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原来活跃于中国舆论界的由南方某刊物于2004年打造的公共知识分子逐渐退场了。这大概是新中国建立以来第一次采取的非运动的方式来解决意识形态重大问题的一个成功案例。它代表着人民的再一次觉悟和觉醒。这次觉悟和觉醒不仅有党的教育之功，而且也是中国人口更新换代、世界沧海桑田的必然结果。因为中国年轻人不如他们的父辈中的某些人那么高看美国了，中国到了找工作、结婚、生子年纪的年轻人感受到了高房价、高药费、高教育成本带来的压力，感受到他们与中国少数人相比在生活水平和发展前途上的天壤之别，他们不再如他们父辈中某些人鹦鹉学舌式地相信不问姓资姓社了。他们怀疑增长了，他们革命的勇气产生了。年轻人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世界终究是他们的。他们不能不为自己和自己的后代安排好所生活于其中的制度。老实说，在国外，资本主义已经臭名昭著了，剩下的唯一的选择就是在中国实现真正的社会主义了。
当中国刚刚开始改革开放时，一打开国门，许多知识分子被国外的高楼大厦车水马龙惊呆了。他们没有什么历史知识，也没有接受过多少系统的科学训练。他们以为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中国许多年轻的学子以为留学就是托福了。中国早年留美的许多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以为中国既然要搞经济建设，那么，美国的经验、美国的学术必然是可资借鉴的资源了。中国杂志介绍的美国那个老太太搞按揭贷款买房，必然是优于中国老太太攒钱买房了。现在，中国人发现，一切都不是那么回事。中国许多人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来确实把美国想得太好了！中国学界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来把西方的糟粕引进太多了，把自己的思想和文化的精华丢弃得太多了。然而，至今为止，还有一些著名高校的学者，还有一些实业界等领域的人士依然抱着过时的观点看问题。他们还在鹦鹉学舌、冠冕堂皇又故作高深地讲话。不是吗？在中央对共同富裕做出战略安排时，不是有位著名学者又跳出来，重弹十几年前的“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的老调吗？市场经济难道不是西方新古典经济学老掉牙的话语吗？均衡一词不是在西方已经饱受质疑吗？
市场经济本来在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国是贬义词。中国改革开放后逐步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这个目标是好的，但恐怕只能被理解为增加中国全民所有制企业的经营自主权，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包括供给方和需求方在内的市场。当所谓的民营经济在中国处于补充地位的时候，中国的市场上的供给主体也可以有他们。因为他们是作为补充，所以，不影响中国市场的大局。这种市场经济就可以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种市场经济没有计划吗？建设这种市场经济是由中央决策的，而且在当时情况下是一种正确决策。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的遗产使得全面的公有化还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而邓小平认为，在20世纪末就要着手解决分配问题，并认识到发展以后的问题并不比发展之前少。这说明，邓小平同志晚年还是比较清醒的，对于他主持的改革开放事业的两面性是有忧虑的。
然而，中国一些人怎样看待市场经济呢？他们走得比邓小平同志远得多。他们实际上认为，国有企业的存在与市场经济不兼容。如果让他们在二者之间进行选择，他们选择的将是市场经济，而否定国有企业。中国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看起来也是按照他们的意愿来选择的。然而，这种选择使得中国的收入分配已经恶化到让大多数人无法忍受的地步了。笔者20世纪90年代中期大学毕业后自主择业。行进在大城市的宽广的大路上，已经深深感到，如果自己不努力就没有什么人来管自己的悲哀了。1996年月仅1000余元的工资，农民的出身，拿什么来买房子、买车子，拿什么来为家庭负责呢？中国假如有一亿的年轻人这样想，中国社会就必然乱了。然而，中国几亿人不可能都凭借一己之力来改变自己的身份，改变自己的身份地位。假如党在20多年后还不拿出系统而有力的政策来满足年轻人对最基本需要的要求，党就必然脱离群众了。我想，这就是今天的党中央把共同富裕看得这么重的原因！我们的党中央是密切联系群众的党中央，是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的党中央！
诚如王岐山副主席所说，十八大以来所形成的党中央破解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破解难题、办成大事离不开筹划、计划。对于中国而言，最大的大事恐怕莫过于安居乐业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安居必须有钱，有钱必须有业，乐业必须分配公平。在GDP不断增长的情况下，“就业”必须扩张，工资必须增长，通货必须稳定。这样，就必然要求拿大钱的人的数量必须极为稀少。如果做到这点，又何须杀富济贫呢？如果做不到这点，矛盾不断积累，邓小平所担心的爆发革命就必然成为现实。想不杀富济贫，只能是空想罢了！中国谈共富而不谈马克思主义（包括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社会主义的人都只是坐井观天的一厢情愿而已。中国谈共富也谈主义却排斥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人不过是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绊脚石而已！
从实践的角度看，有没有一种纯粹的市场经济？没有！在实践中，市场必然是与所有制及所有制基础上的生产相联系的，因此，必然是与社会制度相联系的。在市场与社会制度的关系上，社会制度优先于市场，决定市场。市场经济只是一种学术的抽象，是学术研究为了研究经济中某个方面的问题而抽象出的一个概念。在西方国际贸易理论中，比如，在比较优势理论（一种错误的理论）中，有交换经济（exchange economy）的概念。这种交换经济就对应今天中国一些人所说的市场经济。尽管比较优势理论本身是错误的（我有几篇文章对此加以论证：中美关系不适用比较优势理论，因为美国人已经把中国看成是一个对手了），但它也非常清楚，交换经济只是一种抽象，也就是一种学术中的想象。实际上，当市场经济理论在中国开始大行其道的时候，在西方大肆吹捧市场经济的哈耶克、弗里德曼等人已经日薄西山，半身入土了。市场经济理论在中国的流行让哈耶克、弗里德曼的影响得以回光返照。而其实，中国人所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根本不同于哈耶克、弗里德曼的市场经济。可是，既然二者名字相似，仿佛哈耶克、弗里德曼这种西方极右主义学者就仿佛是权威了。我的导师，武汉大学谭崇台教授晚年，在我留校以后，在一次我去他家里的时候，他对我说：中国对西方还很缺乏了解。我回答说：是的，确实是这样。谭崇台教授虽然接受了西方的经济学的硕士教育，但他长期致力于发展经济学的研究，把发展经济学定位为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我在读博士后一两年时间里对发展经济学缺乏认知，有一次问他，发展经济学是否是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他反问我：你才知道！？在我读博期间，谭崇台教授有一次还与我谈起学科建设。他鲜明地指出：“政治经济学是一道学术大餐”！我当时就感到，谭先生恐怕是感觉到中国政治经济学的衰落了。虽然我对马克思主义感兴趣，早在高中时期就买了马恩选集，虽然我在大学时期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虽然考研也准备了政治经济学考试，但我直到2008年后，才开始真正进入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再过几年，我完成了一些研究之后，我就感觉到，真正的发展经济学必须是政治经济学了。我出版了三本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专著。我把发展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联系起来了，在这个过程中，我也推进了政治经济学的几个重大命题的研究。比如，我2011年的一篇文章假设西方供求函数正确，使用数学论证了马克思供求不决定价格的真实含义；我2012年的一篇文章使用公理化方法，论证了应然价格（不同于市场价格）应该是劳动价值与由货币供给量决定的一个可变常数之间的乘积；我2021年的一篇带有数理性的文章应该算是澄清了马克思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含义，及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机制，论证了毛泽东所指出的生产关系在一定条件下决定生产关系的命题应该是中国追求经济发展所遵循的一个基本规律（与历史唯物论相比，是一个低一层的基本规律）。
当我做了这些研究以及其它大量包括经济学以及经济学以外的历史研究、哲学研究、文化研究、政治学研究，我就知道，中国不仅对美国缺乏了解，中国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也缺乏了解，甚至对中国也缺乏了解。今天的中国依然如当年毛泽东所指出的一样，“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既然这样，今天的中国就必然依然需要进一步凝聚共识了。只有真正凝聚共识，中国才能巩固已经取得的成果，才能迎接更大的挑战，取得更大的成绩，才能夯实我们的国本！而为了凝聚共识，不能不在思想理论等意识形态领域进行伟大斗争！进行这种伟大斗争，是一场触及人们思想灵魂的深刻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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