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土编者按】】“供给侧改革”是近期的政策热词，11月中旬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提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侧被习近平点名的问题包括过剩产能、企业成本和房地产库存等。我们为什么要提出供给侧改革？改革的内涵是什么？本网《青年园地》栏目达瓦里希给出了自己的分析(《青年园地》栏目专为广大关注社会问题的青年提供发表文章、思想碰撞的平台)。破土倡导开放视野，主张多元对话，欢迎不同观点的读者来稿讨论。来稿请投至groundbreaking@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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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则标题为《中南海智囊：实际GDP确有可能是4.5%，但不用怕》的新闻火了，内容是新任人大校长刘伟在答《华夏时报》记者问时认为中国经济的实际增速可能确实只有4.5%，但“不用怕”。不过该新闻很快就“消失”了，说明确实有人怕了。
此前三季度我国GDP增速为6.9%，跌破了此前热议的“7”的关口，这一结果已引发了世界的关注。但即使是这样的增速也是“来之不易”的，金融业的增速鹤立鸡群达到了17%，而工业的增速5.9%。如果按照2014年金融业9.7%的增速，今年前三季度GDP增速将只有6.1%!考虑到今年后半年资本市场的“波动”，金融业全年的增速必将低于前三季度，估计等全年GPD增速的数据发布之后，我们就可以讨论“中国经济是否会破6”了。
当然即使是6%的增速那也是“不用怕”，因为总理都说了“中国已经是10万亿美元的经济体，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所有经济总量2万亿美元以上经济体增长超2.5%已是不俗的表现，中国在这个基础上中高速增长意味着现在每增长1%，相当于5年前增长1.5%，相当于10年前增长2.6%。”那为什么刘伟讲4.5%会被删?因为十八大已经承诺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将在201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而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一个很简单的数学问题就是必须保证年均6.5%的增速。
话说回来其实很多人一定很奇怪，为何面对全球金融危机，世界一片水深火热的情况下，我们却可以一枝独秀?答曰——续命。这可不是“续一秒”的问题，而是一口气续了4万亿，而这4万亿经过所谓乘数效应、再贷款等又变成了30万亿(林毅夫:当年4万亿说法错误，实际投资乃30万亿)。这是典型的凯恩斯主义反周期的经济刺激方法，简单来说就是凯恩斯主义认为经济危机的原因在于“有效需求不足”，所以我们应当不断刺激需求，这就涉及到我们常说的需求端的“三驾马车”——投资、出口和消费。既然是世界性的经济危机那出口肯定是不行了，所以我们要刺激消费和投资，怎么刺激?最简单粗暴的办法就是发钱，当然不是白给你发钱，劳动致富嘛，所以麻烦你帮我去挖坑(真正的挖坑)，然后再帮我把坑填上，我就可以把“工资”给你然后你就可以去消费了，然后厂家的产品就可以卖出去了，工厂就开工了，危机就消除了。所以当世界人民都在水深火热的经济危机中时，中国正在“发钱”消费投资，新农村建设、房地产开发、高铁建设不一而足。
然而中国有句话是最好的——出来混，迟早要还的。凯恩斯主义刺激留下了很多后遗症，笔者就不一一罗列，就拿服装行业和房地产业而言，前者是典型的能够发挥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吸纳了将近1.7亿的就业人口，而后者则一直是中国经济的“支柱”和“引擎”。本来服装产业主要是外向出口型的，在经济危机导致外需严重减少的情况下大多数企业都应当收缩产能并裁员了的，但由于”四万亿“的刺激，从2009年下半年开始，纺织服装业的生意却异常火爆，在市场的短暂繁荣和银行的推动下，行业掀起了一波疯狂的产能扩张。同时这样刺激的结果就是通货膨胀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许多外资企业开始大规模向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南亚、东南亚转移，最终的结果就是大量相关企业的破产和1.7亿人口面临失业。
而房地产业的情况更复杂，根据统计局数据，房地产业前三季度的增速只有3.6%，低于所有其他核算项，也就是说此前二十几年一直作为中国经济支柱和引擎的房地产业已经成了“拖祖国后腿”的鸡肋，也难怪习大大要点名让“房地产去库存”了。房地产的库存有多严重?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10月底，全国商品房待售面积68632万平方米，按照我国人均住房面积30平米计算，“空置”的住房可供2.2亿人口居住!这么多“空置”房卖不出去自然就影响了房地产投资，而事实上全国地产开发投资增速已经“20连跌”了，而更为严重的是这严重影响了地方财政，众所周知在很多地方土地出让金占地方财政总收入的将近一半，同时“全国18万亿-24万亿地方债里，50%以上是与土地出让收益相关的。卖不了土地就还不了债，还不了债就没钱干活”。这就是“暴力续命”的后果 。
既然“暴力续命”，哦说错了，既然凯恩斯主义刺激要不得，那我们应当如何“正确续命”呢?
砖家曰：供给侧改革。
供给侧改革：新自由主义的新马甲
因为我们的砖家大都很擅于“借鉴”西方国家的“先进理论”，所以我们先简单回顾一下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供给学派”。二战之后，作为经过大萧条考验过的“续命大法”，凯恩斯主义盛极一时，西方国家普遍依据凯恩斯的理论制订政策，对经济进行需求管理，并取得了较大效果。但是凯恩斯主义人为地刺激需求，最后导致70年代西方经济出现生产停滞、失业严重，同时物价持续上涨的“滞胀”局面。而面对“滞胀”问题，凯恩斯主义束手无策，于是大萧条之后被抛弃的经济自由主义死灰复燃，并穿上了“供给学派”的新马甲。
供给学派把“萨伊定律”搬出来，认为正是凯恩斯主义长期以来不断的需求刺激，持续地损害了资本主义，因而必须放弃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回到注重供给、提倡经济自由主义的老路。而真正让供给学派“威名远扬”的是其在八十年代成为了里根和撒切尔夫人的“御用”经济理论。在这一“伟光正”的理论指导下，美帝和英帝大概干了这几件事：紧缩货币供应，以控制通货膨胀;对国有企业实施私有化，力推自由市场经济;解除政府对市场的调控和监管，实施利率市场化和汇率自由浮动;大幅度减低高收入者和大企业的所得税率;打击削弱工会力量，削减社会福利，开启了新自由主义统治世界的序幕。至于后来的发展大家都不怎么关注了，因为接着苏联东欧就解体了，然后整个西方世界都在欢呼“历史的终结”。
但是直到今天历史似乎还没有终结，所以我们还是得搞清楚供给学派后来命运如何。历史的真相是，美国经济并没有像计划所预期的那样顺利发展，大部分目标也未能实现。计划实施不久，美国经济就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特别是联邦财政连年出现巨额赤字，导致高利率和美元高汇价，又使对外贸易连年出现创纪录赤字，所以供给学派很快就名誉扫地了，所以到了八十年代末凯恩斯主义就复辟了。而真正让美国摆脱经济困境的乃是“信息革命”和“新经济”时代的到来，这才是货真价实的“九死还魂丹”啊。
回顾完历史，我们就必须面对现实了，看看我们各路砖家怎么说：
1、供给侧改革第一弹——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刘明康(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前银监会主席)认为“在告别了高速增长阶段后，中国经济是会顺利完成换挡，进入稳定增长的“新常态”，还是会出现断崖式下滑”取决于“我国是否能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提升”。所谓“全要素生产率”即是根据新古典索洛增长模型得出的“索洛余值”，指扣除各类要素(如资本、劳动等)投入的贡献后，所不能解释的产出，而正是这不能解释的“全要素生产率”才是“决定经济增长的关键”。
刘明康认为“提升TFP(全要素生产率)的源泉有两个，一是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二是技术的进步”，所以他建议通过优化产业内部资源配置来提高TFP，具体而言就是“在不少产业，一些效率低、绩效差，本应退出市场的国有企业却应能借助政策以更低价格获取资源而持续经营;而一些效率高、绩效好的非国有企业则因难以获得资源而举步维艰……“国进民退”导致了相对低效的国有企业的过度膨胀，从而降低了资源配置的效率”。
话到这里您应该也懂了吧，供给侧改革第一条——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怎么提高——优化资源配置——如何优化——“国退民进”，这其实也就对应着当年撒切尔夫人国企私有化那一条而已，不过自从习大大宣布了“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天条”之后，可着实让那些鼓吹私有化的砖家绕了个大弯子才把想说的话给说出来了，在“混改”被叫停和淡马锡模式的国企改革方案出台以后一度十分“低落”的砖家们终于又找到了拿国企“开刀”的机会了，而且习大大明确说要“淘汰僵尸企业”，况且国有企业也确实不争气，从统计局刚刚公布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利润情况来看，1-10月份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总额9080.6亿元，同比下降25%，而私营企业实现利润总额17511亿元，增长6.2%。由此看来大量国有企业很可能被借着“供给侧改革”的旗号下当做“僵尸企业”淘汰了，不是大大不保你们啊，实在是你们自己不争气啊!
2、供给侧改革第二弹——土地私有化
仅仅私有化国企岂不只是“抄袭”老师(撒切尔夫人)，故而作为中国供给学派旗手人物的贾康(前财政部财科所所长)明确提出“积极审慎推动土地制度改革，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流转制度”，并认为“土地是供给管理的极重要内容，土地制度改革事关利益格局的重大调整，需要长远谋划”。
的确，土地的私有化是需要“长远谋划”的，土地产权的公有制(城镇土地国有、农村土地集体所有)作为中国革命的遗产之一一直饱受主流经济学家的诟病，但却一直鲜有人敢于直接呼吁私有化，从短期来看也可以收点土地出让金弥补地方财政嘛，所以土地的私有化问题一直是比国企私有化还要更敏感和更难以触动的。但是此一时彼一时，如今是经济增长压倒一切的时候了，一切资源都应当和必须服务于经济增长，神马产权的问题都是次要问题了，所以这个时候只需要大力鼓吹现有土地产权制度阻碍了资源的合理优化配置，从而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再顺势提出“全面推动农民承包土地使用权的确权、流通、转让、租赁制度”(贾康)或者搞个“股田制”(黄剑辉)，即使不能一蹴而就完成土地私有化“大业”，也不失为“长远谋划”啊。
当然，您以为到这里就完了吗?too young!且听砖家们继续怎么说：
实际上刘明康摆在第一条的“建议”是“应当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处理好市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为什么呢?因为“资源配置效率的高低，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制度问题，而最大的制度问题，就是如何处理政府与市场两者之间在经济发展中的相互关系”，那具体应该怎么做呢?“应当严格遵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所指明的方向，切实让市场发挥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政府应当彻底改变长期奉行的干预主义，将自身的经济责任则严格限定在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以及为市场运作提供良好的制度保证上”。
图穷匕见，所谓供给侧改革，不过是新自由主义披上了一层新的外衣而已。
3、供给侧改革第三弹：改变供给结构
当然，除了兜售新自由主义的药方，供给学派砖家们还得为中国经济现在面临的很大问题“产能过剩”和习大大亲自点名的“化解房地产库存”拿出点“干货”来才能真正“取信于上”啊。
在中国供给学派的砖家们看来，“产能过剩的实质是产需不匹配”，甚至是“供需错位”——“供给不足”和“需求不足”。按照杨伟民(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的说法“过去国内主要是面向低收入群体为主的供给体系，没有及时跟上国内中等收入群体迅速扩大而变化了的消费结构”，“我国的供给体系，总体上呈现一种中低端产品过剩，高端产品供给不足的状况”，也就是说所谓“产能过剩”只是低端产品的过剩，而我们的中高端产品则是供给不足，用白重恩(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副院长)的话来说就是“供给的结构不能满足需求结构变化所带来的挑战”，所以“这就要求对供给结构进行调整”，同样，对于“化解房地产库存”，刘世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也认为“目前政府回购商品房用于保障房就是一种供给侧的调节，改变住房供给结构，满足百姓住房的需求”，即房地产库存的严重过剩实质仍是“生产错误”，也就是说不是老百姓不想买房，而是老百姓想买的是保障房、公租房，而开发商却建了大量的商品房甚至中高端住房，导致“供需错位”，所以化解房地产库存的关键在于“采取政府购买商品房转为公租房或保障房”来实现“供需平衡”。
听了砖家们的“神逻辑”，想必大家一定有跟笔者同样的疑惑，不是我们不想买商品房啊，也不是我们只想住保障房、公租房啊，关键是我们买不起前者而只能勉强选择后者呀。还有啊，砖家，不是谁都能为了一个马桶盖而远赴岛国的好吧，我每天买菜还得精打细算，上个淘宝都还得看看能否包邮，怎么就“中低端产品过剩，高端产品供给不足”了呢?
成也资本主义，败也资本主义
好吧，既然砖家们不愿意回答这个问题，那么笔者就自告奋勇充当一回“砖家”。
笔者以为中国现在的所谓“产能过剩”和房地产库存过剩并不是绝对的过剩，而只是“相对过剩”而已。而所谓生产相对过剩是“指相对于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来说社会生产的商品显得过剩，而不是与劳动人民的实际需求相比的绝对过剩”，拿房地产库存过剩来说，不是老百姓家家都像“房叔”“房姐”一样“广厦万间”而不需要住房了，更不是老百姓只想住保障房、公租房而不想买商品房，而是房价相对于普通百姓的收入来说实在太高(这里不用举例大家也心知肚明吧)。而另一方面却又出现了“很多人为了购买满意的产品或一个马桶盖而远赴海外”，看起来似乎中国老百姓的购买力真的已经可以“买下日本”“买下欧洲”了，为什么会这样呢?让我们来看看《资本论》是怎么说的，“社会消费力既不取决于绝对的生产力，也不是取决于绝对的消费力，而是取决于以对抗性的分配关系为基础的消费力;这种分配关系，使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消费缩小到只能在相当狭小的界限以内变动的最低限度”。让我们用一组数据来解释，据北京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发布的《中国民生发展2014报告》显示，2012年我国家庭净资产的基尼系数达到0.73，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1/3以上的财产，底端25%的家庭的财产总量仅在1%左右。也就是说，一方面广大底层和普通家庭的购买力被严重压低，导致包括房地产在内的大量商品出现“相对过剩”，而另一方面处于金字塔尖的群体的购买力大大超出了中国现阶段的供给体系，在砖家们的眼里这就是所谓的“供需错位”。
当然，出现大量的“产能过剩”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我们直接引用“马尔乌斯”在《结束与兴起》里的话来简单说明：
少数人占有全部或大部分利润的现象在资本主义制度中客观存在。这带来了一个严重的问题——生产过剩。在所有的利润都通过出卖商品得到时，一个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往往无法由其内部成员购买所有商品。这其实非常容易理解，因为利润的定义式就是利润=商品的价格-工资-其他成本。把等式稍做变换，我们可以得到：利润+工资=商品的价格-其他成本，这一等式对任何一企业都成立，自然对整个经济体系也成立。显然，造出来的商品除了一部分用来维系生产，也就是填补“其他成本”外，必须用全部工资和利润来购买才能买光。作为工人，把全部工资都用来消费是很合理的，但占有利润的阶层(可能是资本家、官僚或贵族)，一般不会把100%的收入都用于消费，这就意味着有些商品必须在资本主义以外找到销路，才能保证不出现商品过剩，因此，资本主义必须在自身之外找到购买力。
当外部市场无法扩大或不存在外部市场的时候，比如资本主义已经扩张到全世界,或交通问题断绝了外部市场与产业中心的联系。资本主义只有3种选择：要么由占有利润的富裕阶层买下所有商品，以奢侈消费消耗掉过剩生产力;要么用多余的商品进行投资，扩大生产;还有一种畸形选择就是销毁过剩商品，解雇工人，减少商品生产能力。在现实社会中，由于少数人聚敛的财富过多，第一种情况很少出现，因为这样做的富裕阶层会被乐于投资的同行淘汰;第二种情况可以用一种看起来过的去的方式解决问题，但这不过是扬汤止沸，把今天的问题推到了明天。因为被扩大的生产能力继续被少数人占有，会在未来制造更多的过剩;第三种情况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经济危机。
其实全球性的资本主义危机早在2008年就已经发生了，全球性的危机意味着外部性需求的急剧减少，这对于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经济几乎可能造成毁灭性的打击，而事实也是如此。而“暴力续命”的结果就是加倍的偿还，本应该缩减产能的时候却刺激了产能的急剧扩张，本应该被淘汰倒闭的企业却如雨后春生开办更多，本应该抓住机会“淘汰落后产能”实现产业升级却扶持了更多的落后产能……所以到现在可不是“一命尝一命”而“三命偿一命”了，即增长速度下降、结构必须调整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同时出现，所以不仅要消化前期刺激出现的“后凯恩斯症状”，还要进行结构调整与产业升级，同时要提防增速换挡期间过快下滑，于是就出现本文开头的一幕了。真是成也资本主义，败也资本主义啊!
而这样的情况下，居然“祭”出了打着供给侧改革的新自由主义“法宝”，中国有句古话叫“病急乱投医”，笔者觉得用这句话来形容是最吼滴!
附文：中国拥抱“供给经济学”
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 刘胜军
来源：FT中文网 2015年11月26日
供给经济学的横空出世
供给经济学(supply-side economics)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代表人物有罗伯特·孟德尔、阿瑟·拉弗、万尼斯基、诺尔曼·图尔和保罗·罗伯茨。其中拉弗因为提出著名的“拉弗曲线”并在80年代跻身里根总统经济顾问而最为知名。
供给经济学与凯恩斯主义针锋相对，因为后者主张国家采用扩张性的经济政策，通过增加需求促进经济增长。凯恩斯主义一度倍受官员喜爱，因为它满足了官员干预经济的“动物精神”和英雄主义情结。而供给经济学的诞生，恰逢70年代凯恩斯主义失灵。
半个多世纪以来，凯恩斯主义犹如“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何也?凯恩斯本人说的坦白，因为“从长期看，我们都已经死了。”(In the long run, we are all dead.)言下之意，我的方法虽然是短视的，但能短期见效;而要等到那些长期合理的政策产生效果，我们都已经死了。因此，尽管凯恩斯主义倍受诟病，但由于它对政治家的短期蛊惑力，它不时改头换面重新登场(例如林毅夫所谓超越凯恩斯主义的“新结构经济学”)。
大萧条之后，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曾去美国游说时任总统罗斯福，推销“凯恩斯主义”，通过政府投资创造需求来摆脱经济困境。1933年凯恩斯在《纽约时报》发表《 致罗斯福总统的公开信》并于次年拜会罗斯福。罗斯福新政期间，美国也的确大力推行“以工代赈”、大力兴建公共工程。凯恩斯主义尚未奏效，1939年二战爆发。
作为罗斯福新政核心之一的《国家工业复兴法》，是政府干预市场的典型。根据《国家工业复兴法》，为缓和产能过剩，各工业企业制定本行业的公平经营规章，确定各企业的生产规模、价格水平、市场分配、工资标准和工作日时数等。罗斯福也加强了政府管制，特别是著名的《Q条例》，对利率水平管制。
二战导致美国不可避免地进入“战时经济”：大量企业军工化，市场的力量急剧萎缩，政府的各类管制不断增多，政府支出规模越来越大。二战结束后，美国又接连陷入新的战争泥潭：50年代初的朝鲜战争、60年代的越南战争。旷日持久的战争，不仅持续压制市场力量的发展，也导致美国财政赤字危机。
1973年爆发的第四次中东战争是一个重要历史节点。中东战争导致石油危机，油价飙升，引发“成本推进型”通胀。由此，美国经济步入了前所未有的滞胀状态(stagflation)。滞胀的出现挑战了经济学家的知识边界，因为按照经济学的原理，通胀与失业率应该是负相关的(菲利普斯曲线)，而在滞胀状态下出现了高通胀与高失业并存的局面。这也令凯恩斯主义手足无措。
压垮实体经济的还有不断累加的管制。1980年，美国联邦管制的成本约为今天的8000亿美元，平均每个家庭4000多美元，这是巨大的隐形税。
在卡特总统任期(1977-1981)内，经济局势恶化。究其原因，是卡特沿用凯恩斯主义的战术，企图通过刺激需求来摆脱困境。但是由于美国经济面临的问题并非周期性的需求不足，而是高成本结构导致的供给不足，刺激需求的政策不仅没有把经济拉起来，反而加剧了通胀。卡特政府在治理通货膨胀和刺激经济增长的问题上摇摆不定，
货币政策时紧时松，最终在滞胀泥潭越陷越深。里根尖刻地嘲讽凯恩斯主义，“凯恩斯用通胀去打击失业，又用失业打击通胀，最终结果是通胀与失业一起打击了美国经济”。1980年里根凭借他的幽默当选美国总统，“衰退的定义是你的邻居没有工作，萧条的定义是你自己没有工作，复苏的定义是让卡特没有工作”。
供给经济学的精髓
凯恩斯主义遭遇滞胀困境，成就了供给经济学。
从某种意义上讲，供给经济学是向古典经济学的回归。19世纪经济学家萨伊提出的“萨依定律”认为：经济一般不会发生任何生产过剩的危机，更不可能出现就业不足，因为供给会创造自己的需求。这一观点听上去与直觉不符，但有更深刻的道理：只要市场是有效的，企业家是理性的，就不会创造“无效供给”(产能过剩)。古典学派的代表人物李嘉图解释说：“任何人从事生产都是为了消费或销售;销售则是为了购买对他直接有用或是有益于未来生产的某种其他商品。所以一个人从事生产时，他要不是成为自己商品的消费者，就必然会成为他人商品的购买者和消费者。”
以70年代的滞胀为例。经济增长受制于供求规律。对于增长乏力，凯恩斯主义开出的药方是：需求不足，政府应该刺激需求。而供给经济学则认为，问题不是需求不足，而是供给侧出了问题，不该生产的生产太多，同时消费者需要的东西缺乏供给。在这种情况下，简单刺激需求，只会令问题变得更糟。导致供给不足的原因，要么是政府管制太多扼杀了创新，要么是税负太重抑制了供给。
可见，供给经济学的要义是如何让供给变得有效。该理论认为，改善供给的关键是提供恰当的激励：第一，减少政府管制，促进企业家的创新;第二，降低税负，提高个人和企业家工作的积极性。 要刺激生产必须增加资本积累并刺激个人的生产积极性。减税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最有力的措施。以拉弗曲线为中心的减税理论是供给学派的中心。供给经济学的精神实质是对“小政府，大市场”、自由竞争和企业家精神的坚定信仰。例如，乔布斯发明了iphone手机，iphone手机的供给自动创造了巨大的需求。美国消费旺盛的背后，则是企业家源源不断的创新供给。
里根经济学：供给经济学的伟大实践
供给经济学问世之初，是不入流的，甚至被里根初选时的党内竞争对手老布什指责为“巫术经济学”。获得这个称呼，与拉弗曲线分不开。拉弗居然提出：降低税率可以增加政府财政收入。这难道不是巫术吗?1974年年轻的经济学家拉弗(Arthur Laffer)在与拉姆斯菲尔德(后任小布什的国防部长)、切尼(后任小布什的副总统)共进晚餐时，在那张美国最著名的餐巾纸上画出了拉弗曲线。拉姆斯菲尔德说：理论简单的令我震惊，如果税率100%则政府获得的税收为0。这一简单明了的曲线，也成了里根减税的理论基础。
让供给经济学从巫术变成魔术的是美国总统里根。他选择供给经济学作为自己的政策指引，并非偶然。 作为一个演员，里根却具有堪比哲学家的朴素价值观。在1981年的总统就职演说中他说：“在目前的危机中，政府不能解决问题，它本身就是问题所在。我们的税收制度惩罚辉煌的成就，人们辛勤劳动却不能换得公平的报酬。”对于回归市场力量的坚定信念，是成就里根总统伟业的基石。可见，里根与供给经济学在理念上是相通的。这一缘分缔造了“里根经济学”。
美国舆论把里根评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美国总统”，和罗斯福并列。美国企业研究所Michael Ledeen评价说，“美国建国二百年来，有四位伟大的总统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华盛顿，林肯，罗斯福，里根。”好莱坞演员出身、以70高龄当选总统的里根，何以如此备受推崇?美国现任总统奥巴马一语中的：“里根改变了美国的行进轨道，他把我们推到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线上。尼克松和克林顿都没有做到这一点”。
里根上台之初，美国经济面临四大问题：政府开支过大、财政赤字;管制过多;税率过高;通胀。
1981年里根发表国会演说：“我们国家的立国之本，靠的就是工厂、农田和商店里赚钱回家的人们......现在，我们剥夺人们的权利太久了，我们不让他们处置自己创造的财富。绝不能用征税的手段来管制经济或促进社会变革。我们试过那种做法，那是行不通的”。
1981年里根就任总统后，第一次内阁会议，所有人屏息期待里根拯救陷入泥潭的美国经济。里根等会议室变得鸦雀无声后说道，“女生们、先生们，我痛恨通货膨胀，我痛恨税收，我痛恨苏联。努力做吧。”然后起身离开了会议室。
里根就职后在首次向国会发表预算讲话时提出，“首先，我们必须停止增加联邦政府的开支;其次，必须降低税率，这样努力工作才能得到报偿;第三，必须小心放开政府的过度管制;第四，必须与美联储联手制定货币政策，合理调控货币供应;第五，必须步步为营迈向平衡预算...”
上述要点，构成了里根经济学(Reaganomics)的核心要义。
“里根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从何而来?主要是货币主义学派和供给学派。货币主义学派坚信，价格是一种货币现象，货币超发必然导致价格膨胀;供给学派则主张通过减税来刺激供给而非需求。这两个学派共同的逻辑都是对市场和自由的坚定信念。
优秀的领导者首先选择优秀的团队。里根每月与一批优秀的顾问举行一次很长的午餐会，确保政策是正确的，这些人包括沃尔克、弗里德曼、格林斯潘、拉弗...与这些人士共事，帮助里根不断强化自己的改革信念。
对于里根而言，当时推行“里根经济学”可谓阻力重重：一是，当时“供给学派”在美国经济学家是一个非主流学派，拉弗只是一个年轻学者而非功成名就的经济学大师。二是，国会的强大反对势力，国会议员不断以财政赤字为理由阻挠减税方案。里根在推动减税时要不停给议员打电话进行游说动员;三是，最重要的是，“改革红利”的产生需要时间，在短期内，改革不仅不能改善经济，反而令经济更加困难。这对政治家，特别是面对选举压力时，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和威胁。
卡特任命的美联储主席沃尔克成功矢志加息降伏通货膨胀，导致经济衰退、卡特落选。当时整个国家，不论左派、右派还是中间派，都反对沃尔克加息、呼吁放宽货币供应。只有里根一个人对沃尔克支持到底。沃尔克治理通胀的策略非常简单：加息。1983年美国失业率达到最高点，超过10%。
里根就任总统后，果断推行“30%减税计划”,个人最高税从70%降为 28%、企业所得税从46%降至33%。但减税存在“时滞效应”：税率的下降立竿见影，但税基的扩大却需要时间来培育。因此短期内可能导致财政赤字扩大。当时，就连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费尔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都对“里根经济学”失去了信心，公开表示“里根总统就是安徒生童话里没穿衣服的国王”。里根立即将其解雇。
幸运的是，经济学家的嘲笑、国会的阻挠、经济形势的恶化，都没有动摇里根的意志和信念。他坚信自己的逻辑是对的：税率越低、政府管的越少，人民的积极性越高，经济就越繁荣。如此简单而清晰的逻辑，怎么会错呢?
正是因为里根有着惊人的判断力、朴素的价值观和坚定的信念，最终渡过了经济衰退，迎来美国经济再度起飞，不仅成功帮助美国经济挣脱了滞胀的泥潭，而且财政收入从1980年5170亿美元升至1990年1.03万亿美元。
里根1984年竞选连任时，经济已经触底反弹。里根赢得了50个州中49州的选举人票，成为美国历史上胜选差别最大的总统。这是选民对“里根经济学”的信任票。
可以说，里根重新塑造了美国经济：一个企业和个人享有广泛经济自由、税率尽可能低的现代经济。这奠定了美国长达25年的经济繁荣。从某种程度上讲，克林顿时期的经济辉煌，正是里根经济学红利的涌现。
中国改革开放37年的成就，归根结底就是市场力量不断增强的结果。面对过度依赖投资、强势政府推动的经济增长模式所形成的严重后遗症，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这是在经历了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国进民退、政府权力无序膨胀”之后，中国经济理念再度向市场力量回归。
中央提出加强供给侧改革，体现了当前经济问题的准确判断。中国面临的问题显然并非简单的需求不足：一方面产能过剩，另一方面国民蜂拥到日本买马桶;一方面国内奶粉行业陷入困境，另一方面澳洲、德国的奶粉被国人买得断货。中国经济真正的问题在于供给侧的结构性缺陷：要素价格扭曲导致资源不能有效配置，一些行业过度投资过度发展;政府管制太多、法治薄弱，严重抑制了创新活动，减少了有效供给;中国企业普遍停留在低成本竞争阶段，中国目前的供给现状是低端供给过剩、高端供给不足，无法适应居民消费升级的需求结构。
对于供给经济学的适用性，马云做了非常深刻的阐述：“中国经济前30年，加大基础设施、出口，这是政府拿手好戏，银行的钱掏出来。消费，把老百姓的钱掏出来，那是企业家的本事，那是创新的体现。我们要用观念去不断打开这个消费和内需拉动的东西，这一定是企业家的作用。未来20年到30年，中国必须以消费拉动，而消费拉动一定是企业家。”
李克强总理提出：“大道至简。 中国历史上，但凡一个时代的政治比较“简”，让老百姓休养生息，就会被后世称为“盛世”。”这其实就是供给经济学的精髓。
与凯恩斯主义的立杆见影不同，供给经济学要求的是大胆的减税、痛苦的结构性调整、自我革命的简政放权。政治家必须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心胸、力排众议的勇气、不畏阵痛的定力，才能将供给革命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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