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正如毛泽东指出的那样，“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确是太平天国失败的首要原因。1851年初金田起义后，太平军规定了严格的五条纪律 “一遵条命；二别男行女行；三秋毫莫犯；四公心和睦，各遵头目约束；五同心合力，不得临阵退缩。”（《太平天国》第一册，第63页）在起义军内部，还实行“人无私财”、“有饭同吃”的圣库制度。首义诸王也“敝衣草履，徒步相从”，与广大将士过着大体平等的艰苦生活，而且上下团结，“情同骨肉。且有事聚商于一室，得计便行，机警迅速，故能成燎原之势”（《太平天国》第三册，第172页），取得了围桂林、攻长沙、破武昌、克南京、转战六省的重大胜利。但就在定都天京后，太平军领导人没能吸取李自成农民军失败的教训，重犯了“小胜即骄傲”的错误。
攻占南京不久，和春的江南大营、琦善的江北大营即从南北两面围困天京，太平天国的局面严峻得很，离推翻清王朝也还远得很。但洪秀全等人无视这一切，错误地认为已经到“万国来朝之候，残妖绝灭之时”（《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177页），还说什么“一统江山图已到，胞们宽心任逍遥”（《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39页）。于是乎，昏昏然，纷纷然，封王晋爵，营造宫殿，过着奢侈的小天堂生活，开始背离起义之初与将士共患难的诺言。而在1856年取得一破江南、江北大营胜利后，洪秀全等首义诸王们认为天国已臻全盛，“大胜更骄傲”。相互之间勾心斗角，权力倾轧愈益厉害。东王杨秀清更为胜利冲昏头脑，不满足九千岁地位，要“逼天王亲到东王府封其为万岁”，导致了“天京王杀王”的大悲剧。韦昌辉借清君侧之名杀了杨秀清及其部属老兄弟2万余人，洪秀全反过来又杀了韦昌辉，还要杀石达开。石达开只得带领精锐数万人离城出走，使太平天国元气大伤。当时著名文人汪士铎说，这是太平军“自坏长城”，说得一点都没错。那时有一首民谣云：“天父杀天兄，江山打不通，长毛非正主，依旧让咸丰。”
首义诸王迅速腐败
太平天国失败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首义诸王到天京后迅速腐败。1852年，太平天国发布《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斥责清政府的黑暗统治说：“凡有水旱，略不怜恤，坐视其饿莩流离，暴露如莽……又纵贪官污吏，布满天下，使剥民脂膏，士女皆哭泣道路……官以贿得，刑以钱免，富儿当权，豪杰绝望”（《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105页），将清王朝的腐败黑暗统治揭露得淋漓尽致。他们提出要建立一个“天下为公”、“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并实行全体衣食皆由圣库开支、一律平均分配的政策。这些措施在太平天国起义初期，保障军队供给、吸引贫苦百姓参加太平军，保证义军纯洁性等方面起了积极作用。太平天国正是在反对清朝腐朽统治的斗争中兴起和发展壮大起来并取得节节胜利的。但定都天京后，洪秀全等天国领导人也像360年前李自成农民起义军一样，在犯骄傲错误的同时，也迅速地腐败了。他们抛弃与广大将士共艰苦的好传统，大搞封建等级制，即“贵贱宜分上下，制度必判尊卑”，享乐腐化，追求奢侈的生活，认为天下是我打出来的，享受是理所当然的。“情同骨肉”的兄弟手足之情逐渐淡化，“彼此暌隔，猜忌日生”……进南京后，洪、杨等诸王大兴土木，建造天王府、东王府，劳民伤财。据记载，天朝宫殿“城周围十余里，雕琢精巧，金碧辉煌。五色缤纷，侈丽无匹”。东王府也是建筑宏伟，“穷极工巧，以耀同俦”。在洪、杨影响下，诸王及将领都大兴土木，此风一直伴随到太平天国的灭亡。忠王李秀成在苏州的王府，连李鸿章也为之惊叹：“忠王府琼楼玉宇，曲栏洞房，真如神仙窟宅。”前方将士在浴血奋战，诸王却过着挥金如土、奢侈豪华的生活。而与诸王的豪华天堂生活相反，广大士兵则过着家庭离散，不许夫妻团聚，吃不饱，穿不暖的贫穷生活，仍然处于被压迫奴役的地位。这一点连东王也不否认，他说太平军士兵认为是“荡我家资，离我骨肉，财物为之一空，妻孥忽然尽散，嗟怨之声，至今未息”（《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114页）。1861年曾经访问过天京的中国第一个耶鲁大学毕业生容闳说：“太平军占据扬州、苏州等城，财产多而富美色，太平军之道德乃每况而愈下。盖繁华富丽，固足以消磨其壮志，而促其灭亡也。”（《西学东渐记》，第98、99页）
“历览前贤国与家，盛由勤俭败由奢”。太平天国以反对清朝腐败统治而兴起发展，再到自己因迅速腐败而灭亡，这是历史留给我们的又一条重要历史教训。
用上帝教来治理天国
天京内讧后，洪秀全更迷于自己建立的上帝教，并用它来治理太平天国，任人惟亲，朝纲混乱，是太平天国失败的第三个重要原因。
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由于没有先进思想可资利用，往往利用宗教作为发动农民起义的思想武器。从陈胜、吴广篝火狐鸣起，经汉末张角用太平道发动黄巾起义，北宋王则利用弥勒教起义、方腊利用明教起义，南宋钟相利用巫教起义，元末红巾军、明代唐赛儿利用白莲教起义，直到太平天国同时期天地会利用宗教发动“反清复明”起义等。所有这些起义，都是利用中国流传的多神论宗教，洪秀全则是第一次利用西方基督教独一真神惟上帝来发动起义，以达到“奉上帝之命以打倒偶像及清朝”的目的。洪秀全的上帝教是中西结合、亦中亦西、以中为主的新宗教。
无视广大军民的温饱问题
太平天国领导人在起义和建国的过程中，一味从分配领域搞“劫富济贫”，不注意发展生产，没有解决军民吃饭问题，也是太平天国失败的重要原因。
金田起义后，太平天国实行将一切所有缴纳于公库，全体衣食俱由公款开支，一律平均的圣库制度，这对保障义军的纯洁和供给曾起过积极作用，“因有此均产制度，人数愈为加增”（《太平天国》第六册，第870页）。进军长江流域时，又以“薄赋税、均贫富二语煽惑愚民，是以赍粮资贼者，沿江皆是”（《吴煦档案》第一辑，第129页）。占领南京后，太平天国领导人企图把这种人无私财的均产制度推广到全社会，终于走向乌托邦的空想农业社会主义。《待百姓条例》载：“百姓之田皆天王（父）之田，天下之货皆天王（父）之货。”“天下农民米谷，商贾赀本，皆天父所有，全应解归圣库，大口岁给一石，小口五斗，以为口食而已。”（《太平天国》第三册，第275页）故“此示一出，被惑乡民方如梦觉，然此令已无人理，究不能行，遂下科派之令。”（《太平天国》第三册，第275页）可见，太平天国要建立的人间天国，仍然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社会，农民仍处于被压迫剥削的最底层。《天朝田亩制度》要求消灭一切私有，消灭商品经济，建立一个二母猪五母鸡的社会，就是明证。
太平天国领导人不从发展生产着眼，而一味在分配领域搞“劫富济贫”。正如太平军战士所说：“吾以天下富室为库，以天下积谷之家为仓，随处可以取给”，即“不贾而封殖，不耕而得饱食”（《太平天国》第三册，第269页），结果使得整个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曾国藩说：“粤匪初兴，粗有条理，颇能禁止奸淫，以安裹胁之众，听民耕种，以安占据之县。民间耕获，与贼各分其半。”但到了后期，太平军如“行无民之境，……居不耕之乡，犹鸟居无木之山，实处必穷之道，岂有能久之理”（《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18，第24页）。天京被湘军围困二年后失陷，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太平天国领导人没有解决军民粮食问题的结果。
注：本文选自《以史为鉴：太平天国败亡一百四十年祭》，2004.12.24, ch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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