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30日，深圳宁南山发表文章《供应链应在国内再分布—从疫情看上海对全国的影响力》，主要从新能源汽车和集成电路两个产业分析上海作为中国经济中心对全国的影响力，认为上海在新能源汽车和集成电路在全国影响力过于集中，从这次疫情情况看，已经影响到中国的经济安全。而且不仅在新能源汽车和集成电路两个产业，而且还在医疗器械和制药，船舶，航空工业方面，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里面就包括航母建造和C919飞机制造。
宁南山得出结论，由于全球化在倒退、疫情以及美国为主的国家对中国崛起的压制，供应链在世界各国的分布不再是单纯的根据成本、市场和效率，而是要考虑供应链的自主性和安全性。这次上海疫情，体现了上海作为经济中心对于全国的影响力，尤其是汽车产业受影响巨大，需要考虑产业链在国内的再分布。尽管上海的GDP总量在全国占比并不太高，但对全国的影响却不只是汽车，还有半导体，医疗制药等等。与之形成对照的是，产业链高度全国分散的比亚迪，却成为上海疫情下唯一没有受到太大影响的汽车企业，销量保持了增长。过去十来年，深圳就有不少企业逐渐转移到了内地，比较典型的有富士康把大量产能搬迁到河南省，华为把总部搬迁到东莞，比亚迪在重庆、西安、长沙、青海、济南等全国各地大量新投资设厂等等，我觉得这是双赢的局面。这次上海的疫情，尽管对全国经济影响很大，但是如果能够影响和刺激供应链在全国再分布，越多的产业在国内实现转移，实现多点分布和备份，降低单点出现问题对全国的影响，这对于国内的供应链安全以及全国打工者的个人选择都会是一件好事。
我很认同宁南山的分析，将中国主要产业及产业链过于集中于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甚至集中于上海这样的超大城市对我国产业链的全国布局和国家经济安全以及实现共同富裕都是不利和不安全的，当前严峻的国际形势和上海持续三个月的疫情也证明了这一点。我国应该从国家战略安全的高度，从全国产业链安全和平衡的角度，从实现共同富裕的政治站位考虑这一问题，尽快调整全国经济产业布局，使我国在面临持续性、重大灾难性危机时，不会出现全国经济瘫痪和崩溃。
4月26日，我写过一篇《从上海疫情思考中国如何应对日益严峻的战争和战略安全风险》的文章，我在其中写道：
“这次疫情发生后，上海这种超大城市的管理出现了问题，这或许不仅仅是上海的问题，而是所有超大规模城市的通病和共有隐患，再加上上海处于中国东部沿海，风险更大。超大城市一旦发生不可控的生物疫情，一旦遭遇外敌入侵或其它形式的战争，像上海这种超大规模城市一定会面临严重问题，如大量超高层建筑、人口密集、生活物资保障、垃圾转运、人员向外疏散转移等等都会面临重大危机，如果再加上断电、断水、断气、断网等危机出现，这种超大城市立即就会陷入瘫痪、混乱甚至灾难。”
“而且上海聚集了太多教育、科研、高端制造业资源，又是一个国际性金融中心，一旦出问题，必然引发全国性危机。2008年春节期间我国南方发生冰灾时，我就在水、电、气全停的湖南郴州，那一次我对电、水、气全停状态下的城市所遭遇的灾难有了更深切的感受。千万不要认为上海不会遇到郴州那种灾难，当前的国际形势十分严峻，加上美国及西方的无底线围剿，什么意外都可能发生。”
“因此未来中国需要对大城市、超大城市的发展进行反思，这是一个事关国家战略和整体安全的重大安全问题。未来中国城市发展之路一定要重新定义，要全面考虑国家战略安全，考虑战争因素，考虑重大灾难因素，考虑全国政治、经济、教育、科研和金融的区域布局，将国家发展重点导向中西部地区、导向中小城市和城镇，不能被沿海所困住，不能被房地产所绑架，将国家安全放在第一位，这是上海在这次防疫中的表现留给我们的重要警示和思考。”
现在我们再从以下六个方面进行深度分析。
第一，长期以来，我国将城市化和城市化率当作我国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这一指标与GDP指标崇拜一样对我国的发展产生了过于严重的依赖症，也留下了严重的安全隐患，城市越建越大，大城市特大城市超大城市人口越来越多，重要的高校、科研机构、重要产业、产业链全都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的超大规模城市，然后再从超大城市到海沿城市群、湾区，这样中国的人口、经济、制造业、产业链、财富就越来越集中于沿海超大城市，这种经济和产业布局对国家战略安全非常不安全，甚至存在着严重的安全风险，这次上海因疫情而停工停产三个月给全国造成严重影响就充分证明，我们不能盲目迷信城市化和城市化率，不能盲目迷信上海、深圳、广州等超大城市，而应该从国家战略安全考虑对产业链重新布局。
第二，当前的国际形势十分严峻，台湾仍然孤悬海外，台独势力仍然十分猖獗，美国、日本等敌对国家势力更是利用我国台湾仍处分裂状态而对我国进行军事挑衅，美日都在叫嚣要以武力干涉我国解放台湾、统一祖国进程，这对我国构成了巨大的战略压力。我国将重要的教育、科研机构、重要产业和产业链主要布局在沿海超大城市，一旦发生重大灾难乃至战争，必将影响我国整体经济安全，也必然中断我国整个产业链运行。这次上海疫情、上海停工停产造成我国汽车、造船（包括军工）、半导体产业等等受到严重影响就对我国经济布局提出了重要警示，绝不能将所有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第三，我国中西部地区有广袤的国土，有众多的人口，有重要的能源基地、有充足的水资源，多年来我国一直在搞西电东送、西气东输、西数东算，而且在湖北、陕西、四川、重庆、湖南有重要的高质量大学，整体上能够承接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的产业转移和经济迁移，能够在中西部地区形成完整、安全的产业链。破除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崇拜，破除超大城市崇拜，在中国整个国土上平衡经济布局，对实现国家战略安全有重大意义。
第四，从实现共同富裕和乡村振兴战略考虑，我们也应该调整对中西部地区的战略布局和产业布局。长期以来，我国经济一直存在着东高西低的问题，东部经济一直对西部经济有碾压态势，这不利于全国经济均衡发展，不利于共同富裕，不利于乡村振兴。只有东、中、西部均衡发展，只有将一些重要制造业、新兴产业及产业链在全国均衡布局，平衡发展，才能既保证战略安全，又能解决中西部地区长期甚至是永久落后于东部地区的问题，因此重新进行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产业和产业链布局既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
第五，不能让超大城市崇拜再继续下去，这次上海疫情已经暴露出超大城市隐藏着的严重问题。未来我们可能还会面临更严重的生物战争风险，还会面临中国与美日之间发生军事冲突的风险，还会面临可能发生的能源危机、粮食危机、生活供应危机、电网崩溃、经济萧条造成的大量失业以及社会不稳定的重大风险。一旦大城市病集中爆发，大城市里的数千万人口将面临严重的生活保障问题、社会稳定问题、医疗保障问题，因此我们现在一定要深入进行城市发展规模极限、产业规模极限、人口规模极限、交通极限、经济规模极限的研究，还要深入进行产业集中度过高对国家经济安全带的负面影响的研究。我们不能再以大城市、特大城市、超大城市、城市群的趋势来规划我国经济，而应该向着中西部地区、向中等城市及城镇调整，向着乡村经济、乡镇经济发展，以减轻特大城市病给我国战略安全风险，以解决我国区域经济不平衡风险。
第六，在全国经济布局方面，我们不能盲目崇拜自由市场经济那一套，不能任由城市向着越来越大的方向发展，不能将国家产业链、高端制造业全都放在像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而应该由国家主导，重新规划，政府推动，全国布局，这既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民生问题，还是一个国家安全问题，因此这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东中西部平衡、南北平衡、城乡平衡、大城市与中小城市平衡，应该是我们把握的一个重要尺度，不是绝对平均，但一定要强调平衡，这对中国未来数十年甚至百年的经济健康发展、国家战略安全、人民共同富裕有重大意义。
现在到了需要深刻反思反省的时候，只有深刻反思反省，认识问题，看清前路，才能均衡发展，才能行稳致远，才能消除战略安全隐患，才能在危机到来时能够从容应对，才能在战争来临时能够有稳固的经济体系、健康的产业链、稳定的社会运行，对中国来说，这可能是一个艰难的选择，但却是我们必须做出的重大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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