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又看到一篇和平演变的文章，讲的是建国以来一直到文革期间，有知识分子自杀的事，然后暗指这个时期多么多么地黑暗，因此，共产党夺取政权的革命也就成了一种人类历史上邪恶的事情。但是我要说的是，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前二十几年的上层社会包括知识分子的自杀或者被杀，并不感到有什么可惜。
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国由什么引起？由激烈的阶级斗争引起。下层的人民受不了上层阶级，包括剥削阶级和他们的支持者，知识分子的沉重压迫，活不下去，不得不反抗，经过国内革命战争，获得劳动人民专政的政权。正如毛泽东所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不是作文章，不是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因此，从人道主义的观点来批评革命是一定百战百胜的。因为，要革命就一定要杀人，也一定要迫害人，只不过一切都反了过来。原来是统治阶级杀被统治阶级，是统治阶级迫害被统治阶级，但是现在变了，从前做牛马，现在要做人。革命就是摧毁旧制度，建立新制度，那么这杀人的规则就一定不能按旧制度的规则来，可是新的规则又在建立过程中，因此一定有不该杀的人被杀了，历史上的所有革命都是如此。可是，如果没有革命，就不会有新制度的产生。
那篇和平演变的文章在分析了大量的知识分子的自杀后，统计了这些自杀者的年龄，发现他们都是在四十多岁到五十多岁。
这就很容易看出其中的阶级斗争性质了。只要作一下计算就行。
我们知道，在1949年，中国的革命胜利了，下层阶级的人民推翻了上层阶级的统治，那些地主，富家，资产阶级，纷纷地失去了他们的社会地位，失去了他们的财产，失去了他们对劳动人民进行压迫和剥削的权力。我们也知道，在1949年，劳动人民绝大多数基本是文盲，基本上是不识字的。那个时候识字的是什么阶级的人呢？当然是有钱阶级的人，当富人的小孩坐在学堂里念书的时候，我们的雷锋还在山上砍柴，还被地主婆用柴刀砍伤了手背，那时候被侵害权利的是劳动人民。
那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1949年到1976年，那时候的四十多岁到五十多岁的知识分子们都是什么时候念的书呢？1976年减去1949年就是27年，因此我们知道，在这期间是四十多岁到五十多岁的知识分子们，在解放初期也就是二十多岁到三十多岁，而且他们一定是在解放前受的教育，学的知识。那么，他们属于哪个阶级呢？很清楚，是属于被推翻的地主资产阶级，因此，在革命以后，他们的父母遭到镇压或者被杀就是理所当然之事。除了其中的少数圣人以外，这些四十多岁到五十多岁的知识分子们憎恨革命也是必然的，决不会有多少冤假错案。
比方说如果我是那个时候的一个知识分子，我当然怀念我小时候的时光，那时候有丫头和老妈子伺候，当周围世界的劳苦大众们在死亡线上挣扎时，我却家财万贯，在一所美丽的大学里西装革褛地与美貌女子谈情说爱，花前月下，渡过一段美好时光。突然间革命来了，我的家财被席卷一空，自己也不得不穿着和工人农民一样的非常老土的服装，和他们一起挤住在破草房里，父亲也可能被革命者杀了。在这种情况下，我能够不憎恨革命么？作为被推翻的阶级，我能够不感到绝望么？
因此，这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们，出于对他们所属的阶级的前途感到绝望，纷纷自杀，也是必然的，这是革命的必然结果，因此并没有什么可值得大惊小怪的。
那么，1949年的革命不搞行不行？我认为当然不行，正是因为1949年的革命，才使得今天的中国能够有成为世界第一强国的机会，否则一丁点儿国家的前途都看不到，要是照蒋介石那种统治搞下去，当今的中国，一定是世界毒品的生产基地，卖淫的基地，艾滋病流行的最大国家，各种反政府武装也一定长期得不到解决，人民生活根本就没有安定的机会。
我小时候看过的一部电影“列宁在1918”拍得很好，实际上中国的电影鲜有超过这个水平的，这部电影就始终贯穿着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之争。影片一开始，就是一张苏联地图，周围的黑影不断地侵蚀，使它缩成了非常小的一块，然后是画外音“1918年，苏联的地图是这样的”，在工人夺取政权之后，苏联受到十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白匪们到处暴动，烽烟四起，城市断粮，人民处于饥饿之中。一个6岁的小女孩跑进列宁的办公室，列宁问她你叫什么名字，她说叫娜塔莎，问她父亲和母亲呢，回答说饿死了。列宁一听心情沉重，立即打电话要求严厉镇压粮食投机商，并下令收留在大街上的流浪儿童。
这时候人道主义者高尔基来找列宁的麻烦，认为列宁太残忍了，列宁回答说：“当两个人在进行生死搏斗时，你怎么能够断定哪一拳打得正确，哪一拳打得不正确呢？”列宁对高尔基喊到：“他们用怜悯的泪水蒙住了你的眼睛，把怜悯丢掉吧！”。当列宁遇刺躺在病床上时，高尔基又来看他，列宁对他说：“我们的争论今天有了一个结果，我身上现在带着知识分子的子弹。”实际上，如果当时的工人政权稍微软一点，人道一点，那么所有布尔什维克党人就都是巴黎公社社员们的下场。当然，如果那样，人道主义者们又会高喊反动军队对工人镇压太残酷了，可是谁听呢？
其实，那些自杀的知识分子们仍然是短视的，因为当时的情况，就我当时的感觉，确实是以为红色江山万万年了，以为阶级敌人是不可能复辟的了，劳动人民是不可能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的了。因此，其实大家都没有把毛泽东“四个存在”的警告放在心上，谁都以为“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象有防火意识那样“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是一种笑话，阶级敌人都消灭完了怎么还会有什么复辟的危险性呢？这当然是错误的看法，因为自由的代价是永恒的警觉，毛泽东的四个存在理论正是说的这一点。
那些个和平演变家们，将他们被迫害或者打死的同类的名字加以一遍又一遍地整理，一遍又一遍地写着各种文学描述来说明那个时期有多么多么惨。
可是，又有谁努力地去收集深圳癸涌大火中烧死的打工妹的名字呢？又有谁去收集那些在爆竹厂爆炸中丧生的人，在矿井下丧生的人，在各种大火中丧生的人的名字呢？其实，人道主义者们的阶级性是非常明显的，从他们更喜欢纪念的人，就可以看出他们的心目中并没有人人平等的概念，他们永远认为一群对社会其实什么贡献都没有的所谓的知识分子要比一般人高贵，他们就是要分出人上人和人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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