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近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经济工作，首次明确提出“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引发各界关注。在资本扩张方面，美国无疑是最为典型的国家，本文认为，透过现象看本质，21世纪以来美国的发展变化就贯穿着鲜明的资本逻辑。美国经济学主体源于奥地利学派，其对“自由”的过度崇尚，对新经济的理解不够，导致其出了方向性问题，中国有必要引起注意。认为，新经济的纷杂现象背后，本质问题是“兼并”。苏联解体之后，美国外部压力减轻，金融资本崛起，一度使美国重新繁荣，但随着金融资本兼并、吞噬产业资本并向数据资本转移，美国的经济结构和就业结构出现严重扭曲，社会问题愈演愈烈。中国对此不可不慎。历史中国曾饱尝“兼并”之苦，在当前新一轮资本集中过程中，中国已经意识到金融失序的风险，并已开始应对。指出，客观而言，一定程度的资本集中有利于规模效应和高效发展，但须切记，制度扭曲不是常态，面对新经济崛起和数字资本垄断，必须从道德和社会均衡的角度统筹思考解决兼并问题。
讨论美国问题，我们离不开美国的经济学家和美国的当代经济学。美国经济学的主体源于奥地利学派。1840年到1940年，德国历史学派和奥地利学派进行了百年论战，奥地利学派和历史学派截然不同，甚至在某些方面是对立的。二战期间和二战结束之后，德国的重要的经济学家前往美国，其中代表人物的基本上是奥地利学派，构成今天美国处境的重要思想源泉。
奥地利学派有两个地方出现了方向性问题，对中国的意义非常重大。
一是对道德的解释。奥地利学派始终在道德解释里边将“自由”放在一个非常崇高的地位。奥地利学派的学者是贵族，不关心底层，高度关注特定利益阶层、特定人群的自由，他们曾经毁灭了他们的祖国——奥匈帝国，因此以世界人自诩，但缺少了对人类各阶层整体的无缘大慈，缺少对人类整体命运的关注。
中国古代不讲自由的概念，因为自由这个概念是相对的，一部分人的自由可能就是另外一部分人的不自由。中国人的道德评说里，自由不是第一位。中国的道德里讲的是人，和德国历史学派更相似。德国历史学派承袭基督教新教伦理，部分吸纳了马克思的学说。在道德解说上，德国历史学派考虑在自由、民主与国家主体性、人民主体性之间寻求平衡。德国历史学派的最后一位掌门人路德维希·艾哈德(Ludwig Wilhelm Erhard)后来是西德第二任总理。他在西德建立的时候任第一任内政部部长兼财政部部长。联邦德国没有接纳美国人在经济方面，特别是在经济制度上的建议。西德建立的社会市场经济，体现了德国历史学派的思考。
二是新经济、即生产力发展的问题。美国当代经济学家对经济的理解，特别是对新经济的理解并不到位。2015年之后，人类社会进入到数字经济时代。数字经济时代资本的载体不再是土地，不再是砖头，不再是工商业产权，而是数据。如果观察美国名列前十的上市公司——苹果、亚马逊、谷歌、微软、Facebook，全部和数字经济有关。
美国问题的本质
美国问题的本质可以被概括为两个字“兼并”。
中国学者非常熟悉，因为中国农业文明的历史就是均田兼并、兼并均田反复轮回的历史性过程。如果做经济学解释，在农业社会时代，土地是主要的资本载体，土地兼并是社会利益相对集中的一个进程，甚至是一个自然进程。
兼并在一定情况下有正面意义，尤其是在经济发展、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移的特殊时期。如果不土地兼并，土地的运营效率就没有那么高。大规模土地兼并形成庞大资本，有利于开工厂、进行工业化或者是创造工业化的进程。它的坏处是自耕农消失了，变成了佃农甚至变成农奴。
进入工业社会，资本的载体不再是土地，而是工商业的产权，是工商资本或者产业资本，它仍然有“均田向兼并转移”的趋势，只是换了新的名词叫“垄断”。数据资本依旧会出现兼并。这构成了美国经济问题非常重要的特征和本质。
美国的产业资本空心化，使得美国的金融资本迅速吞噬产业资本，向数据资本转移。在这个历史性过程中，美国的中产阶级被消灭，经济结构出现了严重的扭曲。美国的学者、专家并不知道，在数据经济时代，美国最佳经济结构应该是什么样的。他们认为服务业占主体，制造业退居第二位是经济发展，但他们并不知道其中的数字经济、工商经济和农业经济之间构成怎样的关系，并且没能理解依托于这些经济上的人和他们的关系。
二次大战之后，一直到里根时期，美国都处于转型。里根经济学是奥地利学派发挥到极致的产物。里根瓦解了苏联，他并不理解二次大战之后美国战略家的思考。二战后，美国和苏联形成盟友，形成两个阵营，这两个阵营的存在对美国的外部管理和内部管理意义都非常重大。外部管理是，因为有苏联体系的存在，所有的西方国家、甚至第三世界国家，都是美国的小弟，容易管理。内部管理方面，由于有苏联的存在，必须保持竞争状态，不能放纵金融资本。因为产业资本不发展，没有军工业，军事竞争就会处于劣势，所以不能放纵金融资本，要对金融资本进行管控。
里根打破了这个平衡。苏联解体后，外部平衡被打破，放出两个巨无霸，一个叫欧洲，一个是中国。外部的环境发生了逆转。欧洲在德国的强有力努力下，东西德统一，德国用马克代替坦克统一了欧洲，形成了相对稳定的一极。中国在两大阵营裂解之后，终于出现了发展的历史性空间，我们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获得了空前的发展。
美国的内部的环境也发生了变化。由于没有了外部压力，美国国内的政治政策和经济政策向右转，里根经济学非常强调市场、私有化、自由。理应做的社会保障变成了保险。美国用金融手段来处理公共问题，特别是解决公共卫生问题，是最差选择。苏联解体之后，美国将通信技术用于民用，开始出现互联网，移动通讯突飞猛进，带来了新经济的物理条件或者物质条件。这也导致美国的金融资本脱离产业资本，迅速进入到最先进的领域，金融资本占据了主导地位。
里根在解构了二次大战后美国控制全球的秩序之后，美国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发生了经济上的不断衰落。今天的美国大选虽然看起来是特朗普与拜登之争，其实那不是本质，真正控制美国的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同时控制共和党的建制派和民主党的建制派。
如何解决“兼并”问题？
中国人解决兼并往往从两种方法入手。第一是土改、均田。第二是通过税收水平转移支付。第一种方法过于激烈，因为通常土改都伴随着革命，伴随着流血，伴随着生离死别。非万不得已，通过直接税、税政改革将兼并所获取的超额利润重新返还给被剥夺者，以温和的方式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从而避免兼并。比如华为模式，华为将产权它分给员工，就像岳家军打下了新的土地、解放新的土地，把它分给普通士兵，普通士兵获得产权之后，保家卫国积极性非常高。
二次大战之后，美国由于苏联存在，外部压力增大，不得已在内部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社会主义改造，并且在产权方面做了努力。像美国大股东不得超过5%，控股不得超过一定比例，不能形成超级垄断。我把美国的上市公司理解成变相公有制，它的公有不是国家所有，而是社会所有。美国、英国建立了直接税的体系，不过直接税在体系结构上有问题，远远不如北欧、德国、瑞士。
美国在处理兼并问题上做的不好，以至于美国在苏联解体之后金融资本被彻底放纵，没有了外部约束条件，内部约束条件丧失。这个就业结构导致了美国社会的分化。
对中国的启示
中国由于没有工业时代工商业资本的包袱，较容易接受新经济。加之中国是一个新兴的工业化国家，比较年轻的工业化国家对新生事物的敏锐程度更高，更追求时髦和现代，对互联网的接受很快。
我把新经济概括为两化。第一化是信息产业化，是跟信息技术相关联的企业，华为、中兴、中芯、京东方都属于信息产业化的过程，现在中国提产业生态主要讲的也是这一化。第二化是产业信息化，是用信息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改造。中国工商业发展是新丁，所以制度约束很少，不像德日的制度约束那么多。同时，我们没有将个人的自由放到那么高的位置，所以在产业信息化方面走在了前面。我们用信息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比如外卖的美团、平安好医生的医疗、众安在线是金融保险业，而蚂蚁金服是用信息技术改造金融行业的重要的节点。
蚂蚁上市是数字资本在中国发展一个非常重要的表现，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数字资本兼并的情况。马云说，中国的传统金融业是当铺思维，他们在高度垄断下吃息差，通过制度性设计来获得超额利润，以至于中国上市企业一半的利润由金融机构构成。也因为如此，他们不愿意做小微企业的生意，因为对小微企业的信用确定没有兴趣，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构成了重大问题。信息技术改造之后，通过大数据可以解决小微企业甚至个人的信用评价问题，蚂蚁金服在这个领域里填补了空白。但是这一块只占20%，大概4000亿左右，剩下的16000亿是高利贷。如果我们把数据、数字空间理解为房地产，他们在跑马圈地，在迅速形成垄断和兼并，在飞速兼并过程中由于高杠杆，形成了非常恐怖、甚至是超级利润。
我们处在资本高度集中的一个历史进程，这个时候需要资本高度集中以获得规模效应、高速发展，转型时期允许出现制度上的扭曲，但制度扭曲不是合理的，不是常态。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就会犯颠覆性错误，拉丁美洲、前苏联地区、北非和中东都没有跨越制度扭曲的问题。他们的经济学家、他们的思想家可能被奥地利学派给带偏了，对德国的历史学派的继承是空白。我国对德国历史学派研究的人太少，对德国历史学派的理解肤浅，这是个问题。
我们国家在工商业发展上不是很成熟，经济学家对工商业企业的“温和土改”都是从管理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并没有从道德角度或从社会均衡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目前，我们不但没有做一级部分的股权均衡，也没有在二级再分配领域做均衡。我们必须解决兼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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