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华为变革雇佣制，通过变革生产关系，组织起了充满活力的生产方式，解放了生产力，可以成为各类企业的标杆。在我国非公经济推行合作生产，在战略上应该是主动态度;是解决我国经济深层次经济堵点的战略举措;在我国非公企业推行合作生产，不是观念、原则的产物，而是企业内在规律的需求，在战术性实践中，必须从各企业现实出发，应当以市场为检验;应得到国家的资金、政策的支持;要充分发挥企业党组织的作用。
关键词：合作生产，雇佣，企业规律
美国政府的百般打压和封锁，使全球聚焦于华为。理论界承认华为的科技生产力创新，而往往忽视了华为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创新。这是自改革开放以来脱离生产关系谈生产力片面性的另一种折射。
华为是随着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起来的，作为合作生产，它所解放的生产力令美国特朗普政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在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罕见。创建华为，决定全员持股的方略，变革雇佣劳动，并成功发展壮大，也令华为领头人任正非类似于马克思所赞誉的，独立引领合作生产的“少数勇敢的‘手’”[1]。华为类似于集体经济，又有形式上的不同。它的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实践和探索已进入前无古人的“无人区”，存在问题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引领工人阶级实践鞍钢宪法实质精神，建立合作生产，变革雇佣关系，触及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问题，丰富了社会主义企业道路的探索，其意义不亚于革命时期彭湃、吴焕先和卡斯特罗等革命英烈分散家财，动员革命。华为创造的市场效率和公平的新型人际生产关系，无论在资本主义还是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都具有领先的意义，是中国在实践本国特色的科学社会主义结出的硕果。
另一个变革雇佣劳动的案例是美国第一家面粉企业亚瑟王公司，华盛顿开国期间建立，在企业230年历史上多次经历重大危机，企业三位所有人为了保留品牌，于1996年始把所有权卖给员工，到2004年完成100%员工持股。这家公司只有三百多名员工，但产品遍及美国各地。[2]有两百多年历史的亚瑟王公司的改制，在美国垄断资本的夹缝里，寓示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积极扬弃”所发生的变革。
在本系列文章中，以专门篇幅论述了马克思恩格斯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原理和合作生产对我国现实的指导意义，论述了我国工人阶级在生产方式上的创新，以及巩固充满活力的生产方式，需要在市场经济中自发变革雇佣制，变革生产关系，把华为现象作为标杆。当前，在我国民营企业因地因时制宜推行合作生产，进入公有制“中间环节”，客观条件已经成熟。
一、在我国非公经济推行合作生产，在战略上应该是主动态度
之所以主动，一是私有经济存量占优，在市场决定的片面驱动下，决定了资本自发垄断的加剧和资本意识形态的强大，资本中心的理念根深蒂固，劳动是价值源泉的观念被边缘化，需要国家出手支持和保护。美国对华为制裁与历史上制裁东芝、阿尔斯通有本质不同，不仅是对竞争对手，更是对不同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决战。格力混改只是“给资本更多机会”，造成公有优质资本变现的变相流失，体制内外在局部存在着排斥劳动是价值源泉的资本崇拜，不认可董明珠所说的员工主体才是格力价值的创造者。
二是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的统一。在我国市场外资通过内资发挥作用，巨额资本的垄断逐步形成，解体行业平等竞争，挤压实体经济，虚增GDP泡沫，国家资产潜伏的重大安全隐患日益明显，资本和劳动的社会矛盾日益明显，甚至尖锐化，垄断资本生产方式成为我国市场经济在对立统一中坚持社会主义性质的敌人。一方面，一次分配中近四十年来的两极分化，宏观上成为多年积累的生产过剩，需求不足的总根源，微观上影响企业内部为谁劳动问题;另一方面以“五六七八九”显示的私有经济存量和雇佣劳动的主体化，资本与劳动社会的矛盾通过垄断资本的经济主张，和党内思想代表势力，如某前市委书记在港报著文要求按照现有的经济成分主体，改革上层建筑，已经对国家安全产生了威胁。面对这些威胁，必须着眼于习近平同志最近提出的国家安全问题：“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而合作生产是斩断资本垄断根基，解决分配领域公平问题的基本手段。
三是当前实际存在两方面的教条主义干扰。一种是认为与“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相距遥远的教条主义理解，忽视合作生产在马克思主义时代就已经出现。一种是唯有私有改制才能运行好市场主体的新自由主义迷信。这些教条主义认识，在不同程度上产生生产力阻力，也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背道而驰。马克思指出，“要解放劳动群众，合作劳动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发展，因而也必须依靠全国的财力”[3]。
华为坚持不让资本进来，令企业界看到把广大员工凝聚为一体的创新竞争力，和罕有的抗风险能力，成为全国各类企业发展的典范，有强大的感召力。主动推行合作生产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变革，在微观经济上是一种顺应趋势的企业战略行为，在宏观上，也是重构公有制主体的全局性战略举措。
二、在我国非公经济推行合作生产，是解决我国经济深层次问题的战略举措
生产过剩，人民有效需求不足，是我国经济多年来降速的主要原因。一方面，需要从宏观解决市场经济盲目生产入手;另一方面，要解决人民收入低，后顾之忧多，不敢消费。按照国家统计局使用的中等收入群体的标准，目前中国大概有9.1亿的低收入群体[4]。《21世纪资本论》的托马斯·皮凯蒂，2018年四月份发布论文指出，在2015年，中国最富有的10%的人群占全部财产的比重为67%，[5]即90%人群仅占1/3财富。从上世纪末始，解决我国贫富不均问题主要采用了国家财政转移支付手段，集中在二次分配环节，如地区之间支援、扶贫、提高公共服务水平等，而根本的根源在于一次分配的不均。合作生产关系的变革，令占就业80%的雇佣劳动者受益，可以减少限制消费心理，增加实际收入，成为中央提出的“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实际步骤。
在振兴国内循环为基础的双循环中，通过合作生产方式的建立，振兴中小企业，释放投资回报压力，增加创新研发和再生产投资，同时结合改善医疗等公共服务水平，增加家庭收入和消费，就可以创造从微观着手的经济新热点，实现健康有效的内部循环。有些观点空谈扩大消费，回避生产资料私有存量占优的因势变革，回避对一次分配导致两极分化的变革，纸上谈兵，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消费不足的经济堵点问题。
三、在我国非公企业推行合作生产，不是观念、原则的产物，是企业内在规律的需求。在战术性实践中，必须从各企业现实出发
上世纪80年代初以来，出现了各式各样企业改革理论，在割裂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市场经济中性的片面思维影响下，企业实践往往脱离毛泽东关于商品经济、价值规律和鞍钢宪法的思想，脱离广大工人阶级利益和作用。总结我国企业四十年的改革历史，在习近平重提人民主体论时，经济学家蒋一苇近四十年前提出企业本位论，员工主体论，在公有制企业中实行民主经济改革的观点，如尘封的明珠，熠熠生辉，体现了毛泽东关于公有制企业变革的思想，体现了人民主体论的生产方式。而习近平的人民主体论要求回答社会生产的两个基本问题。
1，市场主体的目的。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价值规律是伟大学校的贯彻，企业必然是市场主体，不是没有自主性的附庸，要从单纯生产变为加强经济核算，注重劳动时间节约，坚持等价交换。但是，这种等价交换是坚持计划经济“为人民服务”的经营目的，是通过“以客户为中心”兼顾企业利益的市场手段得以体现，实现国家、企业、个人三者利益的统一，还是以资本为中心，一切以资本增殖，投资回报最大化挂帅，生产资料私有化，回到几百年来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去？这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分水岭。
2，谁是企业的主体。如果企业目的明确，当一个企业离开政府附庸地位，成为市场主体后，紧接的实践问题就是以谁为主体?是以死劳动的资本为中心，实施雇佣制，还是承认商品生产中活劳动的主体地位，即员工主体。这不仅在理论上是毛泽东一再强调的英雄史观还是奴隶史观的体现，在实践中是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员工主体、企业兴衰问题，也是由不同形式的公有制来决定、巩固、维护的社会化生产方式问题。简言之，是雇佣联合劳动，还是自主联合劳动。这同样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另一个分水岭。
这两个基本问题代表着两个分水岭，是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具体试金石，是完成习近平同志提出的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总任务，在经济战线为了谁，依靠谁的问题。长期以来我国经济改革把市场经济中性化，这类观念不读书，把价值规律和供求关系平列，把市场作用绝对化，背离科学劳动价值论，又看不到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市场决定作用的同时，又提出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在习近平带领下以对立统一为武器的拨乱反正。这类观念因为不读书，也就不懂得恩格斯对杜林和蒲鲁东的批判：错误地把价值规律作为贯穿商品经济的永恒规律，不懂得恩格斯通过指出价值规律对于劳动力商品“是应该被废除的”[6]，对市场经济间接进行的彻底批判，从而开辟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向。在“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没有根本矛盾”的片面性引导下，只会强调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忽视企业的市场目的;只会亦步亦趋西方两百多年的资本委托经营和雇佣制，忽略、鄙视员工主体指导思想。从而一步步地走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去。
合作生产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发展内在规律的自然体现。以大疆、字节跳动、腾讯、阿里这些外资控股的新型企业为例，在企业生存和发展阶段，以工程师为主的劳动者主体善于采取诸如弱化企业内部层级等，权责利灵活激励的方式，做到上下同欲者胜，国际资本的投入相应解决了企业规模迅速扩大的资金需求，数字化经济效率的提高使必要劳动比例大幅下降，为投资者取得丰厚回报，相对剩余价值加大，以及独立于所有权的经营管理等等因素，可以使雇佣制矛盾在一定的阶段内不太敏感。但这类企业的成功，主要还是营造员工主体创新生产方式的成功，下一步，只有不断保持这种生产方式，才能支撑诸如技术、方式、服务等创新和企业的发展。
从长远来看，在发展阶段构成这类明星企业活力的诸因素，需要员工所有权生产关系的根本变化。在当前数字化经济转型中，企业的知识密集程度提高，劳动主体的多元、自由追求更为明显。尤其是雇佣制中，“资本主义生产对已经实现的、物化在商品中的劳动，是异常节约的。相反地，它对人，对活劳动的浪费，却大大超过任何别的生产方式”[7]。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引用朋友尤尔的话说，“工人越熟练，就越任性，越难驾驭，因此，工人不驯服的脾气给总机构造成巨大的损害”[8]。在营造积极主动协作的生产方式中，劳动者对主体地位的生产关系更为敏感，这都通过骨干为首的员工流失率体现出来。
今天，几乎所有的私有资本控股企业的研发投入不如华为，从长远的后劲来看，受限在所有制结构和资本高回报压力上，这是不可逾越的鸿沟。这类企业，虽有部分员工持股，不过是控股资本的配角和点缀，并不能解决员工的企业主体地位。在这样的所有权结构下，企业以活劳动发挥作用的生产方式能支持多久?这是每一个类似企业深层次的、根本性的问题。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企业在这个问题上，在各种改良的苦苦煎熬中衰退，解决这个问题，取决于企业内部雇佣制矛盾的运动。着眼活劳动主体这个中枢，才能主动积极地围绕客户中心，组织科技创新，服务创新，即活劳动创新。在创新劳动中，体现劳动者的自主、自由，以主人、主体的自我意识，才能在忘我境界中，实现智力和体力劳动的全部价值。而巩固、持续、发展这种生产方式活力，必须根本转变雇佣身份，实现生产关系上的解放。口头上承认“员工第一”，行动上依赖雇用关系，依靠督促“九九六”，必然失败。
当前我国市场经济已经发展到了境内外私人资本逐步出现垄断的阶段。通过合作生产企业改造，唯有员工主体，才能体现工人阶级作为我党的社会基础，实现对资本垄断现象釜底抽薪式的针锋相对。
四、我国非公企业推行合作生产，应当以市场为检验
合作生产员工持股的资本运作实行等价交换。推行合作生产，要尊重企业市场主体作用，而尊重市场主体，实质上是尊重作为商品生产者的企业内部的抽象劳动主体地位。员工持股的合作方式必须着眼于建立有活力、有效率的企业生产方式，它的活力通过提高企业市场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而体现出来，从而为客户创造超额价值，为企业取得现实效益和长远利益，这其实是企业改革的持久内容，而不是仅仅追求形式上、名义上工人当企业老板。
五，国家的资金、政策的支持
在私有经济存量主体的条件下，是劳动还是资本控制生产资料，是社会始终存在的矛盾脉络，我们需要把握由雇佣劳动发展阶段所决定的市场经济阶段，关注锐意变革的企业典范，顺势推动卓有成效的联合劳动生产方式所联系的合作生产关系，通过政治、组织、金融、税收政策给予积极的支持和引导，把活劳动从资本的依附物，变革成劳动创新的主体，推动释放企业生龙活虎的生产活力。
过去吸收资本阶段的类似“免二减三”的优惠资本政策，可以按国家产业政策，运用到实施劳动主体的员工持股企业改制和新建中来;资金贷款要向劳动组合倾斜，例如对员工集体持股改制实施偿债式持股等方法;在一些事关国计民生、国家安全的企业，应作为政府的工作重点，国有资本可以在这类企业改制中有所作为。
六，企业的党组织作用
鼓励、保护任正非、吴仁宝、王宏斌式的共产党员企业家发挥马克思所说的“勇敢的‘手’”的作用。根据员工的思想状况和员工流动率变化，着眼于提高企业凝聚力，竞争力和效率提升，立足于全体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和根本利益，向企业经营管理决策层提出员工所有权改制意见，支持企业居安思危，逐步增加员工持股比例，向合作生产方式转变。防止无政府主义对合作生产企业经营活动的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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