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国企抓大放小以来，我们与国际接轨，把衡量企业的竞争力、成长性以加入《福布斯》或《财富》等排名的世界500强为荣。其中以年销售额、利润、总资产和市值四项指标为权重，综合后排名的《福布斯》排名被媒体认为“客观”“全面”。
《福布斯》杂志的座右铭是“资本主义工具”(The Capitalist Tool)，杂志宗旨是“创业精神、创富工具”。报道内容立场侧重于美国共和党保守派。
这些排行榜在全球市场经济中，具有传统的重大影响力，如同商品经济的等价交换，天经地义，就像我们每天掏钱购买柴米油盐，十分自然，它没有企业所有权区别，从生产力计量的角度，任何企业自然要接受衡量，这是毋庸置疑的。
但是，国际市场经济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之上的，它只考虑企业的股东权益：从利润到产生利润的企业规模，以及上市的信用价值。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全球化发展，在企业运行者越来越注意资本主义股东至上对大数据时代生产力的约束之际，有必要对其改革创新。
早在150多年前，马克思评价股份制中公有性质的共有企业时说：
【“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厂，是在旧形式内对旧形式打开的第一个缺口，虽然它在自己的实际组织中，当然到处都再生产出并且必然会再生产出现存制度的一切缺点(《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5卷(上)498页)。”】
二、矛盾导向
从改革开放现实看，马克思所批判的按资分配生产制度，即资本主义生产制度的“缺点”，五花八门。对于商品经济并不发达，而且曾经多集中在东南沿海和中心城市的国度来说，40年来中国人大开眼界。这些“缺点”对公有企业有哪些影响呢?不完全列举，至少有五个方面。当然，这是我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中取得长足进步，国力明显增强的同时产生的，这是我们正视问题，贯彻习近平同志提出的矛盾导向，恢复理论联系实际作风的基础。
1， 股东至上，损害客户和社会利益。例如最近北京同仁堂深陷“蜂蜜门”事件，用回收蜂蜜作为原料生产蜂蜜、标注虚假生产日期的行为，2019年伊始有了处理结果：罚没1408万元、吊销子公司经营许可证、高层调整。例如一些公有企业同样参与违法超标排污，2005年至2010年4月，“国电集团共有45条环境违法记录，涉及数十个分公司(财经_凤凰网 http://finance.ifeng.com/roll/20100402/2006238.shtml)”。国有通信公司、银行在多年的市场变化中，创新不足，不能比微信、QQ在即时通讯和网络支付上创造更多客户价值，服务功能受到激烈竞争，若不迎头赶上，适应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大势，就避免不了萎缩的趋势。
这种唯利是图，把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从为客户创造超额价值，偷换为资本主义的股东至上，不仅损害客户利益，不符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更为重要的是，鼓励公有企业依赖垄断，鼓励非公企业追逐暴富快钱，鼓励不思进取，影响企业创新发展，从而削弱企业市场竞争力。之所以产生这类问题，其原因恰恰是一些新自由主义的私有化价值观、市场观，顶礼膜拜私有产权逻辑，把股东权益至上作为“金科玉律”，其损害客户的结果却反过来又被用作公有制歧视的依据。
2，资本市场上的同流合污。在我国资本市场形成过程中，上市公司财务造假从“琼民源”、“银广夏”、“麦科特”到“科龙电器”等等，前仆后继，欺骗中小股东，“内部人控制”现象在上市公司中尤其普遍，这些丑陋的现象，多数情况下都有公有资本参股或控股企业参与。按资本法则，自然而然“在创立公司、发行股票和进行股票交易方面再生产出了一整套投机和欺诈活动(《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5卷(上)497页)”，对这种无论何种所有制的资本运作现象，马克思的评价是，“发展成为最纯粹最巨大的赌博欺诈制度(同上，498页)。”中国股民调侃的“鳄鱼进去，壁虎出来;宝马进去，自行车出来;杨百万进去，杨白劳出来”正是如此写照。2019年2月22日习近平同志在政治局开会要求，“要解决金融领域特别是资本市场违法违规成本过低问题”，矛头直指我国企业界的痼疾，其意义不亚于吏治反腐。
3，化公为私的合法化运作。90年代以来，通过驾驭资本要素，配置市场资源取得很大成就，也存在着对资本市场中股权叠加、交叉、嵌入等复杂股权结构所掩盖的私人资本的混乱认识，如笼统认为“股份制是与私人资本相对立的，是对私人资本的扬弃，是一种社会资本”等类似认识，忽视了马克思揭示的非公股份制是“是一种没有私有财产控制的私人生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5卷(上)498页)，把股份制在适应社会化大生产时的社会性混淆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性，导致对蚕食、鲸吞公有资本放松警惕。因腐败受到党纪国法严惩的原省委书记王泯炮制的通钢事件，原市委书记仇和主导的宿迁公立医院出售等改制或混改中，存在着恶意压低国有资产价值，以远低于资产现时或未来价值的价格作价入股或出售，类似情况成为企业改制“改革”的常见现象。这些犯罪行为的主要责任人，往往是因为决策者人性腐败、违反纪律而被处置，而化公为私的罪恶却被视作“大胆改革”，没有得到路线、政策上的清算。
此外，在改制或混改中，将企业的银行贷款转为私人借贷，构成所谓“偿债式持股”、“承债式行权”等公有资产的隐性流失;将全民所有的资产存量与承包、改制后的增量相混淆，蓄意瓜分;将公有财产无偿量化给少数个人，高管持股式的国有资产流失;对全民所有的无形资产的任意侵占等，如某邦经过多轮扩股稀释，原国有股份不居相对控股位置后，依然做国有控股宣传，以取得市场的竞争优势。另外官商一体或一身二任，权力经商等消极现象长期存在。以上这些问题，虽然经过各个时期的法律约束和政策纠正，依然顽固频发，成为常态。
十五大以来，至2015年，在货币发行M2增加12.32倍的条件下，国有控股企业所有者权益仅增长4.65倍，而私有企业所有者权益增长190倍之巨(见表一)，其中中小企业的化公为私被新自由主义者总结为私有企业的效率优势，用以夸大私营企业的技术创新，掩盖其投资混乱，产能过剩。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企业制度的重要创新内容之一，是在追求市场化效率同时，的确也激发了大批蛀虫化公为私的积极性与创新。经过十八大以来的多年斗争，据央视报道，2018年我国实现了反贪从惩治极少数向管住大多数的转变，形势出现好转，但从政策、司法、金融等综合方面的实操效果上，能否形成一个有利于宪定基本经济制度，在公私共进中公有占比止降反升的局面，还需要做出巨大的努力。
表一
4，劳动力雇佣市场排斥活劳动与资本相结合。按市场决定理论，必然漠视劳动权益。如果说计划经济时期，我国企业内部控制是通过运用鞍钢宪法群众路线，员工参与民主管理，通过党的建设和一般性的内部纪检审计来实现的，在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则是试图通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来解决企业活力与内部控制。但是，纵观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为核心的“现代”企业制度二百多年来的历史，从来也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劳资矛盾以及内部人控制的弊病。
实践证明，活劳动与生产资料以及劳动成果紧密结合，是维护客户中心企业文化的充分必要条件。只有这样，才能提高企业效率，产生企业活力。但是由于雇佣市场的存在，活劳动和生产资料、劳动成果的密切结合受到根本制约，企业为了与“用剥削别人劳动的办法来发财致富(《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5卷(上)498页)”的私有企业竞争，就“不得不”与“利润至上”同流合污，对外损害客户利益，对内损害劳动雇佣者利益。例如国有控股企业或经济主体，包括有的集体经济、医院、学校、银行、电台、报社等机构，普遍存在以市场价格雇佣临时工、编外工等廉价劳动力，有的雇佣成本甚至接近血汗工厂，与正式工相比，在招聘、培训、升迁、退养、福利、保险等几乎一切待遇上，存在与劳动业绩无关的差别。这种状况必然产生劳资矛盾，窒息企业活力之源，制约公有资本的扩张增值。
5，被垄断寡头围猎。虽然在运用“两个市场”资源中投资有进有出，从无到有，取得了经验和成就，但我们的资本在进入发达国家市场中受到了高度警惕和约束，而处于我国经济命脉，大数据垄断日益集中的某些互联网寡头却由美日南非资本绝对控股;在大豆、粮食产业、铁矿石等项目上屡受境外资本围猎。为国际垄断资本发挥鹰犬功效的新自由主义观念，在中美贸易战的背景下，却还在顽固鼓吹我们的粮食、芯片应依靠国际市场专业分工，面对国际金融寡头，国家命脉可以放弃控股等，蛊惑人们重蹈八十年代废黜运十，合营麦道，沦为乞儿的悲剧。
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许多明智的企业家和资本家，面对传统的资本主义企业痼疾，从提高企业效率方面进行了令人振奋的改革;同时，在社会主义运动的教训之下，美国的资本主义上层建筑为了挽救致命危机，也提出“人民资本主义”。这两个方面共同表现在大致两点，一，扩展员工持股。二，注重企业对社会的承诺。例如，可口可乐：生产饮料只是副业，我们的主业是人力资源。同时，美国在50—60年代曾大张旗鼓地在居民中间广泛推销小额股票，并在企业内部推行“职工持股计划”。在企业理念上，“在后现代管理范式中，人力资源已经是人力财产而不是人力成本。这并非词汇上的变换，而是客观的财务事实。”(《后现代管理思潮》第七章。)
笔者曾参观过坐落在美国佛蒙特州诺威奇的亚瑟王面粉公司，成立于1790年，1895年重组为股份制公司，该企业运行两百年来，经过多次并购、分拆，保留了面粉核心业务，1996年，亚瑟王面粉公司转为员工所有结构，到2004年100%的被员工所有。截至2014年，该公司在职员工325人(维基百科)。亚瑟王面粉在产品包装上自豪、醒目地印着“百分之百的由员工所有”，和美国其他员工持股的企业一样，把员工持股作为产品营销的一个卖点和亮点。员工露西说：“因为每个人都有利害关系，我们知道我们不仅为公司工作，而且为自己工作”。该企业网页上说，“公司透明的是什么?有了事实(而不是谣言)和真实的财务报表(而不是模糊的一般性)，每个人都在共同努力弄清楚公司将如何反弹”。(https://www.kingarthurflour.com/)
表二
美国企业界员工持股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是企业提高效率的自身赎救，这是美国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中无奈自发产生的社会主义元素;另一方面，它是在美国高度集中的垄断资本的条件下，对劳资矛盾的让步。根据美国的贫富分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不断扩大，也就是说，美国的员工持股，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损害垄断资本的利益，表二显示：美国最富的1%阶层所占有的财富超过90%的底层人民。但员工持股有力的推动了企业的管理和科技创新，推动了美国信息、新材料等新兴产业，掩盖了美国根深蒂固的社会危机。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的表面繁荣以及苏联解体，诱使中国几乎全盘接受新自由主义理念，对资本主义矛盾放松警惕，形成了今天中国产能过剩和购买力不足、贫富分化的社会矛盾源头。今天，中国的公有制形式的改革开放应当汲取总结中国、美国实际运行的社会主义元素，敞开大门向美国的劳动阶级学习。在这一点上，任正非为代表的华为团队头脑很清醒。
三、劳动收益是企业价值的保证
自十五大提出“鼓励、引导”后，十六大强化为“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经过近20年的改革，概括起来说，私有经济具有“五六七八九”的特征，即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私有经济不仅在存量上多于公有经济，在一些方面已发挥主导作用。回顾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历史，党的任何决议也没有违背宪法确定的公有制主体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但是改革开放的实践却已经产生了经济主体在存量和部分领域的主导性方面发生易位的结果。
毛主席在《矛盾论》中提出：
【“每一种社会形式和思想形式，都有它的特殊的矛盾和特殊的本质。”】
股份制脱离了劳动要素参与分配，是按资分配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如果说，90年代开始的国企改革，通过抓大放小，卖光送光中小企业，把按资分配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解释为公有制创新，造成巨额国有资产流失的大规模私有化，是因为在实用主义思想方法之下，受新自由主义诱导，导致的传统公有制和私有制之间此消彼涨的主客观分离，那么，尊重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规律，借鉴优秀国企、大型跨国公司华为和美国中小企业员工持股的经验，坚定的走以客户为中心的道路，推广华为劳动收益优先于资本原则，是中国当下各种所有制企业适应即将进入的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时代的必由之路。中国共产党作为劳动阶级的先锋队和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
习近平同志2016年10月在国企党建会议上指出：国企深化改革要坚持“三个有利于”，有利于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有利于提高国有经济竞争力，有利于放大国有资本功能的方针。“充分调动工人阶级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这是笔者长期主张的“企业是市场主体，员工是企业主体，客户是企业的中心”的另一种表述，从较长阶段的市场竞争实践来看，对于各种所有制企业，通过克服股东至上唯利是图导致的创新投入不足，不能为客户创造更多价值而从根本上削弱市场竞争力的资本主义企业弊病来说，有针砭现实的意义。
综上所述，中国特色的企业评价体系应该在年销售额、利润、总资产和市值四项指标基础上增加两项：1、劳资收益比。2、社会责任支出。
我们应理直气壮地阐述这个事实：劳动是公司价值创造的主体，客户中心永远是企业的价值所在。这不仅是2018年科技发明专利位列榜首的国电和华为等优秀企业为代表的中国企业创新之路，成功之路，也是美国和西方一些先进的企业通过两百年探索，被迫找到的企业活力根源。这更是几百年来现代经济发展所证实的，与人类文明发展同步的延长企业生命周期之道。因此，在企业导向上，除了代表华尔街的《福布斯》和《财富》，中国当然也应该有自己的成功和企业发展之道。
在新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当中，我们只从企业自身发展规律出发。通过企业评价指标体系，规范和引导中国企业，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中，培育良性竞争力。这个良性竞争力，就是在国内和一带一路等国际市场竞争中总结出的，在企业内部是正确处理劳资关系，在企业外部能够反映建立以用户为中心的供应链命运共同体的社会责任。
在国外市场上，防范外媒曾经反映的中资私企“从国内带来的”疏通上层官僚的惯用方式，引发当地民众对立的社会事件，杜绝类似2010年赞比亚中资私企枪击示威矿工致伤11人(2010年10月26日 新世纪周刊http://news.sina.com.cn/c/sd/2010-10-26/171021355846.shtml)，2014年美国内华达州因中资私企征地农场民众与军警武装对峙(http://news.xinhuanet.com/globe/2014-05/07/c_133290163.htm)等，被一些专业研究结论为“劳资纠纷频发”(《生产力研究》, 2012(6))，影响恶劣的极端事件。更重要的是，通过问题导向和防范，着眼于积极引导，建立不愧于时代的中国企业文化。这正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之下，实质上加强企业党的建设的具体实践内容，由此，体现出中国共产党的国际主义义务，体现出中国要对全人类作出更大贡献。总而言之，这是中国共产党人驾驭市场经济至关重要的一步。
2019年7月19日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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