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从2008年金融危机到今天，全球经济脱实向虚的后果已充分显现。如何在回归经济良性发展的基础上促进社会公平，是各国面对的主要问题。本文认为：只有存在公有产权，才可能发生财产收入的公共分享。
通过提出新的经济增长理论框架，创设“货币部类构成”这一概念，本文深刻分析当前经济中消费不足、泡沫过多的成因，指出：在虚实二元经济时代，若由市场机制包办资金配置，资金必会日甚一日地脱实向虚；而简单地将资本引向实体经济也并不能充分解决问题，因为资产使用的效率或者说要素生产率同样重要。
认为，中国有必要发挥好公有制优势，进一步解决供需两侧平衡问题，关键是：(1)明确供给侧改革核心——促进结构正确、恰当的投资；(2)建立适应供给侧改革的资源配置机制，主题是对基础性战略性资产的宏观战略投资；(3)明确需求侧的真正问题——作为消费来源的收入分配问题。(4)真正落实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方针。
创造性地提出两个建议：第一，设立国家级的民生资产投资与共享基金，把收益用来建立中国版“基本收入保障计划”，帮扶补助低收入群体；第二，增设一类长期资本便利类新产品，对国家宏观战略投资基金体系及国家超级工程定向发行。未来中国应培育和扩大资本融资类产品，扩大社会直接融资比例，补齐国家基础性战略性资产的结构性短板，真正促使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创造出结构与速度统一的高质量增长新阶段。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21年第3期（6月刊），原题为《虚拟经济的发生原理与中国经济的避虚向实——中国发展道路的新政治经济学》，仅代表本人观点，供诸君思考。
本文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出发，以当代货币符号化、信用化及其引发的虚实二元经济为考察对象，提出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理论框架；再以此理论解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成就，并对实现未来几十年结构与速度相统一的高质量发展进行宏观战略层面的讨论。
▍资本运动总公式与经济运行总过程
马克思的G-W-G’资本总公式代表了企业或经济运行的总过程，它包含了三段（图1）：（1）预付货币购买生产性资产，如机器设备、原材料、劳动力等生产资料，即现代经济学话语中的生产要素。经此过程，货币转为生产资本。（2）生产资本在生产过程中通过物化形态变为产品，即生产资本转化为商品资本。（3）商品经由市场销售过程，转化为回流的货币收入，其中包含一个增加值，即剩余价值。
马克思强调，生产过程是剩余价值或经济增加值的关键过程。
在社会-宏观层次，资本总公式解释了货币、生产性资产、生产值这三个核心变量及其相互关系。细而论之，不理解货币，便不理解生产性资产；不理解生产性资产，便不理解产值。在微观，即不理解企业营收；在宏观，亦即不理解生产总值或经济发展。
▍货币变性与虚实二元经济
近50年来，以美国为典型代表的经济体系发生了结构性的乃至划时代意义的变形。货币变性、金融变异催生了一个以资产（主要是金融资产的制造与交易）为内容的部门，即虚拟资产经济，其规模与影响如果不说远远超越原有的实体产业经济，至少与后者平分秋色了。这种情况在当代美国已经催生了历史上未曾见过的新型二元经济，姑且名之为“虚实二元经济”。
实体产业经济和虚拟资产经济构成了当代美国的二元经济。实体产业经济中用生产性资产制造物质产品和服务，形成生产总值，比如常说的国内生产总值，即GDP经济；虚拟资产经济是形成包括股票、期货、期权等各类有价证券的金融资产，可名之为“国内证券总值”（Gross Domestic Securities），简称为GDS经济。GDP经济是实体产业活动，GDS则是虚拟资产运作，二者相对规模是经济证券化率，标志着国民经济证券化或虚拟化的程度。
两种不同性质的经济活动对应两种不同功能的货币。或者说，同样的货币因为被虚实两类经济活动使用，履行了不同功能，从而形成了实体经济中的货币与虚拟经济中的货币这两类货币，简称为实钱与虚钱。因此，在货币量之外，货币的结构也很重要，有必要定义货币部类构成。货币部类构成可用来度量货币虚拟化程度。
资产也可分为生产性资产和金融资产两类。生产性资产如前所述，是实体产业中运行的资产（也称生产要素、生产资料），记为GDA（Gross Domestic Assets）；金融资产则是金融市场中运行的资产，如前所述可记为GDS。由此可以得到一国的资产部类构成。资产部类构成可用来度量资产虚拟化程度。
由货币部类构成与资产部类构成定义可知，两者之间呈正相关，即
形式上看，这个公式可以说是同义反复，但有必要区分。因为虽然虚钱产生GDS，但二者数量上不同，万亿级的GDS也许只需要千亿级的虚钱就可正常交易。
▍虚实二元经济中的货币、资产与增长
经济形态已变成虚实二元结构，现行主流宏观经济学研究的仍只是实体产业经济，自然与实际的宏观经济运行脱节了。因此，迫切需要宏观经济学的实质性创新。本文抛砖引玉，提出如下命题。
（一）货币部类构成与经济增长率
现行宏观经济学认为货币扩张通常可提振总需求，提高GDP水平。但在虚实二元经济中，货币量的扩张并不等于实体经济的货币量增加，更重要的是增量货币进入虚拟经济与实体产业经济的比例，即货币部类构成。
可以证明，货币部类构成的提高必然导致经济增长率的降低。进一步说，增量（即边际）货币部类构成的提高导致短期增长率下降，而累积性货币部类构成上升则必然导致长期增长率的下降。这是因为货币部类构成的提高等于货币总量中虚钱占比更高，实钱占比更低，资产更加虚拟化；而资产虚拟化越严重，总资产产出率越低，因为GDP经济中的资产产出率显著高于GDS经济中的资产产出率。这个道理简单明了：生产性资产（GDA）的运行是生产过程，直接成果就是GDP，而金融资产的直接作用不是GDP，而是证券总值GDS。当然，证券市值的增大会通过财富效应提高消费需求，间接增加GDP，但这个作用有限，与生产性资产对GDP的提升能力不可同日而语。
由上述论证可以推导出：货币部类构成与经济增长率是反向关系。货币部类构成越高，资产虚拟化程度越高。作用于GDP生产的资产权重越小，总资产（或要素）的生产率就越低，同量货币与资产带来的经济增长就越小。
（二）货币部类构成与价格水平
菲利普斯曲线是现行宏观经济学的基石之一，它强调经济增长与物价上升有替代关系，也就是说货币扩张在促进就业与增长时，也会造成通胀。但在当代虚实二元经济中，价格有了两种含义：一是货物与劳务的价格，即物价，这是通货膨胀的关注范围；二是金融资产的价格，即资价，这是资产泡沫研讨的范围。因为同样的货币既注入GDP经济，作用于增长与物价水平，可能产生物价上涨即通货膨胀；同时也注入GDS经济，作用于资产增值与资价水平，可能产生资产泡沫。由此，货币与价格水平的关系就复杂化了。
近几十年的经验观察表明，货币部类构成的提高与物价负相关，而与资产泡沫正相关。因为在货币总量既定的情况下，虚钱占比大了，实钱就少了；而虚钱作用于证券总值和资价，实钱作用于物价，所以虚钱比实钱越多，则资价吸金越多，物价吸金越少；结果自然是资产泡沫频现，而物价上涨却很少见。
（三）货币部类构成与收入分配
现行宏观经济学对收入分配问题鲜有论述。但在研究经济增长时，俄裔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提出了收入不平等程度变化的倒U形理论，即工业化早期由于大量剩余劳动力存在，工资被压低；但随着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持续增长，剩余劳动力不复存在（以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瑟·刘易斯命名的“刘易斯拐点”），此后工资水平较快上升，由此产生收入不平等程度先升高后下降的现象。这个理论大体上契合了战后至上世纪80年代之前发达国家的情况，虽然有学者指出个中原因不仅在劳动力供求变化，更有两大阵营政治、经济竞争的压力使然。
然而，自上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大行其道以来，发达国家的收入分配两极分化再次爬升。托马斯·皮凯蒂的系统实证研究揭示出“r（财产收入增长率）>g（经济增长率）”这一持续多年的事实。既然财产收入增长快于经济增长，而经济收入由财产收入与劳动收入构成，所以“r>g”等价于财产收入增长快于劳动收入的增长。
为什么近40年来会有持续不断的财产收入快于劳动收入的增长呢？究其原因，还是经济虚拟化。在GDP经济中，资本、劳动、人力资本等三种要素参与收入分配，形成初次收入分配；而在GDS经济中，参与收入分配的只有资本与人力资本两类，普通劳动者在整体上是不可能从金融资产交易上获得收入的，这不仅是由于他们缺少参与“钱生钱”游戏的资金，更由于金融市场的权势结构，普通人往往成为被金融权势集团收割的“韭菜”。
综上所述，可以得到如下结论：货币部类构成提高与收入分配平等是反向运动；因为GDS经济占比越高，财产收入增长超过劳动收入增长的幅度越大；又因为货币部类构成越高，则金融资产和GDS经济占比越高，所以货币部类构成提高的结果自然是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
（四）金融市场化与货币部类构成
前文说明了货币部类构成对于宏观经济绩效（经济增长率、价格水平、收入分配）的决定性作用。但是，货币部类构成的变化又是被什么力量推动的呢？
经验观察表明，自撒切尔-里根以来的40年中，发达国家的货币总量扩大至天文量级，远远超过了GDP增长的内在需求。与此同时，物价水平代表的通货膨胀长期稳定，金融创新、资产证券化、金融衍生品则异军突起，使得金融资产的规模持续超前增长，其与GDP的倍数不断刷新。货币部类构成的提高成了这个经济时代的长期趋势。
为什么近40年来的货币部类构成出现了长期提高的趋势呢？究其根源，在于金融市场化，即市场配置资金的金融运行机制。为什么市场化配置资金会造成货币部类构成提高呢？一方面，这是因为虚钱用于金融资产，而金融资产的供给比实体产业资产的供给远为简便快捷、低成本。实体产业资产涉及土地、厂房、机器设备、能源材料、人力劳力等。而金融资产的生成无须什么物质投入，往往只是少数聪明脑袋加上电子计算机就行。另一方面，这又是因为对金融资产的需求也比对实体产业资产的需求更强大，也更容易形成。今天，在“金融创新”旗号下出现的种种“金融产品”，尤其是结构复杂的金融衍生品，背后的基础资产其实既看不见，也说不清，很容易就成了交易所里的合法赌具，挑逗与引诱人性深处赚快钱的欲望。毕竟，与办实业生钱相比，“钱生钱”的游戏能吸引到的人和钱多得太多了。
总之，若由市场机制包办资金配置，资金必会日甚一日地脱实向虚。市场化金融体系对虚钱有虹吸效应，即虚拟经济对货币的吸引力远远超过乃至碾压实体产业经济。所以，金融市场自由化程度越高，则货币总量中的虚钱越多，货币部类构成相应越高。
概而言之，本节的理论逻辑包括三个环节：（1）市场化金融与货币部类构成存在正向因果关系，即金融市场化程度越高，货币部类构成越高；（2）货币部类构成与宏观经济绩效存在因果关系，即资产虚拟化程度越高，则GDP增长率越慢，资产（要素）生产率越低，与此同时，通货膨胀越是被资产泡沫化替代，收入分配越是两极分化；（3）因为货币部类构成与资产部类构成是同质同构的，而资产部类构成直接决定宏观经济绩效，所以货币部类构成间接决定着宏观经济绩效。
▍实体经济中的货币、资产与增长
即使货币扩张面向实体经济，是否就一定能带来可持续增长呢？非也。
货币进入实体产业形成生产性资产，或多或少会带来一定的经济增长。但是，资产使用的效率或者说要素生产率同样重要，它与生产要素规模共同决定经济增长的多寡和能否持续。因此，决定货币扩张对经济增长长期效应的关键在于：在供给侧，如何使货币增发形成的生产性资产能够带来可接受的要素生产率，从而成为有效资产，而不是过剩或低效的不良资产；在需求侧，如何使消费需求与生产供给的增长保持平衡，避免不合理的产能过剩。
在供给侧，宏观上的关键是正确把握和理解资产类别。为此我们需要分析一下国民经济的资产大类与合适的资源配置机制。
上表的四类资产中，前两类资源的主导性配置机制基本上有广泛共识：企业内的生产资产主要靠市场机制解决；社会公共服务所需要的资产主要由政府埋单，通过公共财政预算安排来配置。目前缺乏研究且缺乏共识的是，对于宏观层面的基础性战略性资产（Basic Strategy Asset，BSA），应该适用什么样的资源配置机制？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理解基础性战略性资产的特征。在图3所示BSA的八大特征中，特征①~④决定了市场与公共财政均不适合作为其资源配置机制，特征⑤~⑧决定了非市场的宏观战略投资平台是适合的机制。
在总需求方面，投资需求不可能长期扩大，故重点在消费需求。消费的愿望大家都有，关键在于有无购买能力。因此，需求的基本决定因素是收入，离开收入水平谈刺激消费，只能是空谈。这又关系到劳动收入与财产收入的比例。在货币扩张、虚拟经济优先增长的趋势下，劳动收入占比随之持续降低，财产收入占比则持续上升，但富人（财产收入）的消费倾向显著低于穷人（劳动收入）。因此，财产收入与劳动收入相比越是超前增长，贫富差距越大，则消费增长越是滞后于GDP增长，生产过剩越严重。
改善收入分配、缩小贫富差距，是提振消费需求、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重要基础。难题在于，在财产收入的权重加大且集中于少数人群的背景下，仅仅依靠税收与转移支付为主的财政政策进行收入再分配，不可能扭转贫富两极分化趋势。战后西欧诸国实施高税收、高福利的福利国家制度，虽收一时之效，但坚持了二三十年就弄得财政赤字累积扩大，尾大不掉，最终将国家拖到破产边缘。既然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的根源是财产收入份额过大和过于集中，解决之道便应是财产分配方式的创新，以及打造一定程度的全民财产。前者要求反垄断、反操纵，根治金融业的“大而不倒”现象；后者则涉及社会的宏观产权结构，因为只有存在公有产权，才可能发生财产收入的公共分享。
总之，在货币扩张主要流入实体经济的条件下，能否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取决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方面的制度安排，二者都与国家的经济体制息息相关。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有不同的资产类型结构与不同的收入分配结构，故而需要不同的发展战略及相应的制度安排。这意味着任何一种战略和制度安排都只具有历史阶段性的正当性，不存在永恒且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最佳制度。
▍中央银行与货币
既然货币部类构成对虚实二元经济中的宏观经济绩效具有根本性作用，那么就有必要正确理解货币部类构成是如何形成的，这就涉及中央银行的职能和货币发行方式。
（一）虚实二元经济与央行职能的变化
虚实二元经济产生的前提是货币脱锚，成为信用货币，其发行不再受物质条件限制，而取决于货币发行的决策机构。即使在标榜央行独立性的美国，近几十年货币持续超发也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这背后则是美联储作为央行的功能变异。
一是财政货币化，即财政赤字由央行埋单。此势头由里根时期开启，虽有多次国会限制赤字的法案，但财政赤字还是越来越大，屡创新高，似无达峰之日。二是财产货币化，即央行直接购买股票、股权及企业资产。此现象自2008年金融危机时引起关注，原以为是短期应急之举，但至今不仅未消，而且似成常态，极端者如日本央行已持有日本股市约40%的股票。三是消费货币化，家庭消费乃至收入由政府提供，由央行埋单。此事过去只发生在危机时期，平时仅对少数贫困人口实行。但去年以来，疫情暴发导致美国政府面向广大人口无偿发放货币收入，且至今尚未退出，似乎又要以缩小版的形式成为一种新常态。四是国际债务货币化，即央行发行货币为国家的对外债务（包括贸易赤字）最终埋单。这事在美国发生已是经年累月，依仗的是其“二战”后如日中天的综合国力优势及衍生出的美元国际货币地位。但近几年因美元超发过度，引发国际性货币投资者的不安：前有美国内部核心资本悄悄减持美股，后有日本的外汇盈余转投全球资产，以及近年瑞士超常规对外发行货币，转换成全球资产配置等。
上述种种变化，标志着央行实际上为政府、央企乃至家庭消费承担了无限责任，成了国民经济发展后果的最终背书人，货币超发因此成为常态，催化着经济虚拟化的日新月异。
（二）央行货币发行方式与货币部类构成
金融市场运作的内在趋势是虚钱比实钱的权重长期提高，而金融市场的资金源头是央行的货币发行，央行的货币发行方式因此决定了货币部类构成。
央行的货币发行方式是通过央行资产负债表结构表达出来的。央行发行的货币是基础货币（下称“央币”），在央行资产负债表（下称“央表”）上记在负债方；央币发行方式则指央表上的资产科目及其结构或权重，常用的资产科目有主权类（如黄金、特别提款权）、债权类（如对储贷机构即商业银行的应收账款及债券）、外汇类、股权类（央行对某些经济主体出资所形成的广义所有者权益，包括股权、股票以及期限超长的特种债券等）、国债类。
但从本文角度看，以央币究竟是流向实体经济还是虚拟经济为依据，区分两大类别集合才具有分析意义。从这个角度看，与债权类和外汇类科目对应的央币，在发行后往往流入金融市场，运用方式在总体上遵循市场规律和市场机制，因此商业银行获得的央币与虚钱占比提高直接有关。与超长期特种债券及国债类科目对应的央币，其流向取决于发债主体的目的：如果其将发债所筹资金主要投放于实体经济，则提升实钱占比；反之，则相反。至于股权，对货币部类构成的影响取决于股权发行者的属性：如果是市场化金融机构的股权，则其所获央币的效果和商业银行一样；如果是实体经济主体的股权，则其获得的央币越多，则实钱越多，对货币部类构成的平衡力量就越大。
总结起来，央表资产项目中，面向实体经济主体和定向用于实体经济项目的股权、国债、特种债券等科目可统称为“实体导向型资产科目”，这类资产科目的权重与货币部类构成有反向关系，即央表实体导向的资产科目占比越高，则货币部类构成越低；反之，商行债权及外汇占款等非定向央币占比越高，则货币部类构成越高，货币虚拟化程度上升。
▍中国发展道路的新经济学解释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形成了有着独具特色的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毛泽东时代（1949~1978年），主题是国家统一、独立主权、初步工业化，以及相应的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探索；第二阶段是邓小平时代（1979~2012年），主题是改革开放、接轨世界、工业革命，以及相应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演进；第三阶段是习近平时代（2012年以来），主题是民族复兴、人民幸福、高质量发展，以及相应的社会主义3.0版的建构。
自成立之日起，新中国就处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敌视、封锁和包围的环境之中。但是，从1952年至1976年，新中国仅仅通过24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堪称撼动世界格局的伟大成就和建基式的经济发展，取得了相比于任何现代第三世界国家都极为独特的成就。虽然“文革”时代发生种种混乱与破坏性后果，但在毛泽东时代形成的国家基础性战略性资产积累和初具规模的工业化体系，以及成功进入联合国与中美关系正常化所创造的和平发展机遇期，为邓小平时代中国经济的腾飞奠定了坚实基础。
邓小平时代继承了毛泽东时代开创的大国地位，果断地抓住了世界格局变动的战略机遇，通过与美国正式建交，为新一轮经济发展确立了国际环境的保障。与此同时，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实现更高质量的生产要素在中国集聚；坚持以发展实体产业经济为目标，大尺度开放商品和一般服务市场，但坚持并改进对货币、金融、土地及其他重要生产要素的国家管控；通过改革促进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激活了千千万万普通人创新创业的活力和创造性；最大限度凝聚了国内外两种资源，利用了国内外两种市场，成功实现了中国新一轮波澜壮阔的工业革命，建成了规模最大、行业最全的中高端现代产业体系。
以政治经济学视角观察，与毛泽东时代比较，邓小平时代的发展道路有工作重心与战略战术上的大胆创新，更有国家体制与发展布局等宏观层面的连续性。这一时期不仅继承了前一阶段全力发展实体产业经济的定位，在货币政策领域也创造出多种带有中国特色的操作方式，使央行货币扩张持续定向投放于实体经济发展的结构性短板，形成基础性战略性资产。
比如，以附加税方式形成国家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用征收机场建设费和通信装机预收费的方式筹措机场与电信发展的长期资金。又如，以分税制、土地收益倾斜地方以及住房商品化的政策组合，催生了土地财政；而以国开行为代表的开发性金融机构依托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定向注资于区域综合发展计划，使土地财政深化为土地金融，引导原来将此类贷款视为畏途的商业银行相应跟进，从而形成了长达20年的开发区建设、地方基础设施投资和快速城市化三大世界级现象的发展。这一系列政策安排的结果，是中国制造业史无前例地超常规增长，使中国成为世界级制造业和大基建产业链的一流强国，并且同步演化出中国特色的融合中央战略领导力、地方政府的发展竞争力和市场体系的企业创新力的三维市场经济，创造出连续30年GDP平均增速接近10%这一史无前例的中国发展奇迹。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新时代中国发展的内外环境做出了两个“从来没有”的精辟判断：离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从来没有现在这么近，面临的危险从来没有现在这么严重。前一个“从来没有”指的是邓小平时代中国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拥有了世界最大规模的制造业和一流国内市场，为实现中华崛起的百年愿景创造了强大的物质条件。后一个“从来没有”则指前一时代的发展也遗留下诸多不平衡问题：就国内而言，从信仰缺失、生态恶化、环境污染到道德衰退、社会风气不正，从资本强横到收入分配两极分化；国际方面，世界霸主美国开启将中国视为头号战略对手的遏制战略，最终升级成特朗普任期内的对华贸易-科技-金融-国家安全的综合战，一时间似成黑云压域之势，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外部挑战。
正是基于对新时代治国理政新环境的清醒判断，以习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一方面以罕见的果决与勇气，刮骨疗伤，激浊扬清，拨乱反正；另一方面总揽全局，面向未来，规划两个百年宏伟蓝图，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其灵魂所在，乃是以民为本，人民利益为中心。对内基本方略为二，一是高质量发展，二是深化体制改革；对外则拥抱世界百年变局，一手抓新型大国关系，一手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的“一带一路”倡议。积九年之功，坚冰已破，航路已通，中国共产党领导14亿中国人民，正满怀自信地行进在第二个百年目标的大道上。
以政治经济学视角观之，新时代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需要进一步解决供给侧改革与需求侧平衡的问题。
其一，明确供给侧改革的主题与内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本义应是产业结构的全面升级，其结果是产品结构的升级。从马克思的资本运动总公式可知，要实现世界先进水平的产品结构，必须先有生产性资产的规模与质量的迭代性升级，包括科技、人力及劳动者、生态环境、能源资源四大要素，以及供给量、品质、成本、期限四个维度，其目标是建构高可靠性、高创新度的国家生产性资产体系，支撑与保障产品结构走向并保持世界先进水平。这一过程必定漫长且充满挑战，其内涵则是天文量级的投资。唯有足够量级、长期不断的明智投资，才可能打造出世界级的前沿产业群。我们拒绝粗放低效的盲目投资，但要拥抱面向创新、推动结构升级的投资。由此，投资具有双重性：在常说的“三驾马车”场景中，投资是需求侧；而在生产要素结构升级中，投资又成了供给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真正内涵乃是结构正确恰当的投资。
其二，建立与供给侧结构性升级相适应的资源配置机制。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准确理解两者之间的关系，至关重要。从总体上说，经济体系需由市场决定资源配置。但不同产业领域的生产力条件与战略地位差异很大，故不同属性的产业行业需要不同方式的政府与市场关系，即不同的资源配置机制。在量大面广的常规竞争性行业，企业是自身产能建设与生产运营的主体，市场是资源配置的合适机制；但在基础性战略性资产领域，因其内在的八大特征，市场机制趋于失效，而国家主导的战略投资方式则易于成功。供给侧改革讨论中多被提及的减税与企业减负，对广大市场化企业确实必要，但这并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题；真正的主题是对基础性战略性资产的宏观战略投资。
其三，明确需求侧的真正问题与可行的解决之道。投资、出口、消费“三驾马车”是讨论需求侧问题的起点。就投资方面而言，未来应大力推动对基础性战略性资产的宏观战略投资，进而带动市场驱动的各类企业投资。出口方面，国际超常购买力早已萎缩，未来中国的发展应转向民生为本；且2008年以来的调整已将贸易盈余从高峰时的GDP占比8.7%降至2019年的1.2%，故“十四五”规划明确了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因此，消费将成为今后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着力点。近年来，国务院通过家电下乡、乘用车补贴、扩大农保医保社保乃至小长假等方面的种种措施，大力推动居民消费；中国业已成为超过美国的世界最大消费市场，这些成绩来之不易。
但应该明确的是，除了教育、医疗乃至住房这些公共消费问题，消费需求的真正问题是作为消费来源的收入分配问题。中国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以基尼系数衡量）已经超欧赶美，背离社会主义原则甚远。为切实解决这一问题，近年来的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正在探索为广大农民提升收入水平的可持续道路；而在雄安新区试验的住房新模式，则设计了通过包容性住房新政间接扩大财产收入的共享性。前文已述，虚实二元经济中财产收入占比升高，是扩大市场固有的收入不平等，导致严重收入两极分化的结构性力量，故应对之道同样必须从财产收益权配置入手。设立与运营国家级的民生资产投资与共享基金，依托国家信用以多种方式（如国有股权划拨和发行特种国债）筹集资金，定向投资于具有长期稳定现金流的固定收益类资产，如水电管网、路桥收费权、城市居民区广场商铺等，再将这类资产以竞争方式委托给专业管理公司运营，其收益用于分红；再加上前述宏观战略投资形成的基础性战略性资产存在跨期收益递增的特征，其资产收益率会随人均收入的提高而长期上升，因此可以形成长期向好的可分配红利——这些全民财产带来的固定收益，如果能够用于创设中国版的“基本收入保障计划”，帮扶补助低收入群体，就能在不增加公共财政负担的情况下实现收入再分配。这种通过财产收入（而不是税收）的定向共享改良收入分配的模式，可称为1.5次分配。
其四，真正落实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既定方针。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是党中央久已明确的基本方针，但要真正落实确实不易。这是因为近年来我国金融资产的创设与交易规模经历了跨越式增长，似已达到覆水难收的临界点。由于市场金融内生的脱实向虚趋势，金融资产规模越大，国民经济虚拟化程度越高，长期发展越没后劲，收入分配越不平等，社会分裂越严重。扭转之道何在？
前文论及，经济虚化的关键在货币部类构成升高，而源头则在央行资产负债表的科目构成。原理上说，央行发行的基准货币（央币）流向商业银行的权重越高，则货币部类构成越高，导致经济越虚化。历史地说，改革开放30年里，我国外汇收入剧增，集中收汇自然是基准货币面向商业银行发行；后来因外汇收入下降，央行创设了几种“信贷便利”，也是面向银行体系，同样推动了市场化金融加速发展。近几年，央行着力扭转这一趋势，提出“精准滴灌”的说法，发行定向资金，但杯水车薪，且不易操作。如从本文理论视角观之，则出路在于战略上明确央币发行实行双轨制，即设立信贷便利与资本便利两个央币发行通道。操作上也不复杂，即保持央行现已熟练运行的信贷便利类产品，面向市场金融机构发行；另外增设一类长期资本便利类新产品，例如“长期资本融资便利”，对国家宏观战略投资基金体系及国家超级工程定向发行。
由此，央行便有了调控国民经济宏观结构的能力，既能调控虚实经济的比例，也能对冲实体经济中基础性战略性资产供给不足和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的内在趋势。影响所及，央行实为决定宏观经济绩效和国家长期发展命运的本原力量。因此，央行独立与货币中性说再无历史正当性；相反，人民本位与党的领导才是中国央行的阳光大道。
货币信用化对当代经济运行产生了革命性影响，导致人类进入虚实二元经济时代。在二元经济中，货币发行摆脱了货币自身供给侧的限制，而货币流入市场便有购买、支付、赋值各项功能，因此货币有能力形塑国民经济的性状。由此，央行拥有了通过控制货币总量及其发行方式影响乃至决定宏观经济绩效与国家长期命运的“魔力”。但是，信用货币的扩张弹性究竟带来何种长期后果，最终取决于如何配置货币、货币形成什么样的资产以及资产运行效率。鉴于市场化金融体系的内在趋势是货币部类构成提高和资产结构虚化，基础性战略性资产成为结构性短板，这对经济增长率、要素生产率、资产泡沫化以及收入分配两极分化均有根本影响。
因此，为了在货币金融领域更好地发挥党和国家的领导作用，强化与健全中国人民银行货币发行的产品结构，未来中国应在面向金融市场的信贷融资产品之外，培育与扩大资本融资类产品，从而扩大社会直接融资比例，补齐国家基础性战略性资产的结构性短板，真正落实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方针。如此一来，中国将有能力搞好结构性改革，在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做强前沿科技产业与全面产业升级、大规模积累生态资产与修复环境、大幅度改进收入分配多重目标的前提下，同步提升潜在与实际增长率，创造出结构与速度有机统一的高质量增长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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