些人贪腐的工具了。
五、
在现代社会中，强大的货币币种是引导和运作人类社会经济的不可或缺的工具。运用它可以调动全社会，这也成为货币的特殊使用价值。尽管货币也是双刃剑，错误地使用会伤害社会，但即使如此，滥用货币的错误也只能由正确运用货币工具来加以修正。社会运行无一日不需要货币，人类社会已经无法离开货币的使用了。其功能对维系社会运转不可或缺。
货币主要具有三大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的基础功能：一是流通媒介;二是储藏价值;三是分配财富。货币这三大功能是不可分离的。举例来说，社会无法专门建立一项只具有价值储藏功能却不能流通的货币币种，若强行设置，则仍须得到可流通货币的强力支持，并必须与流通中的货币形成兑换关系。所以，与其如此就不如直接储藏流通中的货币更加简单有效，人们也自然而然地就会这样去做。需要说明的是，货币的价值尺度功能只是货币流通媒介功能的附加或重要组成部分。前述的让生活困难的人们可以直接获得必要的货币而得以生活，则属于货币的分配财富的功能。在生产过剩的条件下，货币的这一功能应得到社会更加广泛地运用。
货币所具有的这三项功能，加上货币对任何现代社会的不可或缺性，就使得货币也可以被用来作为最有效的调控社会经济的工具。今天无论社会的什么问题，最终都会与货币问题相联系。现代的市场经济就是货币经济。货币的发行数量、投向、流通和分配情况如何，极大地影响着经济社会的现状和发展的未来。正确认识货币问题，基本上是解决全部现实问题的关键。处理好了，一切都可以好;处理不好，一切都成为问题。对货币问题认识不清，也就意味着对相应的其他问题也认识不清。世界经济陷于困境，也是与对货币问题认识不清，并因此对货币工具的使用也常常出错密切相关。
比如，世界经济目前虽然貌似陷入生产过剩和产能过剩的危机，但实际上却是由于长期以来货币严重分配不公不当、或者滥用、或者限制等等，以至于造成了各国都存在着大量的有需求而缺乏货币购买力的贫困群体有关。这样一来，许多市场空间就得不到开发和释放，因此造成社会总供给与真实的总需求严重脱节，一方面许多人的需求得不到满足，另一方面商品严重积压，产能过剩，甚至不得不销毁大量产品，造成巨大浪费，令人十分遗憾。还有如欧债危机、美国的债务上限、中美汇率争端、就业、赤贫、社会福利等等问题，也都无不与货币问题得不到正确解决直接相关。而对于那些已经出现的越来越多的真实过剩的行业，社会却也没能及时运用货币手段引导他们转入具有可持续发展前景的经济领域，更没能为那些已经高度过剩的货币资本寻找到正确出路(这也包括那些从虚假过剩行业中的资本流出)，致使同行恶性竞争，甚至为击败对手，不惜制造假冒伪劣商品;或采用各种手段盲目刺激消费。各个方面的情况混合叠加，就造成了畸形的货币分布更加畸形，以及恶劣的社会效果不断发酵蔓延。
因此，要想问题得到解决，必须要回到如何正确供给货币这个焦点上来。正如美国政府为要获得财政资金，就必须不断突破债务上限，国会争论再激烈也不得不予以通过，因为只有这样问题才能得到解决。但这毕竟太过于繁琐，且债务上限也有限，最终还必须要建立常态化的解决机制才行。
什么才是直接增发货币、印钞、行政性发行货币或者说财政性发行货币呢?有人说，美国央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可以购买大量的国债，使美国政府的财政开支得到暂时满足，认为这就是在印钞票了。但这还不是印钞。
央行通过购买国债，向公共领域输入货币资金，这虽然是带有行政性质的货币运用，却还不是行政性发行货币，因为这不属于新增货币，而是利用已经发行的存量货币在运作，且政府将来要还本付息(0利率条件下也至少要还本)，这就不属于印钞。只有单纯的行政性发行货币才是印钞，也就是直接增加了货币存量的货币发行，且无需还本付息。例如，当一国的税收和国债都已经不能满足国家财政开支需要的情况下，由国会通过法案，国家财政可以在无需还本的情况下，定向定量向社会的特定部位、行业、阶层，或为了达到特定的社会目的而投放货币的举措;央行及有关方面则予以印钞和发钞的配合。这才是印钞的行为。
印钞或曰行政性货币发行具有强制性和无偿性，类似税收三性中的两性，但比起税收却具有自己独特的优越性，就是免去了纳税人的负担和征收难题，也脱离了原有货币存量，避免了对经济的过度干扰，却提供了足以解决经济过剩及相关问题的有效办法。
六、
我们不妨先以过剩条件下的粮食生产、消费与货币供应的关系来看行政性增发货币的合理性(其他过剩行业也都同此道理)。
假如现在社会有 1 亿人从事粮食生产就足以完全满足 13 亿人吃饭。但是，如果此时社会上有 5000 万人因为各种原因没有收入，买不起粮食。那么社会应当怎么办呢?假设此时社会其他方面也不能提供货币支持，比如财政税收不足、国债资金不足、福利救助、慈善捐助等都不足，那么显然社会不能仅仅因为这批人缺钱就被饿死，或者是任由这帮人自己去乞讨维生。
既然有足够的粮食堆积，也需要有人消费。那此时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及时增加相应的货币发行，且要定位、足量、及时地投向这5000万有真实需求的人群，这样就能够一揽子地把问题给解决了。否则，社会就会受到严重伤害。其主要理由如下：
1 、5000 万人若得不到粮食，就不能生存，会导致许多的人间惨剧。任何社会都不应当眼看着有人就要饿死而有条件救助却不予以救助。人的价值必然高于货币和其他什么的价值。满足人的正当需要也正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真正目的。
2 、对粮食生产者的伤害。生产出来的粮食卖不掉，价值就得不到实现，占用的资金收不回，若有贷款也不能归还，该赚的钱也赚不来，而且这部分粮食若无人消费也只能被浪费掉了(即使有其他用途也不会比救人性命更加重要)。正如许多农畜产品过剩时，生产者只能将之毁掉一样。这对生产者的打击也是毁灭性的，他们也成为受害者，造成社会经济的恶化。
3 、从货币所担当的职能看。货币是连接生产与消费的媒介。媒介不足，该发的货币不发，就必然构成经济循环的障碍。这样的货币不发行就必然造成社会经济的局部坏死，并可能引发全局动荡，给社会管理也造成麻烦。
4、不劳而获的问题。有许多人的疑问在于，这是不是太便宜了这 5000 万人?这些人无劳动付出也可以获得生活资料，甚至其中有些人可能只是因为懒惰不愿工作而没有收入。其实，无论什么原因，他们终归是不幸的。在如今的社会中，很多人甚至不愿意看到流浪街头的猫狗被饿死，更何况人呢?而且我们无论同情或不同情这些人，此时的道德评判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社会必须妥善处理各类矛盾，否则对社会就有害。即使是罪犯，未犯死罪的，我们不是也只能养起来吗?我们不能够指望没饭吃的人都靠着人们的怜悯，用街头乞讨的办法来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要知道，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是不会向人乞讨的，他们可能会使用犯罪手段寻求生存。大批人若没有饭吃，就必然会导致社会犯罪增加，其他人也会因此受到连累或伤害，所付的代价会更大。而且，且不说犯罪直接给社会带来的损失，即使只是增加警力，也必然会增加大量货币支出，社会还不得不增加监狱、养活犯人等等，这些附加开支或许会更多，并且都属于非生产性的耗费支出。
所以，如果由政府代表社会出面，通过国家立法，建设和运作正常的社会行政性货币发行机制来妥善化解相关矛盾，这对于改善整个社会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状况会大有好处。
七、
货币是价值的直观表现。所谓价值就是能够满足人类一切正当需求的有用性。价值既可以凝结在人类劳动的产品中，也可以凝结在自然物或其他什么当中;在一切对人类具有有用性的物品或非物品中都具有价值，也就是说，一切能够满足人们正当需求的就都具有价值。甚至一些人把自己非正当的需求也赋予了价值，但那应当属于负面价值，是应当被弃绝的。人类的劳动产品如果不是人们所需要的，那也仍然不具有价值。无用的劳动也不创造价值，比如让人挖了坑又填上，那是浪费。而人本身则高于货币和商品的价值，人是一切货币和商品价值的使用者，人的正当需求也正是价值要予以满足的对象。
所以，那些原本具有价值的产品，若因为缺少货币媒介不能到达消费者手中，就无法实现其价值，这就等于损毁了价值，造成浪费。如今，在过剩的时代里，或者更准确意义上说是在虚假过剩的状态下，这样被人为浪费的价值很多。而这其中的关键因素，正是没有妥善运用货币这个价值媒介，这也使得货币本身的价值无从发挥，更使价值的生产难以为继。价值与价值使用者的关系必须要予以摆正才行。
白送虽然可以实现产品价值，但却亏损了生产者，这属于非经济领域的慈善做法，对厂家和商家来说都是不可持续的，且与货币无关。所以社会必须要用正确的方式供给货币才能实现大规模的价值。在过剩的前提下，直接发行货币到达赤贫消费者手中的方式，绕过了许多不必要的曲折，又使许多环节也都得到满足，或至少也减轻了负担，所以是最优化的，这其实也具有全社会慈善的性质，所以也可以算是货币的福利性发行。而这正是政府应当去做的事情。这比较那种动员一般社会成员自愿捐助的慈善行为会更加有力有效，更有助于彻底地解决问题。这也是货币行政性发行的一个慈善性质。
传统价值观当中存在的一些已经不合时宜的信念成为了行政性货币发行的阻碍，应当加以改变。价值观是存在于人头脑中的抽象概念，是可以随着人对价值的深入且正确的认识而逐步提升和改变的。我们应当实事求是，破除一切不再合理的价值观障碍。也就是说，在新形势下，尽管一些人由于种种原因，不能通过劳动来换取货币，但是他们有正当的需求，需要社会予以帮助，其中包含延续生命的需求;而社会也积压了大量足以满足这些人正当需求的产品，这些产品也正需要实现其价值，这也更是一种来自生产方的社会需求，且很紧迫。那么，我们只要把货币用正确的方法提供给消费者一方，矛盾就可以得到解决，各方就都皆大欢喜了。不仅个人和企业，还有社会的各个方面也都可以得到满足，这就实现了和谐，避免了浪费和痛苦，促进了社会健康发展，所实现的乃是最大的价值;由此而印发的货币也成了一种新的社会价值创造，而且是关键性的，是成就价值的价值，起到了使利益达到最大化的作用，这是很好的事情，这理应成为我们新的价值观。我们应当一切从实际出发，一切看实效。
政府合理地印钞原本就是社会赋予的一种公共权力，如今过剩的经济条件也终于使得政府可以更便利地使用这样的权力了。政府如果不能及时、合理、果断地使用，反而会导致巨大危害，并引发社会危机。欧盟的债务危机曾引发许多人上街闹事，如果他们能够正确使用印钞权，及时有效利用货币工具，问题本来是可以得到更快更好地解决的。
八、
过剩形势下导致的失业和福利负担，一直都对社会和政府，以及劳动者个人和家庭，形成很大压力和困扰。为了提高就业率和维持福利条件，政府甚至常常不惜盲目刺激已经高度过剩的经济部门继续运作，并号召人们大量消费。这其实是饮鸩止渴，造成的是浪费而非消费，产生了许多的危害，比如过度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等等;同时，也造成社会的错觉，使那些过度消费的人们还以为自己是在为拉动经济做好事;而另外许多有真实消费需求的人们，却因为缺钱，仍然不敢消费或不能消费，号召也并不起作用，甚至产生反感情绪。由于经济危机长存，社会福利资金也常常捉襟见肘。
但实际上，恰恰正是因为过剩才为解决社会的就业难题和减轻福利负担提供了物质条件。因为在此条件下，行政性的货币发行才能够予以实施。正确的作法就是通过设置合理合法的社会福利渠道，把货币投放到有真实消费需求的失业或贫困人群手中。所投放货币的来源，或由税收、或由国债发行、或由增加行政性货币发行。前者不足就由后者弥补，而行政性的货币发行无疑是最终满足手段。目的就是要达到使贫困群体能够真实地消费，并且是有意义地消费。于此同时，也使因过剩所衍生出来的各项社会政治经济问题得到自然而然地解决。这也包括因为持续正确地实施行政性货币发行政策而建立或繁荣起来的相关产业及带来的就业率提升，从而把过剩、福利、就业、行业拓展等问题的解决与货币的正确供应联系起来。
但这些政策的实施显然不能粗放笼统地进行，而要逐次渐进地，尽可能细致具体地，必须依据社会产品过剩的程度和人们贫困的程度依序进行。首先要救助的就是那些治不了病、衣食不足、住不起房等等有紧急需要的穷困群体。这些也属于政府的慈善救助举措。而且，每当政策实施一个批次之后，就要及时观察效果，经社会专业机构的检测和评估，若社会物价依然稳定，社会产品仍然过剩，则可以进一步扩大或提升救助和福利的水平或范围，提高救助的数量和质量标准。
在这些方面，中国现在有许多可以做的事情。具体如医保问题、养老问题、贫困问题、失业救济问题、住房问题等等，这些都是社会保障的最重要的内容，也都与相关行业的就业联系在一起。
先说医保问题。社会对每一位成员都应当提供尽可能充足的医疗保障。尤其在社会已经拥有非常丰富乃至过剩的医疗条件下，就更不应当眼看着病患者因为缺钱而不能就医。但在现实中我们却常常能看到许多的病患者有病得不到医治，在许多医院门前经常都能看到因缺钱而乞讨的病人或他们的家属。在电视上也常见到动员人们为此献爱心的感人节目。然而，人们不由自主地会问，政府到哪里去了?政府难道就不能管管吗?对于大量存在的贫困群体来说，社会不应仅仅依靠慈善施舍来解决问题。在过剩的条件下，中央政府通过各地政府和社会医疗福利体系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过剩如不能通过健康合法的渠道解决，还必然造成腐败问题丛生。一些医药厂家甚至不得不通过行贿等不法手段来推广医药产品和设备;医院工作人员参与其中的也很多。这属于恶性竞争。我相信如果有健康正常的销售渠道，厂商和医院人员也不愿意冒险做违法犯罪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死抱原有的金钱观不放，吝啬必要且合理的货币投放，那我们也就只能陷在困境中。不仅缺钱的病患者不能得到医治;也无法解决相应的医疗产品滞销和产能过剩的问题;民众也因此无法克服对生老病死所产生的烦恼忧虑。这些问题其实也是社会和各级政府长期为此烦扰和难堪的问题。反之，若合理增发必要的货币，扩大和提升医保范围和数额，则这些问题就很容易得到解决，医疗、医药行业和相应的就业岗位也可以继续保持，甚至增长。
每个人都可能生病，每个人都必要死亡，在我们这个人口大国，这是很大的市场。所以，只要供应足够充分，社会就应当及时建立从生到死的社会保障体系，而且应当足量到位地供应所需资金。这是公平的，必要的，也是每个人都会受益的，所以从理论上讲也是每个社会公民都会同意的。
再说养老问题。众所周知，在中国城乡的养老仍然是一个大问题，尤其农村的养老问题更大。在农村每人每月的养老保险金起点才55元，根本无法满足一个老年人日常的生活需求，这甚至比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还要低，后者是每月57元。即使是普通的城市退休人员，每月所领养老金数额对于维持生活也是很拮据的。然而，从全国城乡的养老情况看，若按照传统的资金筹集方式，政府或社会都并不能解决这样的难题。但如果我们能够突破行政性货币发行的障碍，依照中国目前的商品过剩状况，且市场竞争也足够充分的条件下，国家财政通过增加发行相应的货币，并利用各地已有的社会保障渠道，这样的问题就不难解决。更重要的是还能够兴起一个庞大的养老产业来与之配套，可以提供许多的就业岗位，而且这个产业是可持续的。
贫困与乞丐问题也类似。在物质产品高度丰富的时代里，人人都应当，也可以享受到更有尊严的对待。一个社会的乞丐存在数量是观察社会治理好坏的一个重要指标。乞丐多犯罪也必然多，两者成正比关系。这不是说乞丐一定都会去犯罪，而是说一定的乞丐数量就预示着还存在着相应的不以乞讨为生的贫困人群，这些人群的数量往往比乞丐的数量更大，在他们里面必然会有一批以不法手段来谋生的人。贫困使人尊严丧失，缺乏衣食的人们做任何事情都是可能的，社会理应尽快加以根治，否则对谁都不利。而正确运用货币工具正是实现社会良性运作的重要手段，它要解决的正是“差钱”的关键问题。而这个责任主要就在于能够印钱的中央政权。
住房保障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问题。吃、穿、住、行、医这些都是基本人权。居住问题若得不到合理解决，对经济继续发展和社会稳定都是极其不利的。有关叙述后面再提。
九、
全面的社会保障体系普遍建立，对个人发挥最佳能力也是有益的，有利于新的就业观建立和解决新形势下的就业问题。当一个人的基本生活有保障之后，排除了后顾之忧，面对任何人生的困难，人们就都具有了很强的抵御能力。他所选择从事的工作(事情)，往往也是他最愿意从事的，敬业精神会最强，有利于个人或团队的创业，社会生活和社会产品也会因此而更加丰富，社会生产力也可以由此得到极大地释放，社会将向着精细化、专业化、艺术化方向进步。虽然这并不排除许多人仍会不断变换调整自己的从业兴趣，并更换工作，但因其基本生活有了保障就可以从容应对，有助于人们寻找到自己最终真正心仪的那份工作。
在人类生产力高度发展的今天，生产高度自动化，机器人大量使用，大量劳动力被排挤出传统的就业领域是必然的。因此，传统的劳动就业观念及方式也已经面临全面转变的要求。劳动者应当因此拥有更多的闲暇休息和学习创作的时间，生活和工作的品质应当因此得到提升。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生产力提高后反而导致许多人因失业而忧愁烦恼，甚至是病患死亡。
传统价值观中关于人们获得货币收入必须以自己的劳动为代价的认识需要更新。如果我们仍拘泥于一些旧有的观念不能突破，就必然阻滞生产力继续发展，并成为行政性货币发行的障碍，这是不应该的。如前所述，过剩已经使得人们获取货币收入可以无需自己一定要以劳动付出为代价，而是在必要时仅凭自己正当合理的需求即可。货币收入代表着价值，而价值正是为了满足人们正当合理的需求的，否则就失去了意义。在过剩的时代里，货币作为价值符号，只要有正当合理的要求就理应发行。当然，一定要方法正确、及时足量、精确到位、对症下药。这样的货币发行，一旦投放下去，立刻就会产生良好的流动性，可以稳定就业率，乃至提升就业率。
在过剩时代的就业，我们应当顺应社会发展的规律，不可死守旧观念，在并不具有宏观合理性的情况下，强行创造所谓就业机会和强求提高就业率，这不仅费力不讨好，反而是在扰乱社会。我们应当选择走一条适应在新形势下开拓新领域的就业新路，走出一条更好走，也走得通的路。
仍以前述的粮食生产为例。如果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原来需要1亿人从事的粮食生产，现在只需要 1000 万人从事就可以满足全社会的需要了。这岂不是大好的事情吗?但随之产生的问题是其他 9000 万人就被挤出来了，当社会其他行业的就业也严重拥挤的情况下，这部分人就只能失业了，他们的收入来源也随即成为问题。没有收入就无法生活，即使有所谓的失业救济，依照目前的低标准也不能保证失业者及其家庭的基本生活。
我们如何才能把生产力继续发展的好事情继续下去呢?新思路就是直接在社会商品销售与货币购买力之间建立新的平衡，即通过向这部分失业农民直接投放足够的货币份额，来实现他们对粮食购买的需求，绕过以劳动换取货币收入的环节，以便安顿好他们的日常生活，使社会也得到稳定。然后，社会还应当帮助其开辟新的就业岗位。失业农民完全无需返回传统就业领域，那里已经没有更多的机会，否则只会引发恶性的就业竞争，扰乱社会就业秩序，恶果无穷。
新时代里应当有新的就业观，只要任何人做任何有意义的事就都可以算为就业了。最低限度是只要不危害社会就都算为有意义。对此我们不妨将之称为社会化就业，以区别于传统概念的市场化就业。
那么，这9000万的失业人群既可以由社会来安排工作或学习，也可以在家里从事自由职业，比如从事家务劳动，或在家创业、在家学习、从事艺术创作、科学技术研究、文学写作、讲学兴学等等，这都可算为就业了。政府可以通过相关机构实行必要的管理并付给合理的社会化工资。由社会安排工作或学习的社会化工资应当稍高一些;自己在家从业的可付给最低等级的社会化工资(因为无从考核，所以只需付给合理的生活费用即可)。
在新的就业观中，家务劳动的重要性应当被充分认识。以往人们普遍缺乏对家务劳动的足够重视，但其实正是家务劳动维护了全社会最基本的运行，是最重要的社会劳动之一，轻视家务劳动，家庭不稳定，也正是造成许多社会矛盾的根源之一。所以家务劳动必须予以充分肯定。如今家政岗位正是比较容易就业的岗位，收入也不低，还很难找到合适的雇员，这也正说明了其重要性。所以，自己为自己打工，从事家务劳动，也应当被视为社会就业的新渠道。只是他们的收入要由政府代表社会来付给，这就是社会化工资(来源于中央财政)，以区别于市场化工资。有了社会化工资的给付，也有利于吸引一些人主动回归家庭，腾出市场就业的岗位。
社会化工资类似失业救济金。当社会生产力条件许可时，这样的社会化工资也可以终生付给。届时就可以完全替代失业救济金以及养老金等，成为除医保之外的日常生活保障，也就是一个人从达到就业年龄之后到死为止都能拥有的基本收入(如条件允许，从新生婴儿到就业年龄这一段也可以设置生活费给付标准，如一些发达国家已经部分实行的)。给付的数额可依据当时的社会商品的供给状态或过剩程度来确定，最佳标准应当是足够维持一个人有基本尊严的生活。这样一来，社会化工资的领取者即使返回到市场就业，社会化工资仍可继续保留，这可以有效鼓励人们更加积极地寻求市场化就业，因为市场化工资与社会化工资叠加之后的所得就更高了。而且，有了社会化工资垫底，社会就可以不再为企业设定最低工资标准了，这也有利于减轻企业的工薪支出负担。社会化工资应当是免税的。
需要注意的是，当社会化工资还不能终生给付的情况下，社会化工资就不能够高于或等于市场化工资，否则就会鼓励一些人倾向于懒惰。在过剩条件下，社会虽然可以供养懒惰的人，但却不能鼓励人们懒惰。欧盟许多国家就遇到这样的问题，许多人宁愿在家吃高福利了，导致社会总产出不足，只能依靠外债过活，这也是欧债危机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过高的福利成为一些欧洲国家分配体系当中一个需要修补的大漏洞。只有当社会拉开足够合理的收入差距之后，货币供应数量和分配也才能够真正合理化;也只有当货币供应合理化了以后，也才可以在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两个方面，更好地满足社会公平合理以及经济健康发展的需求。
虽然社会化工资具有福利性，但更主要的作用是为了全方位地解决过剩时代所面临的各样社会问题，更包括鼓励自主创业，解决新形势下的就业问题。有了社会化的工资保障，即使人们自主创业不赚钱，乃至破产，也可以不用担忧基本生活问题，而更高水平的市场化工资却也可以在任何时候都吸引人们走出去工作，不当懒汉。
关键是，这些设想只能借助更良好的货币供应和分配来加以实现，这份货币收入不仅是更为人道的新型社会保障;也是新形势下人们就业和创业的保障;也为社会上各类企业的产品提供了销路，免于更多企业走向不必要地破产或使更多职工免于失业，更可以极大地减轻个人、社会、家庭、政府和企业的负担。
此外，在一些可长久性持续发展的领域里，比如教育科技、医疗保健、新能源新材料开发、环境保护、太空开发、休闲娱乐、文化艺术等领域及行业，只要社会经济拥有足够丰富乃至过剩的相关物质支持条件，在必要时社会都可以运用行政性货币发行手段，支持这些行业拓展其发展空间，为剩余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
社会就业的现实改变了，人们的就业观念、获取收入的领域和方式也都应当随之改变。前提就是两项：只要社会有足够的实物产品供应并充分的市场竞争。在此两项前提下，人们从事任何无害于社会的事情，即使什么事情都不做，也可以算为就业。说到底也就是社会已经养得起这么些人了，就应当养，只要不去祸害人就行;甚至祸害人的也要养，只是把他们投放到监牢中去养起来而已。出狱后因为不缺乏基本生活收入，也不容易重新滑向犯罪。
十、
并不仅仅是个人面临困难时需要直接救助，一些企业面临困难时也应当直接救助。对个人的救助性财政支出和对企业的救助性财政支出，在必要时都应当使用增发行政性货币的办法来加以解决。
行政性发行货币所供应的主要方向应当是以下方面：
一、个人方面。通过向失业救助和医疗养老等福利体系注入合理的货币量，帮助病人、残疾人、乞丐、失业人员、低收入人群等一切有迫切需求的群体，使他们保持必要的货币收入水平，至少不使他们减少货币购买能力;而在商品高度过剩的条件下，还必须及时提升他们的福利收入水平。
二、企业方面。向那些生产社会必需产品的企业提供维持性的救助。即当这些社会所必需的企业面临严重问题，企业自己和银行体系又无能为力时，政府可以用行政性的无偿货币投放来保障这些企业的存在，以防止其大量破产倒闭。至少要使之能够保有留守人员，设备得以维护，在社会有需要时可随时开工生产，切实维护住这些必要的社会产能，使社会危机不至于加重，更使社会不至于突然跌入短缺。生产资金则由银行贷款解决。
以往有一个矛盾的经济现象我们先要认清。由于商品生产严重过剩，产品滞销，导致企业大量裁员或破产，这使得人们的劳动收入突然间大大减少。本来在产品过剩时正需要大量社会购买力来加以消化，而此时人们的收入却反而锐减，这就使得原本已经达到的消费规模也不能维持，市场空间反而更加缩减，这结果就已经如同雪上加霜，更加深了商品过剩的危机。这是第一次来自市场的打击。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以往各国在面对这样的危机时，所采取的措施却往往是再踏上一脚，使危机更进一步加重的作法。比如在欧债危机的前期，欧盟不顾民众激烈反对，强制缩减政府公共开支、减少财政赤字、降低福利水准和公务员工资、限制国债发行等等，这就使得过剩更加过剩，市场规模再度被压制，实在是倒行逆施了。这是来自政府方面的第二次打击，这等于是政府在对市场实施毁灭性干预，或曰乱干预。结果是引发全社会的动荡，抗议浪潮不断，乃至暴力破坏事件也大量发生。
如前所述，过剩原本是人类生产力提升带来的社会进步，理应成为继续提升人类生活水平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机遇，但如今却往往是立即遭受严厉打压，把好事变成了坏事，把机遇转化成了危机，造成了社会的困境。
然而，如果我们能够找准生产和消费两方面仍有真实需求的社会部位，及时、足量、循序地注入必要的货币数量，摆脱困境的方法就会变得简单了，也就是当消费方面货币不足，就向消费方面投放货币;当生产方面陷入困境，就向生产方面投放货币，就像俗话说的：“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最终使得各方面合理的货币需求得到满足，面团也就顺利做大了。当货币购买力的障碍得以消除，积压商品能够得到销售，过剩的产能也得到释放，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就得以提升了。相比欧盟之前所做的，美国在危机中所实施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和不断突破国债发行上限的作法才是合理的。中国所做的也大体类似。所以，在过剩时，生产消费和生活消费两个方面的货币需求都应得到满足，使得供给和需求实现对接，这样社会供需总规模就不仅不至于缩减，反可以顺势扩张，使生产和生活都得到升级。这才是我们所需要的政府干预效果。
当然，我们仍必须强调市场经济是主体，但政府作为市场经济的“附属部分”，在顺应市场发展的前提下，在关键时刻，政府的行政性货币发行渠道必须有所作为，政府这个市场的“附属部分”也是不能没有的。过剩的时期正是需要政府出手的时刻。所采取的财政货币政策应当是：把握时机、精确到位、足量宽松、循序渐进，财政金融相互配合，双管齐下的货币供应政策。以替代以往粗糙的，财政手段严重缺位的货币政策。
总之，在危机期间，政府必须要设法维持住社会正常的经济需求规模，并顺势扩展出以往被压抑的一切社会需求空间，这也包括适度的投资建设(如中国政府所做)。为此，政府在议政立法机构的配合下，当其税收与国债都不足以应对时，则可以动用印钞手段来达成此目标。这才是市场需要的政府干预。
其实，当问题认识清楚之后，社会也并不需要非等到危机来临时才实行这样的财政货币政策，而是应当随时监测社会经济运行状态，及时发现问题及时处置，随时实施相应等级的财政货币政策，把问题解决在萌发的初期，以有效防止大规模的危机到来。但社会必须在法律上预先准备妥当，以免事到临头因意见争执延误了最佳处置时机。
对于那些社会确实不再需要的落后产能，则不必予以救助，社会应当借助市场竞争机制，由其自生自灭。其失业人员纳入社会救济即可。
十一、
在过剩的条件下，所有救助性的援助资金及开拓新领域的资金来源，凡是非盈利性质的，都理应由政府出面承担，这也可以补足或替代那些凌乱和不能持续下去的慈善捐助及风险投资资金的不足;反之，凡是盈利性的投入，就都应当由商业性金融机构承担。原则上，凡是能够由市场解决的问题，政府就不应介入。但政府应当依法监控，以便提前预警并在必要时能够及时介入。
商业性的金融机构，因为其赢利和有偿性质，也并不具有直接救助企业或个人的能力，危机中的金融机构本身也可能成为救助对象。但他们拥有的存量货币资金却应当成为政府公债的募集对象，使其能够转化为政府救助社会的资金来源，这可以使已发行到社会上的存量货币得到有效利用，尽量减少不必要的货币新增发行，这也是一个原则。这样作也可以为危机中的商业金融机构提供盈利或生存机会，广大储户也有利可图。形成良性循环。这还可以使得原有存量货币在社会上分布畸形的状态得到改善。政府财政的国债发行所具有的调整经济的功能也得以发挥。
但是，即使吸收利用已有的货币存量来投放，如果投错了位置，其效果仍然如同滥发货币，比如将货币投放到了富裕阶层的手中，那就不能起到扩张市场的作用。所以关键并不在于所投放的货币来源于何处，而在于货币投放是否正确。所以不必过分拘泥于货币发行的来源问题，而要防止错失货币投放的最佳时机才是最重要的。当来不及筹措足量的国债资金时，及时推出行政性货币发行就是正当的。之后可以再通过税收、国债方式回笼，并以财政结余形式予以储备。
历史发展到今天，应当说各大国中央银行的经济性货币发行功能已经相当完备，甚至达到了零利率放贷，这也是央行所能发挥的经济性货币发行的极限了。但面临人类前所未有，且还在继续快速扩大的过剩局面，央行的经济性货币发行手段也会无能为力，因为其功能必须止于有偿性的生产经营资金范围，绝不可以越界提供巨额的无偿性社会救助。而政府财政的无偿性的税收功能早就不敷其用，有偿性的国债发行也已经常常突破上限。当有一天，社会购买国债或还本付息也发生问题而难以完成任务之时，或早或迟政府的行政性货币发行功能总是要登场的。这不仅可以解决历年政府累积的赤字难题，增加新的资金满足渠道，更使财政和金融这两个体系可以得到全面对接，取长补短，克服彼此相对孤立，缺乏配合的局面，使危机中社会公益方面的货币需求也能得到全面合理的满足，并扩容市场，使过剩与贫困两头都痛苦的问题得到有效解决。而这样性质的货币是只有政府财政才能发行的。
什么时候解决了这个问题，世界经济也就会进入相对稳定平缓的发展阶段了。那时过剩的产品和产能将会很容易及时地转换为提升社会生产生活水平的动能，使危机成为转机，直等到一个全面且真实的过剩时代到来，货币的作用才会有更新的变化出现了。到那时恐怕就不得不直接控制商品的产量了。
十二、
货币是高于一般商品的商品，是一般等价物，是几乎可以通吃的一种权利，谁掌握得越多，谁就在世俗社会中显有更高的地位。只要货币发行国政权稳定，又有足够的经济实力作保证，货币就是一种唯一不会过剩的特殊商品。
但社会仍必须对此处理得当，关键在于使缺钱的人们不再缺钱。如此，即使有钱人更加有钱，社会也不会出现严重问题。社会的收入差距是不可消除的，也是不能消除的，否则就必然回到平均主义大锅饭的年代，最后只能是大家共同贫穷;但社会贫富差距却是应当消除的。贫富差距不同于收入差距。贫富差距是指一些人收入过低，以至于无法维持有基本尊严的生活，甚至于不能存活。这样的人多了，社会就必然处于危险之中，甚至存在打土豪分田地的风险。即使单为避免危险发生，社会也必须设法使任何人的收入不能过低，或者没有，必须要有最低保障，必须要保底，使人都能过上有基本尊严的生活，穷人是越少越好。然而，虽然下要保底，但上不可封顶，合法致富的人应当越多越好。贫富差距的关键问题主要是缺钱的人太多，而不是有钱人太多，正当致富的人多是好事情，社会就有活力，人们就有上进心，经济状态也就好。
所谓贫富不均的问题，主要就是贫困者太缺钱的问题，而不是富有者太有钱的问题。社会解决穷人多的问题并不是将其都变成富人，那也是不可能的事情，这在一大二公的年代已经证明过了，而应当是设法使人享有基本尊严的生活即可，也就是不穷即可，这是社会应当做的事情，主要就是政府的责任，这在过剩的时代里也是完全能够做到的。而穷人要想成为富人只能是自己去努力奋斗了。但社会应当为之创造公平的条件。北欧国家和美国在这方面似乎做得比较好一些。
行政性的增发货币正是政府为了解决缺钱者严重缺钱问题的有效手段。当穷人能够过上基本体面的生活了，社会才能极大地和谐安稳，仇富现象和因穷困犯罪的现象也将会大大减少，社会革命或社会动荡的风险会降低。人人基本生活有保障的社会往往是最容易稳定的社会。在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的时代，如果还有人过着穷困悲哀的生活，那是社会的耻辱，是非常不应该的，也表明这个社会的爱心和智慧都严重缺乏。若不加以改变，甚至有可能使已经取得的经济成就消失，社会又重新回到干旱饥渴的死地。
如今，虽然动机各有不同，但赚钱存钱几乎是人人都愿意做的事情，鼓励人们用正当的途径赚钱和存钱是刺激经济的好方法。社会若能够正确运用货币工具，及时、适量、准确地投入货币，人们赚钱就会更容易，经济也会更活跃。即使货币稍多一些也是受人欢迎的。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其实也并不在意这些货币来自于何处，说的更直白一些，即使是假币，只要识别不出来，人们也照样使用;而且真币不足，也正为假币大量出笼制造了条件。
人们也会创造出许多赚钱的方法，但社会要对此严加监管，以防止犯罪行为和错误的投资活动，更要防止造成行业性危机。比如美国的两房次贷危机实际上就是一些人创造的赚钱游戏，只可惜漏洞太多，链条太长，超出负荷能力太大，又缺乏监管，导致问题丛生，最终断裂，危害社会。我国的房地产泡沫也是个问题。泡沫就总有破裂的时候。
如今，人类必须要致力于开拓新的经济运作方式、新的发展道路和空间，而不应反复徘徊在原地折腾。应建立正确的财富观，尽力消除对财富和维持财富地位的贪欲，直至消除贫富差距。这其中货币发行方式的改变是非常重要的部分。不然我们就会长期生活在危机之中。
十三、
行政性增加货币发行无疑属于通货膨胀性质。但如前所述，通货膨胀在过剩的经济条件下已经截然不同于短缺经济了。过剩的时代里，通货虽膨胀，货币却不一定会贬值，反而可以造成调整和促进经济的许多机会。货币的信用度仍然很高，人们更乐于存贮货币，不会去抢购商品，那些供过于求的商品也没有办法去涨价。另外，在市场竞争的条件下，同类商品竞争激烈，厂商各自都希望早日售出产品，完成从生产到销售的惊险跳跃，也并不敢待价而沽或囤积居奇。而采用直接将社会救助性收入支付到购买方手中的方式，也鼓励这样的市场竞争，这有助于克服掉以往直接补贴生产方的弊病。只有那些因各项成本增加不得不调高商品价格的企业才会采取涨价措施，但这是合理的，属于经济调整性质。
在短缺经济条件下，人们则必须去抢购，因为没人愿意贮存货币。从短缺到过剩，这是一个本质性的转变，有助于更加便利地使用货币工具来调控经济和稳定社会。所以，虽然中央财政的行政性货币发行属于通货膨胀性质，但在新时代里却已经被赋予了全新的意义，效果已经转化为正面了。欧盟大概早先就是囿于传统货币理论的束缚，惧怕通胀发生，因此采取了一系列紧缩措施反而招致局面更加失控。
但货币发行仍然必须是慎重严肃的，要防止在错误的部位、错误的时间，用错误的数额、错误的方法投放货币。必须要事先依法设定相应的机构和渠道来实施有关政策;并在一切必要的范围内实施全方位严密的监测监管，尤其要与社会物价变动和社会经济政治等形势密切配合。其中必须要遵循三性：一是严肃性。就是要严格依法进行，要设立相应的法律体系和机构来加以执行和约束，并保证其透明公开，还应当适时予以补充完善;二是正当性。就是必须要有社会可以普遍理解的正当理由;三是合理性。货币发行一定是必要的，要有合理的项目，正确的方式方法和数量等等。
如前所述，能避免增发的仍应尽可能避免，尽量利用社会存量货币完成任务，也就是凡用国债方式能够解决的问题就不用行政性增发货币的方式。这是大原则。然而，财政增发行政性货币与国债方式也有可能存在交叉的情况。国债本身虽然是要还本付息的，但所筹资金的使用却可以用来满足无偿的行政性救助项目，这虽非行政性的货币发行，却仍属于行政性的货币投放性质。这样一来，行政性投放的货币就可以有三项来源：一是直接增发货币。这也是本文所论述的主要内容;二是采用国债方式筹措。其付息还本的资金可采取三种方式归还：1、发新债还旧债的方式;2、以税收归还;3、必要时可增发行政性货币归还;三就是税收资金。这三个方的资金筹集方式可以混合运用，更强化了中央政府财政的职能作用。
政府财政的行政性货币投放具有社会慈善性质。这样的货币投放不需归还，直接目的都具有救助性。相当于国民统一的慈善，理论上所投项目都是全民一定会赞同的，也是全民受益的。这可以有效替换或补充那些分散无力的，常常也并不能持续的个体性的或社会局部性的慈善。所以，这就更要加强管理监督，对所有相关资金的运用必须要追踪使用果效，要做终端检查监督和相关法律责任的追究，严防贪污浪费或无所作为。另外，对于持续性的投入项目如果具有还本能力后，则必须及时转变为有偿方式，或当其具有盈亏平衡能力时随即终止投放。
应当重申，政府应当以建设、维护和巩固健康的市场经济的基础和机制为己任，努力维护社会稳定，而不能有意无意破坏市场经济的机制和基础。政府始终都要承担起自己的责任，政府常常也必然是最后的收拾局面者。但在未来的经济运行中，政府需要担当更多的经济预警、管理和调整职责，尤其是宏观经济的预警功能和必要的干预功能。这必然会使得传统的市场经济运行方式有很大改变，但市场仍然还是主体，政府能不干预的仍然不要干预。政府的干预仍必须是出于社会总体的必要需求和市场经济自身发展变化的合理要求，而不能任由政府随意干预，市场能解决的仍然必须让市场来做，市场做不到的，又必须要做的，且只有政府才能够做到的，政府才应当出手，而且这也是市场自己发展变化的要求。
在经济发展的目的上，政府和社会都要妥善把握。一般来说，如果人们的正当消费需求已经得到满足，我们就不应当刺激其进行不必要的消费，因为那是浪费，还有更多的环境污染，靠这样刺激起来的经济其实是有害于社会的。政府的地方保护主义和出面动员社会超前消费或积极消费都是错误的。真正的经济是讲求节约的。节制消费就是节约能源、资源，就是环保。效率与节约才是发展经济的健康方法。这也可以减少不必要的行政性货币发行。
无论所投放的行政性货币来源于新增还是原有流通中，如前所述，其投放的重点首先是民生的各个方面，比如衣食住行医的基本消费、生老病死的需求等;其次是那些可以长久性持续成长和开发新领域，比如教育科技、医疗保健、新能源新材料的开发、环境保护、太空开发、休闲娱乐、文化艺术等领域。并在保持合理适度和必要的社会生存性的经济规模和质量的前提下，逐步使社会经济结构完全调整过来，彻底摆脱社会从短缺到过剩，再经过危机、萧条、复苏、繁荣等过程后，重又回到再过剩的反复折腾的怪圈，以便最终可以完成人类社会经济的历史性转型，达到使人类经济可以稳定持续向前发展，并最大程度地降低和减少波动的幅度和频率，上达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但在此之前，先期构造一整套顺畅合理的，并与经济和社会配套的，可灵活调控的货币供给体系则是必须的。
十四、
为此，我们还应事先改进现有的经济调控体系和方法，该规范的要先规范好，先要挖好水流的渠道才好放水，以防止货币流动不受控制地危害经济和社会。应考虑在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之间设置必要的防火墙，隔断双方的不良影响，促进双方的良性互动。要随时防止虚拟经济领域的资金大量转向实体经济进行投机炒作，致使社会物价飞涨和经济失序。垄断和炒作是可能导致在过剩经济条件下物价暴涨的最主要因素。其实，即使不存在通货膨胀，垄断和炒作也仍然可以造成物价暴涨。
与此同时，也要促进虚拟经济的资金正常健康地向着实体经济溢出，以便有效利用已经发行出笼的存量货币。比如炒房应阻止，但建房却应允许。在高房价条件下，就应当继续鼓励建房，这可以有效促使房价下降，阻止炒房的投机行为，并使人们普遍买得起房，继而促进装修、家具、炊具、电器、服装等生活消费品的市场扩容。有房后人们必然会购置大量生活物品充满自己的房屋，住房就成为人们的商品仓库。政府甚至可以为贫困者设置可合理延期还贷的购房贷款项目，所需资金可以到虚拟资本市场上去筹集，必要时也可以增发行政性货币来满足。还可以考虑由政府以国债或增发行政性货币方式筹资，以拍买方式赎买房产市场上滞销的价格高企的房产，再廉租给贫困无房户(甚至0租金)，或以拍卖方式售予民众，解套房地产商，消除房地产泡沫。同时更是为了解决贫困群体的住房问题，并为其他过剩商品和服务预备更广阔的市场空间。
若当实体经济中社会的物价上涨过快过高，虚拟经济毫无生气，社会也可以及时刺激证券股票市场等虚拟经济领域的价格上升，以吸收实体经济中的多余资金，减轻实体经济的物价上涨压力。但也要防止突发性的从实体经济大量转移资金冲击虚拟经济，导致金融市场的不正常异动。比如要防止一些实体产业，因为看到虚拟经济中赚钱更容易，于是将资金大量转移至虚拟经济领域。为此，社会应全方位加以有效的监督和引导，基本保证双方的良性互动性质，维护二者间的必要平衡。
十五、
人类经济发展的希望乃是在于开拓新途径和新领域，而不是不顾一切地在原有水平上的折腾，贪婪地满足自己的购买欲，或进行所谓时尚的消费。必须要把货币投递到真正有用的地方，以货币来引导健康投资和健康消费。在微观上，社会应倡导人们不需要的商品就不要购买，以免造成需求假象诱使企业继续盲目生产。人们应当把多余的钱存起来，由个人或社会来合理利用才是正确的途径。
总起来说，在人类经济和社会面临历史性的转型过程中，应当通过财政金融手段来对未来经济加以有效引导，大致内容是：
1 、在过剩日益严重的条件下，运用财政金融等一切合理与必要的手段，尤其应当把中央财政的行政性的货币发行提上日程，尽可能满足缺乏购买力的群体对货币的合理需求，释放仍然存在的市场空间，减轻过剩压力，提高贫困群体生活水平，促进社会和谐进步。
2 、在过剩的条件下，对社会的生产能力，同样也要采取有效的财政金融措施，包括新增行政性货币发行的手段，切实维持合理的经济规模或经济基础不受伤害，防止过度缩减。有效保护社会必须的产能，确保足够的社会生存和发展能力。
3 、把未来的经济增长点及就业，摆放在可持久发展的领域和开发新领域，如教育科技、医疗保健、养老救济、环境保护、新能源新材料的开发、太空开发、文化艺术、 休闲娱乐等领域。为此，社会必须动用财政金融力量，不惜在必要时新增行政性货币发行予以支持，并引导社会其他过剩的资金力量投向这些领域，扩展这些领域的就业渠道，构造新的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体系，形成良性循环。
4 、设立全方位的，针对社会经济的监管控制体系，健全法治，放开舆论，严厉打击垄断和炒作，严防物价不正常的暴涨;并在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以及所属各经济部门之间，设置必要的防火墙，隔断互相的不良影响，防止危机蔓延，增进良性互动。
十六、
最后，例举一个在极度短缺的时代，国民党政府如何运用中央财政的行政性货币发行手段解决社会经济问题的例子。
在中国的抗日战争中，国民政府采取了特殊的财政货币政策。当时的战争开支十分浩大，而且必须予以保证。战争是无一日不支出的。可是当时的内债已经借到国内民众不能承受的程度;外债也已经不能再借到，因为各同盟国也都处在战争中;无论军需民用，所有物资几乎都陷入极度缺乏，那是一个真正的短缺经济时代。
在这种情况下，国民政府只能采取增加货币发行的办法。其主要发行路径是：中央政府汇总各级政府财政的支出赤字，由中央财政用以后年度的税收为担保，向中央银行借款。而中央银行在并不掌握足够的可资借贷的存量货币资源的情况下，只能依靠增加货币发行的办法来满足政府的借款需求，并通过财政系统发放出去。
这在物资极度匮乏的情况下，必然引起社会商品价格暴涨，也必然导致社会经济混乱情况的发生。但两害权衡取其轻，此举却避免了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因资金不足而导致的无所作为，也保持了财政金融秩序的基本稳定，使所有社会必要领域的运作得以维系，更使前方将士不至于流血牺牲却领不到军饷。因此，这样的举措是十分合理也必要的。于此同时，国民政府为了对付物价上涨，当时由财政负担的职员工资全都采用发放实物的办法。这就最大限度地避免了社会基本生活的混乱。而且，实行这样的通货膨胀政策，加之所配合的实物工资支付办法，受损失的目标也就更多地缩小到有钱人身上了，因为只有他们才有更多的银行存款。实业家们为维持企业运行，也必须与员工更多地分享利润才行。客观上也归正了社会的分配格局。
这个例子说明，即使在极度短缺的时代，政府在没有更好办法的时候，也只能采用增发货币的方法来解决问题。类似的例子在新中国也有很多。但随着商品生产的日益增加，以往形成的通货膨胀问题也就逐步得到解决了。希望这个真实的案例能给我们一些启发。
我们知道，真正能够给人类造成问题的是能源、食物、矿物和其他一切实体资源的枯竭，那时人类的生产和消费将无从进行，货币也就完全失效了。当货币没有了可以代表的财富，也没有了商品或资源可供货币来分配，货币也就不会再流通了。所谓货币工具，就是分配资源、分配收入、调度资源、调控经济的工具。
江宜淸
2015/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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