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帆老师近日发表《两币流通看陈yun经济思想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意义》一文，内中诸多观点，笔者不能理解，觉得非常值得商榷。
一、原文：“【提要】中国改革开放，比起前苏联休克疗法损失小得多，因为我们不是单纯移植西方市场制度，也注意从中国实际出发，且得益于革命根据地的历史经验。”
评论：苏联的改革开放，其实是在美国等资本欺骗之下一种破坏计划经济、走向自由市场经济的背叛行为，完全没有任何进步意义。这种改革，操作得急躁，即是如同苏联解体一样，立即导致国家的经济金融崩溃;操作得稳一点，就是国家的慢性崩溃。如果苏联领导人不是共产党的叛徒，及时改邪归正，加强对经济金融的正确领导，相信，即使是经济危机也可以解决，也不一定必然导致政权崩溃。可惜，苏联领导层从上到下贪污腐败，完全背叛了共产主义，背叛了苏联人民，居然听从美欧资产阶级政客的观点，为一已之私，采取解散国家政权的方式，避免经济危机。这样荒谬的事情，现在看来，完全是一种混账无耻的资产阶级政客所人，没有一丝共产主义的味道，甚至没有一丝民族主义的味道。拿苏联的休克疗法和中国的改革开放相比，让人苦笑不得。
苏联的休克疗法式的改革开放，其实是就是要通过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强行破坏、私人收购的方式，过渡到美国人主张的新自由主义式的经济，即商品、资本、金融自由流通，国家不加干预，从而变成了个纯粹的市场、一个纯粹的殖民地。这和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完全是两回事。
苏式社会主义经济当然有其问题，最大的问题就是官僚主义，就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官僚集团，控制了国家政权，背叛了社会主义，腐化堕落，利用手中的职权，掏空了国家，而后要向西方资本势力投降，幻想资本主义的投资来拯救自己一手掏空的国家，主要还是乞求帝国主义保护自己的私利。如果真正想挽救苏联，挽救社会主义，就是得打击这个变修的资本主义官僚集团，回归苏联经济的人民性，探索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道路，而不是完全否定公有制的伟大意义、解散公有制。
二、原文：从陕甘宁边法币同时流通，到深圳特区人民币港币同时流通，半个世纪一条线索，贯穿着陈YUN同志的思想和实践。
评论：抗日战争乃至解放战争期间的10多年期间，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革命根据地因为相对割裂、独立，所以，财经金融方面也相对独立。各根据地基本都有自己的银行系统、发行自己的货币。但是，对比一下不难发现，有些地方的银行系统非常成功，在实体上和理论上成了新中国建国之后的金融基础和指导;有些地方，则不太成功，比如陕甘宁边区。这当然应该和当地的领导人在贯彻中央的财政指导思想方面存在差距有直接关系，和各地领导集体是否实事求是地解决财政问题有直接关系。
按照杨帆老师提供的材料，陈YUN同志主持陕甘宁边区的财政工作，居然允许国民党政府发行的法币在边区境内和边币同时流通。即使是考虑到国民党向八路军发饷这一情况，也是不能允许的。杨帆同志讲，“某些时期法币在边区的货币流通量里占50%以上，”这只能说明当时的边区政府在金融上的错误，实际上，导致了通货严重膨胀的恶果，并不能表明什么成绩，更不是什么经验。即使边区经济非常困难，也不应该允许法币流通。相应地，经济越困难，越要注意金融系统的独立自主问题，排除外部货币的流通。
坦率地说，如果边区允许两种货币(共产党发行的边币和国民党发行的法币)流通，且这种流通是陈YUN所支持的话，这只能表明陈YUN同志在财经方面，至少是不太擅长，应该是个缺点，而不是什么历史经验。
因为，允许两种货币在边区流通，并没有改变边区经济金融的窘境，相反，我们可以认为，正是这种允许两种货币流通，导致了边区的经济金融困难，产生了一系列问题。
早在1938年，边区就开始搞大先生运动，记得毛主席曾经讲过“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这样的狠话。看来，对于自力更生、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指导思想，对于独立自主的思想，当时是有人不那么赞同的，不知道有没有陈YUN同志。
从当前世界的经济情况看，有些国家是允许两种以上货币流通的。比如，非洲刚果、乌干达等国家，允许美元和本国货币同时流通，这只能意味着其政权无法保护自己的金融主权，这样的国家，无非就是美元的金融殖民地，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发展起来。
没有想到，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某地居然会有港币和人民币同时流通的一个荒唐时期，真让人吃惊。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各敌后抗日革命根据地中，金融体系办得最好的是山东抗日革命根据地。
山东抗日革命根据地，在金融方面，面临日币、伪币、法币的威胁，表面上都比边币强大。但是，山东军民从1938年起，就开始创办自己的银行金融系统、发行货币，便后，逐渐完善这个系统，在和其他货币的斗争中，驱逐了它们，并将这个系统扩大到华中、华北，甚至还能用北海币到日据、解放战争期间的蒋据上海收购重要军用物资。北海银行，简单地讲，就是将货币发行和重要物资生产、销售直接挂钩，国家(即根据地政权)完全控制食盐、食油、粮食等关系物资的供销和定价，并建立起银行网络和销售网络，控制商品的出售和大力发展工农业生产(不要搞房地产、旅游业、博彩业、娱乐业等所谓第三产业)。只要你有我发行的货币，就能以稳定价格购买到唯一我能提供、且你急需的商品，比如食盐、食油、粮食等，所以，你对我的货币信用，尽管放心;而且，你只能以我的货币和我确定的价格(当然是合理价格，不能过高过低)，才能购买到此类商品，你不放心也没有办法。但，你怎么才能得到我的货币呢?自由市场购买(即金融自由化)?不行，那叫作投机，是严禁的，北海银行和各分行都没有这个业务。你只能通过向我出售我所需要的物资的办法，来获得我发行的货币，除此之外，别无他法。这样，山东根据地就以此办法获得了日本、蒋介石占领区的重要紧缺物资，排除了他们的货币结算权。
陕甘宁边区和山东根据地，都搞了大生产运动，但山东的金融情况要好得多，能向陕甘宁边区大量输送黄金(13万两)。陕甘宁边区，居然允许边币法币同时流通，看来，当时的主持者完全不理解货币的本质。要说这不是导致边区财政困难的原因，我是不相信的。
拿一个失败的历史事实，当作改革开放的经验前身，我看也是醉了。
三、原文：但边区始终不能完全驱逐法币，某些时期法币在边区的货币流通量里占50%以上，在边沿地区有明显优势。 其原因是边区经济力量薄弱，生产不能自给，需要输入大量商品才能满足基本需要。当时几乎全部所需布匹、棉花、文具、农具、烟、糖、西药甚至吃饭用的碗和缝衣用的针线均需输入，用目前时髦说法就是“刚性需求”。能输出的大宗产品只有食盐。
评论：把陕甘宁边区两种货币流通，归因于当地“经济力量薄弱，生产不能自给，需要输入大量商品”，我觉得，这完全是对经济的无知。
难道山东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就那么发达，比蒋管区、日据区还发达，就能生产所有物资?完全不是，山东根据地不能生产无缝钢管、医疗之类，不能生产工业品。
解放后，中国经济也不发达，进口很多洋商品，但也没有允许外币在中国流通，难道当时中国就不“经济力量薄弱，生产不能自给，需要输入大量商品”了吗?难道就要允许美元、卢布等外国货币流通?
非洲那些国家的经济不发达，工业品基本都不能生产，但是，允许两种以上货币流通，解决问题了没有?没有，允许美元等外币流通且没有任何限制、无力采取任何限制，只能导致美元对其本国财富的掠夺，别无其他。
贸易的本质在于平等协商、公平合理、互通有无。而货币的本质在于生产和供销!货币独立、金融主权的本质在于保证平等协商、公平合理、互通有无!
新中国建立之后，在金融方面，采取的是山东根据地即北海银行的经验，而不是陕甘宁的经验。即使是陕甘宁边区，也于1941年禁止法币流通，大规模开展“大生产运动”。记得主席还讲过，解决经济问题，要注意开源而不光是节流。
五、原文：陕甘宁边区31个县市有24个县市与国统区犬牙交错，40%人民生活与国统区经济紧密联系，许多边界地区没有集市，90% 出口要到国统区交易，法币是唯一交换媒介。 陈YUN同志首先认识到：边区实力较弱，经济对国统区有依赖性，在货币流通上表现为法币直接进入边区，难以用行政手段禁止(见陈YUN1944---1945年一系列讲话，《陈YUN年鉴》第一卷)。
评论：看来，陈YUN同志还真的对金融问题的理解，远不如山东的罗荣桓同志。
毛主席曾写过《七律·吊罗荣桓同志》，最后两句“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可以看出，主席对罗荣桓同志逝世的那种痛断肝肠的悲伤。这首诗，主席写了又写，改了又改，最后，又扔到字纸篓里，算是放弃了。为什么要这么写，为什么写完又扔掉?我百思不得其解。要说罗帅政治才能，当然是非常了得，但是，当时政治才能极高的人有的是，可谓高手如林;要说军事才能，还有林总、彭总、粟总，可谓将帅云集。罗帅去世，主席为什么那么伤心?我想，很可能是罗帅在经济金融方面的才能，尤其是其在山东、东北的经济金融功绩。1963年，中国经济刚刚好转，急需要财经金融方面的人才，毛主席关于经济金融的政策，需要人支持，而罗帅却于此时去世，主席少了一个重要支持者。从此前此后的情况看，经济金融方面的人才，的确不多。陈YUN于此前因支持包产到户(1962年)，离开经济金融岗位，中国经济金融也没有出什么问题，相反，还迅速发展、物价平衡，1970年之后，还实现了对外贸易用人民币结算，按照杨帆同志提供的资料，要是陈云在，绝对不会想到对外贸易用人民币结算。如果陈YUN真提如罗帅那样，是位了不起的经济金融人才，我想，主席是不会让他离开经济金融工作的。
改革开放后，上世纪80年代，居然有一段时间中国允许港币和人民币同时流通，而且，还得到陈YUN的支持，这只能说明他并不是个懂行的人。
为什么主席写完吊罗荣桓的诗，又扔掉呢?我想，应该是为了党内的团结吧，怕得罪人。话又不能说得太明白，留给后人思忖吧。
“90% 出口要到国统区交易，法币是唯一交换媒介”，难道山东根据地不是面对这种情况吗?为什么山东抗日革命根据地可以把自己的货币打入了日占区、国民党军占领区，使得北海银行发行的货币成为结算货币，而你陕甘宁的边币就不能?为什么罗荣桓能，而你不能?
“陕甘宁边区31个县市有24个县市与国统区犬牙交错，40%人民生活与国统区经济紧密联系，许多边界地区没有集市，90% 出口要到国统区交易……。”这完全不能构成法币是唯一结算货币的理由。相反，这完全可以成为陕甘宁边币向国统区发展的有利条件。
六、原文：但正式承认法币流通也不行。首先影响边币稳定。法币“腿长”可在全国流通，边币“腿短”出不了边区。法币升值边币贬值，某些沿边地区拒用边币，边币流通范围缩小。如公开允许法币流通，边币过分收缩，可能垮台。
评论：注意，陕甘宁的边币“腿短”出不了边区?山东北海银行的货币，此时已经打入到了日占区、蒋占区，为什么人家的边币腿就那么长，而你主管的边币的腿就那么短?
七、原文：商店利用边法币同时流通，边法币差价和边区物价波动， 从事货币和商品倒卖获高额利润。1941年延安公私营商店年平均利润率104-110%，相比之下公营工厂为33.6%，最好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只有18%。工业资金向商业转移，许多机关生产部门和有余钱的农民，不愿投资而去作买卖。
陈YUN同志的主要贡献是：第一，平息物价上涨。 1943年延安的物价比1937年上涨了1240倍，仅1943年1年之内即上涨19倍，主要进口产品上涨20-40倍。通货膨胀比国统区还要严重，如同年西安物价只上涨3-4倍。
评论：物价如此高涨，难道你这个主管经济金融的领导人没有责任?人家山东抗日革命根据地可没有这种情况。
这是否说明，允许法币、边币同时流通，并没有解决通货膨胀问题?是否可以进一步讲，正是允许法币、边币同时流通，才导致了通货膨胀?我觉得是。
八、原文：经边区军民艰苦努力，1944年上半年边区贸易出超50多万，物价稳定下来。10种主要物品的价格在延安上涨29%，在绥德、关中、富县、定边跌30-16%。反而比国统区低。作为国统区的洛川、蒲城物价上涨50%，榆林涨1倍多。边区的布匹棉花1941年百分之百需要进口，至1947年50%的布匹， 60%的棉花可以自给。
评论：1941年禁止法币流通，然后，物价飞涨;但到了1944年物价反而稳定了，而且贸易还有出超。说明什么?说明：一是允许法币、边币同时流通，并不能解决通货膨胀问题;二是禁止了法币流通，同样可以解决物价稳定问题;三是发展生产，才是解决经济金融问题的最关键的办法。
可惜，从改革开放后允许港币、人民币同时流通这种办法来看，陈YUN同志并没有吸取延安的经验和教训。
九、原文：二．发行流通券，以“准货币”形式进行货币改革。
1943年边币对法币的黑市价从1：4跌到1：10(法币为1)。
1944年5月10日陈YUN提出：“要使边币与法币的比价达到1:1，又要使市面金融不停顿，就要想一个偷梁换柱的办法。发行新票子在政治上会有不良影响，允许边币和法币同时流通也有弊端。因此，可以考虑由盐业公司发一种流通券，其定价与法币1:1，而与边币1:9，使之在边区内流通，逐渐收回边币，达到预想程度时，再以边币收回盐业流通券。这样既可使边币与法币比价提高到1:1，驱逐法币，又不至于扰乱市场金融。”
5月23日贺龙、陈YUN签发决定：发行商业流通券，名义是贸易公司发行，实际由边区银行发行，流通券每元折换边币20元，逐步收回边币;今后边区贸易往来、债权债务清理，一律以流通券为本位币。
评论：这种明由盐业公司发行、实际上银行发行、和边币法币保持稳定汇率的流通券，实际上是将货币和盐这种特殊的商品挂钩，以盐这种商品为“锚”。与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做法相比，这种“锚”虽然符合货币和商品挂钩的规律，但是，这个“锚”还是单薄了一些。如果陕甘宁边区在大力发展生产的前提下，建立自己的独立完备的供销体系，按照政府的定价出售和采购如盐、棉、粮之类重要商品，并只能用边币结算，那么，这种财经政策和山东抗日根据的政策几乎就完全相同的。
但，仅将流通券这种货币和盐挂钩，而不是和更多的重要商品挂钩，这种做法，还是狭隘的。所以，和山东抗日根据地的财经经验相比，走了弯路，没什么长处，也不值得表扬。
十、原文：1944年初西北局的政策是禁止法币流通，但法币黑市价不断上涨，与边币比价一度高至1：13-14元。2月中旬，延安和各分区大量供应法币，使黑市比价维持在 1：10-12 元。
陈YUN同志从经济规律出发，认为法币流通难以禁止。
评论：金融主权，是必须由政权保护才能得以成立的。但是，金融主权是无形的，领土主权是有形的。政权保护金融主权，和军队保护领土主权，完全不一回事、不能采用同一种办法，你不能用命令强行禁止，而是要采取经济的办法，按经济规律办事。
参照山东抗日革命根据地的经验，保护金融主权，正确的做法是：一是大力发展生产，比如搞大生产运动，特别是发展粮食、盐、食用油等生活必须商品生产，用时髦的话说，就是控制战略物资，即经济主权。当然，能发展重工业更好，只不过当时条件还不具备;二是建立全面完善的商品供应渠道，并规定只能用边币购买结算，就是确立金融主权;三是参照市场情况，确定适当的商品价格，当然要比其他货币购买要便宜一些，不然，老百姓不买账，此即控制市场主权。总之，就是我的货币和我的商品按照我的定价直接挂钩!我的商品，绝对不允许和你的货币挂钩!但是，我的货币却可以挂钩你的商品，所以，我的货币可以向你的地区流通。你要买我的商品，就必须使用我的货币，而你有我的货币，就必然能够以非常合适的价格购买到你需要的商品。我的货币如此坚强，而你的货币因为没有粮、盐、油等商品挂钩，所以，我就可以用我的货币购买你的无缝钢管、盘尼西林之类的重要物资，这就叫互能有无。就这么简单。
捣腾几十年，还是没有搞清楚经济金融规律。夸什么夸呀。
十一、原文：陈YUN同志从经济规律出发，认为法币流通难以禁止。
他于8月20日主持西北财经办事处金融会议，就陕甘宁边区内关于金融的历史争论作结论性发言：“边区有独立的币制，同时与法币发生贸易上的关系，这种金融情况决定了法币在边区的意义很大，只有多争取法币才能保护边币，这不能称为法币观点。……”
评论：参照山东抗日根据地的经验，所谓“法币流通难以禁止”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只有多争取法币才能保护边币”，这种观点没有根据。
十二、原文：1943年11月22—24日陈YUN同志主持西北财经办事处金融会议，在发言、插话和讲话中指出，弱小的边币不可能脱离法币流通规律而独立，政府干预只有在特殊情况下使用……
评论：北海银行开始也是非常弱小的，它是怎么发展壮大的?“弱小”的北海币，难道不就脱离了法币、伪币、日币流通规律而独立吗?而且和法币、伪币、日币斗争中，发展壮大了，最后成为新中国货币的基础。
政府干预，如果从发展生产、建立供销体系、银行体系的角度看，是必须的，也是一刻也不能停止的，并非只能在特殊情况下使用，而是随时使用，但要遵守经济金融规律而不能违背这个规律。
十三、原文：1945年3月20日出席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会议，陈YUN指出：英、美和蒋介石都要维持一下中国金融，法币币值总的趋势是下跌的，但一时还不会垮。我们要利用法币币值可能平稳一下的时机收进法币，这是不吃亏的。
1944年4月27日出席西北财经办事处会议指出：为防止囤集法币， 扰乱金融，延安市要召集公营商店和商会开会，约法三章，不准做黑市， 不准包庇他人做黑市，不准囤积法币、挤兑边币。
评论：收购法币，搞货币投机，这样胡扯的做法，只能说明你不懂金融。
此后，法币贬值，如果真的收进法币，我想，肯定是要吃亏的。
“约法三章”，难道不是靠强制命令吗?我想是费力不讨好，是没有效果的。前面还说政府干预只有特殊情况下用，这下马上就用上了，矛盾得很。
十四、原文：1945年2月4日指出：国民党如紧缩银根，对我们有利。我们手里有法币，可借机囤货囤金。过去我们怕法币贬值，急于丢掉法，结果没占大便宜。今后应经常准备五万万元法币，以便在外边物价跌、银根紧时放掉法币，收购商品。我们在财政税收上无问题，银行准备五万万元法币也无问题，缺少的是金子和物资。
3月12日指出：国民党的货币政策是想与美元相联系，我们要跟上这一政策，还要注意以物易物。估计今年9月份以后，金价会比物价涨得快，所以我们存些金子有好处。
评论：居然搞起了货币投机，炒汇。
“可借机囤货囤金”还是把黄金当作货币的“信用”，仍然没有搞清楚，货币的本质，或者说“锚”，或者说信用，必须是商品供应!而且必须是价格稳定的商品供应!发行货币的政权，如果不提供价格稳定的商品作对应，那么，这种货币，就是假币!比如今天的美元。所以，引进外资、允许外币在本国流通，完全是荒唐的。
国民党发行的法币，就是这种假币，完全是市场化的，没有商品与之对应，你炒它做什么?
十五、原文：陕甘宁边区两种货币同时流通，为改革开放以后深圳特区的港币与人民币同时流通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不仅在实践上取得成功，在理论上也有突破。
评论：把一个失败的、错误的历史教训，当作经验来推广，可笑之极。实际上，中国改革开放后，财经一直有问题，一直没有解决，而且随着放弃人民币定价和结算权、引进外资、出口创汇、两头在外，货币发行越来越多，全国性供销系统基本解散，政企分开，越来越乱，钱越来越不够花。把生产系统、供销系统、银行系统分裂化，其实，就是不懂经济金融的表现。
十六、原文：历史上两币同时流通，是在本国或者本地区汇率高估又不能马上贬值到位的情况下，局部放开外币数量，默认外币进入本国或本地区流通的灵活措施。
评论：简直是胡扯八道。默认外币进入本国或本地区流通，这是出卖金融主权的卖国行为，不是什么灵活措施。
把殖民地经济形态中的财政经济问题，归结为汇率高估问题，办法是主动货币贬值。难道陕甘宁边区的通货膨胀是陈YUN同志主动搞的?难道解决通货膨胀问题不再是陈YUN同志的功劳，反而成了罪过?
你究竟想说什么?
允许外币在本国流通，这是放弃金融主权的表现，是殖民地化的表现，是经济的灾难，哪是什么“灵活措施”。抗日战争期间，你在延安不懂经济金融，过了四十多年，在改革开放后，仍然是不懂经济金融，四十年没有一丝进步。
十七、原文：妨碍中国经济理论和实践经验走向世界的，首先是因为中国经济未十分强大，其次是因为中国人朴素的表达方式，密切结合实际，对策性强的特点。
评论：我提醒一下杨帆老师，早在上世纪70年代，中国已经实现了对英、法、西德等国贸易用人民币结算。这种结算办法，完全是山东革命根据地金融经验的翻版。
经济强大，怎么才能强大，难道让两种货币在中国同时流通，就能让中国经济强大?经济强大的根本在于工农业部门独立完备、金融独立完备、工农业技术不断进步、供销体系完备，就是经济主权、市场主权、金融主权的完备。那种让外币在我国、我边区内流通的办法，只会导致中国经济崩溃。予谓不信，请看今天的第三世界国家，比如刚果(金)，在没有金融主权，在允许美元流通的情况下，它永远不可能强大!
二十一、原文：西方近代经济学体系，是在其物理实验方法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有严格的逻辑和假设前提，有内生变量，外生变量，要建模，计算，验证，数百年来发展得极为充分。以西方经济学为标准，中国经济学就是“不成理论体系，只有经济思想”，商鞅变法，桑弘羊《盐铁论》，到近代许多经济学家，都被贬低，这是西方理论霸权和话语权的表现。
评论：西方近代经济学体系，准确地说应该是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体系，并不是在什么物理实验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没有什么逻辑，其假设前提基本上不存在，所以，基本上是胡扯、撒谎、欺骗、误导。搞经济建设，不要理会他们。
西方近代经济学体系，是围绕着占领殖民地、输出商品、输出资本、输出金融和控制定价、控制贸易、控制殖民地的生产来撒谎，让殖民地国家接受这谎言，在谎言的误导下，接受所谓比较优势理论、世界分工理论、世界市场一体化、经济全球化理论，允许商品、资本、金融自由流动，以便于控制全世界经济，建立其殖民体系。而允许外国货币在本国流通，无非就是欺骗这些国家放弃金融主权，主动接受殖民地地位而已。
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著作，就其主流来说，不是经济金融学，但是，即使如此，中国古代经济学仍然有丰富的理论，远比西方的发达。比如《管子》《货殖列传》《盐铁论》及常平仓制度等。
杨帆文章参见：http://www.kunlunce.com/llyj/fl11111111111/2019-04-06/132459.html
附：从网上搜到的关于北海银行的史料：
一、胶东在金融战线的贡献
在全国抗日战场上,第一次大规模的金融战发生在胶东,至1942年下半年,胶东在金融战线取得全面胜利。金融战的主要武器是1938年夏秋创办于掖县的北海银行,这是胶东人民为中国革命做出的特殊贡献,其巨大的政治军事和经济社会效益是难以估量的,所发行的北海币,是我党历史上流通时间最长、使用地区最广、使用人口最多、发行量最大的本币,是中国人民银行的前身之一。薛暮桥在1944年这样评价胶东金融战:“这个胜利立即影响鲁中,再转而至鲁南和渤海”。1943年8月,黎玉在省临参会二次大会上的施政报告中称赞:“在金融斗争中以胶东最好”。金融战场的胶东经验,为山东抗日根据地赢得规模空前的金融战提供了胜利法宝,到1943年底山东大部地区都取得了胜利。这场金融战,史称“排法禁伪”或“停法排伪”,将大约6亿多法币、伪币挤出根据地,并到敌区换回了我急需物资,由于法币、伪币迅速贬值,实际收益为6亿元的若干倍。金融战的胜利彻底粉碎了日伪和顽固派对我经济物资封锁策略。
北海银行山东总行成立后,胶东分行仍发挥着骨干和大本营的部分作用。1944年12月,山东分局决定发行货币4.7亿元,胶东1.8亿元,占38.3%,确定“先让胶东票在渤海通行,进而印行两地通用货币”,“胶东应立即代渤海区印五十元票二千万元,并协助充实渤海印刷机构”。1944年,胶东成立制版厂,担负起全省北海银行和以后东北人民银行制版制章任务,给总行、渤海分行以及东北银行制票版27种328副701块,制经理章2142个,先后向渤海、东北派出多名技术人员支援银行建设,首批东北币也是在胶东印制并运往东北。1947年,鲁南、鲁中相继失守后,胶东成为华东解放区金融中心和北海币主要发行基地。
值得一提的是北海银行最初在掖县发起时,在民间筹集到原始股金102336元。后来这些股金几经登报声明发还,几乎无人认领,不了了之。这些原始股金,实际上是胶东人民的无偿奉献。
二、胶东银行的创办
1938年3月8日，中共掖县县委举行了武装起义，在总指挥郑耀南的率领下攻克了县城，枪毙汉奸县长刘子容，组建“胶东抗日游击队第三支队”，成立了山东最早的抗日民主政府——掖县抗日民主政府，建立了财经委员会，4月，筹建北海银行。
1942年到1944年，革命根据地政府通过北海银行先后进行了三次“排法斗争”，与敌人做了坚决的了经济斗争。通过三次“排法斗争”，北海银行成功迫使伪钞、法币自身膨胀、跌价，最终推动了流通市场，保障了根据地的金融经济安全。
与此同时，根据地采取了“物价本位制”的措施，使根据地的北海币与物价联系，根据物价水平通过北海银行发行了适量的北海币，使之成为革命根据地市场上唯一的本位币，以对抗敌人的经济入侵渗透，此举从而有效地平抑和稳定了山东根据地的物价，改善了军民的生活。
除了与日伪政权开展货币战，努力维护根据地的货币金融市场稳定外，北海银行还积极利用贷款、投资等经济手段，来拉动根据地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大量的资金在北海银行的运作下，通过贷款、投资等方式不断循环流通，既为根据地的生产、救灾提供了必要的经济保障，又筹措了大量的资金，为战时的中共革命政权提供了有力的财政支持。
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最早建立也是最主要的银行之一，北海银行在解放战争进行的过程中，还一度扮演了国家银行的角色。通过接管城市银行、统一全国货币等举措，北海银行在探索中前行，成功的为新中国银行金融体系的建立培养了大批专业人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北海银行前后历时约11年之久，1948年12月1日，华北银行、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合并，在石家庄成立中国人民银行。1949年4月，北海银行进驻济南，至11月1日改称中国人民银行山东分行，北海银行终于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宣告结束。
北海银行，所发行的货币是山东革命根据地的主币，在解放战争时期成为山东解放区乃至华北、华中解放军的本位币。
三、把43万两黄金送到党中央
在抗战最艰难的1942年和1943年，胶东地区贡献抗战的公粮和田赋，均占山东抗日根据地的42%以上。抗日和解放战争期间，胶东军民冒着流血牺牲的危险，从日寇手中抢夺金矿，隐藏冶炼，突破敌人设置的层层封锁线，源源不断地将一批批的黄金，直送党中央及其所在的根据地，成为我党领导抗战乃至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主要经费来源。自1940年到1949年，胶东军民，把43万余两黄金送到党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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