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鲜为人知的现代货币理论开始得到人们的注意，特别是今年3-4月份，现代货币理论在美国媒体得到了异乎寻常的热议，自此也开始得到国内学者特别是证券业人士的高度关注。本文简介现代货币理论，并以该理论为基础，对欧元、美国民主党的经济政策和我国在贸易金融战略上应该实行的重大变革做出预测。
一、现代货币理论：从鲜为人知到媒体的宠儿
Modern Monetary Theory(MMT)原先我们翻译为“货币国定论”或国家货币理论，但现在通用名字为“现代货币理论”，所以在2017年我们就改用这个名称了，这个名称是由澳大利亚经济学家、现代货币理论著名的倡导者比尔·米切尔(Bill Mitchell)命名的。在过去的20多年间，该理论一直在美国密苏里大学堪萨斯城分校和巴德学院等学术界的边缘地带默默地发展，只是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才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
在2016年的美国大选中，现代货币理论不仅对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的智囊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作为现代货币理论代表人物之一的斯蒂芬妮·凯尔顿(Stephanie Kelton)还在美国民主党候选人桑德斯的竞选中直接担任经济顾问。一种经济理论同时对美国两党的经济智囊都产生重要影响，这在经济学说史上是相当罕见的，由此可见该理论不同寻常。
2019年3月，美国麦克米兰出版公司出版了以现代货币理论为主体的教科书：《宏观经济学：多元主义的视角》。笔者为该书英文版撰写了如下封底推荐：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和保罗·罗默对过去四十年宏观经济学倒退的批评是众所周知的，但他们没有认识到缺乏多元主义是导致宏观经济学危机的主要原因，也忽视了非正统经济学对重建宏观经济学的革命性作用。由威廉(比尔)·米切尔、兰德尔·雷和马丁·瓦茨撰写的《宏观经济学：多元主义的视角》为宏观经济学即将到来的革命指明了方向。”】
该教科书出版两个多月后就已售罄。
现代货币理论是建立在不可兑换为黄金或外币以及不实行固定汇率的法币制度之上的，其基本假定是发行主权货币的政府在财政上不存在开支能力的限制。这一假定来自于布雷顿森林体系于1971年8月15日崩溃后的现实。在1971年之前的固定汇率和黄金可兑换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之下，由于政府(在这里是指中央政府，下同)创造货币受其所持有黄金的价值制约，所以，在其开支能力上确实是有限制的，原因就在于央行所发行的储备货币要以一定比例的黄金储备为基础;如果政府想要进行更多的开支，它就只能使用税收和(或者)债券销售减少非政府部门持有的货币。
但自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来，发行自己主权货币的政府再也没有必要使用税收和债券销售为自己的开支“融资”了：从技术上说，它们可以简单地“无中生有地”创造它所需要的货币。只要商品和服务是用其发行的货币出售，政府可以购买他们喜欢的任何东西。货币是国家的创造物，这种主张是现代货币理论的基石，按照这种理论，发行自己货币的政府在开支上可以不受财政能力的限制，但却受到实际资源、通货膨胀和政治意愿的制约。
在目前的法币制度之下，国家处于与家庭和企业截然相反的地位。简单地说，在封闭经济的情况下，作为主权货币的垄断发行者，政府只有增加财政赤字，私人部门的净金融资产才能得到增加，用公式表示就是：政府债务=私人部门的金融资产，商品经济的发展需要政府在长期内不得不总是处于赤字增加的状态。从这一基本的现实描述出发，现代货币理论在利率决定、通货膨胀、税收、就业等一系列主题上提出了与目前宏观经济学截然相反的理论和政策建议。
文献可以证实，现代货币理论的倡导者对美国金融危机、欧盟主权债务危机和量化宽松对利率的影响等一系列预言都已被证明是正确的。笔者不揣浅陋，在这里大胆地预言欧元、美国民主党的经济政策和我国贸易金融战略在未来将有可能发生的重大变化。
二、第一个预言：法国大动乱和欧元的消失
“一个国家、一种货币”是现代货币理论的基础性原理之一，货币的本质是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在现代法币制度下，国家财政问题的本质在于能否垄断基础货币的发行权，“财政赤字货币化”构成了现代货币体系的基础。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对欧盟各国来说，欧元实质上是外国货币，欧盟各国没有发行货币的权力，扩大政府开支只能增加税收或借债，存在着债务违约和国家破产的制度性根源;而欧盟中央银行发行的只是交换媒介，没有财政功能。要解决欧元内在的危机，欧元区就必须统一各国的财政，变成一个国家。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欧元区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巨大差异和各自利益的不同诉求使其不可能实现财政统一。
如果欧元区不能统一其财政并成为一个国家，间歇性的动乱将不可避免，直到欧元最后消失。所谓国家，就是在一个区域提供公共福利的制度，在法币时代，作为货币发行垄断权的国家财政能力起着决定性作用，缺乏这种能力就无法为所有国民提供公共福利。前几年，意大利、法国和英国曾经掀起风起云涌的“脱欧运动”，但只有英国迈出了这一步。在未来，“脱欧运动”还会兴起，也许10年左右，但一般不会超过20年，欧元将消失。欧元消失后，欧盟作为一个松散的联盟兴许还将存在，但消失仍是大概率事件。
欧元或欧盟的最终瓦解很可能将因法国的财政税收问题引发的动乱所导致，但也存在着意大利的动乱作为导火索的可能。在历史上，法国大革命就是因为财政危机对第三等级(包括资产者、农民、无产者在内的市民、下层人民)征税而爆发的。法国政府目前背负着巨额债务，较大规模的开支就必须通过征税和借债来融资，无法通过“无中生有”的货币创造机制解决其财政危机，因此，矛盾的积累最终将因其财税问题而爆发大动乱，“黄背心远动”只不过是预演而已，法国的动乱将再次引发其“脱欧运动”，法国“脱欧”将导致欧元最终消失。
这一预言的启示是：第一，国家(市场)规模是大国值得珍惜的优势。第二，欧元消失将会导致重大地缘政治的重组。欧元消失对中国将会产生哪些重大影响?我国必须早做研究。
三、第二个预言：民主党上台和开启新的“量化宽松”
前面已提到，现代货币理论在今年3-4月份成为美国媒体的热点，原因就在于美国民主党的“社会主义者”、后起之秀女议员科尔特斯领导的美国国会左翼民主党人推出了其“绿色新政”(GND)的竞选纲领。“绿色新政”雄心勃勃、目标恢弘，主要内容包括：最少花费4.6万亿美元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全民医保;在美国所有建筑中推行先进节能技术升级;引入免费的大学教育，结束工人阶级背负的沉重的学生贷款负担;它还希望通过政府投资，为环保项目创造就业机会，并提供体面的工资。“绿色新政”和科尔特斯本人都明确表示，如果他们遵循现代货币理论的政策建议，就可以为这些急需的政府项目提供资金。
然而，现代货币理论在美国却遭到了华尔街和主流经济学界许多大佬的群起而攻之，这些攻击者从没有认真研读过现代货币理论，只是依据其传统观念将其斥之为垃圾。但实际上，现代货币理论之所以遭受攻击，深层次原因在于其揭穿了华尔街金融利益集团的谎言。在过去，一谈到基础设施建设和全民医保等公共产品，美国政客如奥巴马就说，“美国没钱了”(但为资本家减税却有钱)，连左派桑德斯也被蒙骗，接受了新自由主义的货币金融理论。
在美国，为资本家减税是支配性的意识形态，按照新自由主义的货币金融理论，扩大政府开支必须通过增加税收和发行国债为其融资，在目前减税的情况下，财政赤字不仅不能增加，而且还要减少，这是目前美国主流经济学界鼓吹财政平衡或财政紧缩的理论根据;而如果在金融市场上通过发行国债为财政赤字融资，赤字必将“挤出”私人投资，而这又违背了私人投资神圣不可侵犯的意识形态。
现代货币理论的倡导者指出，政府开支是税收和发行国债的前提条件，因此，政府从根本上就不需要税收和国债为其融资，用兰德·雷的话来说就是：绿色新政和全民医保不需要资本家交税和购买国债的“臭钱”，也不会“挤出”私人投资。因此，民主党在不需要对资本家提高税收甚至在减税的情况下，就可为绿色新政和全民医保提供资金，这将使民主党赢得资本家对其绿色新政和全民医保的“支持”。只要不发生通货膨胀，政府开支是可以没有限制的，而在没有达到充分就业之前，政府开支不会引发通货膨胀。
美国民主党将在特朗普之后上台，从而开启新的“量化宽松”(QE4、QE5等)，但与此前的QE服务于金融利益集团不同，新的QE将在相当程度上服务于实体经济资本家和中下层民众。现代货币理论学派将因此正式登上历史舞台。(由于华尔街金融利益集团的阻扰和新自由主义货币金融理论的支配性影响，美国民主党以现代货币理论作为其基础的新政很也有可能会往后推迟一段时间，但美国如果要走出危机，民主党采用现代货币理论的政策建议是必然的选择。——2019年7月8日补充)
四、第三个预言：中国对外贸易平衡和金融保护的必要性
自1994年以来，中国对外贸易一直保持贸易顺差，虽然我国近年来宣布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但贸易顺差却一直在持续增加，2018年对美贸易顺差高达3233.2亿美元;笔者估计，即使是在美国对来自中国的输美产品征收更高进口关税的情况下，我国今年对美贸易顺差仍会有增无减。长期以来，人们形成了这样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贸易逆差是坏事，贸易顺差则是好事”，如果我国对外贸易顺差持续几个月减少，人们就会忧心忡忡，甚至惊恐不安。
实际上，这种“贸易顺差有益论”是完全错误的，其思维仍停留在金本位和四十多年前就已消失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确实，在金本位时代，贸易顺差积累了真金白银，构成了国家之间宏观调整和国家致富的基础。但自从美元与黄金脱钩后，美国蓄意通过贸易逆差，开动印钞机就可无偿占有贸易顺差国人民的劳动成果，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彻底颠倒了既往时代贸易顺差作为国家致富基础的经济学逻辑。在现代货币理论看来，美国对华经常项目逆差是美国通过财政赤字开支印刷不断贬值的货币占有中国人民劳动成果的表现。为什么这样说呢?
戈德利基于现代法币制度的现实，提出了著名的宏观经济恒等式：
政府部门余额(赤字或盈余)+国内私人部门余额+国外部门余额=0。
按照这个恒等式，在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情况下，
美国政府部门的财政赤字=美元发行
=美国国内私人部门余额+国外部门余额
=美国国内私人部门盈余+美国对外经常项目逆差。
显而易见，这个公式彻底颠倒了金本位和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国家致富的原则：在主权货币时代，贸易顺差国获得了逆差国的主权货币，这不是获利而是损失;相反，逆差国才是实际利益的获得者，用现代货币理论代表人物兰德尔·雷的话来说就是，“进口是受益，而出口是损失”。
按照上述逻辑，我国对美贸易顺差实际上是国民福利的净损失。而且，贸易顺差战略与所谓“人民币国际化战略”也是内在冲突的(贸易逆差是向他国输出货币的基本途径)。但是，“进口是受益，而出口是损失”的逻辑如果推向极端，也会出现类似于美国“去工业化”和金融化的严重困境。因此，今年初笔者在《征收高出口税：中美经济战出奇制胜的杀手锏》一文中提出，
【“我国必须彻底放弃贸易顺差战略，但将来中国也没有必要采取总体贸易逆差战略，贸易平衡应该是基本原则，目前的任务是大量的美元顺差在理论上必须降低到零，某些年份有少量顺差，而其他年份有逆差，都是可以的。”】
实际上，这种战略是笔者早在2011年就已提出的。当然，我国未来对外贸易是否可以实行较小规模的贸易逆差战略仍可讨论。
去年七月份，笔者曾指出，特朗普对华发起经济战标志着美国对华战略的重大转变：美国正在从通过贸易逆差输出美元为主的战略转变为通过贸易逆差和金融直接投资输出美元并重的战略，并有可能在未来转变为以后者为主，这是美国对华经济战略的重大变革，这就必然要求我国对美国实施金融开放。在未来，美国民主党上台后推行新的“量化宽松”，必将导致美国金融体系中银行准备金激增，导致美元利率下降，银行准备金趋利的本性必将导致其将多余的银行准备金向我国等发展中国家“泄洪”。这种“泄洪”将采取金融直接投资输出美元的方式，这是美国为什么极力推动我国实行金融开放的根本原因。
无论是美国既往的“不劳而获”的贸易逆差战略，还是直接向我国金融体系倾泻美元的战略，其实质都在于让我国为其财政赤字买单，原因就在于如下恒等式：
中国的美元外汇储备=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美元存款=美国财政赤字;
按照这个恒等式，我国积累的美元外汇储备越多，我国就为美国的军事开支、救助华尔街金融利益集团和其未来的“绿色新政”提供的财政支持就越多;我国积累的外汇储备越多，由外汇占款发行的人民币就越多，我国就越不能运用中央政府的财政赤字“无中生有”地创造货币为解决国内所面临的许多重大挑战提供财政空间;我国积累的外汇储备越多，我国民营企业和自主创新就越缺乏资金。因此，我们必须警惕美国民主党将来上台后实施新的“量化宽松”对我国经济造成严重损害，从现在开始，我国就应该采取逐步降低对美贸易顺差的战略，逐步停止引进外资(引进外资是我国增加外汇储备的主要途径之一)，并对金融开放三思而后行。在这方面，可以参考笔者在过去十年中所做的相关研究。
■(本文系2019年5月18日在第十一届中国演化经济学年会上的大会主旨演讲,发表于《改革内参》2019年第25期，发表时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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