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2月22日上午，中国演化经济学年会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召开了“纪念李斯特诞辰230周年暨新李斯特经济学研讨会”，本文是笔者为会议准备的论文的第一部分。笔者的会议论文原题为《中外新李斯特经济学的不同与我们当前的任务》，修改后题目改为《中国新李斯特经济学的发展与当前的任务》，将发表在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报》第17卷《纪念李斯特诞辰230周年暨新李斯特经济学专栏》。全文共三部分，今天发布全文摘要和第一部分。
全文摘要：对于观察2016年以来的世界经济巨变，李斯特经济学仍是不可多得的灵感来源，特别是在我们目前处于自立图强还是自甘依附、目光远大还是鼠目寸光的历史选择关头，李斯特的“主权国家经济学”仍是一盏指路明灯，这是中国演化经济学年会之所以专门举办“纪念李斯特诞辰230周年暨新李斯特经济学研讨会”的重要原因。西方的“新(Neo)李斯特经济学”未能深入研究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结构的重大变化，它也不可能反映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要求。中国学者创立的中国新(New)李斯特经济学吸收了现代演化经济学、马克思、凯恩斯、“现代货币理论”等最新研究成果，“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致力于创建“国民经济学”的中国政治经济学学派，目前已对中国经济政策的制定和经济发展战略的变化产生了一定影响。虽然世界经济真正的巨变还未到来，但社会保护的新时代已然开启!中国新李斯特经济学目前的任务是做好新李斯特经济学的启蒙和普及工作，推动这种社会保护新时代的发展，研究如何在美国版“中美经济脱钩”的不利影响下探索“次优”的替代性发展路径，并针对未来更大的事变，为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变革提前做好理论指导和政策设计的准备工作。
关键词：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新李斯特经济学;全球化;国家理论
从19世纪下半叶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弗里德里希·李斯特(1789-1846年)一直是仅次于卡尔·马克思的最重要的经济学家和思想家，其《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的销量也是仅次于《资本论》的德国经济学家的著作。李斯特的身份在世人眼里难以定位，大多数人将他看作是“经济民族主义者”，但也有人将他视作“自由主义思想家”，甚至还有学者将其解读为“社会民主主义者”!然而，虽然人们对李斯特的思想“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一些学者的研究已经表明，作为“所有追求独立和富强的后进国的先知”，李斯特的学说在诸如自立图强还是自甘依附、瞩目长远还是得过且过的历史选择的关头，早已为许多后发国家提供了雄起赶超的建设性指南。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中美经济战使我们做出何去何从的重大选择的今天，我们纪念李斯特诞辰230周年具有特别的现实意义。我今天的主题讲演主要讲三个问题，请大家批评指正。
一、为什么要纪念李斯特诞辰230周年？
中华民国时期的经济学家刘秉麟在1925年曾指出，“经济思想在今日最占势力者有三：一是亚当·斯密的个人主义;二是李斯特的国家主义，三是马克思的社会主义。”[1]实际上，自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一直到“冷战”开始时的一个世纪里，李斯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自由主义经济学就一直是有关国家发展的相互竞争的三大理论体系之一，它不仅对美、德、日等国家在世界经济发展中的后来居上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在20世纪作为民族解放运动的思想来源之一，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过程中也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正如莱维·福尔指出的，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在“自由主义的西方”和“社会主义的东方”之间的敌对状态下，经济自由主义和经济社会主义吸引了学术界的关注，从而在理论和分析上都得到了更细密的研究，而以李斯特为代表的经济民族主义则变成了一个被忽视的研究领域。[2]“冷战”导致了李斯特经济学的被边缘化，这种状况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达到了极点。随着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统治地位的日益瓦解，复兴代表发展中国家利益的李斯特经济学已势在必然。[3]
笔者曾将李斯特经济学在传入我国的时间上大大晚于日本看作是我国在近代史上应对西方列强的挑战上迟缓软弱以及与日本命运截然不同的一个重要思想根源，[4]是近代史上“中日大分流”——日本搭上帝国主义列强的末班车而中国却沦为其殖民地——的首要原因。2014年初，由于观察到“重新找回国家”的暗潮涌动，预感到世界经济即将发生巨变，并“考虑到，随着中国经济内在矛盾的进一步展露，中国经济学界将有可能对李斯特经济学重新产生兴趣”，[5]为了对人们重新发现李斯特的“主权国家经济学”做好理论准备，中国演化经济学年会决定于2014年5月17日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举办的第六届年会上设专场召开“纪念李斯特经济学2015年传入中国90周年论文开题会暨中国新李斯特学派演化经济学座谈会”。在这次会议上，20多位学者就李斯特的经济思想、政策意义以及创立中国新李斯特学派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按照计划，2014年的年会后完成的相关论文在2015 年已经分别刊载于笔者在《学习与探索》第1期、《教学与研究》第3期和《管理学刊》第2期主持开设的专栏，并将前两个杂志发表的论文与笔者此前发表的五篇论文(其中两篇是和陈国涛博士合作)汇集成册，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专著《新李斯特经济学在中国》(2015)。但由于体系结构安排的需要和该书容量的限制，《新李斯特经济学在中国》一书未能反映笔者及其研究团队在过去几年从新李斯特经济学研究范式入手对当前我国或世界经济某些热点问题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的主题包括全球价值链、增加值贸易、现代货币理论、不对称全球化战略、中国农业的新李斯特主义发展战略、批判实在论社会科学哲学作为新李斯特经济学的哲学基础等。
我们之所以将1925年作为李斯特经济学传入中国的标志性年份而加以纪念，原因就在于虽然李斯特经济学在戊戌变法之后已经被个别中国人所知晓，但只是到了1925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刘秉麟所撰《李士特经济学说与传记》和同年春王开化翻译完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李斯特经济学才被系统地介绍到中国。因此，在2015年的第七届中国演化经济学年会上，我们组织了“纪念李斯特经济学2015年传入中国90周年”的活动，并在《当代经济研究》杂志2016年第2-3期发表了2015年纪念活动的会议论文，但未再结集出版。
在2014-2015年召开两次新李斯特经济学研讨会之后，世界经济与政治在2016年开始发生巨变。是年，保护主义(或者称之为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经济思潮在美国冲破建制派，艰难崛起，“李斯特问题”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同年，民众主义在美欧国家以排山倒海之势兴起，我们可以将其称作是“马克思的问题”。但这两个问题实际上都是“新李斯特的问题”，因为西方的新李斯特经济学“未能解决马克思对李斯特经济学忽视劳工问题的批评，换言之，西方国家的‘新李斯特经济学’研究不可能反映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要求，解决这些问题就成了笔者近几年来带领团队成员创建与Neo-Listian Economics不同的New Listian Economics的主要动因。”[6]
在这里，笔者有必要为保护主义和民众主义正名。正如笔者一直指出的，保护主义和民众主义的兴起是新自由主义催生的对立面，是反对新自由主义的力量。国内外学界和新闻媒体一直在贬义的含义使用这两个术语，其原因就在于他们站在了新自由主义的立场上。早在2017年1月7日，笔者就在“贾根良新浪博客”撰写了一篇短文《民粹主义和保护主义并不是坏东西》对流行的看法提出了异议，现将该文的前半部分照录如下：
与西方国家的媒体一样，我国的新闻报道一直在使用“右翼民粹主义”的概念对美欧国家推动变革的力量进行报道。民粹主义在美欧国家国内经济问题上反映了大部分中产阶级和下层民众的诉求和愤怒：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美欧国家的量化宽松不仅救助了华尔街等金融资本，而且使金融资本通过货币游戏更加变本加厉地掠夺中产阶级、下层民众和实体经济，贫富差距比金融危机前更加剧了，而恐怖主义和大量移民涌入欧盟是美欧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造成的恶果，发达国家的民众要求回归国家本位是正当的诉求。但在我国学者的文章中，民粹主义都变成了坏东西，例如，人民日报在2016年12月18日发表的文章《有效应对国际民粹主义“病变”》将民粹主义看作是不正常的东西。
正如笔者在2009年初的文章《评佩蕾斯的技术革命、金融危机与制度大转型》中写道的：“当经济全球化发展到今天，它实际上已经演变成了只有利于国际垄断资本而对劳工不利的状态：工作外包、国外直接投资和廉价商品对本国产业的冲击已经成为美国中低收入阶层实际收入下降和失业的直接原因。”保护主义在发达国家的兴起是历史的必然，笔者在该文中预测了全球化的逆转是必然趋势。正是因为精英阶层和媒体抱着新自由主义的教条不放，只顾一己之利，漠视现实，所以，他们才惊呼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是“黑天鹅事件”。
媒体将英国和法国等欧盟国家的脱欧称作“右翼民粹主义”也是错误的。因为从李斯特经济学和现代国家货币理论来看，欧盟和欧元从根本上就是一种乌托邦，危机是不可避免的，迟早会解体。从李斯特经济学来看，欧盟内部实际上是“三个世界”(发达国家、中等收入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并存，正如现今整个全球经济一样，在欧盟内部自由化的情况下，发达国家在经济上必然剥削其他国家，第三世界国家向英国、法国和德国等发达国家移民是必然的，移民问题就成为英国、法、德“脱欧派”兴起的重要原因。
从现代国家货币理论来看，欧元对于欧元区各国来说实际上都是一种外国货币，它剥夺了各国运用财政政策解决本国经济问题的主权，除非欧元区各国实行财政统一，变成一个国家，否则，必将动乱不止;而欧元区要实现各国财政的统一，法国和德国等发达国家的民众肯定是不答应的，因此，最好的结局就是解体。我讲的这个道理很简单，但被西方经济学所蒙蔽的人看不到这一点。据报道，德国总理默克尔在2016年12月3日表示：全球化进程已不可逆转，孤立主义、形形色色的民粹主义以及保护主义均于事无补。默克尔是站在德国国家利益上说这句话的，此外，她也被西方经济学蒙蔽了，所以看不清形势。事实将证明她是错误的。
去全球化已是大势所趋，这是重建被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所破坏的世界经济秩序的必然。在当今世界，“需要一种新的时代精神”，凯恩斯在1933年具有开创性的论文《国家的自给自足》可以被看作是这种新的时代精神。笔者2012年在《新李斯特主义：替代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新学说》一文中写到，与今天一样，1933年也是一个突然醒悟的时代，需要一种认识到去全球化的时代精神：商品在更大程度上必须在国内生产，金融也必须具有更多的国家特征，为此，凯恩斯推荐了去全球化的政策建议，“因此，我赞同最小化国家间经济纠结的观点，思想、知识、科学、好客和旅行，这些事情就其本性而言应该是国际的。但是，商品应该尽可能在国内生产，最重要的是，金融应该是国家的。在同时，那些寻求摆脱这种国家间纠结的人应该是谨慎的并徐缓而行，它不应该是把植物连根拔起，而是通过整枝法使植物向着不同方向生长。因此，因为这些强有力的理由，我倾向于这种信念：在转变完成后，比1914年更大程度的国家自给自足和国家间的经济分隔要比其它方式更好地促进和平的事业。无论如何，经济国际主义的时代在避免战争上并不是特别成功的，如果经济国际主义者反驳说，它成功的不完善从未给它一个公平的机会，那么，可以合理地指出，在未来的一些年份里，几乎是不存在这种机会的。”
在当时，笔者沿用了流行的“民粹主义”概念，现在笔者要用25年前在出版拉丁美洲经济研究著作时使用的“民众主义”这个中性概念替代这个贬义的概念，在该书中，笔者将民众主义概括为与自由主义相对立的经济政策。[7]使用“民众主义”这个概念目的就在于提醒学术界不能站在新自由主义的立场上谴责中下层民众的正当诉求，而是要正视并反思新自由主义带来的严重问题，以避免“民众主义”演变成一种破坏性的力量。
那么，我们今天在这里为什么要召开“纪念李斯特诞辰230周年暨新李斯特经济学研讨会”呢?笔者仅以2016年在欧盟风起云涌的“脱欧”运动和今年12月12日的英国大选问题来说明这个问题。学术界将“脱欧”运动视作“右翼民粹主义”，但如果人们对欧盟的产生和发展过程进行研究，就会发现，欧盟实际上是新自由主义的产物，欧元是乌托邦的产物。货币问题是国家主权的关键问题，因此，欧元问题不仅是“李斯特的国家问题”，也是“凯恩斯的问题”。笔者在今年的中国演化经济学年会上曾预测，欧元肯定要消失，问题是它将在何时消失，将会如何展开?是率先出现在法国、意大利还是别的国家?欧元的消失将产生哪些巨变?它将对地缘政治、地缘经济特别是中国产生哪些重大影响?
在2019年12月13日英国大选揭晓前，笔者经过研究，得出左派的英国工党很可能将在大选中败北的判断，原因就在于该政党在财政金融和全球化问题上是新自由主义的，在“脱欧”问题上态度暧昧，而英国的首要问题是“国家独立的问题”。所以，笔者在这里对英国变革的次序再做一个预测：英国保守党首先上台先脱欧，未来再由工党上台后实施其政纲中的“公用事业的再国有化”。国家要独立，民众希望回到战后“黄金时代”，这是英国目前和今后多年仍将产生重要影响的两大社会思潮，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综合性的“李斯特、凯恩斯和马克思的问题”。然而，“国家独立”或“李斯特问题”是“公用事业再国有化”的必要条件，这就是我们今天在这里召开“纪念李斯特诞辰230周年暨新李斯特经济学研讨会”所要彰显的重要意义。
正如撒切尔夫人和里根的新自由主义政府分别在1979年和1980年上台一样，英国和美国政局的变化将会对世界经济产生重大影响。作为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者，我们早就观察到经济史中存在着一种自由竞争和社会保护“循环往复”的钟摆运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笔者就指出，世界经济将迎来一个“政府干预、关注民生和国家保护主义上升这种制度大转型的到来”;“目前的自由市场意识形态就像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国家原教旨主义一样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最大障碍。然而，尽管自由市场意识形态因金融资本的垮台和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而大伤元气，但如果要强调政府干预、集体价值观念、生产资本主导和福利型政策等这些与自由市场意识形态大相径庭的制度大转型，遭遇抵抗也是不可避免的”;“在一些新兴经济中，阻力要更大一些，而转型的时间也要更长一些。”[8]2016年在一次讲座中，笔者曾指出，当我在2008年10月写这篇论文时，我所谓的“在一些新兴经济中”主要指的是中国，新自由主义在中国比发达国家还要厉害，在转型上也要落后于发达国家，现在事实已经证明了我的这种看法。
从2016年开始，“自由竞争和社会保护循环往复运动”的钟摆开始强力摆向社会保护，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开启!世界经济的巨变虽然已经开始，但尚未在更大程度上展开，真正的巨变还未到来。面对未来的巨变，我们需要“在行动上避免采取极端行为，如在政府干预日益强化的时候，想到终有一天消减干预的时候不可避免要来到。”[9]值得说明的是，在新自由主义时期(1970-)，政府干预比凯恩斯主义时期(1945-1970)并未减少，只是它更偏向垄断资本特别是金融利益集团而已。虽然目前的“脱欧”运动陷入了低潮，但将来还会兴起。2019年，“现代货币理论”美国的异军突起展现出与欧洲不同的风貌，“现代货币理论”虽然在本质上是“国家货币理论”，是“李斯特的问题”，但在美国却主要被用于解决“民众主义”的问题。国外一位学者曾不无夸张地说，“在美国，几乎所有人都知道现代货币理论”!随着现代货币理论学派成为主流学派，[10]新自由主义在今后十年左右(也许二十年)将有可能退出历史舞台。由于世界各国的左派政党和左派经济学在全球化问题上基本上都是新自由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难以独自为学界观察、分析“重新找回国家”这种世界性潮流提供新的理论分析框架，因此，这种历史重担主要地应该由吸收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李斯特经济学所承担。正是因为这些原因，我们在这里召开“纪念李斯特诞辰230周年暨新李斯特经济学研讨会”，目的就在于缅怀经济思想史中这位目光远大的经济学家和经济战略家的丰功伟绩，[11]探讨世界经济与政治未来发生巨变的具体表现形式及其对中国将产生的重大影响，并对“中国新李斯特经济学”的未来进行深入研讨。
[1]刘秉麟：《自序》，载刘秉麟：《李士特经济学说与传记》，商务印书馆，1925年版，第2页。“李士特”是当时对“List”(李斯特)的汉译。
[2]David Levi-faur，Economic nationalism: fromFriedrich List to Robert Reich，Review of InternationalStudies 1997, 23, 359–370.
[3]贾根良:《新李斯特主义：替代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新学说》，《学习与探索》2012年第3期。
[4]贾根良:《新李斯特主义：替代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新学说》，《学习与探索》2012年第3期。
[5]贾根良等:《新李斯特经济学在中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6]贾根良等:《新李斯特经济学在中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5页。
[7]贾根良等：《拉丁美洲市场经济体制》，兰州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24-227页。
[8]贾根良：《评佩蕾斯的技术革命、金融危机与制度大转型》，《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9年第2期。
[9]贾根良：《演化经济学：经济学革命的策源地》，山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05页。
[10]现代货币理论原先一般被划归为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但笔者根据该理论自成体系的创新观点、政策主张和遭到非正统经济学许多流派反对的特点，建议将其独立为非正统经济学的一个流派，即现代货币理论学派。参见贾根良：《对现代货币理论等非主流经济学说需做深入研究(主持人语)》，《学术研究》2020年第2期。
[11]李斯特的“丰功伟绩”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德意志“关税同盟”的主要创立者、德国铁路之父和给世人留下了作为后发国家经济发展指路明灯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许多学者认为，德意志“关税同盟”对德国统一具有重大意义，其创立的主要功绩应归功于李斯特，美国第二代美国学派代表人物史密斯在1856年曾指出，“或许可以说是李斯特博士创立了‘关税同盟’。能够创造如此丰功伟绩的，几乎是前无古人”，见迈克尔•赫德森：《保护主义：美国经济崛起的秘诀(1815-1914)》，贾根良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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