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一个悲剧性的绝望斗士
草鱼子
我一直想好好写写毛泽东，这需要有充分翔实的材料，而这一点恰恰是最难办到的。仇恨他的人将他完全描述为魔鬼；崇拜他的人则将他塑造为神祗。神和魔鬼，同一个人身上便有了如此截然不同的侧面，这为细致而严谨地研究毛泽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凡人自然不可能是神，也不会是魔鬼。对毛泽东的这种两种定位无疑都存在极大偏差，或曰，其实都只是被文艺化的毛泽东。在这里，我悲观的发现，我们绝大多数的人的精神还很弱小，以致至今不能平视毛泽东，而这种平视又是对人物进行客观研究的必须具备的视角。。
国外研究者有能力平视毛泽东，但遗憾的是他们终究是国外研究者，不能就近仔细观察毛泽东和毛泽东的中国，也不能掌握大量真实的材料，所以至今为止，我还没有看到能真正对毛泽东进行全面解构的研究文章，这实在是个极大的遗憾。
本来，我希望能用业余时间，大量参阅有关毛泽东和毛泽东的中国的有关材料，因为通过这些年来对政治领域的观察和比较，以及个人近年来阅读的大量有关毛泽东的评论性文章，我确信自己已经看到了一丝模糊的曙光，只要再继续积累相应的素材，我就自信能将这种模糊变得清晰起来。
近来接连看了陈永苗和郭松民的两篇有关毛泽东的文章，忍不住技痒，想先把我这点“模糊的曙光”展露一二。
一，失败的尝试——文革
毛泽东是一个悲剧性的斗士，他有超乎常人的智力和眼光，他也确有远大的理想，但是他终其一生的目标，却因为他自己在政治理论上的偏激和不成熟生生破坏。他狠狠的朝他的敌人绘出拳头，却因为他运错了功力，这一拳变成了七伤拳，反而伤害了自己。
毛泽东毕生的敌人只是一个——官僚主义。“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只是他前进路上暂时的绊脚石，以他的能力，这两座大山阻止不了他的脚步，他可以熟练的运用“人民的力量”将它们逼退在墙角，然后继续朝他的目标前进。
这时，他需要面对的对手就是官僚主义。而且越是到后期，他越发现，要实现他的乌托邦理想，唯一最强大的敌人不是美国苏联，不是“封建残余”，而就是官僚主义。他本有一个得心应手的武器——阶级斗争。当他发现官僚主义成为阻止他理想实现的最大障碍时，他也想到了这件曾经百试不爽的武器。于是他把被官僚阶级“统治和压迫”的人民划为一个阶级，把官僚本身划为另一个阶级，然后企图运用两者的斗争，一决胜负。
这里需要大量的数据展示1966年以前，中国的官僚集团处在怎样的发展阶段，它们和人民之间形成了怎样的关系。我只能零星的搜集到一点，所以很难说得很具体。但从文革中群众爆发出的极大怨恨可以发现，当时的官民关系应该相当激烈，官僚集团已经渐渐成型，和普通民众之间已经形成了一定冲突（如果文革前的官民关系和如今的一样，那么文革中的极端行为或会更胜一筹）。
在毛泽东眼中，其幕后大老板为刘少奇的官僚集团，正在阻止他的国家继续革命，也正在剥夺他本要交给人民的权力。原来的革命党，已经变成了阻止革命继续进行，甚至背叛的革命的党，他甚至发现，“叛变”的不是刘少奇等一小部分人，也不是部分的群体，官僚主义已经像病毒一样传染到了绝大多数在职官员身上，而这些官员绝大多数都是在红旗前宣过誓的共产党员。面对这一情况，毛泽东别无选择，只有“炮打司令部”，还因为他认为原先的战友们大多加入了“叛变”的群体，并且“病毒”还在不断扩散，他只能依靠近臣。所以他的夫人自然而然走到了前台。
随后，他开始依靠群众的力量，来向官僚阶级——这个数千年来一直在中国占绝对统治地位的群体宣战，他知道只有打败了这个阶级，他的理想才能实现，中国才能打破黄宗羲周期率，人民才能获得权利，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才有可能实现。至少，他的第一点是正确的，官僚主义确实是自由之敌，也是民众利益之敌。但他的这一思想没有多少人理解，他的战友们无法理解，当时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也没有理解，所以毛泽东决定把他们一齐扫清。他甚至认为数千年来，官僚阶级之所以一直能牢固的占据统治地位，也和知识分子对这一局面的默认甚至支持不无关系，加上他原本就有的对知识分子集团的藐视，群众运动的斗争对象开始扩大，怨恨开始白热化。
但是官僚主义真的能依靠以群众运动为主要武器的阶级斗争打破吗？如果不是，那么怎样才能消除——或者谦虚点说——尽可能限制官僚权力的扩张？
文革的结果似乎已经证实，毛泽东的尝试是失败的，他所运用的手段是不合理的，不明智的，甚至是疯狂的非理性的，以致发生了大量人道主义灾难，和传统文化的浩劫。这就使人们必须去反思，官僚主义究竟是什么，它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只有先弄清了这一点，才能知道它的最大软肋在何处。
二，什么是官僚主义
这是个庞大的问题。
但首先有一点可以确定，将官僚主义定义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阶级”是不妥当的。社会要正常运转，需要一个比较稳定的集团梳理社会间的各种关系，同时需要这个集团去应付和具体处理各种内外矛盾。并且国家需要建设，社会需要有秩序，不依靠一个相对稳定的集团，无法实现上述诸点。所以，无论在奴隶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官僚阶级”始终存在。实际上，它是一个超“阶级”的集团，当它的队伍长期稳固时，彼此之间常常出现各种利益交易，随后就容易形成利益群体，集团就更成其为集团。
无论什么阶级，工人阶级也罢，资产阶级也罢，他们都有可能也有机会进入这一集团，此时，因为共同的利益关系，他们原有的阶级色彩就会迅速消失，被新的利益需求代替。
利益，人是有无限欲望的动物，这就使得掌握了广阔社会资源的官僚集团，可以利用这一万年不变的法宝，降服住绝大多数凡人，无论他原本出身于哪个阶级。法国大革命后期，所有的意识形态都拜在了执政府手下，拿破仑更是进一步稳固了执政府的权力，他们之所以能成功，就是因为他们依靠公共权力掌握了大大小小的利益。而执政府本身，就代表了当时的法兰西官僚集团。
所以，毛泽东要运用马克思交给他的武器——阶级斗争，去处理官僚集团，这个不是阶级的阶级，是不对症下药的策略，一开始就注定了他必然失败的命运。
天纵之才的毛泽东进行了错误的判断，导致了悲剧性的结果，这是因为他究竟没有认清官僚集团的真面目。他不知道，任何形式的专制和过于集中的权力，都是形成官僚阶级的最佳温床。
我曾在《是政府吞噬了中共，还是中共吞噬了政府》中指出过政府——或曰官僚集团和政党的关系。无论持什么意识形态的政党，一旦和政府过于接近，就难免被他吞噬，这种吞噬的速度和程度和接近的程度成正比，如果一开始政党和政府就难以划清关系，那么这个政党将是被吞噬得最快的。他原有的意识形态色彩，会因为追求利益和追求权力的稳固（两者是密不可分的），马上被抹去。在利益面前，再高尚的人也会迷失自我——即使毛泽东本人也难以例外。
如今的现实更能证明我这些观点，北京进一步改革的阻力也就是我说的官僚集团 部形成的利益链条。在新时期下，北京选择了与毛泽东不同的手段，但其前途依然难以看清。因为改革的执行依然要依靠那些官僚集团的成员，他们会反对自己吗？
三，一个毛泽东式的悲剧
对于毛泽东来说，所有他的努力，都是他悲剧的起源。甚至他努力的越多，他身上的悲剧色彩就越浓重。
他不知道，他的敌人——中共官僚集团正是他自己亲手缔造的。他宣布权力必须要集中，他要求共产党为绝对执政党，民主党派只能处于从属地位。他所有的这些努力，都在使他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和政府迅速拉近，以致不分彼此，随后一种叫做利益引诱的病毒开始在他的同志们中间扩散蔓延，并最终将他们中的大多数感染成了官僚集团的奴隶和雇工。
官僚阶级越来越目空一切，他们的家属和亲友拥有世袭一般的权利，为保持这种权利，他们继续巩固他们的地位，于是民众和他们的对立越发激烈。
毛泽东发现了他的同志们在变质，他可能为此痛心疾首，但他没有发现真实的病源，所以他继续运用权力集中这种手段，向他的同僚进行进攻。接着，“革命派”在掌权后继续官僚化，成为新的那种无所不能的病毒的牺牲品。他为自己套上了胜利者的魔戒，然后成为新的革命者的对象。他重重地挥出拳头，最后却打在了自己身上。他想要挣扎，但他越是挣扎，他就越是难以自拔。因为那束缚他的力量，就是来自于他挣扎的力量。他给自己打了死结，最后也倒在了这一死结之下。
终于，在最后，他陷入了绝望，他不能信任他身边的每一个人，而那些人则由于见识上更自不如，而无法理解他，这又反过来加剧了他们之间的紧张关系。他仍不想屈服，企图作最后的挣扎，然而此时，他已经难以看清现实，他听到了广场上的呼喊，却再也听不清他们呼喊的内容。他就在这种喊声，和更大的无声的喊声中，与世长辞。
四，关于未来
而中国政治结构的原罪，导致要实现这一目标，依然有漫长的征途。中国是否在真的进步，就是看官僚集团是否在萎缩，社会是否获得了新的公共权力。毛泽东已经永远看不到这点，但同样的那些理想主义者依然能有机会期待一个美好的未来。
2008-2-16于宁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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