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重庆谈判与《沁园春·雪》
张亦民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
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江上下，顿失滔滔。
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
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竟折腰。
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
一代天娇，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这首开篇就给人一种气壮山河、波澜壮阔的词，是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书赠柳亚子的一篇旧作。柳亚子（1887-1958），江苏吴江县人，1906年加入同盟会，曾任孙中山的秘书长，清末文学团体“南社”盟主，有诗坛泰斗之誉。1926年5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二中全会，在会议席上与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部长的毛泽东相识，又因在共同反对蒋介石的“整理党务案”相知。时隔19年后，故友相聚，宿敌相逢，意义极不寻常。毛泽东的重庆之旅，其成果不仅反映在国共双方签订的“双十协定”，更表现在留下一首具有神奇魅力的《沁园春·雪》词，引发了以重庆为中心的国民党统治区一场文坛上的政治大战，赢得了国统区人民对毛泽东和共产党的崇高声望。正是“主席弘词一首，抵过百万大军；大军征服敌人，弘词赢得民心。”
（一）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国内外形势和阶级关系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中国面临着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斗争。
蒋介石为了篡夺抗战胜利果实，在积极准备内战的同时，于1945年8月14日至23日，一连三次电邀毛泽东亲赴重庆“共同商讨，国家大计”。谁都清楚，这是国民党蒋介石设计的“鸿门宴”，党内外一些同志从安全计，劝说毛泽东不要亲自去。毛泽东为了不被蒋介石利用战后民心思和的愿望，揭露其假和平、真备战的真相，告诫党内同志说：“蒋介石的主观愿望是要坚持独栽和消灭共产党，但是要实现他的愿望，客观上有很多困难。这样，使他不能不讲讲现实主义。人家讲现实主义，我们也讲现实主义。人家讲现实主义来邀请，我们讲现实主义去谈判。”于是，毛蒋之间经过一番空中电报战后，突然决定“将计就计”，以促成“假戏真演”。如能弄假成真，化干戈为玉帛，这是全国人民之福，如果是一场骗局，就可以上全国人民当观众，看清真假和平、辩明是非真相，也不枉是一次有价值之旅。
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和王若飞在国民党代表张治中、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陪同下飞抵重庆。长期以来，由于国民党大肄宣传共产党是“共产共妻”、“杀人放火”的“赤匪”“魔鬼”，毛泽东作为党首自然是令人咀咒的“匪首”和“魔王”。如今，既然蒋委员长对毛泽东以优礼相待，那么，大后方的群众百姓就更加刮目相看。所以，从毛泽东踏上山城那一刻起，重庆各界人士对毛泽东的大智大勇，不避艰险，深入虎穴，与宿敌对弈而肃然起敬。顿时成了国统区人民群众的议论焦点，乃至9月1日傍晚，出席中苏文化协会酒会，在黄娅口一带出现人山人海争看毛泽东的热烈情景。
28日晚，蒋介石在其山洞官邸举行欢宴。毛蒋首次会晤，“气氛十分轻松愉快”，当晚还留宿山洞官邸的“林园”。第二天，因国民党本来就认为毛泽东不会来，对谈判毫无准备，就逢场作戏，以毛氏“路途劳顿”之名，在“林园”休息。上午，国民党代表看望毛泽东，并就谈判问题交换意见。下午，蒋氏晤谈，说国民党方面不先提具体方案是“政府对谈判并无一定成见，愿听取中共方面一切意见”等等，在语言上反映出足够宽容的大度姿态。毛泽东见状，接过蒋介石的话头说“中共希望通过这次谈判，使内战真正结束，永久和平能够实现”。毛的话未完，蒋咕哝一句：“中国没有内战”嘛！这位委员长的话音一出，众皆愕然，谁也不信“中国没有内战”的谬论。毛泽东立即意识到，蒋氏之所以这样说，是要把谈判成为“招安”的把戏。按照蒋的逻辑，过去的“围剿”与反“围剿”都不能称为内战，仅仅是他一贯的“剿匪”、“安邦”而已。毛泽东对大是大非问题十分敏感，毫不相让，并当即驳斥说。“要说中国没有内战，那是欺骗人的，谁也不会相信”，并列举了内战没有断过的事实。蒋介石见状不妙，只好尴尬地转移话题。
毛蒋首次会晤，就是一次短兵相接的交锋，无疑给刚揭幕的谈判罩上一层阴影。毛泽东看到了蒋介石的假戏开始就露出了破绽，其顽固态度丝毫未变；蒋介石也立即明白，要在谈判桌上使毛泽东就范，也如同战场上一样，困难重重。
毛泽东到重庆后，为了有一个活动场所，国民党代表张治中特意把他自己在市区上清寺的公馆“桂园”腾出来，让给毛泽东会见中外人士的地方。8月30日，毛泽东转移到“桂园”住所。
要指出的是，毛泽东在“桂园”接待的第一位客人就是柳亚子。他们在广州相识时，毛泽东在负责编辑的《政治周报》，并经常自撰文章，发表激进言论而备受人们关注，可谓是国共合作时期的一支笔。所以，柳老对毛泽东的言论观点，赞尝有加，早已铭记心头。这次见到毛泽东就兴奋地流出了热泪，并在促膝畅谈中即兴咏叹题为《一九四五年八月三十日渝州曾家岩呈毛泽东》诗一首：“阔别羊城十九秋，重逢握手喜渝州。弥天大勇诚能格，遍地劳民战尚休。霖雨苍生新建国，云雪青史旧同舟。中山卡尔双源合，一笑昆仑顶上头“。这首诗，既表达了老朋友相逢时的炽热感情，也代表了一部分坚持孙中山革命遗志的国民党左派人士的政治态度。当柳老将此诗赠送毛泽东时，并特别提出”索润之长征诗“的要求。于是有九月六日，毛泽东偕周恩东、王若飞回访柳亚子沙坪坝寓所，将旧作《沁园春·雪》回赠柳老之事，进而引发了一场词坛上的政治斗争。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柳老向毛泽东索要的是长征诗词，而毛回赠的却是一首长征后的一首旧作。
柳向毛索要长征诗词好理解，因为长征这起伟大的壮举，已经载入中国革命史册。今天也是震撼世界的大事。1999年新千年到来之前，美国时代生活出版公司专门组织一个班子，编写1000-2000年间，全球发生过最有影响的100件事和100个人的《人类一千年》画册。就将毛泽东分别以历史人物和红军长征的事件列入该画册，还引用了毛泽东“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的语录。这也说明了当年柳亚子向毛泽东索要长征诗的意义和价值是无穷的。
柳老那首呈毛泽东的诗是会见时即兴赋就的（也有说是有备带去的），其实毛泽东也有即兴作诗的深厚功力。长征路上，经过湘江之战向贵州进发途中，一次红军在寺庙旁休息时，出来一位有学问的老道，张闻天、博古和他聊天，就谈起楹联对句。张博让他出句试对。老道随口而出：“天当棋盘星作子，谁来对弈”。张博虽然是马列主义理论家，但并非诗词方面特长，两人面面相觑，一时对不上来。正说着，毛泽东方便回来，就转告于毛。毛沉思片刻，随口而吟：“地作琵琶路为弦，我来弹琴”。大家听后，同声赞好，不仅对仗工整，遣词造句生动、贴切，而且寓意深刻，特别是“我来弹琴”之句，颇有共产党人“指点江山”的气魄和风格。
毛泽东在戎马倥偬之间吟过许多诗，填过不少词，且有即席咏叹的才干，为什么不在当时赋诗或从长征归作回赠柳老？这只能从《沁园春·雪》这首词的内容本身，以及作词的背景和赠词的时间、地点、环境等背景中去寻找答案。
（二）
《沁园春·雪》作于1936年2月，毛泽东率领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锋队东征，在陕北清涧县袁家沟休整，准备东渡黄河前夕，恰逢一场大雪，毛泽东就利用自然景观，借物言志，用艺术形象来反映中国政治形势，抒发共产党人东征抗日之情怀的一首绝顶之作。
过去，都说这首词“上半阕写景、下半阕抒情”。这固然没有错，但没有从景中含情、情景相融的深处去解读。于是有的说上半阕是毛泽东写他生来爱雪的赞歌，下半阕是他对历史人物的批判等等。其实，这是单纯地限于字面上的解说，并不符合毛泽东作词、赠词的本意，反而成为被曲解的依据，说什么“狂妄”、“帝王思想”等等。所以毛泽东针对不同的解读，特地作了题注：“雪：反对封建主义，批判二千年封建主义的一个反动侧面。文采、风骚、大雕，只能如是，须知这是诗啊，难道可以谩骂这一些人们吗？别的解释是错的。末三句，是无产阶级”。
毛泽东的诗词，实际上是当代政治思想的诗化表现，都是结合革命进程来抒情言志的；将理想与现实、形象与意境统一于诗词之中，而不是吟风弄月，舞文弄墨，以附庸风雅。因此，要把毛泽东的诗词作为无产阶级用来团结人民，打击敌人的战斗武器来解读。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这固然是对当时北国自然景观的描绘，但这里的“风光”更隐指当时北国大地正遭受着“三座大山”、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压迫的政治形势。众所周知，日本侵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我东北后，进一步张开血盘大口，妄图“毒蛇吞象”亡我整个中华。接着就发动了“一二八事变”、“内蒙独立”、“华北自治”等事件。面对日本侵略，国内出现两种不同态度，一是以共产党为代表，包括国民党左派、爱国将领和爱国民主人士，对日本侵略表示坚决抵抗，于是有“淞沪抗战”、“长城抗战”“一二九学生运动”和红军东征抗日等等一系列爱国救亡运动。另一种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妥协势力。蒋介石虽然在九一八事变前夕就认为“中日难免一战”，但又认为“中国没有能力对抗日本”，不具备对日作战条件，于是采取“不抵抗”政策，并在1934年的一次讲话中还提出了有名的“三日亡国论”，因而在日本步步逼进的情况下，表现出步步退让妥协。所以，不能把词中的雪理解为赞美咏叹的对象，而是华北人民正在遭受“三座大山”压迫和灾难的象征。
“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江上下，顿失滔滔”。登高望远，看长城内外，在严寒冰雪的覆盖下，只是白茫茫一片大地；黄河上下游的滚滚流水结为冰雪，顿时失去滔滔水势。此一自然景观隐含的政治情势，正是受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影响，使原先一度出现过抗战的大好形势，也如大江上下，顿失滔滔的水势一样，看不到抗战前途，令人一片茫然，忧心仲仲。
“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群山气势，蜿延曲折，积雪的群山如银白色的银蛇在舞动；高低起伏的秦晋高原，如同蜡象般地在奔跑。群山如‘蛇舞’，高原同“象驰”，形成了欲与天公比高低的生动形象。这一景观恰如中共为实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组成浩浩荡荡的抗日大军，如同银蛇、大象，在秦晋高原，奔赴华北抗日前线，准备与日本侵略者决一高低的景象一样，是借大地景物来塑造红军东征行动本身的一种艺术形象。是想象力和革命乐观主义的表现。
“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这是雪后晴天象红日和白雪互相映照的艳丽景色。也是隐指抗战胜利后就象雪后晴天那样，祖国的江山将变得更加壮丽，更加宏伟和多姿可爱。
下阕，从“江山如此多娇”的景物开始，引领起对历史人物的评述，最后是全词的高峰，令人神往的结语。这是词的主题思想和核心内容。旨在讴歌历史前进的真正动力：无产阶级。无论写景也好，抒情也罢，上下词八句，都是为这个主题服务。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竟折腰”，祖国的美好河山，吸引了无数英雄人物对她的崇敬、倾倒，争先恐后、前仆后继地为之奋斗、创业和献身，并涌现出许多风流人物，诸如秦如皇的全国统一大业；汉武帝抵抗匈奴的侵扰；唐太宗消灭割据，整顿内政，形成“贞观之治”；宋太祖削平藩镇，实行中央集权，结束五代纷争等等，都成了显赫一时的英雄豪杰。然而，他们又毕竟是封建时代的帝王将相，不是现代要求的风流人物，于是有下句的评论。
“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在上句用“竞折腰”来肯定封建帝王对历史贡献的同时，又明确批判他们是封建时代、代表着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统治的实质只能是对劳动人民的压迫与剥削，只能是对封建制度的维护和巩固。于是在“惜”字之后用了“略输文采”、“稍逊风骚”的词语，指出其重武不能文的缺陷与不足。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进一步指出这位统一蒙古族的领袖，并曾震撼亚欧大陆的英雄，也不过是只懂得弯弓射雕的、只讲武功而不善文治的赳赳武夫。
须知，下阕四句，不论是肯定还是批判，都是为了衬托最后句“今朝”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风流人物”。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俱往矣”与“看今朝”，笔力雄健地分离了两种不同时代与不同的历史，即帝王将相的剥削阶级历史，还是无产阶级劳动人民主宰世界的历史。“俱往矣”自然也包括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蒋介石政权在内，难怪他看到此词后立即触动了神经。这里，清楚地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用艺术的语言歌颂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并告诉读者，只有今天的风流人物才能使多娇的江山更加美好。同时，也是对新一代人表示了更多的期许，希望能成为既有文采，又擅武功、文武兼备、全面发展的新人。
解读到此，对毛泽东为什么将这首并非长征诗词的旧作相赠？可以作个大致分析：1、从内容看，这首词本身是长征胜利的产物，与柳老索要长征诗并不矛盾，其意义比单纯赋长征的归作更具高度与深度，这是以“欲与天公试比高”的豪迈气概，把长征胜利作为改变中国历史转折点的意义上提出来的。2、从创作背景看，长征胜利后面临的是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处理问题，经过抗日战争的实践证明，“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论断是正确的；从赠送背景看，旨在表达在未来的两种命运、前途抉择中，仍将继续证明“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判断正确性。3、用艺术方式对国统区进行政治宣传，让人民认清形势和方向，既是对反共派的挑战，也是一种政治震慑。充分表现无产阶级事业必胜的自信心。
“诗言志、词抒情”，毛泽东就是怀着《沁园春》词那样，站在历史制高点上，高屋建瓴，气势磅薄的豪迈气概，赴重庆同蒋介石的谈判的。
（三）
重庆谈判的焦点是解放区政权与人民军队整编问题。蒋介石以“军令政令必须统一”为由，要中共交出人民军队与取消解放区，尔后让共产党人到政府里“当官”。毛泽东深深懂得，这两条是共产党的命根子，没有实力作后盾，就不会有合法的存在。因此，中共必须坚持在承认国民党政府之法统与军令政令统一之原则的同时，政府也必须承认中共解放区政权与抗战有功的人民军队，彼此互相承认，正视现实，解决问题。中共代表团的基本态度是：既要考虑大局，作必要让步，争取谈判成功；也要坚持原则，据理力争，绝不屈服蒋介石压力。重大原则由毛与蒋面对面谈，具体问题由周恩来、王若飞实施。有着卓越谈判才能的周恩来与王若飞，十分成功地贯彻了毛泽东的方针，以顽强的原则性与巧妙的灵活性相结合，同国民党代表展开了马拉松式的唇枪舌战。
毛泽东在重庆谈判的四十三天中，除了同蒋介石接触过五次外，其他时间全用在接待和遍访重庆各界代表人物，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国民党党政军高层官员。诸如宋庆龄、冯玉祥、张澜、沈钧儒、谭平山；孙科、于右任、载季陶、陈诚、白崇禧、何应钦、吴稚晖、朱家骅等等，在重庆的高层都接触了，还有各国驻华使节，国际友好人士乃至美国士兵等等，不论官大官小，左派右派，平民百姓，三教九流都在会见之列。用国民党顽固派的话说，毛泽东在搞统战“阴谋”。说实在话，这是一次史无前例的、有着特殊成效的统战工作。
重庆是各种政治势力的汇集之地，更是顽固势力的大本营。这就为毛泽东提供了向各种政治代表人物，宣传中共政策主张的，千载难逢的机会和展现其才能的平台。一天下午，毛泽东在“桂园”接见了一批“小民革”（国民党左派即‘民主革命同盟’的简称）的领导骨干，大家兴致很高，毛泽东就开怀畅谈从政治形势到古典小说，旁征博引，从不同的角度讲《红楼梦》，谈《三国演义》等古籍史册，既是故事，又是切中时弊的政治，以古寓今，风趣横生，妙语连珠，在场的人听得入迷，忘了时辰，前后谈了十个小时，大家对毛泽东的渊博知识和精辟独特见解，及其幽默风趣，无不为之感叹钦佩。
当时处于国共之中的“第三势力”（民主党派）一些好心人，他们缺乏斗争经验，对蒋介石抱有一定幻想，自称立居中间“不左偏、不右袒”，一方面支持中共反对蒋介石的专制独裁斗争，一方面也劝中共交出军队、取消解放区，“不要另起炉灶。”对此，毛泽东当场予以驳斥：“不是我们要另起炉灶，而是国民党的炉灶里不许我们造饭”。
一次，毛泽东约见中间偏右的民主社会党领导人座谈。该党领导成员蒋匀田于毛泽东逝世后在香港出版的一本回忆录中记载着一段对话：毛问到他们“有何建议”，蒋说：“假使毛先生同国民党的领袖讨论此类问题（指民主政治）应让其他少数党派领袖参加会谈，不宜仅限贵党及国民党？”毛说：“我们共产党的代表一定主张邀请其他党派参加，希望你的高见能够实现”。接着，蒋提及“军队国家化”时，毛说：“老实说，没有我们这几十万条破枪，我们固然不能存在，你们也无人理睬，又怎能将军队交给蒋先生（蒋介石）？”蒋又问：“假如有一天我们认为不需要枪杆护卫，如欧美的民主国家一样，用自由竞选的方式取得政权。毛先生，你愿否放弃所有的枪杆吗？”毛很技巧地说：“在未答复你的问题前，先请你答复我的问题：你相信不相信共产党的政治斗争技术，不在任何政党之下呢？”蒋答“我确信共产党的政治斗争技术不在任何政党之下。”毛笑答说：“你既相信这一点，那你已答复你所提的问题一半了。你想，假如我能凭政治斗争技术以取得政权，我为什么要负养数十万大军的重担呢？不过还请你注意一点，军队国家化固好，所有特务人员更须国家化，不然，我们在前头走，特工人员在后面跟踪，这样威胁，我们又如何受得了呢？”文章还描绘了毛泽东讲特工跟踪时站起来左右转头的动作，使“在座的人为之惊笑不已”。蒋最后提问：“毛先生，你对中国文化的估价如何”？毛立即意识到此问题用意，并笑答：“你是否疑我相信共产主义即不懂中国文化呀？我相信我是读通了中国历史的人。”蒋亦笑说：“我当然相信毛先生读通中国历史，不然，怎能以史话填出《沁园春·雪》的名词呢？”民社党后来跟着国民党反共到台湾去了，但蒋匀田对毛泽东推崇备至，几十年后仍觉“百感丛生，情难自己”。
一天，毛泽东提出要见陈立夫。陈立夫何许人？“蒋家天下陈家党”。陈立夫陈果夫兄弟俩是CC派头面人物，一贯反共，也反对谈判，认为“共产党问题只有动大手术才行”，可谓相顾呲裂的冤家对头。所以觉得没有必要去接触。毛泽东说，我们的方针是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今天的中国是国民党右派当权，孤立顽固派，不是放弃工作，只要有机会，哪派工作都要做。
据王炳南回忆，毛泽东与陈立夫会见后，经过一番寒宣，陈立夫就露出唯我独尊的模样，对毛说：“润之先生亲自到陪都来，我们很欢迎，不过谈判要成功，关键在于中共要放弃外国的思想观念，放弃一党的武力和政权，与政府共图新中国之建设，不然，政府即使想和，也没有办法”。言词之间，充满着敌意与恐吓。
毛泽东面带微笑，轻松地接过陈立夫的话题说开了：“立夫先生差矣！和平不是共产党一家的事，需要大家共同努力。第一次国共合作，你我都是过来的人，都还记得当时的情景。后来呢？若不是蒋先生一脚将共产党踢开怎么会有十年内战？”“十年内战，结果又怎样呢？共产党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发展壮大了。国民党剿共的结果，却同时引进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险些招致亡国的祸害，这一教训难道还不发人深省吗？”毛对陈的有理有据的回话，弄得陈立夫一时窘相塞语，无话可说。毛泽东见状提高声调，用词越加尖锐地说：“你们说我们争地盘、争军队，要知道，当年我们之所以上山打游击，都是你们 “剿共”逼出来的，是逼上梁山。就象孙悟空大闹天宫，玉皇大帝封他为弼马温，孙悟空不服气，自己认定是齐天大圣。可你们却连个弼马温也不给我们，我们只好杠枪上山了，看起来，逼与打都解决不了问题，还是和的好。”
毛泽东的一席话，软中带硬，入情入理，使陈立夫窘迫异常，无言以对，只好连连点头说：“还是和的好，兄弟愿为这次和谈尽心效力”。
在国共谈判中，由于双方都坚持自己的原则条件，实际上到九月中旬，就陷于停顿状态。蒋介石迫不及待地要对中共施加压力了，蒋对周恩来说：“盼告诉润之，要和，就照这个条件和，不然，就请他回延安带兵来打好了”。显然，这是蒋介石在恐吓。可是，毛泽东“掌有千秋史，胸有百万兵”，并不在乎蒋的威胁，第二天，毛会见蒋时，带着玩笑似的既自然又严肃地回答了蒋的施压，说：“现在打，我实在打不过你，但我可以用对付日本人的办法来对付你，你占点线，我占面，从农村包围城市，你看如何？”毛泽东不卑不亢，轻松、自信，毫不含糊的回答了蒋介石。只是不知蒋介石当时作何想法？而让他想不到的是当蒋介石向中共发动不宣而战的时候，毛泽东果真在运用这套办法对付它，并栽下了一个再也起不来的大跟头。
两个宿敌经过面对面的较量，随着“双十协定”的产生，毛泽东返回延安，暂画上了一个句号。但是，谈判桌上的签字并不意味着斗争的结束，接着，因为毛泽东回赠柳亚子的这首词，开始是悄悄传抄，以后是公开发表，又在蒋介石的后院掀起了一场文化战线上的政治斗争。
（四）
毛泽东在重庆返回延安前的10月7日，将9月6日回赠柳亚子的词作中，把“原驱腊象”作了“原驰蜡象”的改动后，手书致信柳老。柳老收到毛泽东的手书墨迹后，填了一首有“才华信美多娇，看千古词人共折腰”之句的和词，并在自跋中称毛泽东是“叹为中国有词以来第一作手”，“虽苏、辛犹未能抗手，况余之乎”。对毛泽东的词作以顶峰式的高度评价。
不久，柳亚子将毛词的墨迹及自己的和词，向他的忘年交、著名画家尹瘦石展示。尹不久前为毛泽东画过一幅人物肖像，作过推心置腹的交谈，出于对毛的崇敬，就向柳提出索要请求。柳乃忍痛割爱，又于10月21日作跋一篇，将这首被他称为“千古绝唱”的墨迹和自己的和词一并相赠。同时，柳又将毛词和自己和作，抄送《新华日报》，要求同时发表。报社告知，公开发表毛的作品须经过同意。但毛已回延安，经协商首先发表柳的和词。《新华日报》于11月11日刊发后，立即引起各界注意，想读到这首绝顶佳作。《新民晚刊》副刊编辑吴祖光，通过好友从“小民革”王昆仑等处抄来三个手抄本，经对照复核后加了一段：“毛润之先生能作词，仍鲜为人知，客有抄得其《沁园春·雪》一词者，风调独绝，文情并茂，而气魄之大，乃不可及”的按语，在11月14日的副刊上首次公开发表了。
这一发表非同小可，立即在重庆掀起一场轩然大波。虽说毛泽东在重庆期间活动频繁，接触广泛，但局限于上层。加上蒋介石对媒体有关谈判的报道“要登得少、登得小，不要替共产党制造声势”的指示，而广大人民大众对毛泽东的了解局限于道听途说，真知者寥寥。从传统观点看，以德服人者王，是中国儒家政治理想的最高境界。纵览历史上揭竿起义的造反者，都是些“草莽英雄”或“林泽豪杰”，而这位“共匪头子”的毛泽东，竟能作诗填词，还有如此文采，这般文学修养，反而觉得有圣与王融为一体的王者之气，实令人震惊与钦佩。相比之下，那位身着戎装而精神呆板的委员长，倒酷似“只识弯弓射大雕”的一介武夫。所以，毛泽东这首词的发表，实在是毛的人格魅力在国统区的一次展示，使国统区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对毛泽东和共产党开始了心理变化，并自觉不自觉地为日后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奠定了文化和心理的基础。
在诗词创作方面，蒋介石与毛泽东虽然望尘莫及，但也并非一无所知，凭着直觉就知道毛泽东的这首词是冲着他和国民党统治而来的。可以想象，当时的蒋介石会脱口而出，骂一句“娘希匹，毛泽东竟想爬到老子头上来了。”从而诅咒毛泽东“狂妄”、“野心”，想效法唐宗宋祖“称王称霸”。随后，找来号称“国民党一枝笔”的谋士陈布雷商讨对策，要批判毛泽东的“帝王思想”。陈布雷虽知这首词意境不俗，气度不凡，但也无奈地只能按蒋旨意办事，一方面要行政院新闻局出面，向《新民晚刊》施加压力，谓此举是为共产党张目，向共产党投降；一方面指使中央宣传部召开会议，布署他们所控制的报刊，以“和词”形式组织诗词文章，进行围攻。12月4日，《中央日报》主笔兼副刊编者化名‘东鲁词人’首发和词，其中结尾两句是：“惜误旁门，终虚正果，勒马悬崖着意雕。时未晚，要屠刀放下，成佛今朝”。可谓气势汹汹，对拥毛派进行恫吓。接着，一批御用文人自不量力地跳出来鼓噪一番，欲与毛泽东试比高。当时由行政院文官长吴鼎昌控制的《大公报》还刊出一篇题为《我对中国历史的一种看法》的长文，按蒋介石的旨意批判所谓“帝王思想”。在不长的时间里，重庆的反动报刊，诸如《和平日报》（即《扫荡报》）、《益世报》等发表所谓“和词”近30首，攻讦文章10余篇。
鉴于国民党御用文人发动的“围剿”，重庆文化界进步人士亦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奋起写诗作词，予以反击。12月11日，郭沫若率先在《新民晚刊》上发表和词，针锋相对地指出：“一手遮天，神圣付托，欲把生命力尽雕。堪笑甚，学狙公茅赋，四暮三朝。”接着，进步人士纷纷提笔回击，一篇刊发在民主人士邓初民主办的《民主星期刊》上署名“圣徒”的和词，直指国民党当局：“休想独裁，还我民主，朽木之材不可雕。去你的，看人民胜利，定在今朝”。无情地揭露了美蒋勾结的内战政策。王若飞的舅父、词人黄齐生老人也有和作曰：“无道好还，物极必反，朽木凭他怎样雕。安排定，看君邠亶父，走马来朝”，指出了国民党政权覆亡的必然性。远在华东战场的陈毅司令员获知重庆这场特殊战斗后，急起参战，在1946年初连写三首和词，警告国民党御用文人“革面洗心，迷途知返，大众仍将好意招。不如是，看所天倾覆，殉葬崇朝”，劝告顽固派悬崖勒马。
中共以大局为重，根据毛泽东指示精神，要求重庆《新华日报》沉默应战，对反动派的文化“围剿”基本不予理睬。1946年5月23日，《新华日报》转载了华中版《新华日报》罢名锡金的《咏雪词话》，加了编者按说：“毛泽东同志咏雪一词刊出后，一时唱和甚多，然而也不乏好事之徒，任意曲解丑诋，强作解人，不惜颠倒黑白，诬为封建帝王思想”的结语，就是对反动文人的最后回答，不再发表作品文章。就这样，这场由蒋介石亲自发起的诗坛论战，从气势汹汹、轰轰烈烈中开始，在有气无力，自讨没趣中结束。
然而，时隔33天后的1946年6月24日，蒋介石撕毁了重庆谈判和政协会议各项和平协议，从“国军”对中原解放区发动进攻为起点，揭开了抗战胜利后中国的两种命运两种前途大决战的序幕，“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问句又在国人心中提起；“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论断又经受着新的考验。
（五）
“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这是毛泽东对自信的写照。其实，蒋介石也十分自信，国人都认为毛蒋他们决定要做的事，用九头牛也拉不回来的。
内战爆发，形势严峻。当时，共军虽已发展到120万人，但与“国军”的430万兵力相比，悬殊很大。国民党还依仗其执政党的地位，且有美帝支持，就凭军事、经济上的实力，蒋介石就自信地宣称“要在三至六个月内消灭共军主力”和“一年内‘剿共’成功”的决心。
毛泽东面对蒋介石的挑战，中共要不要应战？不应战会是什么结果？应战能不能战胜蒋介石？许多问题急需作出回答。其实，这是毛泽东早在思考的问题，在重庆谈判桌上告诉蒋介石仍以农村包围城市的办法应付内战，就是这种思考的回答。为此，毛泽东斩钉截铁地说：“我们一定要应战，而且必须打败蒋介石”，并对应战的前途作了大、中、小、无四种可能性分析。大，就是越战越强，越打越大；中、打个平局；小，打了些败仗，削弱了力量；无，指的是被消灭，彻底失败。根据十年内战，八年抗战的经验告诉我们，四种前途中，无的前途不存在，国民党难以消灭我们；小的前途，只要主观不犯或少犯错误，也可以避免；留下的就是中和大的前途。只要方针政策正确，就可以通过一定时间争取到大的前途；我们是被迫进行的正义战争，就是小的前途也必须应战。
毛泽东精辟、通俗、深刻、形象的分析，很快武装了全党全军的思想头脑、看到了应战的前途，增强了胜利信心。应战初，“国军”全面进攻，共军失地，国军失兵，被歼十余万人，粉碎了蒋介石的“一年内看我剿共成功”的神话，逼使“国军”改为重点进攻。毛泽东面对解放区人力物力的困难，为了转变被动局面，打破常规，将战争引向国统区，到外线歼灭敌人，结果，既打破了重点进攻，敌又被迫转入全面防御。接着，中共组织“三大战役”歼敌150多万，原来不识毛泽东真知的斯大林连称“奇迹、奇迹”！三大战役的胜利结束，决定了国民党蒋介石政权的最终垮台。再一次验证了“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论断。
大家知道，在毛泽东的诗词中有两首同词牌的词，即《沁园春·长沙》和《沁园春·雪》。前者作于1925年，以胸怀世界和非凡胸襟，提出“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大问号。并沿着这一问号思路，经过长期的探索和实践，终于在第二首《沁园春》中自信地回答了自己的设问：“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多么的豪放、自信呀！这一问一答的过程，正是不断地在斗争实践中取得经验，认识规律，建立自信的过程。可是，这是一段多么险恶复杂而又曲折的经历呢？仅从秋收起义到井冈山这段时间，毛泽东便亲身经历三次兵败，此后又有数次被撤职赋闲，还有一次传言党中央开除他的党籍（实为解除其政治局委员）。遵义会议是一次历史转折，毛泽东又被推上领导地位，但会议只是纠正了党内错误路线，不等于转折已经成功，更不等于长征胜利。遵义会议后，首战土城未获成功，北渡长江受阻，无奈被迫杀了回马枪，二渡赤水，再占遵义，并取得了歼敌20个团的重大胜利。毛泽东为此写下《忆秦娥·娄山关》词。这首词虽然豪气不减，也不免有“马蹄声碎，喇叭声咽”的悲壮苍凉的气氛，在强敌面前依然自信不起来。翻越六盘山，仍在《清平乐》词中，还自我发问：“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胜利达到陕北，意味着中国革命已渡过最艰难险阻的危机。瓦窑堡会议的召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制定，更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的成熟，红军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毛泽东在东征抗日途中代表着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以马克思主义者的自信，发出了“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咏叹。当时，这个豪情壮志是对日本侵略者而发的，也是给“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蒋介石听的。经过八年抗战，验证了毛泽东的自信是正确的。于是在重庆谈判中这种自信传递给蒋介石。但是，蒋介石听不进去，他只讲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自信于有几百万军队，自信于美国老板的支持。然而，蒋介石错了。
俗话说：“打遍天下无敌手”。这是人们心目的“英雄豪述”“风流人物”的形象。蒋介石的一生战胜了他所有的对手，所以也曾是“风流人物”，但最终还是败给了毛泽东。凭心而论，蒋介石的失败，决非他无能，毛泽东的胜利，也非他是天降的神仙、救世主。毛和蒋都是极具自信的国共两党领袖，关键在于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的自信。蒋迷信实力，毛更关注民意。蒋忘记了人民，而毛选择了人民。得民心者得天下。说到底，毛蒋之间的斗争，还是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较量。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是毛泽东坚信唯物史观的一句名言。如果说，这一思想观点的创造者属于马克思，那么，毛泽东把人民群众作为一个整体来歌颂的同时，是他以独到的眼光发现了人民群众身上蕴含着无穷的革命力量。毛泽东就是凭着这一条，创造了群众的路线、群众运动和人民战争；凭着这一条，取得红军长征的胜利，抗日战争的胜利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从而颠覆了剥削阶级的统治。然而，毛泽东没有满足于政权的取得，更关注着无产阶级政权的巩固，还是凭着这一条，提出继续革命，大搞群众运动，开创社会主义大民主等等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举措。他自信他的政策主张代表着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利益，也深信人民群众会拥护和选择他的政策主张。他就是凭着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改变了中国。并在取得国家政权后，又提出“三个世界”的构想，建立起国际反霸统一路线，并在很大程度上按照毛泽东思想改变着世界。
统观建国后毛泽东主政的27年，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探索道路上，有失败的纪录，但没有在重大决策上背离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和社会主义方向性的错误；他在党内斗争中得罪过许多人，但没有一个是出于私心。所以，他逝世30多年来，尽管遭到敌对分子的攻击和丑化，但人民群众仍然崇敬他、怀念他、纪念他。
“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绕”。经过曲折是非的争论和沉淀，毛泽东思想将显得更加铿锵有声，并将随着时间的推移，将咏叹着：“数古今风流人物，还看毛泽东”。
本文资料来源：1、《重要谈判纪实》重庆出版社，1983年版
2、《毛泽东诗词大典》，广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3、《和谈、内战交响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4、《鲲鹏展翅》新疆人民出版，1999年版
5、《毛泽东的祖国山河情》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
6、中共党史资料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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