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肺炎病毒无论来自于自然界的上帝之手还是来自于国际战略对手的生物实验室，其结果都等同于一场生物战。在这样一场新型而陌生的生物战争中，资本市场监管者不能麻痹大意、无所作为、坐以待毙，也许在这场生物战的后面是一场更加惨烈的金融战。为政者必须“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采取果断措施阻断生物战演化为金融战乃至政治战。
在武汉肺炎疫情没有得到全面控制的情况下，股票市场应该继续休市。这不仅因为证券营业厅人员聚集，中老年投资者居多，容易传染病毒，而且还因为股市休市是阻断公共安全危机传染到金融市场，防止演化为金融危机的现实手段。
证券营业场所是投资者聚集之处，虽然股票线上交易已经十分普遍，但是，仍然有大量中老年投资者选择线下的营业厅进行股票交易和信息交流。此外，证券经纪的很多业务包括开户、销户、投资者资格认证等仍然需要现场办理。股市休市可以避免人员聚集和病毒传播。
避免疫情扩大的重要手段是“阻断”，同样，避免公共安全危机转化为金融危机的重要手段也是“阻断”。武汉疫情向全国蔓延的过程引发了全国性恐慌，这将可能导致资本市场的非理性恐慌与暴跌;由于目前资本市场已经植入融资融券杠杆和期货期权杠杆，股市暴跌会引发融资盘的平仓、并引发股指期货和期权做空力量跟进发力，从而进一步推动股票市场的下跌，最终可能导致金融市场危机和经济危机。从目前肺炎病毒存活与传播特性来分析，未来2/3周之内疫情可以得到有效控制。股市延续休市2/3周(相当于10—15个交易日)，基本上可以避开投资者恐慌和非理性暴跌，确保资本市场的稳定与繁荣。短期休市对投资交易不会产生影响。
在股市延续休市期间，有关部门可以拥有充分时间研究稳定资本市场的各项措施，包括节后开盘之后一定时间期限内限制融券抛空、限制股指期货期权交易、启动国家维稳资金入场等。通过主动性的政策措施来稳定民心、稳定市场、稳定经济，这是当前资本市场的重要任务。
在资本市场全面对外开放的情况下，资本市场的非理性下跌会危及国家经济安全。由于股票现货市场、期货市场和期权市场在2019年全面对外资开放，美元资本进入中国资本市场不再受到额度限制，所以，外资可以利用国内投资者对疫情的恐慌心理，推波助澜，在股票现货市场、期货市场和期权市场全面做空，然后在股市超跌的低位收割国内投资者的股票筹码。这将导致两大后果：第一、国内投资人在恐慌中抛售股票、回收资金，导致储蓄财富缩水，直接削弱了国内投资者的未来投资能力和消费能力;第二、为了稳定经济、刺激增长，国家必然要采取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推动经济增长和股市上涨，美元资本在低位收集的股票筹码将随之增值，一旦未来在股价的高点离场，必然要兑换走大量的外汇，直接冲击外汇储备。
可见，在资本市场完全开放而不设外资投资额度限制的情况下，国家经济管理往往会陷入左右为难、进退维谷的被动局面：如果刺激经济增长、推动股市上涨，那么，必然带来外资在资本市场投资的大幅增值，外资机构持有的人民币资产最终要兑换成美元离境，从而导致外汇储备受到冲击;如果放弃刺激经济，不进行宏观经济的逆周期调节，放弃政府管理经济的主导权，那么，市场经济的周期性危机将不可避免，而经济危机将可能导致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这是国家无法承受之重。
但是，这种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被动局面恰恰符合跨国资本的胃口，他们可以“左右皆逢源、多空皆盈利”。中国政府的被动恰恰成全了跨国资本的主动;国内民众之所失，恰恰是跨国资本之所得。从跨周期的时间维度上看，中国资本市场的跌涨过程就是国内中小投资者的储蓄财富被割韭菜、国家外汇储备被转移的过程。正是因为资本市场是一把双刃剑，所以，各国政府的监管机构对资本市场开放都持审慎态度，没有官员敢拿资本市场无底线开放来充当对外开放的政绩，否则，就是给国家宏观调控添乱，就是给国家领导人挖坑。
世界上只有美国不需要考虑外汇储备问题，因为美元本身就是全球储备货币，不惧任何来自资本市场的汇兑冲击，而其他所有国家都必须考虑资本市场开放所形成的汇兑冲击。中国外汇储备的有限性天然地决定了资本市场开放的有限性，即资本市场决不能无限开放，外资进入中国资本市场的额度决不能放开。遗憾的是，2019年资本市场已经大跃进般地全面对外开放，外资进入中国股票市场、期货市场、期权市场不再受到投资额度的限制。这就彻底抛弃了外汇储备的有限性决定资本市场只能有限开放的根本性原则。这一颠覆性错误将为未来产生颠覆性的重大金融危机埋下了颠覆性的祸根。有关部门在对外开放政策设计方面缺乏远见性、预见性，这严重违背了党中央对经济管理工作的原则要求。
在目前的资本市场格局里，延迟开市、避开恐慌是防止资本市场暴跌并保护国民财富的现实选择。
(系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委员)
2020年1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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