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孙立冰 (1979-)，吉林长春人，吉林财经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摘要：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历史上从政治经济学演变为经济学，不是学科范围的拓展，而是经济学的资产阶级意识的增强，是资产阶级在阶级斗争形势发生变化后掩饰和否认其阶级性的策略选择。资产阶级经济学概念、范畴和学说体系表面上是中性的，但它们本质上却是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庸俗经济学。因此，用现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话语来讲中国故事，必然会庸俗化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走向颠覆性毁灭。中国故事是超越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全新的社会主义的故事，因此讲中国故事就要用讲社会主义故事的语言。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这种语言最为经典的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关于社会主义的语言，在中国现阶段这种语言的新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因此，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才是中国经济学现代化的根本道路。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国际语言;中国故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伟大的时代呼唤伟大的理论。面对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和改革开放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8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1]这是习近平同志为我们指出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和发展之道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和发展，离不开吸收和借鉴包括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科学成分在内的一切人类文明成果，但吸收借鉴西方经济学的科学成分不等于全盘照抄照搬西方经济学。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和发展必须要回应西方经济学中国化的挑战。近些年来，总有一些学者试图用西方经济学代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我国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理论。洪永淼教授在《光明日报》、厦门大学王亚南经济研究院网和《经济研究》等报刊网络上发表了数篇文章[2]。在文章中洪永淼教授认为，“国际经济学界的主要话语权与影响力，仍然在西方经济学家手里，”中国经济学在国际经济学界若要取得像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那样举足轻重的地位，在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上就必须与国际充分接轨，“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用现代方法研究中国问题，用国际语言讲述中国故事”[3]这实质就是以“站在中国人立场上”为幌子，用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话语体系来构建中国经济学，即走西方经济学中国化的道路。
我们认为，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现代经济学，中国经济学现代化的路径选择只能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中国化，即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事业，若不加批判地宣传和推广现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无异于自我毁灭。下面我们就来做些具体的分析以求教于洪永淼教授和学术界的同仁，欢迎批评指正!
一 从政治经济学演变为经济学是学科范围的拓展，还是经济学的庸俗化?
洪永淼教授在其发表在厦门大学王亚南经济研究院网上的文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学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4](以下简称《关系》)中，梳理了经济思想史上的政治经济学、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概念演进过程。在这篇文章中，洪永淼教授用形式逻辑的概念种属关系来说明政治经济学、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之间的关系。他认为，“经济学包含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是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说，经济学是种，政治经济学是属，用种属的形式关系来说明政治经济学到经济学名称演化的过程。同时，《关系》一文根据马克思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与交换关系”的论述，推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主要研究经济制度演化本身，侧重于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而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即物质的生产方式，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并认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由于论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加自由竞争可让社会生产力得到最快的发展”，是经济学研究的“经典范畴”;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由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建立成型，马克思所研究的，是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以及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演化规律。因此，此时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主要是研究生产关系，而对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即物质的生产方式或生产力的研究开始慢慢弱化。”由此，洪教授给出的基本判断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已经在事实上“逐渐脱离了亚当•斯密《国富论》的经典研究范畴”，偏离了经济学发展的正统道路;与此相反，“西方经济学通过1870年代的‘边际革命’，侧重于研究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研究稀缺资源如何优化配置，逐步淡化了对经济制度与经济现象的政治分析”，也就是在这个时候，“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从此分道扬镳。”在这里，洪永淼指出了一个事实，那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分道扬镳”了。但是，洪永淼教授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内涵、性质以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分道扬镳的时间和原因的说明，却与历史事实不符。
1.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研究和“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研究是辩证统一的
从上面所引文字可知，洪永淼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偏离了以亚当•斯密为正统的西方经济学道路。他的基本判断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偏向了“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研究，而远离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研究。洪永淼对马克思《资本论》的学术地位和倾向作出如此判断，其基本参照系就是“亚当•斯密《国富论》的经典研究范畴”。在他眼里，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才是很好兼顾“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研究和“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研究的经典范畴。那么，亚当•斯密为什么能将二者兼顾得这么恰到好处呢?而我们的千年思想家马克思却为什么没有做到呢?《关系》一文将其归结为“时代”的原因。亚当•斯密处于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初期，其目的在于“为了论证资本主义私有制加自由竞争可让社会生产力得到最快的发展”。而马克思则生活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建立成型”的年代，其研究目的开始转向揭示“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以及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演化规律”。就这样寥寥几笔，在洪教授那里，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就成了经济学研究的规范化标本，而马克思的《资本论》则由于时代的变更，被扣上过分重视研究“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而慢慢弱化“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的帽子。那么，事实真的如此吗?
众所周知，生产力发展是人类社会任何时代都要面临的问题，生产力发展问题研究是贯穿于人类社会一切时代的课题。无论是在某种制度的建立早期，还是在这种制度的成熟期或是衰落期，“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研究都是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马克思曾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开头便说：“摆在面前的对象，首先是物质生产。”[5]而且这种“物质生产”绝不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谓的一般的生产，而是“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社会个人的生产……例如，是现代资产阶级生产——这种生产事实上是我们研究的本题”[6]。可见，马克思不仅研究物质生产，而且研究的是具体的鲜活的现代资产阶级生产。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从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视角对这种生产进行了具体生动的描述和分析。马克思认为，“真正的现代经济科学，只是当理论研究从流通过程转向生产过程的时候才开始。”[7]按照马克思这里所阐述的现代经济科学的标准，现代西方经济学不关心、不研究物质生产过程，而醉心于交换或流通环节的现象描述，是绝对称不上“现代经济科学”的。马克思经济学才是真正从现代资产阶级生产的过程出发，探讨其运行机制和发展规律的科学的经济学。并且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生产过程的考察不是孤立地进行某一方面的研究，而是将生产力的研究和生产关系的研究置于同一的物质生产方式中，辨证地考察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他强调：“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坚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8]可见，马克思不仅研究物质生产力，更重要的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运动中，即在物质生产方式中加以研究。当某种制度建立初期，生产关系是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经济学研究往往侧重于论证这种制度及其经济基础是如何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当这种制度建立并逐渐走向衰落时，即这种制度的弊端开始显露，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发展形成越来越大的阻力时，此时经济学研究则开始侧重于论证这种制度及其经济基础是如何阻碍生产力发展，以及按照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辨证运动，未来社会将走向何处。详读马克思的《资本论》我们可以看到，不仅这种社会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在它能够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时候，而且在它事实上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时候，马克思都同样去研究它。因此，如果说以早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研究对象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兼顾了“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研究和“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研究，那么，以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主要研究对象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更是运用唯物辩证法，将“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研究和“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研究进行了更好的结合和更为科学的论证。至于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出于为资本主义剥削制度辩护的目的，违心地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做是永恒的自然制度，必然要在经济学研究中故意忽视生产关系以及人类社会经济制度演变研究，并制造舆论声称单纯研究生产力的经济学才是科学的经济学。
实际上，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不乏一些学者包括部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研究政治经济学时只是片面地研究生产关系的变革，而不关心和研究如何发展社会生产力，并以此为借口提出将西方经济学的增长理论纳入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中来。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严重误解。马克思曾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强调：“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9]这就是说，马克思特别强调政治经济学研究“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对整个社会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变革的决定意义。因此，马克思从1848年以后就一直潜心致力于政治经济学研究。事实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将研究对象界定为社会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绝对没有排斥对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关注，只不过是以一种更加客观和更加理性的态度对待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综上，洪永淼教授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研究和“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研究割裂开来，并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过于偏重“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研究，而忽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研究。事实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和“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是生产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在现实经济社会中，没有脱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纯粹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的背后都要反映一定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西方经济学范畴中所谓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其背后无不反映相应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例如，经济人假设、委托-代理理论、产权理论、公共产品外部性理论等，都通过“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反映了某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是在西方经济学范式下，这种关系的本质被掩盖了，能够呈现出来的是不触碰资本主义本质的肤浅的关系。因此，即使西方经济学的概念和范畴也绝不是像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说的那样，是远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客观”的“科学”。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社会科学，因此，任何经济学的概念和范畴都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理论表现。列宁曾指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深刻之处就在于，“凡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看到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商品交换商品)的地方，马克思都揭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10]马克思正是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中“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结合起来进行分析，才揭示出了资本主义的经济运动规律，并从批判资本主义中发现了科学社会主义规律。因此，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全面研究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的这两个方面，根本不存在研究哪个方面、不研究或者忽略哪个方面的问题。当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作为工人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必然以揭示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而旨归。但这绝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研究、不深入研究或者忽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揭示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下，在现实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生产规律主导下的最现实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或规律”。说马克思只研究“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而不研究“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识上的偏见。
2.从政治经济学到经济学名称的演化，实质上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庸俗化的过程
洪永淼教授在《关系》一文中认为，亚当·斯密(李嘉图)时代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通过1870年的“边际革命”，“逐步淡化了对经济制度与经济现象的政治分析”[11]，最后于1890年以后用“经济学”取代了“政治经济学”。同时，洪永淼教授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主要研究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和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演化规律，而弱化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研究，来解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什么是政治经济学。在这里，洪永淼教授隐含的逻辑是，现代西方经济学是不偏废研究哪一方的全面的公正的稳妥的经济学。那么，事实究竟是怎样的呢?根据唯物史观，我们必须追溯到1830年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地位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时候谈起。1830年以前，英法资产阶级还没有取得统治地位，它试图联合工人阶级一道推翻封建统治。此时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还“处于潜伏状态或只是在个别的现象上表现出来”，因此，这个时期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还是较为科学的。马克思对此以英国为例进行了说明，“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属于阶级斗争不发展的时期的。它的最后的伟大的代表李嘉图，终于有意识地把阶级利益的对立、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当做他的研究的出发点”[12]。这是资产阶级经济学所能达到的最高山峰。但即便如此，它仍然不能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规律得出科学的认识。马克思指出，原因就在于：“只要政治经济学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就是说，只要它把资本主义制度不是看做历史上过渡的发展阶段，而是看做社会生产的绝对的最后的形式”[13]，资产阶级经济学就无法逾越科学的界限。所以，李嘉图虽然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阶级利益的对立、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但由于他“天真地把这种对立看做社会的自然规律”[14]，还是必然会陷入历史唯心主义怪圈中。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人类社会的历史是辩证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关系也是在辩证运动和发展中进行深刻变化的。“1830年，最终决定一切的危机发生了。资产阶级在法国和英国夺得了政权。从那时起，阶级斗争在实践方面和理论方面采取了日益鲜明的和带有威胁性的形式。它敲响了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现在问题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违背警章还是不违背警章。无私的研究让位于豢养的文丐的争斗，不偏不倚的科学探讨让位于辩护士的坏心恶意。”[15]这是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研究资产阶级经济学演变历史所得出的科学结论。1830年以后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开始由科学的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演变为露骨地替已经走向反动的资产阶级进行辩护的辩护士经济学。当然，从古典政治经济学演变成为庸俗经济学以后，庸俗经济学也不是不继续演化了。但不管怎么演化，资产阶级经济学放弃或背离科学道路，走露骨地替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辩护的性质不会改变。政治经济学名称的改变就是经济学根本性质改变的一个外在标志。1890年《经济学原理》出版时，马歇尔在这部著作的书名和它的行文中取消了“政治经济学”称谓，而以“经济学”这个名称取而代之。大家知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诞生于19世纪40年代，而资产阶级经济学已于19世纪30年代转化为庸俗经济学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继承了古典经济学的科学成就，同时也是背离了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庸俗化道路，进行科学创新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可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分道扬镳，是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立时就已经开始了，根本不是洪永淼所说的19世纪70年代。因此，从政治经济学到经济学的学科名称的演化过程，实质是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庸俗化并最终被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所取代的过程，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为掩盖和否认其阶级性而采取的策略选择。其背后的阶级基础，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地位和阶级斗争发展变化的结果，而不是理论家的偏好。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区别，不是学科范围的扩大，而是学科性质的变化。洪永淼教授试图用种属的形式掩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之间阶级性质的不同，是非常错误的。受这种错误思想的影响，我们的经济学学科建设也出现了偏差，就是在一级学科理论经济学下面并列设了两个二级学科，即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也就是说，以维护资产阶级利益为使命的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并被我们作为应用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这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体系的建设与发展的要求相违背的。西方经济学，作为古典经济学的庸俗化发展成果，充其量也只能作为经济学思想史的现代部分放到经济学说史中，成为现代流派之一，怎能毫无原则地将其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并列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指导经济学?这是我们的学科建设需要深思的问题。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西方经济学从政治经济学演变为经济学，不是学科范围的拓展，而是在经济学研究领域里为资产阶级服务的经济学，由于阶级斗争形势变化而采取的掩盖和否认其阶级性的策略选择。
二 现代西方经济学不是指导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市场经济一般原理”
洪永淼教授在讨论如何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问题时，认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市场经济一般原理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应用”，并认为这是中国经济学的一大“理论创新”，是“中国对国际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的一个重大贡献”。那么，什么是“市场经济一般原理”呢?洪教授在其发表在《经济研究》上的文章《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用现代方法研究中国问题，用国际语言讲述中国故事》(以下简称《故事》)一文中指出，这个“市场经济一般原理”只有一个，就是诸如价值规律、供求规律、边际效益递减规律、信息不对称下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等，[16]这些都是什么?很明显主要都是西方资产经济学的语言和范式。也就是说，在洪永淼教授看来，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就是用西方资产经济学的范式和方法来认识和反映中国经济实践，用西方资产经济学来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创新之处不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应用，更不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实际的结合，而是西方资产经济学的中国化。
1.洪文所指“市场经济一般原理”本质上是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相区别的资产阶级庸俗经济理论
首先，我们来看看洪永淼教授眼里的“市场经济一般原理”都包括哪些内容。洪永淼教授强调：“如果我们能够从西方经济理论中剥离出市场机制的理论，就可用它来为社会主义服务。那么，如何从西方经济学中剥离出市场机制的一般理论?一个基本前提就是必须对西方经济学有系统的、全面的、深刻的理解。”[17]洪永淼教授坚信：“现代西方经济理论中还有很多一般的市场经济基本原理，我们需要深入研究后从西方经济理论中剥离出来，然后借鉴使用”[18]。我们暂且不去追问洪永淼教授有没有对西方经济学进行所谓的剥离，不去追问洪永淼教授是怎样对西方经济学进行所谓的剥离的，但我们可以明确得到的结论是，洪教授眼里的“市场经济一般原理”皆来自于西方经济学，其内容主要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价值规律、供需规律等一般的经济规律，没有阶级属性，虽然它们在不同的制度下可能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不管在什么制度下都会发挥作用。”[19]第二部分：“现代西方经济学中包含哪些一般的市场经济基本原理呢?除了上文提到的价值规律、供求关系与价格调整规律外，这里再举若干例子。第一个例子是边际效益递减规律…。第二个例子是信息不对称与委托-代理理论。…第三个例子是风险分散与资本资产定价理论。…最后一个例子是金融衍生产品(避险工具)的发明及其在风险管理的应用(Black and Scholes，1973)。本文所列举的这些原理性的规律或定律，没有阶级和制度属性，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可以使用。”[20]这样，洪永淼教授在没有任何说明的情况下，就将这些现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中的特殊的经济规律一下子变成了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都可以通用的市场经济的一般原理或规律了。
在这里我们必须要指出，关于价值规律和供求规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不同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价值规律和供求规律是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律。价值是商品的属性，其本源是商品生产过程中所耗费的一般人类劳动，价值量是由生产商品所消耗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商品交换以价值量为基础实行等价交换原则。供求规律，是价值规律贯彻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现象形态的规律。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价值规律通过价格和供求关系得到具体实现。现代西方经济学根本不深入研究价值，因此也根本谈不上什么价值规律。西方经济学只是一般地宣布一下价值起源于效用，之后便埋头研究效用如何决定价格，价格如何影响供求关系，供求关系又如何影响价格。事实上，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所谓的价值规律和供求规律是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价值规律和供求规律根本不同的庸俗经济理论。因此，洪永淼一般地宣布“‘市场经济一般原理’只有一个”是不符合事实的。
2.能够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殊理论，而非是市场经济一般原理
退一步讲，假设存在“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或原理”。我们要问：这种“一般规律或原理”是否能够脱离具体的经济制度而发挥“普遍真理”的神奇功效?是否真的不带有“阶级属性”而通用任何社会?1857年8月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指出：“生产一般是一个抽象，但是只要它真正把共同点提出来，定下来，免得我们重复，它就是一个合理的抽象……对生产一般适用的种种规定所以要抽出来，也正是为了不致因为有了统一(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这总是一样的，这里已经出现了统一)而忘记本质的差别。那些证明现存社会关系永存与和谐的现代经济学家的全部智慧，就在于忘记这种差别……总之：一切生产阶段所共有的、被思维当做一般规定而确定下来的规定，是存在的，但是所谓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不过是这些抽象要素，用这些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21]狭义政治经济学，是研究人类社会一定历史阶段上的社会生产的科学。《资本论》是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而广义政治经济学则是“一门研究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的科学”[22]。因此，马克思在这里关于生产的一般条件和特殊条件，分别讲的就是社会生产的一般经济规律和特殊规律。所谓社会生产的一般规律，也就是恩格斯讲的广义政治经济学所要揭示的经济关系，所谓社会生产的特殊规律也就是恩格斯讲的狭义政治经济学所要揭示的经济关系。按照马克思这里的说明，社会生产的一般经济规律是存在的。但是，揭示现实的经济规律，我们不能指望用这个社会生产的一般规律来说明。现实的经济规律，是由社会生产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两个方面构成的。按照《矛盾论》，矛盾的特殊性决定事物的本质。因此，揭示一个社会的经济规律，困难不在于说明这个社会生产的一般规律，而在于揭示这个社会生产的特殊规律。因此，即使我们承认存在生产的一般规律或者“生产一般”，那么我们说这种一般规律也没有那种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以一般规律发挥作用的神奇功效。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要证明现存社会关系永存与和谐的全部智慧，就在于忘记这种差别，否定矛盾的特殊性。洪永淼正是这样说的，他抱怨：“在讨论借鉴西方经济学时，一些人总是强调中国经济的特色。”“除了所有制等制度因素外，中国经济确实还存在很多特色。……但是，以上所列举的中国特色或特点，并不能意味着一般市场基本原理就不适用于分析中国经济。”[23]可见，洪永淼教授所坚持的正是马克思所批判的那些庸俗经济学家的观点，“那些证明现存社会关系永存与和谐的现代经济学家的全部智慧，就在于忘记这种差别。”[24]
现在我们就来印证一下洪永淼教授是如何抹杀西方经济学各个历史时期的理论差别的。如前所述，在《关系》一文中，洪永淼教授在没有提供任何论证的情况下武断地分两次宣布了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几乎全部理论为市场经济的一般原理。接着他又对西方经济学三百年来的思想演变进程进行了梳理，从亚当·斯密经济学到新古典经济学，再到凯恩斯主义的新古典综合派，再到理性预期学派，再到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以及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洪教授如数家珍，并认为：“现代西方经济学内容丰富，体系系统，逻辑严密，尽管它可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认为现代西方经济学就是新古典经济学的观点，是过于简单化了。”[25]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洪永淼教授对西方经济学全盘肯定的态度。本来西方经济学思想演变的历史过程，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在不同历史时期经济学理论范式危机、矛盾和范式转化的演绎过程，体现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不同学派之间在理论观点和范式方法论方面的矛盾和差异。然而，在洪永淼那里都变成了一种统一范式。在他的笔下，现代西方经济学的范式危机及其范式之间的矛盾斗争都被熨平了，历史上不同的经济学流派之间都只有共性没有差别。这不能不说是对于西方经济学历史演变过程的一种美化。经过这样的美化以后全部西方经济学及其各种流派的内容，就可以充当市场经济的一般原理了。洪永淼教授所谓的西方经济学的市场经济一般原理，并不是各种不同类型的市场经济的规律的抽象，而是同一个资产阶级经济学不同时期经济理论的一种综合。事实上，洪永淼所谓的市场经济的一般原理或一般规律不过是现代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
三 现代西方经济学中国化是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还是颠覆性的邪路?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第一，洪永淼教授没有履行承诺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中剥离出市场经济的一般原理;第二，洪永淼教授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美化为市场经济的一般原理，并且要将它中国化形成所谓的中国特色经济学。本文以下将证明洪永淼的这条所谓的中国经济学建设道路是一种颠覆性的邪路。
1.现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及其话语体系不仅不是普世的，而且是在西方私有制市场经济社会就已经被证伪了的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
洪永淼教授将经济学研究通俗化解释为用什么语言讲什么故事，这本身并没有什么大的问题。我们也可以运用类似的通俗化的方式来表达我们的观点。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这个客观事实进行反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资产阶级经济学是两种截然对立的语言和话语体系。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一卷英文版序言中曾指出，“把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只看做是人类经济史上一个暂时阶段的理论所使用的术语，和把这种生产形式看做是永恒的、最终的阶段的那些所惯用的术语，必然是不同的。”[26]恩格斯在这里强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一个特殊阶段，这个阶段也必然要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新阶段所取代。按照辨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经济学说的概念、范畴和学说体系，无非是人类社会一定历史阶段的社会生产方式的反映。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具有历史暂时性，对其进行反映的经济学说也就必然具有历史暂时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当做暂时的过渡的，因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这种生产方式的反映运用了一套与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根本不同的概念、范畴和语言体系。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世界观和方法论。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相反，资产阶级经济学说由于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做是永恒的，所以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一切概念、范畴和理论都会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根本不同。在这里恩格斯深刻地指出了，即使是专门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概念范畴和经济理论话语体系也是根本不同的。
政治经济学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正如马克思所说：“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自由的科学研究。”[27]正是由于政治经济学的阶级性本质，当19世纪30年代英国和法国等欧洲国家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地位、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状况发生变化，无产阶级作为能够引领新时代的独立阶级走上历史舞台时，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再也不能不以鲜明的阶级意识反对工人阶级及其社会主义，而露骨地为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制度进行辩护了。如果说，19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庸俗经济学主要目标是反对空想社会主义，那么，19世纪70年代起庸俗经济学就把攻击的重点对准了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总而言之，讲同一个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故事，由于阶级立场和阶级地位不同就必然会有两种截然对立的话语体系：资产阶级的话语体系和工人阶级的话语体系。从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有一种反映，这就是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从经济思想史发展的大的历史时期的转变来看，资产阶级经济学经过古典经济学、早期庸俗经济学、近代庸俗经济学发展到现代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现代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一方面极尽全力为资产阶级及其统治辩护，反对工人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另一方面又千方百计地掩盖和否认自己的阶级性质，不惜以华美的数学外衣将自己的政治经济学伪装为纯粹“经济学”。
现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作为一个学说体系的整体，贯彻的是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是现代西方哲学逻辑实证主义的范式论。在经济学范式论那里，经济学概念范畴和理论命题只是经济学家们(即科学共同体成员)的共同认识，而不必是真实的物质的社会生产关系的反映。萨缪尔森曾经以格式塔心理学中的鸭兔实验图来说明经济世界是不可知的。[28]因此，从认识论角度来说，现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所奉行的是唯心主义哲学世界观。所谓范式不可通约，就是否定经济学范畴和经济学规律之间的内在联系和相互转化，这是典型的形而上学思想方法。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不仅在经济学著作中以书面语言公开承认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世界观和方法论，而且在实际的经济学研究中也是更深刻地贯彻这种世界观和方法论。例如，资产阶级经济学古典经济学阶段还把生产过程作为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对象，而到庸俗经济学阶段就越来越远离生产过程的分析。微观经济学以所谓的资源配置为研究对象，实际上是以市场上的需求分析和供给分析掩盖了社会生产中的不平等和矛盾。宏观经济学所谓的收入决定论，实际上就是用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将存在矛盾的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简单化为没有矛盾的买和卖的形而上学的平衡。因此，宏观经济学所谓研究资源的有效利用也是不科学的。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学科主体是庸俗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对其必须要进行彻底的批判。
在经济思想史上，马克思充分借鉴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科学的理论内核和主导的话语体系，并在其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和话语体系创新，最终创建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当然，资产阶级经济学在它古典经济学时期其科学性是主要的，因此才有马克思对它的合理成分进行继承和发展。尽管如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必然是资产阶级及其经济学家歪曲、否定甚至妖魔化的对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经济学，是代表时代发展方向的科学的经济学;而现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则是代表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利益的庸俗经济学。在资产阶级经济学泛滥严重的中国，我们在经济学严重西化的今天必须提醒大家：现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从世界观方法论到具体的经济学理论体系都是不科学的，不科学的经济学就是伪科学。因此，现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只能是我们批判与借鉴的理论体系，而不能成为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体内容。洪永淼将西方经济学中国化的要害在于他完全照搬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我们的借鉴，是在从总体上否定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前提下肯定其部分科学成果。[29]现代西方经济学作为一个理论体系被否定了，那么，它就不可能作为一般理论或一般原理被中国化了。
2.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揭示了现代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是中国经济学现代化建设的方向选择。
经济学是否是现代经济学，关键在于它能否揭示现代经济发展中的客观规律，能否解决时代所面临的重大问题。当今时代的重大问题是：一是资本主义是否必然灭亡;二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如何建设好，如何论证其制度优越性。前者已经有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为我们奠定了基本范式，为我们解决了资本主义发展到共产主义的趋势问题，为人类指明了未来发展方向。后者虽然有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和邓小平等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贡献，但毕竟社会主义事业仍然在实践探索之中，因此习近平同志将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中之重的内容。这个范式解决新世界的建设及其效率和优越性问题，关系着人类最终走向共产主义的重大实践问题。可见，中国经济学——包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才是现代经济学。
从同一个阶级的立场出发，研究人类社会不同的发展阶段上的社会生产，也是需要有截然不同的经济学说和相应的话语体系。具体说来，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看，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和社会主义社会生产方式也有不同的政治经济学和不同的话语体系。恩格斯说：“人们在生产和交换时所处的条件，各个国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个国家里，各个世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从弓和箭，从石刀和仅仅是例外地出现的野蛮人的交换往来，到上千马力的蒸汽机，到机械织机、铁路和英格兰银行，有一段很大的距离。火地岛的居民没有达到进行大规模生产和世界贸易的程度，也没有达到出现票据投机或交易所破产的程度。谁要想把火地岛的政治经济学和现代英国的政治经济学置于同一规律之下，那末，除了最陈腐的老生常谈以外，他显然不能揭示出任何东西。因此，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30]恩格斯这里强调，火地岛的古老社会生产方式有其自身的经济规律，因而有火地岛的政治经济学。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有另外一种全新经济发展规律，因而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政治经济学。这两种政治经济学和经济规律是完全不同的。
俄国经济学家伊·考夫曼在《卡尔·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观点》一文中，曾这样总结马克思的观点：“在他看来……每个历史时期都有它自己的规律……一旦生活经过了一定的发展时期，由一定阶段进入另一阶段时，它就开始受另外的规律支配……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不同，生产关系和支配生产关系的规律也就不同。”[31]马克思在评论这段话时表示了极大的赞同：“这位先生把他称为我的实际方法的东西描述得这样恰当，并且在考察我个人对这种方法的运用时又抱着这样的好感，那他所描述的不正是辩证方法吗?”[32]可见，经济规律是有客观历史性的。人类社会不同的发展阶段有不同的经济规律。把这个道理运用于说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和社会主义社会生产方式，我们可以说，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有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的经济规律，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有社会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的经济规律。这两种经济规律是根本不同的。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言，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的理论和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的理论，也是根本不同的。如果用洪永淼通俗化的用什么语言讲什么故事的说法，那么对于同一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讲，面对不同阶段的社会生产方式，也有不同的语言和话语体系。
因此，不同阶级立场对同一社会生产方式的研究会产生不同的经济学，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和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同一立场对不同生产方式的研究也会有不同的范式，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总之，从用什么语言讲什么故事的观点来看，经济学不同范式是不能张冠李戴的。
习近平同志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33]这就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科体系建设，划定了基本坐标。对于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生产方式进行描述，确实不能用描述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的话语体系，更不能用描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伪科学话语体系。中国经济学讲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故事，必须首先要说明这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怎样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发展过来的，其有什么特殊性?为什么欧美等发展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进入社会主义，而中国没有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东方大国却走向了社会主义。因此，中国经济学首先必须要坚持《资本论》的范式，一方面要论证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另一方面也要用以论证社会主义建设的国际环境和国际条件，以及社会主义建设怎样运用这些条件和环境。当然，中国经济学创新和发展的重点还是如何在理论上说明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解释和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经济学范式或者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体系。[34]在当代中国，坚持和发展《资本论》中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范式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新范式，对于中国经济学这两个方面都同等重要。以《资本论》中剩余价值理论为基本范式的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国家对外交往提供了资本理论认识。而对社会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的认识当然更需要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懈的奋斗。可见，用马克思主义的语言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故事，也要分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的经济学分析不能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的政治经济学语言进行说明，而对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的政治经济学也不能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的话语体系去进行表述。无论哪个方面，现代西方经济学都不能成为主角。
既然中国故事是超越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全新的社会主义的故事，因此讲中国故事就要用讲社会主义故事的语言，就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而言这种语言最为经典的就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关于社会主义的语言，在中国现阶段这种语言的新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认识和反映中国故事的语言，而西方资产经济学则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用来为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语言，是伪科学的庸俗经济学语言。
3.用现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话语来讲中国故事，必然会庸俗化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走向颠覆性毁灭
洪永淼教授所主张的所谓市场经济的一般原理没有国界，没有阶级性，事实并非如此。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约翰·梅·凯恩斯都公开承认，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自己是站在有教养的资产阶级一边的。[35]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就是美国等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的金融垄断资本用来瓦解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2008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再一次暴露了资本主义的历史过渡性和历史暂时性。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既无法解释经济危机的原因，又无法给出摆脱危机的有效药方。最近，中美贸易战表明，美国这样的对外宣称奉行经济自由主义、政府作用最小化的国家，却不惜一切代价要搞垮中国的民营企业华为公司。这里再一次暴露了美国政府对外输出经济自由主义，而自己却以政府干预的黑手实行贸易霸凌主义。一方面以经济自由主义的观点指责中国搞国家干预主义是非市场经济国家，另一方面美国政府自己却以霸凌主义横行于天下。现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再也无法为资产阶级政府的经济政策诠释和注解了，又一次陷入了深刻的范式危机之中。“西方经济学指导西方资本主义经济都经常失效或失灵，导致经济危机、金融危机、财政危机，私人垄断资本控制，贫富阶级严重对立、发动战争获利等等，又怎么可能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取得超过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成就?”[36]西方经济学用自己的语言都讲不圆欧美的故事，又怎能讲圆中国的故事?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被和平演变的教训使我们不能不重新审视西方经济学中国化的本质、危害和后果。西方经济学归根结底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庸俗经济学，西方经济学中国化的本质就是在社会主义中国建立资本主义私有制和雇佣劳动的经济关系，其危害是不断地加强资本特别是国际垄断资本对广大劳动人民的剥削，使广大劳动人民处于被剥削和被压迫的境地;西方经济学中国化的最终后果是摧毁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直至摧毁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在当代中国，也确实存在许多反映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的经济关系被西化派学者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西方经济学进行错解和曲解的现象。例如，有人将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标志的国有企业，曲解为补充资本主义市场失灵、西方资本主义政府投资生产公共物品的国家所有制企业;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的政府职能，解释成最小化的弥补市场失灵的政府职能。这是极其危险的理论误区!
总之，用现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话语来讲中国故事，必然会庸俗化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走向颠覆性毁灭。我们有必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的系列讲话精神，学习总书记关于意识形态和经济学教育的系列讲话精神，切实纠正中国经济学现代化 “全盘西化” 的错误倾向。
参考文献
①张宇：《关于构建中国经济学体系和学术话语体系的若干思考》，《学习与探索》2015年第4期。
②程恩富：《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的巨大成就——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述论》，《东南学术》2018年第5期。
③丁堡骏：《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几个问题》，《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
④余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科学术体系与叙述话语体系》，《西部论坛》2018年第6期。
⑤简新华：《创新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年第3期。
⑥杨承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其特殊规律》，《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6年第8期。
⑦邱海平：《对新时代中国经济学定位的思考》，《经济纵横》2018年第1期。
⑧何自力：《构建中国经济学学术话语体系已是当务之急》，《政治经济学评论》2013年第1期。
⑨孙立冰，丁堡骏：《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及其基本经济原则》，《马克思主义研究》2017年第5期。
注释
[1]习近平：《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 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人民日报》2015年11月25日。
[2][3]其中包括：《中国经济学教育与研究必须国际化》(发表于《光明日报》2007年09月04日第010版)，《中国经济学将会如何演变?》(发表于搜狐网http://www.sohu.com/a/132948556_698752)，《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学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发表于厦门大学王亚南经济研究院网http://wise.xmu.edu.cn/view/2016-08-06-16593.html)，《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用现代方法研究中国问题，用国际语言讲述中国故事》(发表于《经济研究》2017年第5期)。
[4][11][17][18][19][20][25]洪永淼：《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学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http://wise.xmu.edu.cn/view/2016-08-06-16593.html.
[5][6][21][2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页、第6-9页、第9-12页、第9页。
[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76页。
[8][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1-592、第592页。
[10]《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12页。
[12][13][14][15][26][27][31][3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页、第16页、第16页、第17页、第33页、第10页、第21页、第21页。
[16][23]洪永淼：《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用现代方法研究中国问题，用国际语言讲述中国故事》，《经济研究》，2017年第5期。
[22][3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6页、第153页。
[28]孙立冰，蒋岩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和创新需要厘清的几个问题》，《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7年第6期。
[29]高鸿业：《现代西方经济学(上)》，经济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9、10页。
[33]习近平：《毫不动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在实践中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有所前进》，《人民日报》，2013年1月6日。
[34]陈昊，丁晓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框架》，《海派经济学》，2019年第2期。
[35][英]约翰·梅·凯恩斯：《劝说集》，蔡受百译，商务出版社，1962年，第244、245页。
[36]程恩富：《深化改革开放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创新理论为指导》，《当代经济研究》201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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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载于《马克思主义研究》202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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