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毛泽东诞辰115年之际
——为了绝不忘却的纪念
文/广林
对毛泽东式社会主义道路的评价，目前是负面的否定多。撇开具体的历史背景，单从抽象的价值标准来衡量，的确这些负面评价是立得住脚的，譬如不自由、物质短缺等，前者是精神上的控诉，后者是物质上的抱怨，既不自由又生活穷困，那还能是一个好的社会吗？但是如果我们把毛式道路与中国当时要完成的历史任务联系起来看，我们注定又会得到不同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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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国后，在获得了百年以来真正完整意义上的独立主权后，首先要完成的历史任务就是工业化。工业化当然可以分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建立起自己的基本齐全的工业体系；第二个阶段是实现国内经济的循环，这是指工业及技术成果开始支援农业生产（最好是集体大经济，这样才能使用大型农机，最大程度地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让农业实现粮食产量的突破，彻底解决全国人民吃饱饭的问题后，农业开始扩大经济作物及副业的生产，从而可以为轻工业的生产提供原料，民生工业开始走上轨道，至此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形成经济循环；第三个阶段是在经济的循环中，中国经济修炼好内功，实现产品质量的突破，从而在国际贸易领域占领高端地位。毛泽东当然是想看到中国这一天的到来的，但毛泽东首先要完成的只能是工业化第一个阶段的任务。
那毛泽东式的社会主义道路能否以最快的速度最大的效率来完成这个历史任务呢？我们先不妨总结一下毛氏道路的几大特点：经济上的特点是公有制、计划经济以及提倡走自力更生的道路；政治上的特点是工农政权、分配相对平均以及工作方式上的群众路线（官员和知识分子这些精英要和群众打成一片）；文化思想宣传上表现出来的是高度一统的特点，一切宣传都以共产主义道德为核心价值标准，立公为先，破除私字。
稍加分析，我们就能发现，这条毛泽东意义上的革命路线是非常有利于实现工业化的第一个阶段的任务的，因为计划经济有利于国家以举国之力，把从各方面，尤其是从高度组织化的农业生产中提取出来的资本，全部用于建设工业体系。完成这个任务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而在这段时间中，人们的生活会比较艰苦，物质生活不丰富，所谓勒紧裤腰带就是这个意思，而农民自然更要艰难一些。而为了应对物质生活贫困有可能造成的民意反弹，毛泽东就必须在政治上建构出一个相当平等的社会环境，让人们尤其是让建设国家必须加以依靠的普通劳动者，在这种环境里获得一种即便是丰富的物质生活也未必能够带来的精神上的幸福感。同时，毛泽东还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宣传的作用，不断宣讲国家利益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宣传生命的意义在于为国家民族做贡献，宣传正面英雄人物的事迹，塑造高大全式的理想人物，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形成一种文化价值氛围，让人们在自己的内心深处焕发出主人翁的精神，理想的精神，崇高的精神，在最大程度上调动人的精神能量。
无论是从历史的结果看，还是从逻辑推断来看，只有毛式道路才能最快速度最高效率地完成工业化第一阶段的历史任务，我们很难设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如果按照改革开放后这种私有化市场经济的道路，去完成这个实际上非常艰难、可又是中国工业化所必须完成的历史重任，其结果会是怎样？从逻辑上推断出的唯一结果就是，政府将会陷入与无数私有主极度困难的博弈泥潭之中，甚至有可能在政治的较量中使社会陷入动荡，从而最终有可能偏离工业化的建设目标，也就是说，所谓具有高效率的市场经济在工业基础建设任务面前恰恰是体现不出任何效率的，而且不仅没有效率，甚至反而会产生出负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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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毛泽东去世前，工业化第一阶段的目标实际上已经基本完成了，但当时的中国经济仍处于重工业和军工业建设比重很大，农业粮食产量还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民生工业还处在极低水平的艰难的阶段。也就是在这个阶段的行进中，毛泽东遭遇到了越来越大的反弹。反弹势力各阶层都存在，官僚阶层有抵触，知识分子有抵触，农民有抵触，普通市民有抵触，抵触普遍，但原因不一，而种种抵触汇聚到高层，自然就有了反对派的代言人。毛泽东对自己的路线当然是毫不动摇的，他始终认为，在已经给定的物质前提下，解决好生产关系的矛盾就能最大程度上的激发生产力的发展，所以需要进一步的抓革命促生产，只有这样才能迎来中国农业生产的突破，继而发展轻工业，改变重工业吞吃资金不产生效益的局面（重工业必须持续发展，这既是为了国防所需，也是为了技术的持续积累），最终解决民生的物质贫乏问题。而他的所谓抓革命，其核心内容之一，就是在生产关系上进行不断的调整，这对当时中国的管理层造成了很大的压力。
为什么高层的分歧最终导致毛泽东以文化大革命的方式来解决矛盾，这里面肯定存在着无数的历史细节，这是我们目前并不清楚的，但可以肯定的是，毛泽东发动文革，从他的立场来看，必定有百分之百的理由，也就是说，他把一般人所理解的人民内部矛盾当成一种准敌我矛盾来处理，肯定有他充足的历史判断。
如何评价文革，实际上，只能从毛泽东所捍卫的那条革命路线能否最终有利于实现工业化强国的目标来判断，但困难在于，他的路线被终止了，因此他的路线的最终结局只能从逻辑上去推断了，可这种逻辑推断又毕竟不是发生的事实，因此文革的评价只能成为没有结果的争吵。但有一点事实是有利于毛泽东的，那就是在他去世后不久，农业粮食生产终于取得了突破性的大发展，中国人终于解决了吃饱饭的问题，尽管这一成果被写在了农村分田到户的改革的名义下了，不过这种谎言很好揭穿——因为毛泽东说过这样一句话：中国的小农经济搞了几千年了，结果又怎么样呢？是啊，事实是并没有怎么样，那何以分田到户的改革就能一下子解决吃饱饭的问题呢？如果真如此，全世界每个国家的农业就都能解决粮食问题了。
毛泽东没有等到他毕生所盼望的农业的突破性的进展，而结果将是，一旦有此进展，中国经济便将进入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循环，民生就会得到逐步的改进。这是毛泽东的遗憾，也更是中国在工业化道路行进的最关键阶段的一个遗憾。
我们现在只能设想，在坚持自力更生、社会公正平等、努力追求崇高的总的治国原则下，在计划经济（毛泽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也未必不会适度允许个体经济的成分）的指导下，也许的确会出现低效率、人浮于事种种计划经济/公有经济的弊端，但同时也完全可能在经济循环的过程中实现民族工业的某个领域或多个领域的技术突破，产生出中国人自己的有国际竞争力的品牌，而之所以做出如此逻辑推断，理由是：第一，技术突破有赖于技术的不断积累，而只有在自力更生，也就是在民族工业的保护政策下才有可能持续性地进行这种积累；第二，毛泽东对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的认识是真理性的认识，解决好生产关系问题，就能最大程度的调动起人的生产积极性，有创造性的人并非一定要在物质的刺激下才能创造，兴趣、理想和和谐的社会环境同样能够让人忘我地进行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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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从逻辑上肯定毛泽东道路的可行性，而且也在情感价值取向上倾向于这一发展道路，但我仍然认为毛泽东去世后的改革开放有它的历史必然性。改革开放三十年纪念，主流媒体没有一篇文章能够把改革开放的必然性说清楚，全部都纠缠在三十年前经济落后的问题上，这种阐述逻辑反而让他们的立论变得漏洞百出。
为什么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实践会被停摆以至最后出现反动？原因就在于毛式社会主义道路对人性是有着相当要求的，它的最大要求就是：每个人能够为整体利益而牺牲个人利益，为长远利益而牺牲眼前利益，官员能够克制当老爷的内心趋向，知识分子能够隐忍对个性和自由空间的渴望，即便是老百姓也得能在消费的诱惑面前把持住自己的心猿意马，它还需要中国人能在工业化的漫长道路上保持奋斗的热情，而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出现人性难以避免会出现的惰性……，等等等等，因此毛式社会主义道路需要一个毛泽东式的领袖，他以他的权威在说服你，以他的热情在鼓励你，以他的运动在督促你，以他自身的坚定在坚定你，也就是说需要一个能够活两百岁的毛泽东式的人物来保持这条道路的持续性。
由此看毛式社会主义道路并非主流，由于是非主流，反对者就可能多，反对一多，斗争就成为常态，斗争一激烈，它的内部运动无法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就会出现专制景象，因此，在毛泽东方面，专制就成为他的必须。而在这种斗争的常态中，人们的生活就变得非常态，也因此，毛泽东本人所构想的那种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局面就成为梦想，当然也就更别指望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啦。最为关键的是，非常态久了，人们就开始不满意啦，而人心越思动，斗争的态势就越强，这样整个意识形态就不由自主地开始往极左方向滑行，而结果就是人们越来越有抵触，这样一来，社会主义实践在历史的这个周期就可以说走到了它的尽头。
我是将行进到目前的这场改革视为历史的必然的，但如何改却是有多种路径的，而目前的这场改革尽管顺应了历史的必然，但所走的路径却是糟糕的。而正是从毛泽东的道路被终止的原因，以及改革开放走向邓小平所谓的邪路上去的原因背后，我们能够发现中国国民劣根性的所在，而这种劣根性恰恰是毛泽东所意识到并想通过文化革命去加以改变的，虽然当时改造的效果明显，但改造的压力一旦消失，它便又即刻死灰复燃，由此足可见其根之深蒂之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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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劣根性到底是什么呢？我们不妨从儒教说起。
儒教对爱或者说是仁的宣讲是非常强调的。孔子的原始思路是这样的：因为他想建设的社会是以和谐为指向的，社会等级尊卑有序，各个等级各自有一套礼的行为规范，如此社会秩序就稳定了；但社会光稳定还不行，上面的人靠暴力专政也能让社会运转维系下去，可这样就不和谐了，那孔子是不满意的，怎么既稳定又和谐呢？孔子想了一个办法就是我们大家一起讲感情——一个血缘家庭内部的成员天生是有感情的，那是血缘亲情，于是孔大人就想，这种亲情能不能扩展到其他人际领域呢？譬如社会生活领域，政治生活领域？把家庭内部的父子兄弟姐妹的关系拷贝到家庭以外的人际关系中去，君臣官民朋友之间都按照血缘亲情原则去相处，这不就和谐了吗？孔子这个人挺温情的，挺人道的，可他这种思路的实践性到底如何呢？对世道人心的改变功效怎样呢？也有效果，因为他肯定了人性深处善的东西，并且把它尽量的激发出来，也就是说从一个人生下来开始，就不遗余力地灌输人性本善的思想，竭力挖掘他的德性，通过道德教育把人塑造成一个好人，内心恻隐，品行端正。
但我想进一步谈的问题是——儒家文化一旦异化，它所突出的东西被世人们彻底庸俗化的利用之后，到底对中国人的负面影响是什么呢？
我觉得有一点非常不好的影响，当然这未必是孔子能意识得到的，那就是中国人际交往中极度扭曲的情感-圈子现象：中国人喜欢把各种社会关系都家庭血缘化，爸妈兄弟姐妹儿女称呼到处滥用，干爹干妈干儿干女蔚为大观。这使得中国人容易形成以一种情感亲疏状态建构牢固利益关系的现象，一旦这种情感-圈子形成，就会在这个小群体内部出现公共原则危机的后果，所谓秉公办事就难得很啦，当圈子内部的某人想秉公的时候，其心理就会出现一种文化奇观现象，即：因为想秉公办事，反而产生道德上的巨大压力，因为他要承担不够哥们不够义气的道德指责，这种心理在中国文化环境里表现得特别突出。可以这样说，中国人一辈子的人生经营，特别像个蜘蛛，每个人都在那儿编制自己的人际关系网络，目的是让自己有一种安全感，而如果某个人编网能力不强，他就会产生一种惶惶不安的感觉。
那感情的强调为什么一旦落入现实就转变成用感情牟利呢？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仁爱的异化现象呢？我想原因在于儒家传统中倡导的那个礼本身内涵着巨大的癌变的可能。因为礼的背后实际上是等级秩序，等级意味着上下，上下意味着尊卑，尊卑意味着人上人和人下人，如此中国人脑子里的人上人意识是非常强烈的，或者说是所谓的精英意识非常强烈，也就是说中国传统文化里有一种巨大的鼓励人追寻优越感的力量。人活一世是为了当个人上人，鲤鱼跳龙门啊，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啊什么的，这种意识会把社会上的一切资源加以利用去为自己谋利，结果是中国人特别容易表现为两种人生状态——往上爬和向下跪，而为了有人在自己面前向下跪，就拿出吃奶的劲向上爬，所以历朝历代的知识分子读书做官，然后拉帮结派，然后吏治腐败，然后社会矛盾加剧，然后王朝崩溃。我想现在这种情形依然没有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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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这种极其负面的因素，是毛式社会主义道路被停摆的内在原因之一。由于现实的人性条件，毛泽东式的社会主义道路太过理想，所以我们现在走在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这当然也同样是一条能够通达工业化目标的道路，市场经济和私有制是能够以自己的方式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的，尽管它的路数必定导致市场竞争中的贫富差异问题，也必然导致海外强势资本中断民族工业技术积累的问题，当然也必然会导致权力和资本的结合问题，作为政府也自然要对这几种趋势加以调整。但就目前看，政府调整的效果非常有限，原因之一就在于改革开放以来，执政党对文化改造和建设工作的惊人的短视，其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大踏步地退却，表现出的是毛泽东之后的执政者在素养方面的极度不成熟，他们无视中国工业化的道路是与五四以来任重道远的新文化建设紧密相关的，他们把鲁迅的洞察视为故纸堆，把毛泽东的文化实践视为垃圾，他们极度忽视了人上人意识和情感-圈子文化这两个毒瘤的破坏力。
儒教传统的异化实践，会严重地妨碍中国向现代文明转型的进程，它们是改革开放过程中产生种种邪恶现象的文化原因。毫不夸张地说，这种文化的负面性具有对一个社会内部结构加以分化瓦解的力量，它具有癌细胞式的扩散能力，将足以导致一个社会的崩溃。这种文化环境里面，有法未必会有治，民主自然更是空谈。也因此，我们应该更加地理解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对中国文化传统中的负面性是非常敏锐的，他因此引鲁迅为知己，但也只能是他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运用政治权力，以一种极其猛烈的方式向传统文化革命的人，他的魄力让他能鄙视因为革命有可能带来的破坏性而可能遭致的一切有理和无理的责难，是毛泽东以一种政治独裁的方式向中国人脑子里根深蒂固的人上人意识和感情-圈子文化发起进攻的，他高踞万人之上，以一种传教的姿态，强行地向它的人民们灌输大公无私、狠批私字一闪念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其是非功过该如何评说呢？
也许一切都还要从毛泽东的文化改造实践工作做起。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思想依然是中国工业化道路上不应扔弃的一面旗帜。我们的执政党应该清楚地知道：中国现在依然走在新文化建设未完成的道路上，走在工业化未完成的道路上，新的历史绝非是从30年前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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