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有什么样的经济观就有什么样的财政观。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两百周年的讲话中强调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坚守人民立场的思想。在经济领域坚守人民立场，就要求发展经济应该紧紧依靠人民，因而主要依靠公有制企业和国有事业单位，而不是过分依靠外资和私人资本，税收的格局和财政支出的格局也与由私人企业作为主要的市场供给主体下的税收格局和财政格局有质的差别。如果采取这样的步骤，我们就一定能避免西方正在经历的财政陷阱和经济陷阱。
一、社会主义财政观是我国财政制度可持续性的稳固支撑
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反作用于物质，并且认为物质第一，意识第二。但在物质与意识构成的二元对立的框架中，如果你要改造物质，就只能依靠意识，如果你要改造社会存在，也只能依靠意识。马克思本人很少使用理性一词。但由他所创立的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一种理性的表现，只不过这种理性不是黑格尔所说的绝对理性，而是基于现实分析的现实理性。仅仅是这种理性，就是足够革命的了。所以，马克思本人实际上是并不绝对地排斥理性的。也许，是由于划清与其他学派观点的缘故，马克思很少使用理性这一词语。马克思的世界观可以说就是马克思的理性观。这种理性观运用于某个具体的领域，就是马克思关于这个具体领域的观念。然而，关于某个具体领域的观念并非只有马克思一种，而是有多种。一般说来，不同的阶级关于某个领域会有不同的观点。这是世界的辩证本质使然。符合无产阶级利益的世界在诸多方面都会不同于符合资产阶级利益的世界，尽管二者也有相同之处。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看，中国共产党与其说是遵循了马克思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原理，毋宁说主要是遵循了马克思的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的原理。中国共产党正是创造性地使用马克思主义这一理性的思想体系来改造中国的。中国共产党在改造中国的过程中受到了中国共产党所能支配的生产力低下的制约。也正是在克服和逐步消除这种制约中，中国共产党发展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
财政观不过是关于财政收入(包括税收、企业利润、国债、地方债、行政收费等)、财政支出的基本观点。无论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财政观，都认为，财政制度不是独立的，而是基于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结构而产生的。财政观反映出一个国家的需要。但总结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可以说，社会主义的财政观认为：
1、公有(国有)企业是社会化的，国家可以根据社会发展需要，直接将企业利润用于社会利益最大化的目的;
2、因为1，国家的财政收入并不一定依靠税收制度获得，从而在诸多领域避免了税收制度的复杂化和税制成本;
3、因为1，也因为量入为出的财政原则以及国家债务的阶级偏向性，国家无需发行大量债务;
4、国家行政收费保持在合理范围之内，消除一切的隐含收费，保证国家的廉洁;
5、财政支出要合乎社会的需要，只在绝对必要时才发行赤字。
与之相反，资本主义的财政观认为：
1、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和基本来源是税收;
2、私人企业是个人的，国家只有权力按照税法向企业来征税，而不能任意侵犯私人资本的剩余索取权;【1】
3、国家可以发行国债(其名义从战争扩展到了维持就业);
4、国家的行政收费的标准不大考虑无产阶级的承受能力;
5、国家财政支出首先要大量用于维持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如军队、警察、监狱等。
从财政观反映一个国家的需要的角度看，可以说，不同的财政观导致了不同的财政制度格局，导致了不同的财政结果。当代资本主义国家高度依赖复杂的税收制度，对广大的无产阶级形成极深的压榨，但资本主义国家的当期税收一般都难以弥补资本主义国家的当期支出，因此，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一般都发行了庞大的债务，有的国家的债务甚至已经到了足以毁灭其货币价值的地步，到了不得不无限制发行货币来为财政支出融资的地步。如果说，资本主义国家在其发展的早期还能够维持其预算平衡的财政纪律，那么，随着其它国家的发展，资本主义国家就越来越依靠庞大的财政支出来维持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的运转了。而社会主义国家看来，基于人民利益的立场，这种财政制度是不可持续的。
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中国的所有制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异动，中国的财政结构也在一定程度上与西方国家趋同了。本来，在文革时期，中国国有企业的利润上缴占据了中国财政收入的一半，而到了21世纪初，财政收入中90%以上的收入都主要来自于税收了。这种所有制结构与财政收入结构与西方的趋同并没有让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认为中国已经变成了与西方一样的国家。它在看起来实现了中国经济的繁荣的同时(GDP是高了，某些领域的科技是进步了，甚至走到了世界的前沿)，却带来了两极分化(贱卖国企必然导致少数人暴富;私有资本得到的利润确实远远高于普通工人所得到的工资)、环境污染等后果。如果做一个由经济繁荣和两极分化所构成的指标，很显然，衡量中国所有制结构变化的合意性就取决于分别给经济繁荣和两极分化赋予多大的权重。按照孟子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观点，两极分化是要赋予一个较大的权重的。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绝不能出现“富者累巨万，而贫者食糟糠”的现象”。这就让我们对当前中国这种所有制格局和财政的稳健性抱有一定的忧虑。
总体上看，我国财政赤字和国债虽然还是可控的，按照所谓的国际惯例来说，还是稳健的，但按照绝对数量来说，几乎是不断增长的，甚至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还可能进一步的提高。根据财政部公布的数据，受疫情影响，2020年1-6月累计，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96176亿元，同比下降10.8%。其中，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44347亿元，同比下降14%;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51829亿元，同比下降7.9%。全国税收收入81990亿元，同比下降11.3%;非税收入14186亿元，同比下降8%。其中，国内增值税28770亿元，同比下降19.1%;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6944亿元，同比下降16.2%;关税1192亿元，同比下降15.2%;印花税1511亿元，同比增长8.8%(证券交易印花税892亿元，同比增长16%)。在收入大幅下降的同时，支出也下降了，但下降的幅度要小得多：2020年1-6月累计，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16411亿元，同比下降5.8%。其中，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支出16344亿元，同比下降3.2%;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00067亿元，同比下降6.2%。下降幅度最大的两项分别是城乡社区支出和节能环保支出：城乡社区支出9963亿元，同比下降30%;节能环保支出2661亿元，同比下降15.4%。
最近五年的国家财政债务余额也在增长，它反映了过去五年中国财政都处于赤字运行通道之中，见下图。
【资料来源：http://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
一般而言，为了重要目的，是允许出现财政赤字的。但毫无疑问，中国也需要避免出现不必要的赤字。过去五年、十年、二十年、四十年的赤字都是必要的吗?中国财政债务余额非要增长吗?从20世纪60年代经济依然较为困难的中国就成为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国家来看，很显然，中国的财政收支可能存在很大的结构优化空间。如果上述我们所说的无产阶级的财政观没有错误的话，中国财政收支也有很大的结构优化空间。比如，我国的研发资金在不断增长，但其使用效率并不高。通过提高研发资金的使用效率，就可以减缓研发资金的增长，甚至减少研发资金的投入而达到同样的研发效果。通过更多的远程办公，也可以减少大学新建大楼的需求。又如，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真的需要那么多的出口退税吗?也许，延续目前的财政制度，我国未来也不会面临类似西方的财政制度可持续性问题，但如果进行这样的结构优化，我国未来就一定不会面临类似西方的财政制度可持续性问题。
二、社会主义财政观对当前中国财政政策的意蕴
第一，在当前，为稳定经济实施减税政策是必要的，但低税率在长期是不可持续的。总体而言，世界各国的财政支出都呈现出刚性增长之势。比如，2019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38874亿元，同比增长8.1%。其中，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支出35115亿元，同比增长6%;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03759亿元，同比增长8.5%。即使我国减少某些领域的财政支出，如果无法充分减少，就必然使得国家财政益发地依赖赤字。国债发行需要成本，而这种成本构成发行商的收益。如果这些发行商中有私人金融机构(对于此，我们还没有多少切实的数据)，那么，就等于国家给这些私人机构提供了收入来源。2019年国家财政债务付息支出8338亿元，同比增长12.6%。毫无疑问，中国的私人企业已经持有了大量国债。而且，越有钱的私人机构和个人越容易成为国债的持有者。于是，国债利息也成为了这些有钱的私人机构和个人的一个收入来源。只有在赤字是绝对必要的条件下，由私人机构通过国债得到巨额的收入才有一定的合理性。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抗美援朝所耗费的资金主要并不是通过国债融资的，更没有私人从中得到巨额的收入。如果说，债务基本上是不必要的，那么，减税政策就更不是可以长期持续的了。
实施减税政策容易上瘾。这是因为随着生产的发展，竞争的加剧，会有越来越多的私人企业遇到经营困难。遇到经营困难后，就会提出减税的诉求。而这种诉求很可能会得到满足，尽管不可能是完全满足。但对于这种诉求的每一次满足都将增加财政的困难，都将导致财政陷入两难：发行国债是有成本的。而且，发行国债也容易上瘾。因为总是有人可以从中渔利。于是，未来中国也可能成为国债大国。一旦成为国债大国，想要消除它，就很难了。
如果不减税，是否有好的解决就业的办法呢?是有的，而且是更好的办法。这种办法就是公有化。从企业自身发展规律看，企业破产是一种常态。如果企业的资产依然具有生产性，那么，把它置于公有制的轨道无疑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不承认这一点，就是不相信马克思主义了。当然，马克思主义也承认，私人企业也能实现创新。但马克思主义认为，公有制企业能够实现更好的创新，因为公有制企业可以成为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平台。就连华为，也受到资金、技术和人才的制约。而通过程度不同的公有化，可以极大地减少这些制约。目前，对于公有化的一个疑虑可能是公有制企业的就业制度难以适应多变的经济环境。而其实，只要让新建的公有制企业采取一个较为灵活的就业制度就可以应对了。只要配备合格的领导干部(这一点也并不难以做到)，这样的公有制企业总比私有制企业来得要好。
第二，征收高档品、奢侈品消费税和提高高档品、奢侈品消费税率。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收入的分化等，中国高档品、奢侈品生产和消费(如高级香烟和白酒、高级轿车、豪华别墅)都已经达到了惊人的规模。这就为中国财政提供了一种税基。即使提高税率打击了相关产品的生产，所得到的倡导合理消费促进消费公平的好处也可能能够抵消它的坏处。
第三，按照社会主义原则对集体企业采取低税率政策，促进中国集体企业的发展。根据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第六篇第四部分《货币解剖》，在延安时期，共产党对群众是不收税的，但是对占人口约百分之十的剥削阶级狠狠收税，即没收他们的剩余现款和物资。这就与国民党由工人和贫农负担大部分税款的做法正好相反。对少数大商人也征收很少的一部分税，但对小商人不征税。今天的中国是否也应该对集体企业实行优惠的低税率政策呢?当然应该。这不是违法税率平等原则，而是依宪执政。因为集体企业的发展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要求，是实现共享发展成果的有力武器。一些企业界人士提出的合伙制，就是一种集体化，可以看作是集体企业的一种形式，虽然是很不发达的形式。一些企业甚至在实施同资不同权，即大资金拥有的股权可能等于小资金拥有的股权。这也可以看做是集体化的一种形式。当然，真正意义上的集体企业是把企业作为由企业员工所拥有的实体。
第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减少不必要支出。据报导，在国家和中央要求“过紧日子”的大背景下，60余所高校财政拨款收入较去年均有所下降。在财政拨款支出预算数中，高等教育支出也普遍减少，其中，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校相比去年，减少幅度接近20%，而同时，也有高校得到更多的拨款。类比地就可以知道，我国的财政支出结构有许多可以调整的余地。而财政支出结构调整余地的存在显示出我国财政资金使用效率是不平衡的，大有可以提高的余地。比如，发达地区是否可以向国家缴纳更多的税收?国家财政是否更多地向重点国企拨款?是否可以削减公职人员的工资?等等!
三、结 语
财政不能脱离经济而存在。财政观是与经济观紧密相连的。可以说，有什么样的经济观就有什么样的财政观。经济应该是为人民服务的。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两百周年的讲话中强调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坚守人民立场的思想。在经济领域坚守人民立场，就要求发展经济应该紧紧依靠人民，因而主要应该是依靠公有制企业和国有事业单位，而不是过分依靠外资和私人资本。如果坚守人民立场，税收的格局和财政支出的格局也与由私人企业作为主要的市场供给主体下的税收格局和财政格局有质的差别。
当然，实现这种转变是需要时日的，只能循序渐进，逐步实施。当下，问题的关键是是否决心采取这样的步骤。如果不采取这样的步骤，当中国面临更加复杂的国际国内经济环境时，我们就可能缺乏足够的应对手段。而如果采取这样的步骤，我们就一定能避免西方正在经历的财政陷阱和经济陷阱。
注 释：
【1】在西方国家，税务机关到底是国家机关还是私人机构，某种课税(如个人所得税)到底是否有法可依，也是有疑问的。参见Aaron Russo导演的纪录片《美国：从自由到法西斯主义》(America: Freedom to Fascism)。
系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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