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我们只能这样来评价毛泽东，他是一位世纪巨人，但绝对算不上世纪伟人。
巨人是那些在他倒下的时候，也能给他的国家砸出一个深坑，让他的子民不知道该何去何从的人物，让世界其他地区的人欢喜或担忧的人物。毛泽东是这样一位巨人，拿破仑也是这样一位巨人。
而伟人是那些可以悄悄离开，但能给他的国家与民族留下一份永久遗产的人物。我们说华盛顿是一位伟人，因为他给美国留下了一套永恒的民主制度；我们说孙中山是一位伟人，因为他给中国留下了永恒的民主思想。
巨人所以能够成为巨人，是因为他能够权重一时，是因为他可以操作一个国家，因而他对国家的统治也只能是独裁式的统治。关于独裁式的统治，我们很难有人能接受毛泽东是一个独裁分子的说法，其实我也不赞同毛泽东是一个独裁分子的说法。独裁有二种形式，一种是强制式的独裁，而另外一种是崇拜式的独裁，很多独裁者往往是二种方式兼而用之。
我之所以不同意将毛泽东列入独裁者的行列，是因为我相信他在本意上没有独裁的意识，而且确实是全心全意在为民众考虑，但他在具体的行为与结果上，却确确实实利用了民众对他的个人崇拜而最终走向独裁。
而一个具有独裁行为的人是无法与伟人并列的，最多只能算一个巨人。
毛泽东，地道的农民儿子，从小熏陶着传统的儒家文化，精通中国历史。可以说，他是一位传统的旧中国的知识分子，儒学中宣扬的正直的、刚正不阿的、为民请愿的清官形象在他心中有着极其深厚的地位。
但随着时代的不同，毕竟他们之间有了一个根本性的区别，那就是封建时代的清官往往面临着选择上的两难地步，究竟是坚持为民请愿还是忠君报恩？而受新文化思潮冲击的青年毛泽东，早已经没有了皇帝的概念，在他眼中，民就是君，君就是民，为民请愿就是忠君。多么完美的解释，几千年来，儒家文化中最冲突也是最难解决的问题，到了这个时代就变得悄然无踪。
虽然说，君与民之间的关系解决了，但儒学中根深蒂固的清官行为准则则没有从根本上消失，也不可能一下子从新一代正直的中国知识分子身上消失。这就是文化，文化中特定的脚色可以随着时代快速变换，比如随着皇帝的消失，通常意义上的忠君思想或行为就会同时消失，但文化的内涵不会立刻消失，它一定会寻求到一个新的脚色去替代文化中这个已经空缺了得脚色，使得文化在脱离了原有载体后，在另一个新的载体上继续生存，延绵几千年。直至到了21世纪的今天，我们依然能够看到这种文化的绵厚性，现实中、电视、电影中、各种媒体的宣传中，很多正面式的人物无不多少在扮演着一种清官的脚色。因为很多百姓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并不能依靠自身、依靠法律来解决，而要等待一位正直的官员到来，来解决几十年没有解决的甚至是一个很小很简单的问题，最终不是官员们对百姓道歉，而是百姓对清官的感恩。
清官思想，就是一种精英思想，一种精英治国的思想，依靠正直、无私、有文化的精英们来管理国家、为老百姓谋益。这种思想的落脚点是人治，而不是法治。但作为一个现代人，我们没有理由、也没有资格去要求毛泽东年轻时代的知识精英们彻底抛弃精英思想，而一下子变换成同样彻底的民主思想。
到这里，我们先插入一个话题，就是思想与意识的问题。我们一般看到的一个人的思想，或者他所表达的思想，是一种表层上的思想，这种思想并不能真正表达他的行为，最多也就在行为的形式上有一种类似性。有这么一家公司，老总是一位在美国麻省理工MBA进修生，是领导眼中的一位优秀青年，当你走进这家公司的时候，似乎一切很国际，各种管理理念，各种管理体系，内控手册仅善尽美，而且他也确实在想往这个方向努力，但如果你能够亲身体验一下这家公司的一个工作过程，你就会发现，每一步都需要请示与领导的审批，而内控流程已经成了一个空架子，甚至成为一些人推托工作与责任的借口。这就是思想与意识的问题，说明这位总经理在深层次的意识上、或潜意识中还完全是从传统进入现代，不管他嘴里天天唱着最现代的歌曲。这样的人，只能说经过了一次现代化的冲洗，但并没有实现灵魂上的变换。要让思想与意识一致，要么是从小潜移默化的影响与教育，要么是对从小所接受的教育来一次脱胎换骨的反思。
当“毛泽东”们才刚刚开始接触到一些民主思想，还没有来得及完全消化吸收，将这些思想转换成意识的时候，就匆匆卷入进了民族独立与解放的运动之中。长期的奔波与挣扎，使得他们无暇顾及更多的思考，因此他们灵魂的主体也就注定了有更多的国粹成分，而相对毛泽东们来说，毛泽东本人的国粹化程度更高一些。首先，毛泽东本人并没有像他人一样出国勤工俭学一段时间，切身体验西方的民主组织体系；其次，湘学是当时儒学文化最浓厚的地区，培育了曾国藩、左宗棠这样优秀的儒学人才，毛泽东是在这样一个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儒学中忧国忧民的精英思想更为浓厚，相反的，周恩来就读的南开中学已经有了太多西方文明的侵入。
什么土壤长什么树木，最好的烟台苹果一旦被移植到河北，结出来的果子说不定比不上河北本土的苹果。或许，正是毛泽东本身文化上浓厚的国粹性，所以显得比当初激进的其他毛泽东们更加适应中国的土壤，加上毛泽东本人超群的智慧，最终使得他成为一代领袖。
翻开毛泽东领导的土地革命历史，如其说其成功的之处是马克思主义这面大旗，倒不如说是粉刷在土墙上的“打土豪、分田地”让农民来得更容易动心，更觉得有紧跟革命的必要。这是一种最典型的中国农民式的平均主义思想，历来是中国农民起义的主题。乌托邦式的平均主义思想加上思想上的民主平等意识，成了当初毛泽东们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关于这点，我们可以从毛泽东对历次农民革命的高度评价上得到佐证。
对于农民革民，虽然也有不少历史学家会比较同情，但绝对不会有一个历史学家会从正面去肯定农民运动。毛泽东精通中国历史，也可以算得上是一个历史学家，但在这件事情上，毛泽东对每一次农民起义都给与了极高的评价，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积极评价。显然，毛泽东在情感上极端偏向于农民起义，才导致以非理性的态度来分析评价农民革命，而这种情感上的极端偏向性是以思想意识上的认同性为前提的，这就是平均主义思想。难怪今日会有这样一个流行的小本，说一位学者到陕北后，让当地一位老农谈谈他对毛泽东与邓小平的看法，老农稍微思索后答道：“毛主席是让富人变穷，邓小平是让穷人变富。”
平均主义思想是一种可怕的惰性思潮，当一个社会处于贫富二极结构，而且穷人处于赤贫状态的时候，这种思想一旦被煽动，就会蔓延成为一种极可怕的旋风，对社会的财富创造力产生极大的破坏力。但毛泽东已经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农民领袖，只为了夺取一个政权，自己去做皇帝。他是一个有着深厚儒学传统的人，他的心中装的是天下的穷人，他要为穷人建立一个不受欺负的社会，他要为这个民族建立一个不受外来侵略的国家。这一点，他做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真正结束了我们百年受屈的历史，也真正让生活在最低层的百姓挺起了腰板。
美国人曾这样评价过毛泽东与蒋介石道，“毛泽东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而蒋介石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我自然不敢苟同蒋介石是一位善于建设新世界的人，但毛泽东确实也不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儒学文化中弥散着太多自足式的小农经济思想，使得毛泽东在立国的根本上着重于农业的发展，同时精英治国的思想也使得对社会的管理缺少了法律的成分。
精英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为民为国的积极思想，但同时也是一种把自身与民众对立、把老百姓当作愚民、而把自己当作救世主的宗教意识。多年的革命经验使得毛泽东深信人们群众的力量是巨大无比的，关键在于如何发动，否则百姓就是一群愚民，那么能够充分发动群众力量的自然是像他这样的精英。如果把百姓比作一条巨大无比的轮船，他就是船上的舵手。这样的解释很好地将精英与愚民的关系结合起来，而且以后一再被运用，这就是毛泽东为什么一再发动群众运动的思想基础，因为他相信，有他这样的舵手掌行，发动群众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东方红、太阳升”、“大海航行靠舵手”充分唱出了毛泽东内心的思想。当然舵手与轮船是互为依存的关系，是不可割裂的，所以毛泽东也会一样从内心喊出“人民万岁”的口号。
精通历史的毛泽东深知，一个政权要稳定，要为民服务，最重要的是要消除官老爷的作风，要消除官僚腐败。可翻遍历史，毛泽东也没有找到很好的答案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而历史上上演的一幕幕结局最终都以一个王朝不可避免地走向整体腐败而衰落灭亡，毛泽东当然不愿意看到这样的结局也出现在他缔造的共和国身上。他太了解权力对人的诱惑力、太了解权力对官员的腐蚀性，也只有像他这样的救世主才能真正为老百姓做事情，所以毛泽东特别担心权力落在那样一些意志力不坚强的人身上，尤其在建国初期不久就出现了少数高级干部贪污受贿的现象，更加强了毛泽东对权力的警惕性。这种过于的警惕性，使得毛泽东不轻易相信身边的人，时时感觉到他们在夺权，于是他只好发动一次又一次的革命来解决，因为他相信群众。从毛泽东对接班人的选择上，我们也可以看到他在这方面的过虑，一次一次选择接班人，一次一次不满意，最终也只能无奈地选择一个“你办事、我放心”的华国锋作为他的接班人。
不管毛泽东在中国建设事业上犯了多大错误，我们也永远不要忘记，是他以及他的同仁们，用他们坚强的意志，赢得了一个真正独立的国家，这点蒋介石就没有做到；我们也不应该忘记他将自己全部的心血献给了这个国家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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