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番巧取豪夺之后，美元如愿以偿地执掌到国际货币霸权，诸多利益自不待言。那么，国际金融危机与这种美元本位制之间缠绕着怎样的纽带呢?我们再结合上面的分析作一梳理。
环节之一，美元霸权导致国际贸易和世界经济增长的失衡格局长期存在。
美国自1968年出现12.87亿美元的贸易逆差以来，赤字持续扩大;自1976年以157亿美元的贸易逆差超过英国之后，就一直是世界最大的贸易逆差国。进入21世纪以来，逆差进一步增大，2007年达到了7380亿美元(见图5-1)。
在以金本位制为基础的国际货币体系中，由于存在一套自动调节机制，因此贸易失衡以及进一步的信用扩张是不可能长期持续的。“货币一越出国内流通领域，便失去了在这一领域内获得的价格标准、铸币、辅币和价值符号等地方形式，又恢复原来的贵金属块的形式。……世界货币作为一般支付手段、一般购买手段和一般财富的绝对社会化身执行职能。它的最主要的职能，是作为支付手段平衡国际贸易差额。”[1]具体来看，对于盈余国来说，黄金的流入使银行体系得以创造更多的货币和信用，过多的信用会带来收入和物价水平提高，出口竞争力受到影响，于是出口减少、进口增加;同时，信用的扩张还会导致国内利率下降，资金随之外流，将加速国际收支恢复平衡。反之，贸易赤字国由于黄金流出，国内信用收缩，同样会促使国际收支趋向平衡。布雷顿森林体系下也是一样，贸易失衡就意味着黄金或以黄金作后盾的美元的跨国流动，不存在为贸易失衡进行负债融资的渠道，因此各国政府除了重拾贸易平衡之外别无选择。
可是，在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只要贸易盈余国愿意继续以出口换美元，美国就可以利用这种纯粹的纸币为自己的赤字融资，贸易失衡就可以持续下去。近年来，始终有一些国际评论将贸易失衡的主要原因归咎为中国等顺差国庞大的贸易出口能力，甚至在美国金融危机发生之后，把罪人的帽子扣到中国头上。对此必须说上两句公道话。
客观地说，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确是越来越依赖于外部需求，对外贸易高速增长，外贸依存度从1980年的12.9%提高到1990年的29.8%，2000年的43.9%，到2004年已超过70%。但是，中国同时也是一个较大的产品吸收国，对东亚主要贸易伙伴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省始终存在较大贸易赤字，在推动日本经济的恢复性增长、韩国和台湾地区的经济扩张上起到了积极作用。在对欧洲主要贸易伙伴关系上，中国基本实现贸易平衡，如对德国的贸易总量持续保持在300亿美元以上的高水平，但贸易盈余不到20亿美元。
实际上，中国对外贸易的最大不平衡性就是体现在中美贸易环节。根据中国海关总署统计，2005年中国对美贸易顺差为1141.73亿美元，约占美国全球贸易逆差总额的15%左右。根据美国商务部统计，2005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为2016.25亿美元，占其贸易总逆差的26.3%。[2]个中原因，除了美国并不遵循什么贸易比较优势、在科技产品方面实施严格的出口限制以外，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症结在于，作为世界主要储备货币，美元所具有的独特性质促成了美国长期保持贸易逆差。
美国用美元来换取国外廉价的原材料等初级产品和劳动密集型制成品，或者并购国外的战略性企业。廉价资源的输入替代了美国国内资源的使用，美国国内资源就会配置到更高赢利性的行业，并购国外的战略性行业也为美国带来高赢利的丰厚利润。而别国换来的美元外汇，通过购买美国的中长期国债或存入美国银行，仅仅赚取微薄的利息。这样一来，美国经常账户的逆差通过资本和金融账户的顺差来弥补，美国不仅不用担心日益增长的贸易赤字，而且通过贸易赤字和对外投资输出的美元对美国的再融资，还获得了不菲的收益。因此，美国所面临的国际经济问题，其根源在于其自身的对外经济发展方式失当，尤其是美元的独特获利方式和独特流动机制难辞其咎。
环节之二，美元霸权导致全球信用扩张，诱发虚拟经济泡沫。
在美元本位制下，对美元的发行和流动都没有什么明确的制约机制，全球范围内的美元信用扩张渐成泛滥之势，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的现象越来越明显。正是这些信用泡沫的堆积，直接构成了次贷危机酝酿与爆发的基础。
对于美国的贸易伙伴们来说，巨额的长期贸易失衡意味着巨量的美元向世界各国持续输出。二战后初期的1949年，全球的国际储备规模不到1000亿美元，此后的20年间仅仅增长了55%;随着美元本位的正式确立，国际储备的规模急剧扩张，到2007年达到了4.1万亿美元。与此同时，国际储备的构成也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和1970年之前黄金占到70%相比，布雷顿森林体系彻底解体的1973年，黄金的比重急剧下降至20%左右，此后一直呈降低趋势，至2007年底，占比已经不到1%。而以美元为主的纸币则占到了国际储备的99%以上。[3]外汇储备是什么呢?它是中央银行通过发行本币，从企业和个人手上，按照当时的汇率“买”回来的外汇，外汇储备多，说明本币发行的就多。为了保障国际贸易能顺畅地进行，许多外向型国家和地区实际上采用的是让本币盯住美元的汇率机制，这样一来，国内的货币发行就要随着美元储备的增加而同步增加。“因为生产资本的要素不断地从市场上被取走，而投入市场来代替它们的只是货币等价物，所以，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将会增加，而这种需求本身不会提供任何供给要素。因此，生活资料和生产材料的价格都会上涨。”[4]
贸易盈余国所持有的美元为了投资保值，又不得不通过购买美国的国债、公司债等金融资产重新流回它的故土。庞大的海外美元流入，给美国经济扩张带来了充裕的资金，但同时也推高了资产价格，造成经济泡沫。比如说，2005年海外美元购买的美国政府支持型机构债券总额达到1503亿美元，到2006年和2007年，更是分别高达2285亿美元和1894亿美元，这使房利美、房地美等政府支持型企业获得充足资金，盘活了房屋抵押贷款市场。在此背景下，美国房地产投资规模迅速扩大，房屋价格超乎寻常地走高，为次级贷款的大规模发放和次级债系列金融产品的火热出炉创造了前提条件。房屋的升值部分还可以再次进行抵押，申请消费信贷，促成了美国居民以资产价格上涨为后盾而非以收入为后盾的透支消费，助长了家庭负债的过度膨胀，使国民经济增长建立在异常脆弱的支柱之上。
美国的政府和企业在向海外投资者出售国债、公司债或股票的同时会增加支出，而为这些支出提供产品的生产商在收到支付款项后，把其中很大一部分存入银行;还有一些海外美元直接存入了美国的银行。这些行为都属于信用扩张，会增加美国银行体系的货币供给。由于货币供给充足，家庭消费借贷变得更加容易，银行放贷条件也越来越宽松。正常条件下，嫌贫爱富的银行会优先把钱借给高收入、低风险的富人，根本轮不到穷人伸手就已经用满了贷款额度。因此，低收入人群大规模地获得贷款，这个事实本身就说明了信用的过度扩张。而信用的扩张则成为加速危机到来的有力杠杆。
环节之三，在美元霸权衰落进程中利用金融危机发动“货币战争”。
美元在谋求霸权的过程中，特别是抛弃了布雷顿森林体系这个紧箍咒之后，同时也在积累着加速其霸权衰落的因素。通过输出美元纸币掠夺他国真实财富，这在短期内对美国有利，但是从长期看对美国和世界的均衡发展非常有害，这种不均衡将激化世界范围内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带来日益频繁、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各国越来越认识到应当设法摆脱美元霸权。可是，在金融和经济危机的酝酿与演化过程中，美国政府和国际金融寡头为最大限度地实现本国及自身利益，会选择顺势而为、择机而动，最大限度地利用他们对美国中央银行及全球金融体系的控制、利用他们手中的美元霸权，既转嫁损失和危机，又趁火打劫，竭力维护渐显衰落的霸权地位。这场看不到硝烟的“货币战争”，可以说是美元统治和美元霸权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时期的一种极致运用。
战争中美国首先取得的一项战绩，是使其他国家在美国金融市场的投资受到损失，削弱这些国家基于美元储备而发行的本国货币的币值基础，进而破坏这些国家的金融稳定乃至经济安全，强化美元对受损国货币的强势地位。
随着美国金融海啸的惊涛拍岸，华尔街出产的金融衍生品大幅贬值，一批金融机构破产或被政府接管，让于此之前大量购买了相关产品的外国机构投资者叫苦不迭。美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债务国，已将它的各类债权人深深拖入泥潭而无法自拔，成了危机的买单者。
这幅情景似乎有几分眼熟，因为在《资本论》中曾经记叙过这样一件事：“1847年，‘英国所负的债务<极大部分是由于进口谷物而负的>应该偿还了。不幸的是，其中大部分是用破产的办法偿还的。<富裕的英国，竟然用破产的办法从它对大陆和美国的债务中脱身。>不过，只要这些债务没有用破产的办法结清，就只有用输出贵金属的办法来偿还。’(《银行法特别委员会的报告》，1857年)”。[5]时光荏苒，在一百六十年之后，同样是世界最富裕的国家，美国自然是不可能用真金白银还债的，它除了用自己印制的纸钞外，也用上了破产的办法来偿还它欠下别国的债务。
明明美国是危机漩涡的中心，但美元却没有像泰铢在泰国发生金融危机时那样，身价一落千丈。欧元不但无法保持坚挺或赶超美元，形成取代的声势，反而在与美元的汇价上不断走下坡路。在次贷危机恶化为金融危机的过程中，美元兑全球主要货币出现强劲反弹，2008年10月、11月间正值风大浪急，美元指数却达到了2007年以来的最高点。就这样，美元一边以救市的名义继续巨量增发，一边反而成为大家争相追捧的“避险货币”而坚挺起来。当局势稍稍稳定下来[6]，人们开始思索被满世界狂撒的美元到底值不值得捧得那么高、什么时候会摔下来，美国甚至反过来以此为要挟，让别国不敢轻举妄动，不敢轻易地抛售美元，以免自己口袋里的美元资产大幅贬值。
这场“货币战争”达到的第二个效果是，受到冲击的国家，为了避免自身的金融市场破产，不得不向国内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并采取降息政策。这致使本国货币贬值，也有助于挽救美元的颓势，使其得以恢复相对强势地位。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贵金属作为世界货币的时代，发生危机的国家为了避免黄金的流出，往往要竞相提高利率，如果英国的银行在危机时期提高利息率，“那么，欧洲其他一切银行也会这样做，如果今天在英国对金的流出大声叫苦，那么，明天在美国，后天在德国和法国也会发出同样的叫喊”[7]。
另一个效果也很重要，这就是美国借机发行更多的美元，获取更多的铸币税收益。《资本论》中分析得很清楚，“真正的信用货币不是以货币流通(不管是金属货币还是国家纸币)为基础，而是以票据流通为基础。”[8]在正常情况下，发挥货币职能的主要是商业票据，在票据结算相互抵消后余下的零头差额才由货币来调剂。而一旦信用受到破坏，这些票据都要转化成货币时，货币就会严重不足。次贷危机的爆发，使投资者争相变现数十万亿美元的各类证券，这无疑会造成大规模的货币荒。由于美元仍占据全球主导地位，从而在金融动荡中扮演着避险货币的角色，在全球货币市场资金冻结的状况下，各国银行和金融机构急于在公开市场买进美元以应对流动性危机。总之，在危机造成的流动性恐慌之中，美国就可以堂而皇之地以救市的名义增发海量美元。
金融危机还产生了一种可供利用的好处，即美国利用信用受到破坏后，货币必然出现不足的状况，迫使金融开放的其他国家因为缺乏美元、难以偿还美元债务而出现困难，资产贬值，便于金融大亨们四处抄底，获得廉价的优质资产和核心资产。
一路看来，美元在彻底挣脱黄金的束缚、并取而代之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本位货币之后，又借冷战结束、经济全球化全面推进的时机将自己的势力范围扩大到整个世界，确立了霸权地位。美元有恃无恐地空手套白狼，日积月累中不仅让美国的国际收支失衡越来越严重，也使得世界经济的长期结构失衡积重难返，不得不以一连串金融危机的方式向美元霸权献上“贺礼”，2007年以来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蔓延到全球的金融和经济危机正是其中之一。指望美国主动悔过自新是不可能了——越是害怕美元霸权就此衰落，美国就越会利用危机来加紧打击他人、巩固自己。各国要想打破美元霸权以及美国的金融霸权，恢复被颠覆了的国际金融和贸易体系，绝不能等靠恩赐，而必须付诸现实行动。孟子曾有一句名言，连奥巴马都懂得引用[9]，在这里刚好用得上——“山径之蹊间，介然用之而成路;为间不用，则茅塞之矣。”
本文摘自《揭开经济危机的底牌——透过<资本论>看新危机时代》一书第二篇“祸起金融萧蔷”第五章“美元何以空手套白狼”。
[1]《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66-168页。
[2]数据来源：中国海关总署统计，见business.sohu.com/20060414/n242811750.shtml。
[3]朱民 等著：《改变未来的金融危机》，中国金融出版社2009年版，第277页。
[4]《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49页。如果某类资本周转的期间太长，比如说一年，那么一年内使用这些资本的企业从市场上取走了劳动力，取走了劳动力所需的生活资料，取走了资本所使用的固定资本以及生产资料，同时将货币等价物作为补偿投入市场;但是，直至完成这次周转之前的一年间，没有任何产品投入市场，来补偿从市场上取走的各种物质要素。这种情况将引起物价周期性地上涨和下跌。出口贸易也是类似，生产资本的要素不断地从市场上被取走，相应的货币投入市场，但产品却没有投入到这一国内市场。
[5]《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58页。
[6]据美国经济分析局(EBA)数据，美国个人储蓄率从2008年第1季度的1%上升至2009年第2季度的约5%，同时美国的贸易赤字也大幅收窄，这表明美国储蓄不足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从道理上讲，将使得美国对国外资本的需求减少，从而减小美元所受压力，有利于美元汇率的稳定。但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由于2009年上半年以来全球金融市场及各国经济形势没有继续明显恶化，美元的“避风港”作用不再突出，因而美元指数开始掉头下挫。
[7]《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58页。
[8]《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51页。
[9] 2009年7月27日，奥巴马在首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开幕式上，曾借用孟子这句名言强调中美对话的重要性。消息来源：新华网，见http://news.xinhuanet.com/video/2009-07/28/content_1178676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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