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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0月23日到11月3日，十余天时间，蚂蚁金服的命运，出现了重大转折。
10月23日在上海确定了蚂蚁金服的上市定价。如此大规模IPO的定价首次在纽约之外的地方定完成价，是历史第一次，在5年前甚至3年前想都不敢想。10月24日，马云在外滩金融峰会发表了那篇著名的“我们国家是缺乏金融系统的风险，不是金融系统性风险。”的演讲。
10月26日，蚂蚁金服披露了IPO定价，估值高达2.1万元。
11月2日，四部门约谈蚂蚁金服。当日，央行和银保监会共同发布《网络小额贷款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
11月3日，上交所宣布暂缓蚂蚁金服上市，随后港交所也宣布了暂缓上市的决定。
对于蚂蚁金服被暂缓上市的是是非非，本文不想过多赘述。然而，网络舆论场上的反应却值得细细思考。
马云，是中国一代创业者的心中偶像，是被大众亲切的称之为”马爸爸“的时代英雄。马云的创业故事被国人传颂。
然而，在这次蚂蚁金服事件中，同情蚂蚁和马云的声音却很少。主流的声音基本都是批评的。
大众对阿里和蚂蚁的看法，为什么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其实，一点都不奇怪。
如果说，阿里和蚂蚁，曾经是互联网创新的代名词。那时，阿里和蚂蚁用新的商业模式，用互联网思维，依托中国互联网蓬勃发展的红利，挑战和改变传统的零售、物流、批发、支付、和金融行业。
随着互联网红利的减退，今天的阿里和蚂蚁，已经越来越像一家依托于自身的用户规模和流量，榨取产业链利润，获得“租金”的食租者了。
那曾经屠龙的少年，长出了尾巴和角，成为了新的恶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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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文章和这篇都讲到”食租者“。这里面的租是一个经济学概念。经济租(英语：Economic rent)最早指从土地(land)获得的收益，后被扩大为所有因为独占权力而获得的收入。生产过程中要付出的生产投入成本，高于本来应该付出的价格(也就是机会成本)，这中间的差额就是经济租。
经济租的理论，最早就是起源于地租。地主得到租金收入，并不是因为地主在生产过程中贡献出任何力量，或者付出了什么成本，而是单纯因为他拥有土地的独占权力。地主就是典型的”食租者“。
”食租者“这个群体，决定了中国历史二千年的兴亡交替。在王朝初期，战争摧毁了传统的统治阶层和社会秩序，贫富差距较小。自耕农群体数量庞大，绝大部分靠自己的双手吃饭，”食租者“阶层比较小。
但农业生产，老实说靠天吃饭。收成不好，吃不起饭，自耕农就得靠卖地来维持生存。只要土地可以自由交易，就很难避免土地兼并。最终，土地集中到少数人手中，越来越多的人失去了土地，沦为佃农或者雇农。在过去的中国，自然灾害，水灾旱灾蝗灾，都是地主扩大土地的大好时机。灾害往往会导致贫富差距扩大。
古代中国的税收制度，又是一个累退的税收制度。对官员，读书人(中举后)一直以来都是有免税政策。而大地主大商人也有更多办法逃税。
国家的税务压力集中在自耕农群体，以至于很多自耕农宁可放弃土地，把土地投寄在官员或富人名下以争取更好的税收政策。
这样，贫富差距无限扩大，国家的财富就集中到”食租者“手中。在古代中国，基本上富人群体都是食租者。即使是商人这个群体，也普遍是靠特许权(比如盐商)和贸易路线的垄断权致富。
由于食租者的财富来源于垄断稀缺资源的租金。而稀缺资源是难以复制的。食租者的积累的巨额财富，要么穷奢极侈消费掉，要么铸成大金球大银球藏起来，要么继续买土地。
食租者的财富并不用于扩大再生产，也不为社会创造价值。
当这种贫富差距扩大到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时，就会爆发一场天翻地覆的农民起义，在破坏生产力的同时，用暴力消除贫富差距。历史又进入下一个轮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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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中国的富豪大亨们，有靠创新创造，做出风靡全球的优秀产品致富的，也有靠垄断稀缺资源，当食租者致富的。
当然，这并非黑白分明。大部分的富豪大亨是两者兼有，既有创新的一面，也有食租的一面。
靠创新创造很累，需要不断的创新，不断地出新的产品。稍微掉以轻心，就落后了。二十世纪初的美国汽车业，有几百家汽车公司，现在美国汽车公司只剩两家;有几十家飞机公司，现在，美国的民用干线飞机公司，也就剩波音一家。中国的家电、手机，这些行业就经过了无比残酷的竞争和淘汰过程，即使华为，小米，OV这样的行业领先企业，也丝毫不敢掉以轻心，产品做不好，或者技术路线走错，就可能在短短几年中从天堂掉入地狱。
而食租者的日子就轻松很多，把稀缺资源抢先拿下来，就有滚滚而来，源源不断的利润，利润不够，涨涨价就可以。稀缺资源的垄断性越强，食租者的日子就过得越舒服。
阿里巴巴，更准确的说天猫和淘宝的商业模式，就是互联网上的商业地产。商家在阿里平台上开店，然后给阿里缴纳租金。当然，阿里平台上商家的租金并非是每平米多少钱，而是以交易手续费佣金，推广广告费的形式上缴。
有朋友会问，租金的来源是独占权力，是对稀缺资源的垄断。阿里巴巴垄断的是稀缺资源是什么呢?这种稀缺资源，就是用户的关注、认知和习惯。大家网上买东西，脑海里浮现出的就是淘宝天猫，这种习惯就是一种最稀缺的资源。当这种使用习惯一旦形成，打破这种习惯的代价就是巨大的。
当某个地段开了一个购物中心，周边用户已经形成了购买习惯。再开一家新的就非常困难。网络上的平台也是一样，用户形成习惯后，再开一家新的就难度非常大。线下商业地产的稀缺资源是地段，线上平台的稀缺资源就是用户的认知和习惯。
当然，这种对习惯的垄断也不是不可打破的。比如，拼多多就成功的运用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在很多用户心中形成了新的习惯，成为淘宝的竞争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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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经济学理论，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上，企业的利润是零。因此，所有企业都或多或少的追求某种形式的垄断。任何企业都会设法获得稀缺资源，成为或多或少的“食租者”。
“食租者”并非贬义词，不需要也不应当打倒所有的“食租者”。
但一个运营良好的国家/社会，对“食租者”应该有所抑制，不能让所有的资源，都被“食租者”所垄断。“食租者”过多过强的社会，贫富差距会无限扩大，经济和社会发展都会失去活力。香港，就是一个“食租者”过于强大，垄断社会经济资源的例子。
政府通过行业监管、累进税、反垄断等手段，抑制“食租者”的无限膨胀，给小企业，普通人破土而出的机会，也是非常必要的。
至于这种监管的尺度和平衡，就只能在实践中慢慢摸索和寻找。既不能一棍子打死，也不能完全放任不管。
“一管就死，一死就放，一放就乱，一乱就管。”这个段子本来是嘲笑政府监管的怪圈。但我觉得这个段子没什么不对的。
对新生事物，监管的尺度本来就很难把握。管死了就放，放乱了就管，社会在这个过程中螺旋前进没什么大不了的。在过去，对新生的支付宝业务放一放，让其野蛮生长，不是扼杀在摇篮。而现在蚂蚁成为了金融巨人，现在收一收，抑制一下，都很合理。
战争中学习战争，用实践去检验真理，死了就放，乱了就管，挺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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