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看到网友公子镔老师的文章，一口气看了好多篇，颇有相见恨晚之感。
其一，以前，我看过一些关于我国古代货币问题的文章，比如关于秦汉时期特别是汉武帝时期的货币问题的资料和文章，《盐铁论》，又看了些毛主席时代——抗日战争到1980年——中国货币资料和文章，加上我自己的一点思考，写了一些文章，发表了一些观点。我对中国历史，也有一些了解，也写过一些文章。老实说，私底下，我对自己的观点，还是有些沾沾自喜的。但，公子镔老师的文章，让人有豁然开朗的感觉，为我指出了努力方向和需要加强的地方，我觉得我还有很大很大的进步空间，我不敢那么沾沾自喜了。
其二，关于货币问题。公子镔老师说，明初货币是中央印刷的纸币，因为当时明朝已经掌握了五色印刷术，而其他地方尚不掌握这种极其复杂的印刷技术。这就解决了纸币的防伪问题。同时，明英宗禁止各地开采金银，禁止民间金银流通，违者斩。这样，明发行的纸币就成了明朝民间及大明朝海外贸易的唯一计价、记账、结算、支付货币，而明朝设在海外的贸易机构和金融机构，则垄断控制了货币发行、结算、支付、回收等整个流通过程。这样，明中央发行的纸币实质上成了明中央动员天下人力物力、分配调节地区和行业资源利益、突出重点建设和战争需求、支撑国家动员能力的重要工具，并排除了其他战略势力运用货币发行，动员相应人力物力，因而这些战略对手无法与明政权相抗衡。
全面控制货币发行，是明朝强大统一的根本。
后来，民间资本与海外大商业资本勾结，私下开采黄金、白银，并私下用黄金白银计价、记账、结算、支付，侵害了明中央发行纸币的权利，分割了中央货币发行权，进而侵害了明中央动员天下人力物力、调节各地各行业利益的组织生产和动员人力物力的权利，直接打击了中央政治权威、经济能力和战争能力，进而摧垮了明中央政权。
明末，为征讨民间起义和后金，明皇帝不得不向权臣乞求白银，以充军费。这说明，在官僚资本与海外工商业资本相互勾结让白银成为流通货币、并控制白银流动的情况下，明中央完全丧失了货币发行权，丧失了运用发行纸币的手段动员天下人力物力的权利，当然也丧失了孤立战略敌手的能力，为了一点白银，不得不乞求于权臣。
现在，中国已经出现了救灾募捐这种形式，我认为，这不是好兆头，也是丧失货币发行权和国有经济体系导致的不得已的行为。我记得，上世纪60、70年代，尽管当时国内建设任务艰巨，国际斗争形势复杂，但是，几次大地震，中国都没有向民间募捐，甚至拒绝国内外的捐献。那才是一种正常状态，体现了动员能力的强大。
表面上，大明朝居然亡于李自成起义，实质上，大明朝亡于那些开采黄金白银、使用黄金白银结算支付的私有资本和海外资本。
明朝从纸币流通到白银成为流通货币，意味着货币发行权旁落于大私有资本。教训极其惨痛。
我有篇小文章，论及此案，认为明朝亡于白银。可惜，我的文章传播不广。今天，公子镔老师的文章又呈此观点，我颇有“所见略同”之感。
今天，学术界有人提出，要用黄金作为人民币的信用基础，并建议储备黄金。我认为，这是对货币本质认识错误而产生的观点，是对中国古代货币实践的无知。
如果能够深入了解掌握明代纸币发展情况，应该不至于提出这类以黄金为人民币信用基础的观点。
我还想强调，明朝中央，其实是有强大的国有企业体系的。这才是支撑货币发行权和国家动员能力的基础。
其三，发行纸币而禁止金银流通，从而动员天下人力物力资源，同时限制了战略对手运用货币动员人力物力，我想，这种东方货币学，应该发端于春秋时齐国的管子，实践上完善于秦始皇、汉武帝。明朝，由于印刷术的发展，可以印制五色纸币、强化了防伪功能，可以更加熟练地运用我国古代货币理论，应该说是秦汉货币理论的进一步完善。
但，到清朝，这种货币术，我认为可能基本失传了，至少在实践上失传了。因为清朝主要货币是白银。而同期，西方英法等国，均主要以白银为货币信用，因而四处勒索白银。所以，我怀疑马克思本人可能也不知道中国古代货币理论和实践，他所接触到的货币理论和实践，应该仅限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货币理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我认为没有货币理论，以黄金白银为货币，根本不需要货币理论。相反，中央发行五铢钱、纸币，才需要货币理论指导）和实践，即以黄金白银等特殊商品的天然信用为信用，没有把信用与政权相联系。他所批判的货币，就是西方的以白银为本位的货币。西方货币理论，直到上世纪70年代布雷顿体系瓦解、美元与黄金脱钩，才真正体现了货币的本质，从那以后，美国对外侵略，不再以掠夺黄金白银为手段，而是以控制货币发行权进而控制产生为手段。
我想，美元之所以敢与黄金脱钩，可能是因为受到了当时的人民币的启发。
与国有企业体系（公有制体系）相配合，以发行纸币和政权对重要商品的定价为手段，动员天下人力物力，调节分配各地区、行业、人群利益、支撑中央政权动员能力、突出重点建设和战争需要，这个货币发行术，复苏于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下的抗战时期，成熟于建国后的三大改造完成。此后，20多年时间里，中国以新建之国，在完成国内工业化、社会革命等艰巨任务的同时，还有能力支援全世界人民反帝反霸、争取独立和解放的运动，并无往而不胜，让美苏频频失败，美国不得不来华讨教。中华货币术的动员能力，可见一斑。
中国古代货币理论，在毛主席时代重新被共产党发现并成功实。但是，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国居然放弃了这种货币理论及实践，转而接受货币“锚”的观念，把货币当作一种财富。这是误入歧途，是观念上的倒退。
中国人民币误入歧途之际，恰是美元进入正途的时候。这就决定着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要走下坡路，而美国则重新成为世界霸权。
以上观点，未知公子镔老师以为如何。请不吝赐教。
其五，公子镔老师说，相对于货币发行权，货币回收权更加重要。
就当前中国的货币理论和实践情况来说，公子镔老师的这个说法，有振聋发聩的作用，我赞同。
因为，中国政策、学术、宣传、教育、实践领域的货币思维，似乎没有意识到货币发行权，那当然也意识不到货币回收问题。能发能收，收发自如，才能运用货币组织生产建设、调动天下人力物力、分配各行业资源和劳力，支撑国家动员能力。公子镔老师强调货币回收的重要性，很好，很及时。
但我还要强调，或者说补充一下，其实，货币发行与货币回收，如同人的呼吸，吐气纳气，同样重要。吸进清气，吐出浊气，相辅相成，完成人体与自然界的气体交换，维持人体的健康。吐、纳，其实是一过程的两个阶段，同样重要。
今天中国的情况是，人民币发与收，均操之于外资，中国主权金融机构似乎并不知道何谓货币发行权，当然也没有多少发行权，似乎并不打算甚至拒绝收回这个权利，还在继续放弃这个权利。这种情况下，中国经济实质上是美元国际循环的一个“器官”，徒支撑美元信用而已。
如此，中国怎么可能发展，怎么可能崛起？我无法理解那些唱高调的，我觉得他们是在捧杀中国。
我个人仍然认为，除了政治、经济（工农业生产与商业）、思想文化、军事因素之外，货币发行权，对于一个政权的强大，或许更有决定作用。
其六，公子镔老师说，一朝天子一朝币，新天子即位，旧天子的货币就会作废了。这个，我有点想不通。如果这样，那么，新货币的发行，就很可能不那么容易。
另外，公子镔老师说，明万历朝，因为万历皇帝在位时间太长，货币不能作废，所以，导致通货膨胀。这个问题我也有些想不通。可不可以认为，明万历朝的通货膨胀，可能是私有资本拒绝中央发行的纸币、私下用白银结算、同时抵制纸币、明中央不再能够控制大宗商品生产和商业体系，致使明中央失去了用纸币为大宗商品定价的能力，所以，中央在向私有资本控制的生产体系和商业体系采购商品时（即所谓政府购买服务），必然遇到资本哄抬物价。这应该是所谓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这种涨价，本质上是盗窃削弱政权的动员能力，增加动员成本，最终瓦解政权的动员能力。
解决这种通货膨胀问题的办法，还是明英宗的那一套：国家垄断纸币发行权、禁止民间开采黄金白银、禁止黄金白银流通、国家垄断大型工农业商品生产体系和商业体系，确保政权对大宗商品的定价权，从而打击私有资本的涨价行为，解决所谓通货问题。
通货膨胀，是资本刻意制造的，是人为的，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压榨，并不是自然产生的。把通货膨胀单纯地归咎于货币超发，是片面的。
诚请公子镔老师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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