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论知识分子与中共，评曹长青先生奇文
韩东屏 Dongping Han 美国华伦威尔逊大学 Warren Wilson College
共产党政权在苏东解体后，许多西方文人政客以为共产主义已经破产，中共的命运也不会久长。他们企盼新中国也步苏东后尘，来一个天翻地覆。可中国的形势似乎正朝相反的方向发展。他们失望之余，便想骂街。如民运人士之骂“中国农民像狗一样，共产党给了他们一块骨头，（指土改分给农民土地）便让他们感恩戴德，念念不忘”。还有人如曹长青先生，则骂中国知识分子不争气，不如苏东的知识分子优秀。“像清朝末年的那些‘宁可不要脑袋，也要辫子’的儒生一样，愚顽不可救药。”（《世界周刊》十二月三日曹长青文）。然而骂街并骂不倒中共，也弄不明白新中国政权为什么能够持久。要弄清这个问题，需要从历史的角度，认认真真地分析。像曹先生那样骂一通街，是自欺欺人，无济于事的 。
◇“马克思主义是罪恶之源”之说不能服人
一种理论，一种哲学观点，只有与人们的生活经历相吻合，才会被人们所接受，才会有力量。曹先生说“马克思主义是罪恶之源”与历史不符，是不能被了解历史真相的人所接受的。曹先生不会不知道马克思主义只有一百五十多年的历史而已，也不会单纯到以为马克思主义产生前的世界是理想国和桃花园。原始积累时期的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疯狂地奴役和压榨工人，包括童工，许多工人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许多有良知的文人学者，为当时的社会不平、不公大声疾呼。英国作家迪更斯是文学家中的代表。马克思从经济学的角度，揭示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本质，指出了资本是各种社会不平之根源。因为马克思的学说正确反映了广大受剥削者的生活经历，而被广大受剥削者所接受，成为强大的，被资本家痛恨的马克思主义；成为向旧世界挑战的力量。
其实，首先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多是知识分子。在欧洲、在俄国、在中国都是一样。知识分子，特别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有其共性。他们富有理想色彩，忧国忧民，好鸣不平。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因为它代表了他们所向往的理想：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没有罪恶的理想国。马克思主义之有威力，正在于它所代表的这个理想。为了这个理想，许多中国优秀知识分子牺牲了他们的生命，如李大钊，瞿秋白等。中共在长征途中，历尽绝境，能化险为夷，摆脱石达开的命运，恐怕也是靠了这种理想的力量。当然，马克思主义代表的是一种理想，并非现实。这种理想能否实现，取决于许多因素，也需要很长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国家中存在着一些问题，遭受一点挫折，并非马克思主义本身的问题。说马克思主义是罪恶之源”，只能是自欺欺人，不能被了解历史的中国和世界大多数知识分子所接受。
实际上正是马克思主义唤醒了千百万受压迫者。他们组织了工会，成立了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武器，向资本家进行斗争，迫使资本家提高工人工资，改善工作条件。在组织起来的工人面前，资本家便不敢为所欲为。马克思主义的存在，改变了世界政治格局，对整个世界的政治经济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迫使资本主义不断改善工人的生活条件。欧美等许多国家所实行的福利制度，都跟马克思主义的存在有着直接的关系。改革开放前的中国虽不富裕，却为其工人提供免费住房，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和就业保险。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生活和政治地位与解放前相比，有天壤之别。说马克思主义是“罪恶之源”中国工人是要打嘴巴的。
◇亦谈“共产主义是暴力加谎言”
曹长青先生讲“共产主义是暴力加谎言”，也与中国人的历史经历不符，不能服人。早年在中国传播马列的人，如李大钊与陈独秀等人，都是手无寸铁的文弱书生。他们并不相信暴力。在一次又一次地被当权者杀戮后，才认识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美国政客曾讥讽毛泽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说法。他们哪里知道这是千百万中国进步人士的鲜血换来的教训。蒋介石国民党与共产主义并不沾边，他们的暴力却是“宁可错杀一千，决不放走一个”。在国民党几十年的白色恐怖之下，有多少共产党嫌疑犯被杀，当中该有多少冤假错案！许多西方文人乐道于共产党在镇反时杀了多少反革命，却没见有人提国民党还乡团杀了多少进步人士！也没有人谴责国民党还乡团杀人手段之残忍！地主老财与共产主义并不沾边，他们对待敢于起来与其抗争的穷人，决不手下留情，都是斩草除根，连婴儿都不放过。翻开中国各地的地方志，那个被还乡团光顾的村子没有几十口，甚至上百口人被活埋，被杀戮。手法之残忍，世上少见。共产党即使再善良，再温和，也会有起码的复仇心理。他们对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不打不杀的作法，说明共产党非但不是暴力的化身，倒有点过于仁慈。
曹先生拿出王实味被杀来证明共产党对待知识分子的残忍。戴晴女士因为写了王实味之死，而一举成名，被西方捧为英雄，戴女士也颇以为得意。王实味固然是个悲剧，却很难证明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残忍。事情发生在你死我活的战争年代，王实味被误认为是异己分子。尽管如此，毛泽东一再指示王实味不能杀。后在行军途中，行动不便，又恐其逃脱，被贺龙下令杀了。这只能说明贺龙是个粗人而已。蒋介石、戴立等的各种暗杀明杀和这相比，简直不可同日而语。杨虎成将军全家被斩草除根，李公朴、闻一多等著名学者，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杀死！不知道戴女士和曹先生是否也被人“洗脑”，对这些事都忘却了。
斯大林在苏联枉杀了不少人，西方文人与政客称他为ｐａｒａｎｏｉｄ。中共和毛泽东在１９５７年反右，犯扩大化的错误，被曹先生用作迫害知识分子的证明，斯大林、毛泽东不是神，都犯过错误，没有必要为错误的作法开脱。但看待斯大林与毛泽东的错误，不能忘记当时的特定的历史环境。斯大林当时面对的是西方十七国的军事干涉，其中包括美国。在国内，白俄贵族四处暴动，这都是明处的敌人。在暗处，特务分子大搞暗杀和破坏，苏共领导人连遭杀害。处在这种四面包围的境地，斯大林能不ｐａｒａｎｏｉｄ吗？他若不ｐａｒａｎｏｉｄ倒是怪事了，岂不成了神明了！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本土面临的威胁微乎其微，但美国政府仍把日裔美国人统统圈起来，关进集中营。与斯大林相比，美国政府是不是也ｐａｒａｎｏｉｄ呢？中共的反右伤了不少好人。但中共当时处境艰难。美国沿中国边境设立了一个个军事基地，并扶持在台湾的蒋政府。蒋介石依仗美援，叫嚣要反攻大陆，并不断派遣特务，进行破坏，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中，中共能不神经过敏，犯扩大化的错误吗？但与国民党在台湾搞的白色恐怖相比，也只能是小巫见大巫。共产党打右倾只打那些站出来提意见的，大多数只被降级或开除公职而已。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则是只要拿了红皮书籍，就有通匪嫌疑，要被投到牢里去的。
◇苏东解体，中国之鉴
曹先生认为苏东共产党解体，是因为苏东知识分子优秀，看破了“共产主义”的谎言的缘故。这种结论未免有些武断。真理与谎言都是相对而言。一些人的谎言则可能是另一些人的真理。要看具体情况。共产主义对少数剥削者确是“暴力”，但未必是谎言，因为共产党并不掩饰要对剥削阶级“专政”的主张。对广大工农来说，则更非谎言了。中共执政后，中国工人的社会经济地位，空前提高，成为国家的主人。有人说这是“天大的谎言”，因为工人从来就没有作过主，这未免有点迂腐。要求每个工人都成为厂长和老板是不可能的。但工厂没有了资本家，任何人都无权解雇工人，工人的生老病死、衣食住行都有了着落，可以参与企业的管理，给领导提意见，逢年过节厂领导得登门到工人家拜年问候。这不证明工人当家作主了又是什么？世界上还有任何别的国家的工人享有这样的待遇没有？曹先生讲共产主义给人洗脑，剥夺人们的记忆与良知。事实正好相反，中共在中国持久，正因为中共过去一直教育人民不要忘记过去。新中国政权能够稳固，正是因为中国工人没有忘记过去。
中国农民的地位虽不如中国工人，但与解放前比也不知好了多少倍！解放前多少无地少地的农民，靠租种地主的土地活命。辛苦一年，打下的粮食，多半要交给地主，遇到荒年，则家破人亡，卖儿卖女，妻离子散，背井离乡。许多西方文人政客把中国６０年代初发生的饥荒看作是中共的罪恶，大肆宣染。然而，到中国农村去问问老农民，看有没有人把６０年代初的饥荒归罪于共产党头上？６０年代的天灾人祸，加上苏联的逼债，确让中国农民吃了许多苦，很多不该死的人死了，不该病的人病了。反共毁毛的人，总想夸大人祸的成份。以此来抹黑毛泽东和新中国。其实，这个孤立的例子是难以给一个领导人和一个社会制度下定论的。一家之主有理财不当的时侯，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有犯错误的时侯。一种社会制度的优劣要在很长一段时间才能表现出来。与资本主义社会中所发生的各种经济危机相比，社会主义国家所遭受的一些经济挫折，实在算不了什么。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一旦发生，就给社会带来极大的破坏，给人民带来很大的痛苦。但资本主义并没有因为这些危机而灭亡，似乎也正在慢慢地进步。今天的所谓资本主义，已非昔日可比。曹先生有何理由断然否定明天的社会主义制度不会比今天的社会主义制度更好呢？
这山看着那山高，到了那山把脚翘，似乎是人的一种共性。苏东的垮台跟这种心理恐怕不无关系。苏东的几个失意文人与政客，抓住社会主义制度中一些黑暗面，夸大宣染。在一段时间内是可以蒙蔽一些人的。这些被曹先生奉为“优秀知识分子”的失意文人与政客，实际上是一批目光短浅的人。他们没有看到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主流，没有看到社会主义制度正在逐步完善的这一事实，抓住一点，不及其余，误导本国人民，起到了巨大的破坏作用。苏东垮台后，这些国家的人民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苦难，连欧美等国的文人政客都不得不承认。而很多苏东的“精英”却“弃船逃命”，跑到欧美等国寻找他们的“幸福”去了。这些人实在是历史的罪人。
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些人，长期享受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忘乎所以，把这些优越性看作是理所当然的事，并不知道珍惜。别人骂“铁饭碗”，“大锅饭”，他们也跟着骂。却不知道这“铁饭碗”，“大锅饭”，是多么的重要与珍贵。从俄国与波兰等国政治发展的情况来看，许多苏东的民众正在慢慢地体会他们的经验教训。
从这个意义上讲，苏东的垮台并不是一件坏事。凭空讲资本主义复辟，人们不关痛痒，难以体味其真正的含义。只有事情真正发生了，才会得到珍贵的亲身经历。中国工农看到苏东的变化，是不会无动于衷的。他们已经看到了失去了社会主义制度对他们意味着什么。有了这种经验，他们就不会轻意上一些失意政客和文人的当，受别人利用而成为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工具。
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中，虽出了几个败类，但其主流是优秀的，是有远见的。其优秀之处正在于其把国家人民的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不斤斤计较于个人之得失，而致力于国家之富强，人民之幸福。其有远见之处，正在于其既看到社会主义制度中尚存在的一些问题，又看到了社会主义制度最终必将克服这些问题，不断完善的这个大方向。他们把精力用到了改进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上，而不是自暴自弃上。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能够持久，能够不断完善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有这样一个优秀的知识分子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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