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谈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谈谈美国、纳粹德国、印度那些腐朽堕落反动万恶的资本主义国家。
还是继续分析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讨论一下在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下，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垄断资本和社会中下层之间的关系。
上次分析了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提出了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如同吸毒，好吸不好戒。
吸毒一时爽，戒毒火葬场，戒毒弄不好会死人的。
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也是如此，采用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初期，一切欣欣向荣，但是随着货币总量(债务总量)的增长，物价和资产泡沫不断上涨，就要面临退出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问题。
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长期使用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国家，不停止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迟早面临恶性通货膨胀，一旦停止使用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就会引发全面经济危机。
伸头一刀，缩头也是一刀。
继续用是等死，停下来是找死。停还是不停，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
To be or not to be,that is a question.
这次，我们分析一下，使用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国家再退出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时期，为了做好善后，可能采取的具体的经济政策。
至于一直采用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国家的经济政策没有必要分析，看一看德国、南京国民政府这些恶性通胀国家(或政权)最终发生了什么就知道了。
言归正传。
简单地说，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是由政府信用介入，为全民提供他们并不需要的产品或服务，为社会顶层垄断资本创造利润，最终由社会中下层支付代价的经济政策。
凯恩斯曾经说过，由财政部把旧钞票埋藏在垃圾坑里，由资本掏垃圾坑，挖钞票矿，可以创造就业机会。没有政府的介入，资本是不会去掏垃圾坑的。因为资本很清楚，掏垃圾坑，没有人买单。
全民紧缺的产品或服务，政府也不会碰，那是资本的摇钱树。在资本主义国家，谁有钱，谁有权制订国家的经济政策。一群大资本家或者他们的代理人，怎么可能对自己的腰包下手呢?如果真的准备把群众从沉重的生活成本中解放出来，有必要通过政府吗?资本家直接增加教育、医疗和住房的供给就可以了。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中说过，单个资本家不愿意做的事情，国家作为代表利益他们的机构，也必然不愿意做。
任何可能让统治阶级的利润受到损害的经济政策都无法通过或者变成一纸空文，反过来，任何一项经济政策都必须要给统治阶级创造利润。冷静地分析一下就会知道，垄断资本主义国家施行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垄断资本必然获得惊人的利润。包括某些所谓惠及民生的财政支出也必然如此，分析一下就不难看出，这些财政支出大多是借尸还魂、移花接木、偷梁换柱，要么是多此一举，要么是远远高于真正所需的水平。
既然有惊人的利润，就必然有人承担相应的负担。这些负担的承担者，绝不会是垄断资本自身，而注定也必然是社会中下层。
垄断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政策，绝不会是削峰填谷，而注定是全面搜刮与定向补贴相结合。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也不例外。万变不离其宗，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无非是政府出面点菜，资本享受盛宴，中下层买单。不过，与一般的经济政策相比，点菜与买单，有一个时间差而已。一般的经济政策，是政府先向中下层收税，然后选择对资本有利的方向支出。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则是政府先支出，日后再印钞、收税或者用其他方式支付代价。无论是印钞、收税或者其他方式，承担负担的，都必然也只能是中下层。
有些蠢货认为，通货膨胀下，有钱人的财产会缩水。他们根本想象不到，在通货膨胀来临之前，垄断资本已经控制了生产生活必需品，通胀使垄断资本可以更高的价格卖出其控制的生产生活必需品。不仅如此，这些垄断资本还可以申请贷款，用于投机炒作。
这并不是说，政府的选择是一条路走到黑，放任物价失控。对垄断资本来说，物价上涨可以发财，物价下跌一样可以发财。一旦加息，物价下跌，资产价格下跌，垄断资本可以大量借贷，廉价收购资产。
对垄断资本来说，有金融资本，甚至国家信用的支持，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总是赚钱。
我们并不排除政府会一条路走到黑，比如当年的魏玛德国和蒋介石领导下的南京反动政府就选择了放任通胀恶化的态度。不过，与蒋介石政权不同，魏玛德国没有立即完蛋。原因很简单：蒋介石的时代有解放军，人民用脚投票选择支持解放军;魏玛德国的时代，德国刚经历过一战，普通民众已经流了太多的血，斗争性下降，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刚被杀，境外力量也没有插手的意愿，革命力量被血腥镇压，孤立无助，群龙无首。
本文探讨的是经济问题，不是政治问题，所以，默认政府会收缩货币，控制通胀。如果政府放弃对货币的控制，那么最初必将回到如同中世纪的易货贸易、物物交换的时代。那时，社会化大生产遭受重创，多数人关心的将不再是经济问题，而是内战、政变、生存与毁灭。那样的话题显然超纲了，就此打住。
所以，如果政府要维护本币的信用，保证本币不退出经济循环，不打算发行新币作废旧币的话，那么退出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并控制货币增速是迟早的事情。
这时，加息是必然的事情。
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迫使政府采取停止刺激政策的原因，往往是物价已经不断攀升出现失控的趋势;一方面，随着政府刺激政策的停止，经济规模会不断萎缩至由社会顶层消费衍生整个总需求的水平，随着而来的，必然是流通中的货币总量相对不断萎缩的经济规模过多，即使不再新增货币供应，也会导致物价出现不断攀升的趋势。在物价已经不断攀升的情况下，新增攀升的压力，必然导致物价加速上涨。
价值符号的时代，一旦大众默认本币即将失去流通价值，那么本币大概率会真的失去流通价值。居民会迅速脱手手中的货币，提现存款，换取房产、金银珠宝、外汇、名贵烟酒、耐用消费品、粮食等可贮存并可在未来交换的物资。短期内难以增加的商品，尤其会成为货币追捧的对象。在本币长期超发的情况下，一旦形成通货膨胀预期，将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加息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让一部分货币沉淀下来，降低现有货币的流速，一方面，抑制贷款，减少新增信用货币的产生。
如果我们观察遭遇类似情况的国家的金融史的话，就会发现，这些国家在加息的同时，往往采取本币贬值的政策。
本币贬值有两方面的副作用，一方面，会导致进口商品价格上涨，不利于抑制通货膨胀，一方面，会导致借入的外债偿还成本上升。但是有两方面的好处：一方面，减缓资本外逃，保护外汇储备在一个基本的安全线上，保持本币的汇率，避免外汇替代本币，确保本币的基本信用，一方面，可以增加本国出口，换取外汇，为本国维护基本的汇率提供条件。
除了拥有广阔流通范围的美元、拥有广大前殖民地的欧元和英镑，其他国家的外汇储备是为维持本币汇率的基本条件。外汇储备耗光，本币的下跌很难刹住车。主动贬值，可以为本币在一个较低的汇率站住创造条件，否则，一旦外汇储备耗光，万事皆休。
加息贬值，这是常见的第一种操作。
施行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时代，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张，必然伴随信用债务扩张。这些信用债务只有在不断扩大再生产，或者，货币不断扩张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全部偿还。
一旦停止采用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由政府插手创造的需求消失，民间承担税收或通货膨胀的损失，必然导致经济规模螺旋下降，大批信用债务无法偿还。
这些信用债务既包括由各级政府(联邦、州、县政府)直接或间接产生的债务，也包括一些没有来得及及时撤出垄断资本的债务，还包括一些大、中、小资本的债务，更包括大量的普通劳动者为了住房、消费、上学甚至维持基本生活所借贷的债务。
以美国为例，联邦政府的债务由美联储负责解决，州政府可以向联邦政府申请纾困资金，县政府可以向州政府申请纾困资金。
与华尔街关系密切，在华尔街有重要地位的大资本也同样有这样的特权。表面上看，这是大而不倒，他们太大，一旦倒下会给经济造成严重震荡。实际上，这些资本的做大，与他们与华尔街关系和在华尔街的地位密不可分。他们不倒，也是因为他们与华尔街关系密切，在华尔街地位重要。他们是因为与华尔街的关系而大，因为与华尔街的关系而不倒。
全部无条件纾困是不可能的，必然按照与华尔街的亲疏关系，根据可以承担的资金总量，安排纾困次序。当年，鲍尔森就没有对雷曼兄弟进行纾困。说到底，他来自高盛。赌哪些债务会得到联邦政府的纾困资金，是发财的捷径。逢赌必赢的前提，是知道后台操作，或者说，与华尔街关系密切。
剩下的其他资本和居民就只能自求多福了。如果他们没有足够现金储备偿，他们的现金流也受到冲击，导致他们无力偿还债务，那么他们的抵押物将归银行所有，拍卖之后，偿还债务。如果虽然拍卖了他们的抵押物，但是银行还是蒙受了严重的损失的话，那么这些银行就凶多吉少。
除非有国家信用的背书，否则没有一家金融机构能在金融危机之中绝对安全。哪些金融机构能获得国家信用的背书是有条件的。具体标准，可以参考前面对大而不倒的解释。相比之下，一些中小银行则没有这么幸运，他们只能自求多福。它们会跪求外来资金注入，建议债主变股东，定期债务变为永续债，提高利息哀求大客户不要挤兑提现。如果这些操作顺利的话，它们可能幸存，否则只能破产倒闭。
当然，这并不排除一些中小银行，当初就是作为华尔街的提款机而设立。这些银行贷款创造的货币已经在社会上流通，为其股东创造了相应的利润。这些银行已经失去了作为金融手套的价值，倒掉以后，一了百了。
债转股，转永续债，让一部分企业包括金融企业爆掉，默许一大批社会中下层破产，这是常见的第二种操作。
对没有印钞权，又因为前期的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负债累累的地方政府来说，如果联邦财政不全部兜底的话，改善本级财政状况，努力偿还债务，减少对联邦财政的纾困资金的要求是必然的选择。所以，开源节流是可以想象得到的政策。
能卖的都卖，能抛的都抛，各种资产，有人要就卖，卖了钱还债。
这些资产包括并不限于地方政府拥有的企业股权、能收费的基础设施(自来水、煤气、轨道交通、电力、通讯、高速公路、水库、海港码头)、矿产资源、能卖得出价钱的特许经营权。
资本不是慈善家。资本买入的每一样资产，无论是企业股权，还是基础设施，或者矿产资源，都是为了在日后产生利润。以尽量低的价格买入资产，榨取尽量高的利润，或者在日后以尽量高的价格卖出去，这就是资本要干的事情。
这些企业、基础设施，本来是用税收或者以政府信用举债建设的，最终被廉价打折甚至赔本甩卖，卖出以后，成为资本的摇钱树和榨油机。而各种各样的特许经营权，则相当于盈利牌照，抛开巨额利润不说，还会对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比如，美国、英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上市的私营监狱。地方政府与私营监狱管理公司之间签订“丧权辱国”的条款，保证监狱的入住率，保证监狱的利润，否则就要按照合同提供若干的财政补贴。
再比如，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垃圾处理也由私营企业垄断。居民要按照私营企业的要求缴纳垃圾处理费，政府要保证垃圾总量、可再生垃圾回收品的销路，如果私营企业的利润低于某一个水平，政府还要提供补贴。
当然，资本获得巨额利润的另一面，必然是社会中下层背上沉重的经济负担。
地方政府为什么这么低三下四?廉价出售企业、基础设施和特许经营权的原因，除了地方政府陷入债务危机，火烧眉毛，不得不砸锅卖铁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能够廉价收购这些企业、基础设施和特许经营权的，都不是外人。这些人早就对这些摇钱树和榨油机垂涎三尺，自然要推动通过相关的政策。
这些人在各级政府使用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时候，获得巨额利润，当地方政府陷入困境的时候，他们用巨额的利润，廉价收购由地方政府控制的各种资产。他们能赢两次，这就是双赢。
地方政府半卖半送，砸锅卖铁，为了获得现金还债，也为了满足一些人的利润，抛售一切可以抛售的东西，这是常见的第三种操作。
相应的，那些被抛售的企业的员工，就没有这么幸运了。资本控制企业之后的第一件事，是掌握一切资产，第二件事，往往就是裁员。把财物控制在手里，然后减人。
原先的联邦、州和县的企业，现在的私营企业的工作人员的工作岗位，往往凶多吉少。政府官僚管理的机构，往往喜欢扩大部门。资本管理的企业，则喜欢提高利润。
美国州县政府还会压缩一切人员开支，比如把现有岗位合并，现有人员辞职、退休后，不再招录正式公务员，把相应工作转交给社会聘用人员，甚至服务外包给相应的公司承担。这种思路，其实与美军大量雇佣民间劳动力，从事非战斗岗位工作一样。都是为了压缩人员开支。
公务人员的工作是为了完成上级指令，企业则是追求利润。高级官僚要考虑民意和舆情，企业则不必。高级官僚个人臭名昭著的话，很难保住自己的位置。一家企业臭名昭著的话，必然增加公关投资，改善与媒体的关系，使用各种方式，封杀对自己不利的新闻，制造对自己有利的新闻。实现这种能力所需要的资源，是高级官僚个人所不可能具备的。
美国监狱私有化已经带来一系列的恶劣影响，医院、学校等公益性机构也开始大规模私有化。
美国政府拥有全球最强大的武装集团，在社会动员能力方面却远远不如社会主义国家。这是因为美国各级政府把本级政府规模压缩到极限，一方面压缩财政支出，一方面为资本控制社会成员创造条件。
一些人宣传小政府大社会，这些人有意隐瞒，社会不是平等的，是控制在垄断财富的少数人手中的。小政府大社会，实际上，是小政府大资本。
压缩人员开支，裁撤机构，为资本的社会权力扩张创造条件，这是常见的第四种操作。
既然压缩了人员支出，自然也要压缩社会福利支出。
社会福利支出，是美国等西方政府支出的大头。早期的资本主国家，基本没有任何社会福利。出现社会福利，是为了降低社会底层的反抗。苏联建立以后，为了维护社会稳定，西方国家开始效仿古罗马，为社会底层提供“面包和马戏”。其中，社会福利是面包，娱乐至死是马戏。
苏联解体后，外来竞争压力减小，资本善财难舍，减少社会顶层为维护社会制度提供的支出，增加对中层以下的剥削。社会福利渐渐演变为社会中下层提供金钱，为社会顶层提供利润，为社会底层提供最基本的生存条件。在社会中下层负担日益加重，实际收入不断下降的前提下，如果不增加对社会顶层的税收，西方国家的社会福利本身就有无以为继。
资产阶级政府正好可以借机顺水推舟，把责任推给经济形势不好，趁机减少社会福利的支出。不过，虽然减少了社会福利的支出，但是资产阶级政府，并不打算减少对社会福利资金的征收。
征收不变，该收的还是收一个子也不能少。支出减少，各种用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压缩福利支出。这是变相的赖账。
不从社会顶层征收，而是从社会中下层征收，补贴底层，同时满足顶层的利润，本身就无以为继。当初推行这样的政策，就是搞朝四暮三，让社会底层安分守己别闹事，对抗苏联的压力而已。苏联解体了，自然就要变卦了。
削减住房、养老、教育、医疗等社会福利，是常见的第五种操作。
除了节流，必然还要有开源。
前面提到的地方政府砸锅卖铁是开源，增加税收也是。不但地方政府有增加税收的动力，联邦政府虽然有印钞权，但是也有增加税收的动力。
债务规模不变，多收税就可以少印钞。印钞看似简单，但是治理恶性通胀实在困难。相比之下，增加税收就简单多了。
一般来说，许多国家的各级政府的理性选择都是债台高筑，债务整理，挖地三尺……各种潜力用尽之后，才考虑印钞。当然，蒋介石领导的南京反动政府那样辖区内经济崩溃，失去征收能力的政权的理性选择是另一回事。那样腐败透顶的政权已经难以有效征收税负，只能首选印钞。
增加的税收必然主要由社会中下层承担，这是无须过多解释的。对社会顶层是不能加税的，政策的制定者是他们本人或者他们的代理人。何况，他们的绝大多数财产如果没有建立可以合法避税的基金会的话，往往已经转移到免税的离岸金融中心。
如何具体做到，如何做到逮住蛤蟆攥出尿，各村有各村的高招。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有望在未来进一步提升资产阶级政府的征收能力。
以各种理由增加对社会中下层的税收，是常见的第六种操作。
引入外资，可以改善困境。
鼓励境外产业资本进入，可以增加新增投资，刺激经济，扩张经济规模，增加就业，缓解经济危机。
鼓励境外金融资本的进入，可以增加外汇储备，保证本币的信用，减少维护本币信用所需的加息幅度，减轻本币的下跌幅度。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往往不惜一切代价，吸引外资。既然已经对国内的金主跪下去了，再多跪一次，也无所谓。何况，如果境内、境外的资本没有勾结的话，还可能彼此竞争，使政府在砸锅卖铁的时候，处境相对好一些。
表面上看，吸引外资进入，由外资替本国金融资本买单，可以减轻本国中下层的负担，缓解本国的危机。
现实之中，则是另一回事。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一切馈赠都已经在暗中标明了价格。
外国资本帮助本国缓解危机，代价就是交出本国的经济主权。
要境外资本进入本国投资并不容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资本会权衡风险和利润的关系。如果不能像美国那样，有能力在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引起全面的动荡，让本国成为境外资本的避风港，那么要境外资本进入本国接盘，就要给境外资本足够的利润抵偿风险。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直希望把他国整合为自己的经济殖民地，平时向他国要求利润，危机时刻向对方转嫁损失和危机。
一般情况下，各国对外来资本都高度警惕，设置各种壁垒，包括并不限于行业准入、持股比例等限制，以免境外资本渗透本国，控制官僚和境内资本，进入国计民生领域，垄断经济基础，插手上层建筑。
处于危机的国家，则往往会在国际资本的要求下，主动放弃对境外资本的壁垒，任由境外资本横冲直撞。本国资本会投靠境外资本，成为买办资本，为虎作伥。
有境外资本为靠山，本国资本狗仗洋势，加紧对中下层的搜刮和压榨。
本国资本往往也能看到其中的利害关系，乐于选择主动推动境外资本进入本国。某韩国电影中，代表韩国政府对接IMF代表团的某韩国高官扮演的就是这样的角色。
正常国家在正常时代，完全不可能采用的政策，在危急时刻则完全可能通过。对这些国家的领导层来说，是病急乱投医;对境外金融资本来说，是趁火打劫;对境内卖国无门的精英来说，则是大好时机，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借助境外势力，担任买办，成为人上人的机会，万万不可错过。
在本国领导层颟顸短视，境外资本跃跃欲试，本国精英集团蓄谋已久，本国人民没有发言权的情况下，比如当年的韩国，完全可能出现以丧权辱国、有利于本国买办和境外资本的条件为代价，吸引境外资本进入本国的经济政策。
牺牲本国经济主权，吸引境外资本，短期内缓解危机，长期则沦为他国经济殖民地，是常见的第七种经济政策。在相对落后的国家，比如遭受东南金融危机打击的泰国、韩国，更容易出现这样的经济政策。
对一些国家来说，境内还有一些没有被资本控制的生产资料。与之相对，与这些生产资料相对应的劳动力，也没有完全被剥离。
因为这些生产资料没有被资本控制，没有上市交易，这些生产资料还有吸纳货币的潜力。
因为与这些生产资料对应的劳动力的联系没有被完全切断，资本无法把这些劳动力压榨到极限。
如果把这些生产资料与劳动力相剥离，那么至少能有两方面的好处：
一是可以在一段时间内继续使用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政府出面，直接或间接剥离这些生产资料，然后把这些生产资料转手卖出，无疑可以极大缓解财政压力。多余的货币涌入这些生产资料，短浅内，这些生产资料可以起到蓄水池的作用。
二是可以进一步压低本国劳动力的价格，增加出口。由于长期使用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本国已经出现通货膨胀的趋势，劳动力价格优势已经逐渐丧失的情况下，切断劳动力的退路，无疑可以进一步压低劳动力价格，重获价格优势。
把劳动力与生产资料剥离，可以在由于使用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已经山穷水尽的时候，对内继续采用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对外大规模倾销商品。
对内使用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对外压价倾销，继续续命，岂不美哉?
强行剥离一部分劳动者与生产资料之间的联系，是一种邪门歪道的经济政策。使用这样的经济政策，需要有一定的前提条件，不是每个国家都具备这样的条件。当年英国贵族，圈占土地，把农民从土地上驱离撵进工厂，只是做了一半。当年美国政府把印第安人从祖辈生活的土地上驱离，出售土地缓解财政压力，也只是做了另一半。纳粹德国无偿占有了犹太人的财产，并没有把犹太人大规模变为廉价劳动力，而是把他们送进了死亡集中营，也只是做了另一半。
不过，一旦使用这样的经济政策，效果奇佳，风险也奇大。
英国贵族、英国工场主、美国政府、美国土地投机者、美国金融资本家、纳粹高官、容克地主、德国大资本家，都发了大财。至于代价，不展开讲。
并不排除其他有条件的国家在经济危机时期，效仿当年的英、美、纳粹德国采取类似的经济政策。
把劳动力与生产资料剥离，为对内继续使用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对外低价倾销创造条件，这是有条件的国家可能采用的第八种经济政策。
如果本国国内没有可以剥离的劳动者和生产资料，那么国际上有。
只要战胜了其他国家，就能无条件没收他国公民的财产，把其他国家的劳动者变为奴工。
毫无疑问，这将为本国资本创造利润。至于是否提高本国中下层的待遇，则看本国资本的需求。一般来说，为了扩张领土、镇压异国人民，本国资本需要本国中下层提供兵员，所以往往会提高他们的待遇，并给他们灌输民族主义的思想。当然，在未来的AI武士的时代，资本不再需要本国中下层提供兵员，是否还会如此善待他们，让人怀疑。
在危机时期，社会动荡，统治阶级从维护统治的角度出发，即使不对外扩张，也有必要加强国家机器，并增加相应的开支。
强化国家机器，对内巩固统治，对外伺机扩张，这是常见的第九种政策。这种政策不是经济政策，但是也是常见的政策。
这些政策共同的特点是为资本创造利润，让中下层承担损失。如果我们承认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话，就会知道在生产资料高度垄断的时代，所有的经济政策必然有利于控制生产资料的一小撮人，并为他们的利益所服务。利润是这些政策的动力。另一方面，政府政策的选择必然是针对阻力最小的方向。经济处于劣势的社会成员，也必然是在政治上处于劣势的社会成员。显然，让他们承担损失的政策，是阻力最小的政策。动力和阻力项结合，两者互相作用，就会出现以上提到的那些经济政策。
退出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本质上看，就是政府在恶性通货膨胀的压力下，对经济选择由滞涨沫崩中的涨沫，转变为滞涨沫崩各选择一部分，与使用凯恩主义经济政策掩盖的经济危机相比，是一场烈度更大的经济危机。
所以，政府在退出凯恩斯主义时期采用的经济政策，往往与一般的经济危机时期所采用的经济政策，颇有相同之处。
不过，相比一般的经济危机，退出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所导致的危机，有二个的特点，一是政府财政严重透支，二是通货膨胀压力极大。
所以，此时政府采用的经济政策，往往还有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相对从紧的特点。注意，这里说的是相对从紧。政府仍然可能保持天量赤字，赤字不断快速增长，货币供应量仍然可能继续大幅增加。但是，这样的赤字和货币总量，并不能满足维持所有债务都能被偿清的程度。
对普通人来说，此时的经济动态波谲云诡，极难判断短期的趋势。
有人认为既然会发生通货膨胀，就不如增加债务，购入资产对抗通胀。其实，低收入和高生活成本并不矛盾，随着生活成本的提高，收入未必会大幅增长?还有人认为通货膨胀的时候，进入资产市场可以保值。实际上，高生活成本和资本市场收割也不矛盾，生活成本高企的时候，进入资本市场投机，并不安全。
看过前面的分析应该知道，凯恩主义经济政策，是政府为信用的资本的盛宴。资本获得了大量的利润，暂时没到盛宴结束的时候而已。政府退出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到了资本第二次获得巨额利润的时候。
在资本主义国家，享受盛宴者是确定的，中介是确定的，买单者是确定的，买单的方式则是灵活多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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