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奎元：国史研究要以科学、敬谨的态度对待

　　国史研究要以科学、敬谨的态度对待

　　陈奎元

　　（来源：《当代中国史研究》）

　　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如同研究党史一样，必须秉持求实、谦恭、科学的态度。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领导人是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也是新中国的缔造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元勋。我们研究国史要以他们的辉煌功业作为研究的起点和研究的对象，作为后辈，要懂得饮水思源，以敬仰的态度研究前人的思想、经历和得失。在探寻他们足迹的过程中，我们似应当经常思索他们对我们的教诲和期望。要学习他们的思想，景仰他们的风范，颂扬他们的业绩，总结、汲取他们的经验教训。只有这样，国史研究才能走上正道，才能无愧于先人。

　　现在，老一辈革命家和追随他们的一代前辈早已光荣地完成了历史任务，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物质遗产和精神遗产，他们未竟的事业应该由我们和我们的后辈继续进行下去。尽管他们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道路上也曾发生过一些失误，导致一些曲折，对其中的教训，我们在研究国史时也要实事求是地总结，但我们绝不能背离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和观点苛求前人、随意褒贬，更不允许向前人头上泼脏水。他们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难以避免某些失误，后人不需求全责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劳动人民第一次当家做主人，建立起前所未有的人民民主制度。在经济上迅速地摆脱了国民经济濒于崩溃的局面，经过三年恢复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一个崭新的中国站稳了脚跟。1958年发生了“大跃进”的失误，接着出现三年困难时期，然后又发生“文化大革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未能一帆风顺，但不能说我们国家的建设在前30年是没有成绩的，甚至说是到了衰败的境地。事实是，经济建设尽管受到干扰，仍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经济实力比建国初期发生了质的飞跃。

　　国史研究是与党和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密切相关的学术研究，到底能不能离开正确思想的指导，对这个问题，本来是不容置疑的。但是，现在常常见到一些奇谈怪论。

　　清朝初期，人们经常回味和探讨明朝为什么灭亡的问题。很多人认为明朝“亡于寇盗”，即李自成和张献忠的起义造成了明朝的灭亡；还有人说是“亡于宦官”，认为宦官擅权导致了明朝的灭亡。康熙皇帝说是“亡于朋党”，认为是官员分成不同派别、互相斗争导致了明朝的灭亡。那时有一个学者叫陆陇其，与上述看法都不同。他说：“明之天下，不亡于寇盗，不亡于朋党，而亡于学术。学术之坏，所以酿成寇盗朋党之祸也。”这个观点振聋发聩，学术研究不是无关轻重的问题，它可以亡一个国家、亡一个党。我们从事国史研究，是关系国家兴衰的大事。我们一定要把它提高到兴党兴国兴民这样的高度上来认识，担负起自己应尽的历史责任。

　　国史研究不仅要有正确的政治方向，而且要有正确的方法。这里，我再举几条古人所说的话为例。清朝初年，几代皇帝都重视修明史。当时负责修史的学者认为，元朝人修宋史和明朝人修元史都修得不好，因为修史者出发点有偏颇。为此，康熙皇帝专门为修明史而写了一篇文章给大臣们看。他说：“作史之道，务在秉公持平，不应胶执私见，为一偏之论。” 我认为，“秉公持平”这四个字非常重要。我们讲要肯定老一辈领导人的功绩，并不是说要隐瞒他们的错误，而是要“秉公持平”，也就是说要尊重历史、客观地评价历史人物。过去写史书不“秉公持平”的典型人物是《二十四史》中《魏书》的北齐人魏收，他公开宣扬以个人爱憎臧否历史人物。他跟别人说，什么人敢跟我作对，我写历史的时候就没有他的好处。他扬言：“举之则使升天，按之则使入地”。 所以，《魏书》写成后，有一百多人上书投诉他，被人称为“秽史”。元朝在修宋史的同时，还修辽史和金史。右丞相脱脱为都总裁官，他问道：“修史以何为本”？大学士揭斯说：“用人为本。有学问文章而不知史事者，不可与；有学问文章知史事，而心术不正者，不可与。”他主张“一律以是非之公”，“以求归于至当而后止。”这讲的就是修史一定要讲史德，要公正，不能偏颇。清康熙四十三年，康熙皇帝同大学士们一起谈论修史，认为修明史关系极大，“必使后人心服乃佳”；并说《宋史》、《元史》“是非失实者多，是以至今人心不服”；批评当时史官“轻浮浅陋，妄自笔削，自以为是”；认为修史应当“不畏当时而畏后人，不重文章而重良心”。 我们是新中国的儿女，对待国史研究和评说，自然应该“秉公持平”，应该“重良心”。如何对待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老一辈领导人，如何对待他们领导中国人民艰苦奋斗所奠定的基业，用什么心态来研究他们、描写他们，确实有个秉公问题、良心问题。

　　下面，我想借这个机会再谈谈对学习延安精神的一些认识。延安精神究竟应该怎么概括，如果条分缕析，可以提出数十条、上百条，甚至更多的概括。我认为延安精神是极其丰富的精神财富，简单化地概括成几条，不一定全面准确，还可能给人以误导。前些年，曾经对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精辟地概括成几句话。如果真正抓住这几句话的实质，确实有助于人们更好地了解毛泽东思想。但假如一个人对毛泽东思想知之甚少，难以理解这几句话的深刻内涵，就有可能以为毛泽东正确的东西只有这么几句，其他都是错误的。对于延安精神的学习，同样也存在这样的问题。我们要全面地、深入地了解延安精神，就要全面地、深入地了解党中央和老一辈领导人在延安那十几年领导中国人民所进行的热火朝天、翻天覆地的革命斗争，了解前辈们应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所正确总结出来的中国革命斗争的规律和宝贵的经验教训。结合当前的情况，对于学习延安精神，我想强调以下几条。

　　第一，要弘扬延安的革命理想和信念。延安精神有很多条，归根到底，核心是革命精神。党中央在延安十几年干的是什么、图的是什么、谋的是什么？首先是革命。这个革命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为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终身。现在有些文章脱离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讲社会主义，以各种名色的社会主义取代科学社会主义，以为只要谋发展就够了。在一些人眼里，共产主义不只是很遥远的事，根本就是不可行的路。这实际上是对共产主义的目标、理想、信念的动摇。在延安时期，我们党领导的人民革命还处在艰难困苦的阶段，新民主主义革命没有胜利，社会主义的门还没有迈入，但那时候的广大党员、革命战士甘愿为了共产主义的理想而牺牲自己的生命，难道我们现在离共产主义更为遥远了吗？延安时期革命队伍中很多人不怕牺牲，甘于奉献，他们不要说看不到共产主义，有的甚至不知道自己能不能看到胜利的那一天，但他们还是义无反顾。为了什么？就是为了子孙后代能够走向共产主义所描绘的美好前景。所以，我们今天学习延安精神，首先要学习那时的革命精神。革命精神不仅要有奋斗的目标，还要有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气概。我们要以这种精神，朝着共产主义远大目标前进，而不是舍弃这个目标，或者空洞地说说这个词句而不为通向这个目标而奋斗。我认为，共产党的先进性首先就在于革命性，如果丢掉了革命性，就不能保持共产党的先进性。

　　第二，要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谋幸福的思想。我们党在延安先提出的口号是为群众服务，后来毛主席将“为群众服务”升华为“为人民服务”。现在，为人民服务这个观念在一些人的头脑中比以前淡薄了，取而代之的是为少数人谋利益，为自己谋利益。有一种观点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再提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利益，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规则。这实际上是把市场经济的规则，与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的宗旨对立起来了。为人民服务绝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不是说出来做做样子给群众看的，而是要作为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要切实为群众解决实际问题的。它绝不是可有可无、可长可短、可硬可软的临时策略，而是必须为我们党所长期坚持、一以贯之的根本宗旨。否则，我们党就名不副实，就会脱离群众，就会失掉灵魂和根基。

　　第三，要尊重实践，追求真理，反对各种教条主义。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是在延安诞生、成熟并成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的。延安精神教导我们，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是联系在一起的。解放思想如果不与实事求是相衔接，如果离开了实事求是，就有可能变成天马行空，没有方向，没有目标，没有检验的标准，不知思想是要解放到哪里去。实事求是这个话很早就有，古人有关实事求是的话说得非常多，但往往言行不一。唐代政治家陆贽就曾提出过尖锐的批判，他说：“实事不必知，知事不必实”，此“群情之所甚恶者”。 现在口头上无人不讲实事求是，但实际上“实事不知，知事不实”的情况经常发生。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真正做到实事求是，就要反对各种教条主义，当前在理论研究领域，较为突出的是盲目崇拜西方，把美国的一切包括美国的思想、美国的制度都当作楷模的倾向。我不认为美国的东西都是坏的，但中国不是美国，就算我们全盘照搬美国现在的制度，中国也变不成美国。盲目地照搬美国的思想和制度，中国人民不仅不会有美国人的生活水平，相反，我们现有的稳定和发展成果也会丢掉。中国的国情和美国的国情完全不同，我们必须按中国的国情办事，按中国的国情思考问题。

　　第四，要继承和发扬延安艰苦奋斗的作风。延安时期条件那么艰苦，我们党为什么不散，人民为什么始终跟共产党走？除了党在各方面的方针政策受到群众的拥护外，党的风气好，党员作风过硬，领导干部以身作则，普通党员信任党中央，广大群众信任共产党，是一个很直接的原因。由于有了这一条，党才能对内有凝聚力，对外有吸引力。现在，我们国家各方面条件有了极大改善，但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还是非常必要的，绝不能丢掉。

　　第五，在党的建设中特别注重思想教育。我们现在很重视党的建设，把党的建设看作系统工程，特别重视党的制度建设。完善党的各项制度的确很重要，这是符合新时期新特点的。我们党在延安时期抓自身建设是成功的，特别突出的是重视思想建设，这一条经验很需要认真加以总结和学习。当时，抗日战争那样艰苦，军事任务那样重，党中央居然让前线的司令员和高级领导干部走几个月的路到延安来，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难道党中央、毛主席不知道战场胜败的利害轻重吗？经过延安整风以后，党的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党的战斗力不知提高了多少倍！这个事实说明，统一全党的思想对于增强党的战斗力具有多么大的作用。在毛主席著作里，讲党的学习和思想建设的文章很多，很精辟，有很多高明的见解和主张。当年在党的思想建设上形成了一整套系统、完整的观点和做法，是非常成功的，应当很好地加以研究和继承。我们党现在有七千多万党员，统一这样的队伍，光靠组织纪律约束不够，需要内在的力量，这就是统一的思想。在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情况下，在“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观点无所不在的环境下，我们党如何统一自己的思想，如何保持自己的先进性，是一个十分迫切的问题。我们学习延安精神，就要深刻领会那个时候我们党在加强党的建设上，下工夫最深、取得成效最显著、解决问题最彻底的办法究竟在哪里。

　　目前，我们国家仍然面临着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现在虽然与党的七大时直接面临的形势不同，但在党和人民面前仍然存在未来命运的重大问题。是按照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以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为目标来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还是按照有些人所鼓吹的所谓民主社会主义的蓝图来设计中国的前程，不仅关系到中国共产党的命运，也关系到中国人民的命运。我们现在仍然要学习七大的精神，仍然要吸取我们党的老一辈领导人甚至他们的前人探索强国富民之路的历史经验与教训。中国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并不是共产党人凭空提出的，而是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几代人探索的结论。一百多年来，无数仁人志士寻求强国富民的道路，经过多种选择和多次失败后，最终懂得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当前，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大力倡导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正在领导党和人民继续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目标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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