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货币观念的全面冲突
——为什么要反对“世界货币”
与一位前辈的聊天记录
：吴铭（20210107）
前辈：
您好。
关于货币的本质，马克思说是一般等价物，是商品交易的媒介。整个中国主流社会，无论左右，均持此观点。恐怕没有多少人反对。我是为数不多的反对者之一。
而我个人认为，从中国汉朝、新中国的实践来看，货币是一种工具，是国家根据战时需要和平时建设，充分动员人力物力、合理分配各行业劳动力数量、调节平衡各行业劳动利益、突出重点经济军事建设的一个工具，也是国家动员能力的重要抓手。
马克思所说的货币的本质，我认为，是指近代西方资本主义货币的本质（还不是今天的资本主义货币本质，因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之后，以美元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货币，已经发生在重大变化，不再与黄金白银挂钩），不代表马克思就赞同、支持这种货币，至少不代表马克思认为所有的货币本质上都是商品交易的媒介、一般等价物。至于货币应该是什么样的、什么功能，特别是中国古代货币的性质和功能，及实践情况，社会主义国家的货币该是什么样子，该如何运行，我想，马克思主义可能并未触及这个问题。——这是我个人的观点，不太敢公开，我害怕别人骂我贬低马克思。
中国古代货币理论和实践，我认为，是工具论，而不是商品交易媒介论。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实践，也是将货币作为工具，而不仅是商品交易的媒介。这些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经济，是公有制、私有制均有，并不完全是公有制，所以，货币的工具属性更加突出。
我感觉，中国货币理论，显然是忽略了作为工具的货币的存在，当然也忽略了工具、媒介两种货币的重大区别。对货币的本质是商品交易媒介还是动员工具，这个认识上的区分，所产生的后果，将是极其巨大的。
解放后，三大改造完成，货币作为工具和商品交易媒介的功能其实是在萎缩。如果完全是公有制经济，没有私有经济，没有小生产，我想，货币是可以消灭的，银行当然也会消失。
当然，作为工具的货币，在公有制和私有制以不同比例存在的社会，也同样自然会有商品交易媒介和一般等价物的功能。
但是，对于政权这个货币发行者来说，显然，工具才是主要的，而交易媒介功能，是次要的。要坚持工具论，就必须强调发行权！因为，没有发行权，实质上就无法掌握这个工具。
中国三大改造完成，公有制经济制度建立，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改造完全之后，货币的商品交易媒介功能，其实萎缩了。
此时，中国经济主要是公有制，私有制占比很低。
这种情况下，货币，其实是公有制生产体系内的，衡量劳动价值和商品价格的尺度，这是其主要功能。甚至，分配各行业劳动资源这个功能，也可以由政权承担，不必乞求于货币。比如，多少人炼钢、多少人从事石油工业、多少人当解放军、多少人从事农业、多少人从事医疗教育等，生产的产品和提供的服务，可以自给自足，这个可以由政权按照实际情况负责分配。而如果政权不能控制全国的劳动力，那只能利用货币发行手段，需要石油，就向石油工业多投钱，需要钢铁就向钢铁领域多投钱……不过，这种投入，恐怕盲目性比较大，效果也未必多好。
当然，新中国三大改造完成后，当时还有私有小生产，还有私有财产，还有小生产者与公有制体系的交换，这时，货币仍然有商品交易媒介的功能。即使是公有制体系内部调拨物资，也要按照商品价格记账，也还是需要货币这个媒介或者说价值衡量尺度。但是，公有制体系内部的交易，可以用转账方式进行，并不需要印出这样的钞票，按照当时的会计规定，公有制体系内部的交易，不允许用现金，只能通过银行转账，这就少了铸币环节，提高了效率。这样，在公有制体系内部，货币的商品交易功能，其实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仅仅是衡量价值的尺度，不再是交易媒介，不是一般等价物。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还有解放后，中国共产党的银行，其实是和财政密切相关的，银行负责发行货币，货币发行对象、领域、数量、时机、方式，财政方面的意见是决定性意见，本质上是银行听财政的、听政权的。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并没有搞什么央行制度，银行没有独立性的。
三大改造完成后，这个关系更加稳固。
文革期间，为了让银行更好地服务于公有制经济建设，中国人民银行合并于财政部、成为财政部之下负责货币发行的一个部门，各省、地区、县的人民银行，合并于各地的财政厅、局。如果参照西方央行的情况，可以认为，中国消灭了银行。其实，公有制体系之下，可以没有西方的那种银行。请注意，中国古代也是没有银行的。我甚至认为，所谓央行制度的建立，本质上是一种对社会主义的经济上的政变。
银行合并于财政之后，货币的发行工作，更加听命于财政，也就是服从于中国公有制经济的总体建设发展，按照国家的经济计划，确定货币发行领域、对象、时机、数量、方式，以及用国营企业按照商品定价，回收货币，稳定货币信用——现代货币理念，似乎是不讲货币回收的，但货币回收问题，极其重大，是货币信用的基础，不能回避。我个人分析，货币回收所占发行总量的比例，应该是国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所占比重。也可以推测出，货币并不一直是越发越多，也可以减少流通中的货币数量，可以越发越少。同样地，所谓通货膨胀，也不是货币发行过多引起的，而是私有资本垄断商品价格导致的。这个问题，我想，比较简单，容易理解。
可以认为，社会主义中国，公有制中国，银行的性质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银行的性质，是完全不同的。
在社会主义国家，银行是财政的一部分，职能是在财政的领导下，负责货币发行业务，而如何发行货币，则由国家根据经济建设和军事斗争计划来确定，银行不能自专。
如果再准确一些，我认为，新中国，实际上是没有银行的。或者换句话说，中国的银行，完全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的银行。我认为这是一种正常的状态。
往前说一些，中国古代，也是没有银行的。比如，汉朝汉武帝之后，货币铸造由户部等中央政权部门负责，地方政府、豪强、权臣，均不得染指货币铸造，中央可以按照需要发行货币，不必考虑什么“锚”的问题。汉朝的货币币值改为5铢。这个“铢”很有意思。他既不是重量单位，也不是体积单位，他是个抽象的货币单位。
这意味着汉朝中央对货币的定价权，让货币与商品彻底分开——总不能认为这样的货币是一般等价物吧，即使是一般等价物，也是中央政权决定其定价。汉武帝之所以能够东征西讨，就是因为汉朝中央有强大的货币发行权，有相当强大的国有工业、商业，且农村土地兼并还不那么严重，可以运用货币发行来充分地动员人力物力。
历史发展到明清，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向中国大量输入白银，这是外因；也由于大明各地豪强、大商人势力强大，为了避免税收，他们的交易中，使用白银结算，不再使用中央发行的铸币。这其实是侵蚀了中央政权的铸币权、发行权，是破坏了中央政权使用货币发行这个方式，动员国家人力物力、分配劳动资源、调节平衡各行业利益、组织重大建设和军事行动的能力——本质是金融领域的政变。我认为，这是明清两朝政权衰落的根本原因。当然，丧失国有企业，即丧失货币发行对象和领域，或者说丧失货币发行依据，也是重大原因。
对于政权来说，白银与黄金，均不能发行，不能作为工具。因为白银黄金作为货币，中央政权必须占有相当数量的白银黄金，才有相应的组织社会动员的能力，而黄金白银的生产，显然比不过印钱快。这种情况下，即使“官山海”、即使劳动人听从中央的号召，也不可得。
所以，白银与黄金作为货币，也只能作为商品交易的媒介，而不能作为中央政权动员人力物力、组织生产建设、分配各行业劳动、调节各行业利益的工具。以黄金、白银为货币，政权的能力必然萎缩。
黄金、白银，或者与黄金白银挂钩的货币，即没有发行权，也没有主权！是去中心化货币。但是，作为工具的货币，既有发行权问题，也有主权问题。现在，中国主流经济金融界忽略发行权这个最关键的主权，可能是把人民币误作为商品交易媒介，而没有认识到其工具性。当然，即使按照商品交易媒介论，今天，中国的货币政策也是极其唐的，无法理喻的。
我想，马克思主义所谓的私有制和公有制，或许与货币的形态有直接关系，或者说是决定关系。西方传统上是白银黄金为货币的社会，是中央政权是不可能有货币发行权的社会，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搞任何事情，都得向大商人、大资本家征税，或者集资，即征收黄金白银。这样的国家，不可能强大，但侵略性极强。
如果是中国汉朝武帝时期，组织那么多军事行动，其实对税收（我是指对商人和大私有工业主的税收，不包括对农民粮食、布匹的税收）的依赖，没有那么重。因为，中央可以用发行货币的办法，征集人力物力，组织重大建设，组织军事行动。
当然，中国汉代的国有企业，还不是很强大，仅仅是盐铁铜等关键物资专营，食粮专营，有官方市场。因为还有比较强大的私有制生产，所以，这时的货币发行权，其实是不完备的；运用货币发行动员人力物力的能力，也是不够充分的。
就农业方面来说，中国古代王朝，均是私有制。如果土地兼并不严重，小农生产，是不会对货币发行造成干扰的，不会影响粮食、布匹等税赋。
但，当土地兼并严重时，小农少，国家必须通过地主才能向小农征到粮食、布匹等基本物资。
这个征税（指粮食布匹等）的环节，大地主必然要从中渔利，甚至，大地主所得的地租，比国家征走的粮食还要多得多。就是说，私有大地主实质上损害了国家的动员能力。
而工业领域，由于大工业由政权专营，而私有资本其实又搞不了大工业，所以，工业领域，倒容易成为国家动员的主要依赖。
货币发行，主要对象是公有制经济。通过向公有制企业拨款，让公有制生产出马匹、军械等军备产品。公有制企业使用政权拨给的货币，向社会采购原料。另外，请注意，历代王朝都宣扬“官山海”观念，也就是自然资源是国家的，不是私人的。也就是说，自然资源，只有政权才能开采，私有资本不得染指。
公有制企业，在国家的指挥下，发展工业、矿业，然后，运用国家的拨款，采购食粮等生活物资，供养国有企业的工人。
我不知道古代官营工业是“收支两条线”，还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但推测起来，应该是“收支两条线”，不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因为，如果“自主经营，自负盈亏”，那么，军械、马匹、甲帐、草料等战争必须品，国家必须采购，不能调拨。这就有个定价权的问题，很麻烦，效率很差，被私有工业主要挟。所以，我想，古代王朝对于国有企业生产的物资，是调拨，而不是采购。既然调拨，那国有企业就必然是“收支两条线”，而不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这就和新中国时的公有制经济体系基本相同了。
既然中央政权要调拨公有制生产体系的物资，那么，在具体的时代、具体的建设发展任务、具体的战争需要的情况下，就需要对各类物资生产、相关服务保障工作，进行一个科学的分工。比如，军队多少人，生产军械的多少人，生产枪炮的多少人，生产粮食、草料的多少人。这个分工，其实就是计划经济。
也就是说，计划经济，本质上讲，并不是指企业生产有没有计划，而是：一个国家的生产建设，是不是结合经济建设和军事斗争的需要，有没有统盘的计划；二是有没有占国民经济优势的国营企业体系，以作为货币发行（拨款方式）的对象。三是各生产体系或者说行业的劳动力数量，是不是合理。四是，最关键的，政权是否能够垄断货币发行。
这才叫全国一盘棋。
中央，必须完全垄断货币发行，自主决定货币发行的对象、领域、数量、方式、时机，不能让豪强干扰之。
货币，主要用于公有制企业向私有经济、个体生产者采购生活资料 ，而不是采购公有制企业生产的军械、马匹、粮食等军用物资。当然，有些军用物资，比如，马匹、粮食，部分地也可以向私有生产者或者个体生产者采购。
但是，如果国有经济占比低，私有生产占比高，那么，向私有企业采购必须占大数。
向私有资本采购，存在几个问题：一是必然有相当数量的货币，流入到私有资本手中。二是私有资本必然要讨价，要高价，以便于提高自己的利润。三是私有资本必然要求发展自己的生产，要开发自然资源，要进一步侵蚀国有经济。四是私有资本要兼并土地，垄断资源，垄断生产。五是会向政权讨要政治地位。
马克思说，市场经济必然导致垄断，非常准确，也不难理解。
所以，国家的生产，不能过多指望私有生产，必须建立强大的国有生产体系，并且，不能让国有企业“自主经济、自负盈亏”。如果让国有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那么，其一最关键的国有企业，比如生产军械、发展尖端科技、基础工业的国企，可能根本无法生存。这当然是对国家总体能力的破坏。其二，必然存在定价问题，引起政权与国企的争端对立。
我认为，汉朝的桑弘羊，就是要建立这个体系。桑弘羊是法家的代表人物，汉武帝极其重视之。
汉武帝时代的一切政治矛盾，所谓儒法斗争，也是围绕着这个体系的建立展开。法家主张：一是中央要控制货币发行，二是中央要建立盐铁铜等专营的国有工业体系。三是还要建立常平、均输这样的国有商业体系，经营大宗商品，稳定粮食等大宗商品价格的同时，也稳定所发行的五铢钱的信用，及时按比例回收货币。四是反对地主、豪强、大商人、大资本控制过多的工人，反对残害工人。这样，国家才有足够的动员能力。而权臣、豪强、地方实力派、地主，均反对这个体系，这个反动势力，都喜欢打儒家的旗号。
请注意，五铢钱，与今天的人民币一样（我是指今天的人民币，不是指毛主席时代的人民币），是铸币。
但是，地方豪强，当然不愿意放弃铸币和发行货币的巨大权利，所以，汉朝要统一币制，要打击私铸即打击私自发行货币，要“告缗”“算缗”，打击豪强，防止豪强侵占国家控制的山海资源。甚至还打击虐待、杀害奴仆的行为，保护劳动人民。也就是解放劳动力。要建立强大的国营工业，反对土地兼并，以便于土地税赋能够充分征收。
我个人认为，中国古代王朝，应该可以认为是“国有制”社会，而不完全是私有制社会。
关于土地，汉朝中央只想到小农经济，反对土地。汉朝中央没有想到土地改革，没有想到土地集体化，没有想到人民公社，所以，为了充分的粮食、草料、布匹等税赋，农业生产，只能靠小农，不能靠地主。土地兼并，必然影响国家粮食收入，影响小农向国家上缴的布匹、劳役。所以，汉朝中央想到的办法是打击土地兼并。这是其进步意义，但也有局限性。
而新中国解决了这个问题。李顺达、申纪兰等搞农村合作社，开历史之先河，解决了农村土地这个生产资料的兼并问题，算是一个极其巨大的历史贡献，写经济史，万万不可忘记这个贡献。毛主席对此极其欣慰，高度赞扬申纪兰。因为，如果不搞农村集体生产，新中国的社会，农村、农业、农民的经济基础，还是古代封建主义式的，并没有实质性改变。
共产党的基础，本质上是农民阶级，因为农民人多。工人阶级，国营企业，反而好办一些，鞍钢宪法差不多解决了一大部分。
农村的集体化生产，真正实现了土地这种生产资料所有制革命，让国家可以动员足够的农业劳动力和资源。顺便说一下，新中国的农民，不光负责农业生产，还负责重大工程建设，特别是水利建设，还有消灭传染病、提出兵源、为工业品提供市场等重大贡献。
集体生产，让农民彻底动员起来，可以进行大规模的水利、农田改造，消灭传染病，妇女解放，扫盲，爱国卫生运动。这是个了不起的事件。
农村集体化，也为相关工业发展，提供了“市场”，以前，小农生产，很难买得起拖拉机等农机，生产效率当然低下。
农村集体化，让农业壮大了，可以购买农机，提高生产效率。
同样，中央控制货币发地，可以针对重点发展的领域，发行货币，调节各行业人口，以使各种工业、农业、商业、科研、教育、解放军的人口，按适当比例分配；同时，利用强大的公有制工、农、商业，中央有定价权，可以通过调节各行业产品的价格，合理分配各行业的利益，让大家所得都比较公平。
我们知道，直到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还在勒索白银，布雷顿森林体系，还在美元与黄金挂钩。所以，西方国家，我认为，它们并不知道货币原本是组织国家建设、动员人力物力、合理分配各行业劳动力、调节平衡各行业利益的工具，不知道货币发行是怎么回事。当然也不知道中央政权发行的货币，不存在任何信用问题！不知道，在中国古代，私有生产者，谁敢对国家发行的货币提出信用的怀疑？那当然是“欺君大罪”。
公有制占据主体之后，中央发行货币，并不存在信用问题，也不存在“锚”的问题。
所谓信用问题，所谓货币的锚的问题，是西方把货币仅仅定位在商品交易媒介、对私有钱庄的要求，不是对中国的把货币当作工具、由国家垄断发行权的货币的要求。
就是说，作为工具的货币，作为商品交易媒介的货币，完全是两种不同的东西，是不可以混淆的。
您提出的班柯论，我认为，实际上按照过去西方资本主义的货币观念，设计的货币。这样的货币，当然不考虑发行权，不会被当作国家动员人力物力、分配各行业劳动、调节平衡各行业利益的工具。货币的工具性，实际上被摒弃了。
因为不能控制和个体货币发行这样的工具，所以，这样的货币，对社会主义国家，是极其有害的。
今天，或者说上世纪70年代之后，美国应该是从中国人民币的发行中，懂得了货币发行是怎么回事，懂得了货币的工具性，懂得了控制货币发行权。倒是我们自己，反而忘记了货币的工具本质，忘记了货币发行权，反而去接受货币是商品交易媒介、一般等价物这样的西方的落后观念。
这样的所谓世界货币、班柯，必然是某种国际金融寡头控制其发行权。如果这样的货币体系建立了，那么，谁控制了这个货币发行权，谁就是这个世界的真正统治者。
我想，在当前中国还有许多国家按照货币是商品交易的一般等价物、媒介这观念认识货币的情况下，美国华尔街金融寡头是非常喜欢这种世界货币的。因为，它可以很方便是控制这种货币的发行权，从而统治世界。
所以，我本人，坚决反对世界货币，也反对班柯。
这个对话，我会整理成文章，发表在我的公众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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