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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当务之急是铲除封建残余而非反“资本主义复辟”

杨大庆 · 2007-11-09 · 来源:本站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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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当务之急是铲除封建残余而非反“资本主义复辟”

杨大庆

“资本主义复辟”,是困扰几代中国人的梦魇。时至今日,它仍在中国社会的某些阴暗角落里如鬼火幽灵般闪烁不定;既使一些人血脉贲张、斗志高涨,又使一些人如芒在背、坐立不安。但是,这梦魇从何而来?它在阳光下是何模样?无人深究。因此,做点正本清源的工作,大概不是多余的。

先硬着头皮翻古书,问何谓“复辟”。《尚书》云:“伊尹既复政厥辟。”大概是说夏商的太甲即位后暴虐无道,伊尹将其放逐,自己摄行政事。后来太甲悔过,伊尹又将政权奉还。佶屈聱牙、似懂非懂,又老老实实查《辞源》。“辟,君主。后因称帝王恢复王位重新掌权为复辟。”“今泛指被推翻的统治者重新上台,或指恢复旧制度。”明白晓畅,一览无余。

那么,这资本主义在中国何时当过君主或统治者,何时曾为一套完整的旧制度?看看毛泽东是怎么说的:

“自周秦以来,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自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中国,中国社会又逐渐地生长了资本主义因素以来,中国已逐渐地变成了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毛泽东选集(一卷本)》1967年11月横排袖珍本,625页,以下凡引此书只标页码)如此说来,这旧中国并无资本主义的立脚之地。不仅无立脚之地,简直是无生存的可能,因为“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帝国主义列强的目的和这相反,它们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591页)“要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首先是国际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不容许。”“不错,现在是帝国主义最后挣扎的时期,它快要死了,‘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但是正因为它快要死了,它就更加依赖殖民地过活,决不容许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建立什么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640页)

“其次,是社会主义不容许。”“现在的世界,是处在革命和战争的新时代,是资本主义决然死灭和社会主义决然兴盛的时代。在这种情形下,要在中国反帝反封建胜利之后,再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岂非是完全的梦呓?

如果说,由于特殊条件(资产阶级战胜了希腊的侵略,无产阶级力量太薄弱),在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和十月革命之后,还有一个基马尔式的小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土耳其,那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苏联已经完成社会主义建设之后,就决不会再有一个土耳其,尤其不容许有一个四亿五千万人口的土耳其。由于中国的特殊条件(中产阶级的软弱和妥协性,无产阶级的强大和革命彻底性),中国从来也没有过土耳其那种便宜事情。一九二七年中国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之后,中国的中产阶级分子不是曾经高唱过什么基马尔主义吗?然而中国的基马尔在何处?中国的资产阶级专政和资本主义社会又在何处呢?何况所谓基马尔的土耳其,最后也不能不投入英法帝国主义怀抱,一天一天变成了半殖民地。”(641、642页)

因此,在中国革命全面胜利的前夕,毛泽东在著名的“五评白皮书”中对“民主个人主义者”耳提面命、教导谆谆:“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我们反对倒向帝国主义一边的蒋介石反动派,我们也反对第三条道路的幻想。”(1362页)意思很明白,不搞社会主义,就只能回到国民党治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资本主义行不通。

而且,胜利前夕仍保持着清醒头脑的毛泽东对资产阶级、资本主义也毫无惧怕之心,他说:“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经济地位规定了他们的软弱性,他们缺乏远见,缺乏足够的勇气。”(1368页)人民“手里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不怕民族资产阶级造反。”(1366页)而到了三大改造完成后的1956年底,他甚至曾经底气十足地宣称“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当代中国重大事件实录》华龄出版社1993年版,673页)

以上这些,均无甚新鲜,每一个读过中国革命史的人都耳熟能详。那么,为什么这在中国历史上从未当过君主或统治者也未形成过完备的制度、甚至从来就没有站稳过脚跟的资本主义会突然之间就神气到能“复辟”的地步呢?

人们会自然而然地想到八届十中全会。

但是,毛泽东在全会上那个著名的讲话中并没有提到“资本主义复辟”,而八届十中全会公报说的只是“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失败,他们总是企图复辟。”这“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自然是帝国主义、买办、地主,他们要复辟自然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复辟。而在五星红旗上有一席之地的民族资产阶级,怕不好说是“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他们也没有能力搞什么“复辟”。

那么,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有人提出过“资本主义复辟”吗?有!是刘少奇。

刘在全会闭幕会上几次发言,称“谁胜谁负要经过长时期才能解决,苏联、南斯拉夫、东欧的经验,都证明了,我们要接受教训。我们如果让彭、高、习的阴谋实现了,也要复辟,实际上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老路上,形式上可能不同------我们党要从这里取得教训,提高警惕以后还会有这类事情,所以,必须在党内加强教育,加强社会主义教育,以便抵制各种各样的反动思想、资产阶级思想------要准备资本主义复辟。”(文聿:《中国左祸》朝华出版社1993年版,367页)

他这些话是结合对“反党小说”《刘志丹》的批判说的。说高岗的复辟是“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似乎可以理解,但说他搞“资本主义复辟”,就颇牵强。因为在建国初期的中共高层中,高岗反对资本主义是最坚决的,刘对此应当有深切感受。因此,“要准备资本主义复辟”不应看作是对死去多年的高岗的落井下石(彭、习纯属陪绑,可以不论),而应当视为事关全局的纲领性观点。但是,它站得住脚吗?

恩格斯说过,任何一种新的学说,都必须先从现有的思想材料出发,而其根源则在物质的和经济的事实之中。可人们没有看见刘少奇做过从毛泽东关于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历史命运的论断中推演出“资本主义复辟”的哪怕是最初步的尝试。那是否是因为“资本主义复辟”的事实根源过于明显,理论上已不证自明了呢?

众所周知,毛泽东在1962年的夏秋之交的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重提阶级斗争针对的是“翻案风”、“黑暗风”和“单干风”。但所谓“翻案风”是指为因受彭德怀牵连被错整的干部甄别平反,这在当时是恢复党内团结的积极措施,谈不上什么资本主义;而“黑暗风”是指“七千人大会”后“西楼会议”和中央工作会议对国民经济形势所作的相对于毛泽东更悲观的估计,这最多是思想方法上的分歧,与“复辟”也挂不上钩;至于“单干风”,充其量是要恢复小农经济,但中国从公元前594年鲁国实行“初税亩”以来就是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从来没产生过资本主义,恩格斯也说过“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导致小农土地所有制的消灭。”(《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四卷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四卷293页)为何无产阶级专政建立多年之后,资本主义竟然同小农经济握手言欢了呢?何况稍有马克思主义常识的都知道,商品生产才是资本的逻辑起点和历史起点,真要搞资本主义,也轮不到别说商品生产,当时连自给自足都达不到的中国农村带头啊!

其实毛泽东真正担心的是两极分化,但这分化出的两极不是地主和雇农吗?这不是典型的封建制吗?

尽管迷雾重重,“资本主义复辟”这块来路不明的巨大陨石重重砸在1960年代的中国大地上溅起的耀眼火花还是使人心惊肉跳、意乱神迷。与毛泽东的阶级斗争“天天讲”提醒人们警惕地富反坏的“乱说乱动”和剥削阶级腐朽思想、腐朽生活方式对革命队伍的腐蚀相比,刘少奇的“要准备资本主义复辟”为人们描绘的则是一幅更可怕的前景——“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千百万人头落地”。大概也正因为如此,刘在八届十中全会后主持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往往超额完成任务,弄得毛泽东都出来纠左。于是,原本是解决农村基层干部的多吃多占、强迫命令、脱离劳动一类作风问题和经营管理的“清帐务、清财物、清仓库、清工分”(即四清)发展为“访贫问苦”“扎根串联”“重新组织阶级队伍”的“桃园经验”,发展为向复辟势力夺权的天津小站、甘肃白银厂。虽然在1965年初刘少奇与毛泽东为“四清”运动的重点发生过争执,但他显然忘了,尽管“资本主义复辟”是无源之水,但从它引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则是顺理成章之事。

而人们不知道的是,当“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被挖出来、“资产阶级司令部”被摧毁、“叛徒、内奸、工贼”被“永远开除出党”后的刘少奇是何心情。是感叹造化弄人、天意从来高难问,还是后悔没有象写洋洋大观的《论共产党员修养》一样郑重其事地从《新民主主义论》、《论人民民主专政》中为自己推导出“资本主义复辟”这块冰凉的政治墓碑?人们只看到刘少奇以退出政治舞台而换取自己参与导演的这场大戏谢幕的努力。但是晚了,刘的“资本主义复辟”与毛泽东的“过七八年来一次”一经结合,便发生了神奇的化学反应,形成一场谁也控制不了的政治瘟疫——就象多年后的“非典”一样,它开始疯狂吞噬每一位想消灭它的医生护士的生命。曾经与刘的“资本主义复辟阴谋”作过坚决斗争的林彪、“四人帮”乃至造反派也纷纷步其后尘成了“资本主义复辟势力”,被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扫帚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直到此时,直到所有立志将“史无前例”进行到底的中国人才都发现自己头上高悬着同一把“资本主义复辟”的达摩克力斯利剑之时,人们才开始认真想想,这使亿万人如醉如痴而又人人自危的“资本主义复辟”到底准备“复辟”什么。言论自由?全民普选?代议民主?三权分立?军队国家化?多党制?全民国家全民党?从刘少奇、林彪、“四人帮”到多如牛毛的造反派,有谁提倡过这些又有谁实行过或准备实行这些?(十分奇怪,在刘少奇诸多“复辟资本主义”的“谬论”中,笔者记忆犹存的竟然是“江南无煤”论这个该由地质学家来回答的问题)

历史已经证明,“资本主义复辟”不过是一个中国人心造的虚幻魔影,它之所以在今日仍是某些人心中挥之不去的鬼魅,赖的是戈培尔博士当年那句名言之力。有学者指出: “新中国从旧中国得到的遗产中,几乎没有资本主义所能提供的一切。”“中国虽然取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但几千年封建主义的传统根深蒂固,封建社会的专制传统、民主缺乏、人身依附等残余普遍存在。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官僚主义、权力过于集中、等级制、特权、个人专断、个人崇拜等现象都与封建主义的影响有关。”(金春明主编:《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426、427页)这才是今日中国的现实。

即以今日之官场为例,这官商勾结、贿赂公行,封妻荫子、鸡犬升天,裙带攀附、结党营私,送往迎来、酣宴终日,金屋藏娇、妻妾成群------是学自布莱尔、英国?小布什、美国?还是学自李中堂、我大清?

再看看那些不顾工人死活的黑心矿主,那些丧尽天良拖欠民工工资的业主、开发商、包工头象黄世仁,还是象比尔·盖茨?至于骇人听闻的黑砖窑,说它是封建残余都算表扬,遑论资本主义。

再想想为什么某些跨国公司在西方规规矩矩,到中国却搞起了商业贿赂、超时用工、非法排污;这到底是入乡随俗还是中国比西方更资本主义?

至于在“资本主义所能提供的一切”中,未必就通通是罪恶?

今日大多数中国人望眼欲穿的社保、医保、免费教育等社会福利最早是在俾斯麦的德国上升为制度安排和政府责任,而首先实行“从摇篮到坟墓”的完备社会福利政策的国家是社会民主党治下的欧洲国家,中国老百姓盼这些,难道是盼反动阶级或“万恶的旧社会”“复辟”?

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对官员受贿的“零容忍”,难道比我们以8000元作为受贿罪的立案标准更不人道或更不讲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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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说得好,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今日中国不争的事实就是顽固存在的封建残余乃万恶之源,随着全球化不可避免地渗入的资本主义消极因素和糟粕也要通过它才能起作用或被放大;因此,当务之急是铲除封建残余而绝非唐·吉珂德大战风车式的反资本主义复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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