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毓海：五百年来谁著史--明清经济与晋商兴衰

五百年来谁著史

                                  ――明清经济与晋商兴衰[1]

 韩毓海

                     （北京大学教授，现任纽约大学访问教授）

1，转折点、落脚点

这是第一次来山西。感谢长治的同志们给我一个宝贵的学习机会。从人文地理、经济地理的角度看，晋南与代北，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大融和的文明创生地，无论是北上塞外，还是南下中原，山西既是一个转折点，也是落脚点。多少伟大的帝国王朝在这里升起又衰落了，山西是一个令人胸怀天下的所在。

长治在中国现代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1940年代，八路军总部就设在长治的武乡县，“小米加步枪”、“我们在太行山上”的传奇，就是由这里走进中国历史的。长治不但是中国革命的落脚点，她还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出发点，是新农村建设历史经验的宝库，新中国成立之后，关于中国农村发展的第一场党内争论，即1950年由长治地委书记王谦发起，并引发华北局、山西省，直到毛主席和刘主席之间关于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道路的辩论，就发源在长治这块土地上，这场辩论对于新中国农村发展道路的影响是巨大的，众所周知，它也成为赵树理写作长篇小说《三里湾》（后来的电影《花好月圆》）的契机。

上党－长治地区不仅是赵树理的故乡，更是他毕生热爱的上党中路梆子的故乡――以此为核心，西有秦腔，东有河北和山东梆子，这里是中国北方歌唱的源头，也为北方方言奠定了基础。正如梆子戏也号称“中路”一样，山西不但是北方中国政治和经济的核心，历史上也是中国通向外部世界的北大门，长治也是中国人民的美国朋友韩丁的第二故乡，我来之前刚刚在北京参加了韩丁的巨著《深翻》中文版的发行会，――这本书写的就是现在已经属于长治市区的张庄。

据说“上党”的古意即“以上天为党”，所以对我而言，此时此刻确实有些感慨万千。长治是一本大书，它讲述着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如何兴起、如何坚持、发展、壮大，讲述着它所提出和面对的根本问题：土豪劣绅、小农经济、互助组、合作化、包产到户、三农问题等等，讲述着它所遇到和要克服的障碍与挫折。我深信，这些课题对于今天的中国同样是根本性的，这段历史的经验教训不仅属于长治，而且也属于全中国和全世界。

今天我没有能力来叙述长治与中国革命有关的这段宝贵的历史，我下面准备给同志们汇报的重点是1500年以降的世界历史脉络，1500年是“世界经济”形成的时期，我主要讨论的是：中国经济――主要是明清时代的中国经济在上述“现代世界经济”中起到的作用，我的叙述是以财政和货币问题为核心的，同时，我也把山西的经济――特别是晋商形成、发展和衰落的历史过程――放在这个时段里面去讨论，因为包括长治在内的晋南和晋中地区，也是晋商的故乡。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这样的视野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启示。

2，空间关系与生产关系

昨天李晋芳局长让我讲一讲科学发展观的问题，最好也能结合一下山西的历史，特别是：为什么成为“能源大省”之后，山西反倒失去了历史上曾经在中国经济中所扮演的核心地位？我们都知道，历史上山西是非常富的，它有很辉煌的商业传统，李局长还告诉我说，明代以降，中国地面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70％以上都在山西，而近代以来，山西确实有一个衰落的过程，这个过程恐怕也是勿庸讳言的。

我想这个问题推而广之，其实是说：为什么随着中国近代以来的现代化运动的展开，一些原来经济非常发达的地区，类似山西，它们原有的对外开放的桥头堡的角色，以及在中国经济中所处的核心地位反而日益丧失了？这确实是个非常有挑战性的课题。我个人感觉：我们凡研究问题，无论自觉与否，都需要一个空间的视野，研究历史问题更是如此，也就是说，历史研究必须是与地理研究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这好比我们的古人说“天时”的问题必须结合“地利”的问题去考虑才行。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研究生产力的问题一定必须结合生产关系的研究，正是从这个基本原理出发，我认为不同空间、不同地域之间的关系也是生产关系的重要构成部分，甚至是最基本的构成部分。人的一切活动都是在特定的空间里展开的，经济活动更是如此，我个人认为，只有从这样一个角度，才能更好地理解科学发展观的内涵，理解它真正的理论创新之处何在。

如果我们把经济的发展看作一个地域间互动的过程的话，那么，某一个区域的发展和变迁，当然就不能单独从它自身去找原因，而是要结合它所身处的那个大的环境，看那个总体的经济空间和结构，比如从大的方面说，我们今天要建设一个和谐的社会，推行科学发展观，核心就是要解决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协调问题，但是解决国内的协调问题，则有一个根本前提，那就是和谐的中国、和谐社会是与一个“和谐的世界”联系着的。

自1500年甚至更早，中国就是深刻地被卷入世界的，正象山西是处在中国这个大的结构中一样，500年来，正是由于中国处在“世界”这个更大的结构中，所以，如果世界总体上说不和谐，如果总的世界结构和秩序不合理，那么无论我们自己怎么努力，中国的事情恐怕还是会比较难办，这好比说如果像今天这样，国家如果一直是把发展的核心放在东南沿海一个方向上，那么无论我们山西自己怎么争取，恐怕也很难有大的突破。

古人说天时、地利、人和，这就是说一个地区在一个整体性的空间结构中的战略地位---即“地利”是非常重要的，不仅是对于国内这个结构，而且对于世界这个结构也是一样的，李局长所提出的区域经济与它的大的环境之间的关系问题，就涉及到这个现代世界经济运动的原理。用刚去世的世界经济史学家贡德 弗兰克一个很直观的比喻来说就是：世界经济是这样一个互动的结构，我们可以把这个结构看作一个运动着的、多边多角的“菱形结构”，从这个结构互动的角度看，结构的一部分的扩张总是会伴随着结构的另一部分的收缩，也就是说：一些经济区域的发展和崛起，甚至总是以另外一些地区的衰落为条件的，因为在一个历史时期，它会把收益集中在这个菱形结构的一角，而把代价扩散到周边。这种崛起和衰落不是自然的，而是国家和世界经济霸权有意识的构建和干预的结果，同时，这种区域经济的发展与衰落，又只能从一个更为长期的时段、以及更为广阔的世界经济体系转变中才能看得清楚。

实际上，我们大家看一看，我们中国的东南西北、各区域间不正是这样一个多边角的、互动的结构吗？这就是为什么说，我们的祖先不但关心发展的问题，其实也一直关注如何协调发展的问题，也同样为这两个问题（发展与协调）所困扰。只不过古代中国追求协调发展，主要就是强调协调南方和北方的发展，即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从这个角度我们就能理解历史上一些重要的政治经济活动，比如开凿大运河与南粮北运的关系、比如“草原会盟制度”与长城贸易、茶马互市的意义所在。

而从区域空间互动的结构视野看，近代中国所面临的根本问题，更不是一个单纯的发展问题，因为更严峻的问题是：近代以来，中国原有的区域之间的互动和协调被西方的入侵打破了。解放前的中国之所以被肢解，中国之所以近代以来一直面临着分裂的可能，一个基本原因，就是因为近代以来，它内部的发展不协调、不平衡了。比如说，如果没有英国的问题，没有沙俄的问题，当然也就不会有近代以来的西藏、蒙古、新疆问题。中国近代以来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四分五裂，国家解体，这个问题当然不是个发展的问题，更不是一个什么“通过发展和改革就能解决的问题”。

恰恰相反，如果只是抽象、空洞地讲发展不讲协调，只是空洞地讲生产力不讲生产关系，那只能造成一种危险的发展，或者错误的发展。这只要懂一点历史就会看到非常清楚。由于近代西方列强扩张的据点是中国沿海，而近代中国国家为了富国强兵，同样也把沿海地区作为争夺的要害，于是先是近代中国从内部把那个长期平衡南北的发展方向改变了，改成面对东南沿海了，继而把这个发展方向单一化了，最后是僵化了，最终东南西北之间结构的互动没有了，最终我们的发展不是内部区域间的互动，而是变成直线了，变成一根筋了。也就是说，近代以来---还不仅仅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就不得不放弃了重视南北协调的发展传统，甚至不得不放弃对于中国腹地的经营，一味要求腹地为注重沿海的现代化战略作贡献，或者干脆听凭腹地衰落。于是，腹地就这样成了中国政治经济――特别是社会服务的软肋，这样的结果大家当然也都很清楚：由于中西部既得不到资金也得不到服务，长此以往，它就转而成为近代以来革命和动乱的摇篮。从李自成以来，太平天国、义和团，到蒙古、新疆、西藏大大小小、林林总总等一系列最终几乎要了我们的命的问题，不都是从我们今天所说的“中西部地区”搞起来的吗？这个过程表明：为了一时的发展、甚至短期的利益而忽视了南北平衡和协调，或者只是单纯讲发展而不讲协调，就会造成很大的问题甚至灾难，因为它使得一个区域间良性的互动，变成了恶性的区域冲突了。这是一条深刻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我们讨论几百年来形成的问题、描述这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的线索，对今天做具体的工作究竟有什么现实意义呢？我认为意义就是：第一，我们追求山西乃至整个中西部地区的科学发展，首先必须把眼光放得更长远一些，我们思考发展问题，必须有一个不同空间之间矛盾互动的框架和结构，认识到发展不但有赖于整个经济模式的转换，更有赖于当前中国乃至世界经济贸易体系发展模式的总体转换。特别是，所谓科学发展观的实质，就在于它不仅仅是就生产力谈生产力，而是把重点放在生产关系的调整，包括社会关系、经济关系、区域之间关系的调整，如果没有一个良性的环境、没有一个好的社会关系、生产关系，如果是东边点火西边冒烟，两极分化社会对立，你根本就谈不上发展。

我举个例子， 我们山西煤炭资源极其丰富，大家也知道黑龙江北部地区森林资源比较丰富，而这两个地区最近又都很倒霉，成为国内外媒体异口同声斥责的焦点地区，对山西来说，就是指责山西矿难和污染（其实连我也被媒体误导了，因为一说山西大家下意识的反应就是黄土高坡，确实真没想到山西是一个水资源和森林资源如此丰富的省份，实际上，作为一个资源出口大省，山西的环境问题搞得是比较好的），而对黑龙江北部地区来说就是指责那里滥砍滥伐，破坏森林资源。而问题的关键是：这些灾难难道仅仅是山西和黑龙江造成的吗？当然不是。外国的媒体也有好的、分析性的文章，不是像国内的某些媒体，鼠目寸光、流于义正词严地打便宜拳，比如美国的一份很著名的杂志（New Yorker），最近就发表了一篇很长的文章，深入地讲黑龙江中俄边疆地区大规模的林木盗窃问题，题目就叫“盗林”（The Stolen Forests）。文章的作了大量的调查，发现林木盗窃是一个在跨国资本的驱动下环环相扣的贸易链，因为他们调查发现：那些从中俄边境盗窃的木材制成的产品，是直接提供给美国的跨国公司Wal-Mart的。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木材制品消费国，它同时还为其消费的木材制品制定了相应的标准，比如中国可以用秸秆和废纤维造纸，但是，美国却只接受以原木（还不是一般的木材）为原料的纸张，结果就是，中俄边境的滥砍滥伐行为，其实是为了供应美国市场而不是中国国内市场，因此，可以说造成中俄边疆地区森林锐减的真正罪魁祸首是美国的消费市场，特别是Wal-Mart这样的跨国企业。

今天山西煤炭的问题、东北的森林问题，包括很严重的食品安全问题，其实在实质上是同样的问题，山西挖煤当然不是为了自己用，而主要是为了供应东南沿海地位的出口加工企业，在当今中国，所谓利润在沿海，代价在内地，利润在国外，代价在国内，这是一个根本上的错误发展逻辑，这里最根本、最核心的问题当然是全球性的供需关系，是全球性的生产关系，只要这个世界性的生产-消费结构不变，抡起板子玩命地打山西、内蒙、黑龙江，那是不解决问题的。

我们今天讲科学发展，当然也要重视南北经济不协调的问题，发展山西，一个方略是逐步打开和恢复北方通往外部世界的通道，包括重建由山西通向外蒙古地区的通道，重建北方的、跨区域的、世界性的商业贸易网络，东路、西路，关键尤其在于中路，中路是枢纽，是落脚点也是出发点，好像大门的轴一样，抓住轴线，这才是解决经济发展不平衡和不协调的根本。

这就要求我们逐步地、系统地纠正把发展压在东南沿海这一个点上的片面的发展观，这种观点不但是非历史的，即使放在今天也是成问题的，我们看看我们今天周边的形势：中亚地区、特别是蒙古地区始终是当前国际博弈的热点，这是勿庸置疑的，中亚和蒙古地区极其丰富的资源，是我们未来发展的根本命脉所系，目前我们家门口的这些地区的发展都出了问题，局势也都很不稳定，我想早晚会对我们产生重大影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达赖自1979年以来已经7次应邀访问蒙古，2004年，俄罗斯迫于其境内的蒙古自治共和国的压力，给达赖颁发了访俄的签证，2008年，达赖在访问了英法之后，将会再次窜访俄罗斯的蒙古自治共和国，当然，除了历史上藏传佛教与蒙古地区的精神联系之外，达赖集团之所以要处心积虑这么搞，其目的就是要形成一个所谓的“泛蒙古主义”支配下的“大蒙古国”，这个所谓的“大蒙古国”将包括中国的内蒙和俄罗斯的几个蒙古自治共和国，那样我们的北方边疆就再也不得安宁了。所以对中国来说，我们必须看到：藏独不是单纯的西藏问题，它必然会引发、联系到蒙古的问题。――这也就是我们的祖先康熙、雍正告诉我们的：一旦蒙古一部分裂，那么就会导致蒙古全部、乃至西藏分裂，反之亦然，从历史上看，藏独总是与蒙独联系在一起的，我们不能忘记这个历史的常识。

而我下面要讲到；山西是唯一的一个与蒙古有着漫长的商业贸易交往的区域，是历史上从南北方向上联系中国，联系中国与外部世界的重要通道，认识到这一点非常关键，今天从战略经济的角度恢复这种通道和联系也非常重要。因为加强北方的经济和政治建设，是我们未来发展的迫切课题，也是稳定周边的迫切课题。多亏我们已经有了上海五国的合作组织，但是如果日本、美国把蒙古拉了去，那“上和组织”的威力就要大打折扣了。近代以来，日本一直积极插手蒙古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日本是一百年来长抓不懈的，人家培养了大批蒙古留学生，拥有大量的世界一流的蒙古学人才，所谓的“大蒙古国”的背后，主要是由日本在倒腾，而且人家是真抓实干。台湾问题固然重要，但如果让人家从大陆上，从咱们中间插上一竿子，那样我们就会更被动。大家只要看看从蒙古到北京的距离就明白这个问题的严峻程度，而要面对这个重大课题，我们首先就要从历史的经验教训和现实的启示中去重建我们的大视野。

总之，我们一定要知道；所谓发展，是一个兼有兴起和摧毁双面的效应，摧毁和重建往往是这同一个过程的两面，从摧毁的意义上说，经济发展也是一个破坏的过程，所谓科学发展，就是强调要看到这两面，应对这两面，特别是要注意到发展与保护的辨证关系，因而要具备保护意识：环境的、社会的、产业的、文化的。在科学发展的意义上，不能保护，也就不能发展。

最终，发展生产力的前提，是要创造一个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而空间关系，或者地域之间的关系，则是生产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区域和空间关系的协调，因而是发展生产力的基本前提，这就是“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思想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基础，也是我们今天观察问题的一个重要的出发点。

3，              “500年来谁著史”：明朝与现代世界经济的创生

今年我们要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当然要搞些活动。一搞活动，那就难免有些人以改革开放的代言人自居，包括利用一些假大空的口号，把自己的反对者划为“反对改革开放”。现在很多人好像是别忘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包括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改革开放”只不过是两个“基本点”之一。如果你孤立地强调这一个“基本点”而不顾其余，那就取消了改革开放的基本前提、基本条件保障、取消了改革开放得以进行历史语境，那才是反对真实历史条件下的改革开放，按照某些人们自己的逻辑，我是否可以说-----你们这些人是用一个基本点来反对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割裂和反对整个邓小平理论的基石？

以改革开放的代言人自居，抢占意识形态的制高点，这更是一种很滑稽的举措， 因为不仅社会主义要发展生产力，什么制度都要发展生产力，同样，中国也不是从30年前才开始改革开放，因为按照世界史研究公认的看法，中国经济的开放过程已经有500年了， 现代世界经济开创于1500年前后，中国的元代是第一个世界性的帝国，而明代则是第一个世界性的经济，所以，我们今天纪念改革开放，总结改革开放的经验和教训，起码也要有更为广阔的历史视野。

人类的第一次全球化，并不是经济“全球化”，而是蒙古帝国武力造成和推动的全球化，“世界的广泛联系”不是由商品，而是由武力即大汗的铁骑推动和造成的。而与元代不同，我们下面要重点讨论的明代虽然不再是一个全球性的军事和行政帝国，但是，它的经济却是全球化的，更进一步说，蒙古虽然通过武力造成了一个世界性的帝国，但是蒙古帝国却没有能力从经济和金融上把世界联系起来，但后一点明代却做到了，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它是漫长的人类历史蹒跚步入“现代”的重要转折点。

我下面要给出一个500年来的世界经济变迁的草图，当然，我知道这样作有粗略化的危险，但这却是我们看清问题的一个好办法，要免于纠缠和迷失在细节之中，我们起码需要一个草图。

大家都知道，学术界目前公认的看法是：第一个“世界经济”――或者说，第一次以贸易和金融等手段把世界联系起来，是从1470年――大约是明朝的成化年间开始的，因为那个时候开始了欧洲的航海，西班牙和葡萄牙航海的目的，就是要从海上去重建马可 波罗所描述的通向中国（当时叫Cathay，即“震旦”）的道路，即要到中国寻找财富，寻找经济的原动力。――我们还知道这种公认的说法其实并不完全准确，因为这个时候（1470年），离明朝结束国家主导的大航海，而把战略和国际贸易的重点转向北方边境，开展以山西为枢纽的大陆长途贸易，已经过去40年---即差不多半个世纪了。

当年的西班牙人为什么要走海路呢？这是因为随着蒙古帝国的崩溃，原本从陆地上由欧洲通向中国的道路被穆斯林和蒙古各部封锁了，葡萄牙和西班牙人冲出地中海的航海活动，因而就兼有绕开穆斯林帝国和蒙古部落封锁的战略目的，以及寻求经济发展和财富增长的经济目的，走海路，对西方来说这当然是一个最优的选择，这是因为当时的欧洲象马可 波罗当年那样选择陆路交通，是完全没有可能的，当时中国与欧洲之间的陆路交通，不但是一条充满风险的道路，准确地说――这其实是一条布满了逃难部落和种族仇杀的不归路。

剑桥大学的政治学教授Kenneth Minogue曾经这样告诉我们说：近代的民族－国家之所以产生于欧洲，恰因为民族-国家这种政治创制的基础是“种族主义”，而种族主义之所以产生于近代欧洲，这恰恰是由于历史上欧洲的血统、种族其实是最乱的，欧洲的种族问题之所以特别严重，又是因为“我们今天看到的欧洲是一批又一批部落为追兵所迫向西移民的过程――，罗马人给这一群群逃难的部族起了各种名字：匈奴人、格特人、西格特人、盎格鲁人、法兰克人，等等。”[2]

我再举个有趣的例子，就是《鲁滨逊漂流记》这个小说，它开头就介绍鲁滨逊的家事，说他生在1632年，这也就是明代的后期，而鲁滨逊的老妈其实就来自一个中亚的移民部落，这是因为鲁滨逊有个很匈奴化的姓：Keutznaer，我对此很奇怪，觉得这位创造“新世界”的英国资产阶级英雄，他的名字听起来不像个纯种大不列颠子民，所以仔细去查了一下这个姓，终于在一本历史语言学的著作中，发现它在匈牙利语中的意思是“驾车人”，而Keutz就是我们古代西域的“高车”，[3]笛福――也就是《鲁滨逊漂流记》的，他说：英国人由于语音的变化，把Keutz念成了Crusoe，所以他小说的主人公就成了鲁滨逊 克鲁索，无论这种历史语言学的解释是否完全靠得住，即使这种解释作为一个推测，它也表明，在那个时候，笛福似乎还很清楚欧洲人口的大多数是外来的，这也包括来自蒙古和中亚的移民后裔，这些人是不断通过战争和逃难来到欧洲的，这当然不排除鲁宾逊家族甚至没准与我们山西的代北地区居住的北方民族还有点血缘关系。

我们还要知道，在哥伦布的时代，欧洲人口很少，只有8000万人，但却分为约500个国家，彼此之间杀伐不断，用今天的说法就是，那个时候的“西方”不但很穷，还很暴力，因为当时的欧洲由各种各样的逃难人口构成。自那个时候开始，经过约500年的时间，他们通过内部战争，来不断削减欧洲国家的数目，最终经过20世纪的两场世界大战，直到今天欧洲的国家剩下约30个，也就是说：欧洲通过约500年的自相残杀，差不多消灭了470个国家，基本上是一年灭一国，十年灭一族，这样，欧洲到今天才终于比较地和谐一点了。而这说明什么呢？这恰恰说明：好战、乃至种族冲突是欧洲最大的传统。今天的欧洲之所以特别重视种族和种族灭绝这样的问题，这首先是与他们自己惨痛的历史经历有关[4]，它更加说明现代民族国家这种欧洲政治创制植根于种族主义的血腥历史。

与欧洲比起来，当时的中国，也就是明朝，则是一个非常繁荣和总体上很稳定的大国，它有1.75亿人口，明朝虽然是在反抗蒙古帝国的统治中建立起来的，但明朝国家并不是一个种族的主义的国家（原因我下面会介绍），与元代之前的中国王朝国家把政治合法性植根于文化正统性也不太一样，明代更加把它的政治合法性深深植根于经济活动----以及更具世俗色彩的文化之上，我认为这标志着人类历史由古代向现代的转化。

明朝的经济非常发达，怎么发达，我举个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例子，从1405年到1433年，郑和七下西洋，郑和宝船最重的一条有7800吨，这已经接近万吨轮的水平，它比19世纪之前英国最大的军舰还大两倍。明代文化灿烂而独特，从哲学上说，王阳明到李贽，这被当代的哲学研究者们说成是中国启蒙思想的源头，――尽管王阳明那个时候欧洲还没有什么启蒙思想，近代欧洲的启蒙思想完全是受到中国的影响才发生的，而这种思想主要讲人欲就是天理，天理和人欲不能分，――显然，只有在一个经济非常发达，人们生活很好的时代，才会产生如此强烈的对于人的欲望的肯定。我们看中国古代四大小说名著，《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这三部都产生于明代，那个时候欧洲乃至全世界显然还并不知道什么叫长篇小说，更没有什么“市民社会的史诗”这样的说法；汤显祖和《牡丹亭》、唐伯虎和八大山人，这些伟大的艺术家、艺术作品都是明代的，明英宗时代还有这样一个著名的国际笑话，说是明朝廷宴请各国元首和使节，结果宴会所用580件官窑瓷器全部被使节们顺手牵羊盗走了，实际上，直到今天，明代的家具和瓷器，依然还是豪华生活的象征。

今天国外学术界普遍认为明朝才是现代世界的起源，它代表着另外一种现代道路的可能性。今天西班牙的塞维利亚的博物馆里还保存着一本《马可 波罗游记》，里面写满了哥伦布密密麻麻的批注，这很充分地说明了哥伦布是要追随马克 波罗到中国去的，他是要到中国寻找文明、寻找富裕――更是寻找一种人类新生活方式的理想。正因为走海路，他所以才误打误撞发现了美洲，他甚至把古巴误认为日本，所以给这个地区叫Cipango，在西班牙语里这就是日本，当时他以为找到了日本，中国就应该不远了。

4，宝船与晋商：人类海洋贸易和大陆贸易的开拓者

人类的现代世界不是开始于欧洲，而是创生于中国的明朝，比如日本的京都史学派，美国的一些重要的历史学者，比如在中国以《天安门》(Gate of Heavenly Peace)一书而闻名的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等，都持这样的看法。因为1470年，当欧洲人开始发现新大陆的航海活动的时候，这其实比明代开始的世界史上第一次大航海已经落后了65年，而且，它比明代最后一次大规模的航海活动，也差不多落后了40年。只不过今天看来，这世界竞技场确实是圆的，它不是一条直线的跑道，即不是一开始跑在前面的就一定是始终领先的。

我先从大家都熟悉的郑和七下西洋说起，因为这是世界上第一次由贸易、而不是殖民来推动的地理大发现的起源，今天中国的教材只讲哥伦布，不讲郑和，这表明近代以来，我们忙于向西方学习“现代”，偏偏忘记了我们自己也是“现代”和“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量，忘记了另外一种世界历史的可能性：不通过殖民，而是通过长途贸易，通过朝觐、朝圣或者朝贡，也是有可能造就一个现代世界的。

大家可能知道，郑和这个人叫马和，是个穆斯林，他父亲叫马哈只，曾经到麦加去朝圣过，这个人在元时代居住在云南昆明，在元朝帝国里，穆斯林的地位要比汉人高，他很可能是元帝国军队的成员，这个人在朱棣征伐云南的时候被杀了，马和是穆斯林马哈只的次子，他被朱棣的军队俘虏后，成为燕王府里的小太监，随后就一直随朱棣南征北战，马和在建文四年的北平保卫战和随后夺取南京的夺嫡血战中表现特别英勇，随着朱棣最终成为皇帝，他的地位日益上升，被赐姓郑，也就是我们知道的郑和。

这首先说明：在明帝国这种多民族的国家里面，少数民族并没有受到元代那样的歧视。在这样的多民族国家里，少数民族是可以得到重用的，当然它甚至还说明：明代不少太监都是非常能干的，例如郑和、例如张居正改革的助手冯保，所谓能干，是说他们比“平日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的儒生们能干，实际上，贯串明朝的儒生与太监的斗争背后，就一直有正统理学的重本抑末，重农抑商思想，与发展海外贸易和民间商业诉求之间的斗争。至于究竟哪一派更有道理，也只能放在特点的历史条件下去看，总之我们不能一说太监就是坏的，你看郑和就是个比较好的太监，把太监写的那么坏，主要是因为历史都是由儒生写的。

郑和率领由2万多人组成的船队，于1405年开始了环绕世界的航海大发现，到1433年共七下西洋。大航海的目的首先是贸易，因而我们说郑和下西洋，是人类沟通大陆与海洋的长途贸易的开端。即郑和下西洋的目的，不是我们简单理解的：为了拉外国人到中国来朝贡，从而确立明王朝在世界上作为霸主的合法性，明代下西洋的目的其实是充分经济化的，根本目的是贸易，政治并不是主要目的。

跟具体地说，明代的海洋长途贸易基于几个目的，第一就是由于明代早期的货币信用问题，即明代早期的纸币――宝钞，一直不是商品交换的硬通货，由于货币“失灵”，所以国家的经济活动和商业活动需要依靠大规模的以物易物来进行，需要引进大量海外珍品来刺激国内的商业和交换活动。第二是基于社会目的，即医疗卫生目的。明朝前期发生了大规模的疾病和瘟疫，需要大量的海外药材安定形势、对抗瘟疫。所以郑和船队中有大量的“药船”。第三就是船队由大规模的战舰和兵船构成，这是因为长途贸易与近距离的贸易不同，它要保障长途贸易线路的安全、贸易点的稳定，这就非需要武力不可，所以说长途贸易与战争总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这无论对于明朝中国还是近代的西方而言都是一样的，郑和的航海之所以被称为“和平之旅”，那不过是因为当时明代的舰队太强大了，所到之处，基本上没有遇到像样的抵抗和骚扰而已。

还有，郑和的宝船的尺寸是很有讲究的，好像我们今天迷信8这个数字一样，郑和的宝船是444，即44丈4尺或者444尺，这也不是随便给的数字，四这个数字代表地，即地有四隅，同时也意味着居四海之中为中国，其他与这个数字有关的还有：四季、四维，礼义廉耻四德，等等，所以在明朝四是个最吉祥的数字。而宝船的尺寸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重要问题，一般认为，这种世界历史上最大的木制宝船长度在400英尺左右，宽度在166英尺左右。[5]研究这种尺寸有一个重要意义，就是通过这个，我们可以去追溯中国海洋观的起源，按照这种中国式的海洋观：陆地居于四海之内，中国居四海之中，是陆地赋予海洋以意义。这就是中国特点的海洋和海权意识，那种认为中国没有海洋意识和海洋法的论调是靠不住的。

当然，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郑和征服海洋的伟大航行为什么在1433年之后会突然停止了这个问题，恐怕比夸耀中国当年称霸海洋的怀旧要有意义的多，在这个问题上，前人已经有许多意见提出来供我们参考，其中最有价值的包括Kenneth Pomeranz提出的生态危机和木材短缺的问题。

我们知道，在自然经济的时代，木材是重要的稀缺资源，因为人们吃饭、取暖、建屋都需要木材，发达的中国大量造优质的纸也需要木材，而要建造郑和这样庞大的船队，首先需要大量的优质木材，还要把木材运到当时位于扬州的国家造船厂，从而最经济的办法就是依靠河流，而随着航海规模的扩大，航海次数的频仍，沿河的森林就几乎被砍伐光了，从远离河道的深山中运出木材，成本则越来越高，这最终使得建造大型的、可供远洋的宝船的代价实在太高了，所以说，明朝大规模的航海活动，首先遭遇了生态和木材的瓶颈，所以最终不得不停下来了。

大家也许会问，为什么西方能持续航海，难道他们没有遇到过生态和木材的问题吗？答案是，西方当然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只不过因为明朝开始航海早，规模大，明代中国发展得早而且快，所以它只是比西方更早地遇到了这种资源的、生态的和发展的问题罢了。西方当然随后也遇到严峻的生态问题，虽然通过他们在美洲的殖民活动即在美洲通过种植业和大规模的砍树，使得这种危机得到了一定的缓解，但是到了17世纪的后期，欧洲也几乎不能持续进行大规模的远洋和航海了，因为对欧洲来说木材资源的代价也太高了，也正是这种严峻的生态危机，才促发了煤炭在英国的大规模使用和开采――我们知道，英国最大的地利，就是说它相当于欧洲的山西，即它有大量的地表煤，正是生态的危机促发了煤的开采和利用，而煤的开采促发了工业革命――到此大家又会问：那么同样产煤的山西为什么在18世纪没有发生工业革命呢？答案是：当时中国的生态危机已经通过其他方式解决了、起码是缓解了。[6]

这再次表明，世界是个互动的结构，在这样一个互动结构中，聪明智慧高还不如运气好，在最前面领跑的不一定是得到金牌的。但它也说明：自1500年以降500年，人类所面临的问题是类似的：环境的问题、贸易、货币、以及商品全球化问题，这些问题与完全的古代社会问题不同，我们将其称之为“现代性的问题”。

在国家支持的大规模航海活动停止之后，明代的海洋贸易其实并没有停止；不仅没有停止，而且是以另外一种方式更大规模的展开了，明代成化之后展开的，主要就是民间的海洋贸易，只不过由于为了回应木材的紧张，国家支持的航海巨舰变成了民间的小船而已，尽管明朝中后期的对南洋的贸易，由国家支持的远洋大船，后来演变成了民间商人支持的小船，不过这些小船所依赖的同样还是郑和远洋开辟的贸易点，依赖的还是郑和开辟的海上商道，或者说，正因为已经有了郑和开辟的商道，所以民间的中小型的商船，只要把货物运到马六甲这样的贸易中继站就可以了[7]。要了解明代与国家相联系又有区别的“市民社会”，我们就必须了解这种贸易史的转变。

以中小船只接力和建立海上贸易中继站的方式代替大船远洋，这首先是明代解决生态问题的一个替代性的发展措施，但它随之就成了一系具有历史意义的新空间的和社会的群体，特别是由移民而带来的一个特殊的“海外中国人”族群的兴起。我们看从明朝中期就开始跟大陆捣蛋的倭寇，到明末清初横行海上的郑成功集团，再到我们改革开放之初的主要引资对象亚洲四小龙，他们实际上都大致属于历史上的同一个族群，也就是说，他们都是明朝开辟的中国海洋时代所播下的流风余韵。

这更说明了一个“海洋中国”----即魏源所谓的“海国”形成的历史。其实从明代以来，我们就一直面临着如何协调“海洋中国”和“大陆中国”之间的关系这个全新的重要课题，从而，在这样的议题下，古代中国存在的“南人”与“北人”的区别，汉人与其他族裔的区别，逐步扩展为“本土中国人”与“海外中国人”这两种更具现代性的不同认同的差异，并创造、形成了一种现代意义上的中国认同方式。

而近代以来的西班牙、荷兰、英国、日本等帝国主义势力，他们首先所作的其实并非是攻击中国本土，而是先从外围瓦解了那个“海洋中国共同体”，而在此意义上，佩里 安德森以近代南亚和东南亚（即中国意义上的“南洋”）为背景的著作《想像的共同体》，实际上就是以“海洋中国”的近代命运为背景，描述了原有的海洋中国在西方帝国主义的冲击下解体之后，那些地区的“海外中国人”是如何通过西方式的“民族国家”这种政治形式，来寻找政治认同的曲折、动荡的过程。

 当中国通过民间贸易的方式向南洋移民，并形成一个海外中国人社群的同时，它向北方的贸易和移民也在逐步进行，而且这两者采用的是大致相同的方式：国家带动民间、军事带动商业。而真正使得大明王朝面向南洋的海洋贸易得以终结的根本原因，最终当然还是北方来自蒙古的边患。特别是明英宗时代著名的土木堡之变的发生（在那场戏剧性的战役中，明英宗朱祁镇被蒙古的也先部落意外地俘虏了），大明帝国的朝野上下，顿时把这场灾难的罪魁祸首，归结为唆使英宗亲征的太监王振的滥权，于是，对于太监祸国的指控，自然不能不威胁到主要是由太监主持的海洋贸易（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朱祁镇也就是那个在大宴外宾时餐具都被客人盗走的皇帝）。

我们不能想当然地把明代将战略视野由南部海洋转向北方大陆，视为保守之举， 因为明朝对付北方边患的方式不是简单地诉诸战争或者修长城，而是以战争带动贸易，以军事行动带动商业开拓，以国家投资带动民间参与。与古代中国相比，明代对应边患的方式是有其“现代”意义的。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明帝国不仅是人类海洋长途贸易的开拓者，也是人类大陆长途贸易的开创者。

无论是大陆还是海洋上的长途贸易，都与战争从来就是密不可分的，因为商道的安全需要军队保护，军队的驻防需要商业的补给，而军队的进军开拓了商道的延展，贸易的纠纷也会导致战争，反过来，贸易的优惠和禁运则是打击敌方的有力武器。而同样是在西方开始航海的1470年，明代则开始在蒙古草原的边界屯兵百万，并开始进行大规模地移民活动并修筑长城，从而开始了大规模的、武力支持下的面向北方拓展的长途贸易活动。

我们山西的晋商，一开始就是作北方边境贸易起家的，因为明代在长城边关设立的九个边镇中，其中三个最大的：宣府、大同和山西都在今天的山西，另外一个大边镇延绥（今榆林）也在山西和陕西的交会处，这四镇占了边关兵力的45％。那么多军队集中在这里，当然吃饭首先就是个大问题，起初明政府是希望通过屯田解决这一问题，但是，在代北这样缺水的地方靠屯田解决军粮，这无异于天方夜谈，所以明朝就不得不利用商人往边关运粮，而商人把粮食运到边关，不是直接拿到钱，而是拿到赚钱的办法，就是拿到盐引。盐引就是盐的专卖权， 因为盐是生活必需品，古代盐是国家专控物品，盐就是钱， 贩卖获利极高，把盐引给粮商，那就等于给了他们生财之道，这就意味把国家以盐税作抵押，来换取民间的战争投资，明帝国的这种做法，与19世纪欧洲国家以国家税收为抵押，来换取私人银行家对于战争的借款和投资有一定相似性，明代这个解决边关粮食问题的办法就叫“开中法”，只不过明帝国采用这种民间战争融资方法，也比欧洲要早了300多年。

中国有这么几个产盐的地方，一个是沿海的海盐，一个是四川的井盐，再就是宁夏和山西解州的池盐，晋商一开始就是靠贩卖池盐获利而起家的，当然，除了盐之外，还有其他商品，比如我们长治的丝绸，因为当时长治称潞安府，明代国家鼓励晋南地区大规模植桑种麻，潞绸则是北方丝绸纺织业的代表[8]。

明代的时候，蒙古分东、中、西三路分布在中国北方，明代的战略重点是中部蒙古――即察哈尔－喀尔喀蒙古（也就是今天的内蒙和外蒙），正是对中路蒙古的贸易，把山西推向了世界陆路贸易的核心位置，山西成为联系中原与塞外，北方与南方，中国与世界的大陆贸易体系的核心和枢纽，山西因此崛起，晋商也因此崛起。

清代以来，随着俄罗斯不断向西伯利亚扩张，北方贸易的主要对象就是俄罗斯， 随着北方陆上共同市场不断扩大，特别是当1830年英法大战封锁了欧洲海路之后，欧洲对中国的贸易主要是经过蒙古和俄罗斯这个通道转运的，这个大陆贸易市场扩大到了欧洲， 布达佩斯和布鲁塞尔等城市的真正崛起也就发生在这个时期（明末清初），描述这些城市的兴起都离不开这条商道不断延伸的历史，因此我们说：以山西为核心的北方中路贸易，是18世纪末期世界上最主要的商道。

晋商的兴起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经济的版图，荒凉的漠北草原被开拓了，晋商不断地以他们雄厚的商业资本，投资于北方商道上的“基础设施建设”，晋商这种对于固定资产的投资， ――晋商足迹所至，创造了一个以贸易和商业联系起来的新大陆，也开拓、创造了一系列新大陆上的北方城市。其中著名的例如：张家口、包头、西宁、巴里坤、卜奎（今齐齐哈尔）――这些新大陆上的城市都曾经是国际化的市场交易中心。

比如说，张家口是明代隆庆年间才崛起的市场交易中心，而包头本来根本就没有这个城市，乔姓的晋商首先在这个商路上设立了商号，这之后才形成了商埠。再比如，蒙古国的首都乌兰巴托，当时叫库伦，它的兴起就是靠晋商，这个城市其实是晋商建设起来的。清康熙时代，12家最富的晋商是这座城市的主体，号称十二首甲，今天蒙古自己也认为乌兰巴托本来是个国际型的贸易中心，只是在近代才封闭衰落了。而在国际关系和对外贸易史上最著名的，是我们后面要讲的北方中路贸易国际中继站――恰克图，这个城市今天位于蒙古和俄罗斯的边境线上，它往北是俄罗斯边疆布里亚特共和国首府乌兰乌德，往南则是蒙古共和国首都乌兰巴托，而恰克图在明清时代都是“中国领土神圣而不可侵犯的一部分”和亚欧之间最重要的货物集散地。

如此说来，不但西方开始海洋贸易要比中国晚65年，而且西方开始大规模的跨国陆地长途贸易恐怕更比中国晚得多。我们知道1689年的时候，清朝与俄罗斯签订了人类第一份陆地长途贸易协定《中俄尼布楚条约》（其签约地点，大致就位于前面所述今天发生大规模国际林木盗窃活动的中俄边境俄罗斯一侧），正是这一条约奠定了人类在陆地上进行跨国的、长途贸易的基本准则，也就是说，尼布楚条约的开创意义不在于领土划界，而在于贸易越界和跨界，在于完全听任民间贸易而国家几乎不从中收税的“共同市场”意识---这才是它不同于西方近代条约体制的一个重要特点。而1648年欧洲尽管也产生了第一份内部陆地划界条约《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但是，这份条约却没有涉及陆地贸易问题，更不用说什么建立陆上共同市场的内容。说来令人惊讶――只是从最近的《欧盟宪法》制订开始，欧洲内部才开始规划一个泛欧洲的陆上的共同市场建设，而反过来看，从1470年代直到19世纪后期，由于国家对于跨国的民间贸易活动的大力支持，中国北方通往外部世界的商路始终是稳定的，这条商业大道，正是开始于明中期的大规模向北方的战略开拓，它不但形成了连接今天的中国、蒙古和俄罗斯庞大的陆上共同市场，而且促进了一系列横贯中国，俄罗斯和欧洲大陆的重要城市的兴起和发展，它更催生了光耀中国历史数百年的晋商的兴起，在这个意义上，山西确实是人类陆路自由贸易的“威尼斯”。

5， 明朝开启了世界经济的“白银时代”

除了大规模的贸易和开拓国际市场以外，明代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地方，就在于它的货币政策。这其实也就是白银货币的问题，这是贯串这段历史的一个核心。

这样说是基于以下三个理由：第一是关于白银税收。自明代宣德改革首倡以“金花银”收税（这场改革就发生在明代最后一次国家推动的大航海举行的1433年），到万历年间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推行，最终使得白银成为明国家的税收和贮备货币。第二是关于白银进口。由于中国本身不是白银的主要生产国，所以大量的白银要通过对外贸易获得。第三是世界货币。即也正是明代对于白银的大规模需求，才造成了世界上第一次“货币革命”。

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先从第三条说起，即关于第一次世界货币革命。我们知道，西班牙人1500年左右到美洲的目的本是找金子，而在16世纪30年代却意外地发现了白银，――这是在1530年左右，1530年是中国明代的嘉靖9年，这一年大明帝国也有一件事轰动官场，它也与白银有关，即当时的福建延平县令徐阶因为成功地处理了当地盗窃国家银矿的案件而名声大噪，由此开始了他光辉的前程，最终一路升到了首辅。徐阶还是中国“会票”的最早经营者，《皇朝经世文编》中记载，徐阶的“官肆”为走远途的商贩和官吏提供一种证券，可以异地存取、兑换白银，这就是说，明朝徐阶经营的“官肆”，其实就已经有了后来山西票号的性质。这个故事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白银的饥渴是当时明朝全国、全民的头等大事，同时说明了现代金融的起源其实可以追溯到明代中期的会票。

而此时美洲白银的发现，对于明帝国意味着什么自不待言，特别是随着1550年汞齐化精炼法在整个西班牙美洲的传播，美洲白银迅速满足了中国经济对于白银的大规模需求，一举解决了困扰明朝百年的货币问题，这就好像冥冥中有一只手，把西班牙人在美洲发现的白银，与同时代明代的货币问题联系起来了：中国人能生产世界上最好的商品，而驱动中国不断扩大商品生产的却是在中国紧缺的贵金属――白银，当时的西班牙人尽管一无所有，但手里却掌握着美洲的白银，而这就是美国历史学界所说的“现代世界经济”产生的那个“致命的瞬间”，因为从那一刻开始，我们原来彼此孤立的世界就变样了，一个由商品和货币联系起来的世界――一个“世界经济”因而得以形成。从中国到美洲，从美洲到欧洲，从欧洲到南亚，正是白银这种“世界贸易货币”第一次把世界经济以商品生产和交换的方式串了起来 。

从明朝中期到后期，究竟有多少白银被运到中国，又有多少物美价廉的中国商品被运往海外，今天还是一个无法统计的数字，但学术界一致承认：全世界2/3的白银都被运到中国去了，而远在美洲的墨西哥的阔家妇女，从1550年代之后便已经开始穿丝绸了――至今这种服装今天竟然成为墨西哥的“民族服装”，这个例子说明了当时世界市场的幅度。

下面我们再说第一个问题：明朝为什么最终会把白银确立为国家税收和储备货币。

这个问题复杂而重要，简单地说， 内因方面，是由于明朝初期以来，建立自主的、合理的货币发钞体系、建立信用货币的努力最终失败了，从外因上说，则是由于美洲白银的发现，它使得这种失败变得更为迅速而彻底。

我们先来看一看蒙古帝国是怎样崩溃的。元代的大帝国崩溃的原因很多，根据 按照安托尼 吉登斯的说法，一个经济体所涵盖的地域越大，它的经济管理方式对于货币技术的要求就越高，或者说它对于“经济管理的脱域性”的要求就越高，起源于草原劫掠活动的庞大的蒙古帝国，正是由于其对于货币经济，对这种高度脱域化的经济管理方式的无知而瓦解。因此我们说蒙古纸币的崩溃，是蒙古帝国崩溃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也就是说，一个国家发的钞票没有人认，那么这个国家其实也就名存实亡了 。

而明朝与元朝有什么不同？我觉得以元、明之间统治的转换为标志，中国实现了一种统治方式的基本转化：由纯粹的暴力统治向商品、货币统治的转化， 而国家的角色随之也发生巨变。明朝在历史上的地位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从古代中国向近代中国的转折点。毛主席反复强调说要研究明朝，我认为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此。

一开始，明朝也同样是全力为它发行的纸币――“宝钞”能为老百姓所接受而斗争，这种斗争的结果一开始似乎也很不理想，明朝初期，皇上只能把宝钞发给来朝贡的外国使团作礼物用，或者发给官员作额外的奖励，因为前者不知道印刷术，没见过这么精美的印刷品，故而尚把宝钞当宝贝，后者大概只是把它当奖状用，但是越到后来，连这些人也不认宝钞了。大家知道，如果一个国家的货币没有人接受，那么它就没有信用，不但没有商业信用，也没有政治信用，货币是经济运行的血液，缺少血液生产和交换是无法进行的。所以说，货币发行问题就是明代早期一个最突出的问题，这个如果解决不好，它就会重蹈元帝国的覆辙。

明代是怎么努力解决自己货币的信用危机的呢？它采用了两个办法，一个办法就是建设财政国家。即整理财政，整理税收，为经济活动创造一个货币供应的“心脏”，并努力使得货币――也就是宝钞的发行，可以建立在国家切实的财政能力的基础上，把财政功能作为国家队基本功能。而这就是亚当 斯密的《国富论》中所说的：现代国家的国家能力，不是建立在武力征服的基础上，相反，包括武力在内的一切国家能力，都必须建立在国家财政盈余和税收盈余的基础上的，而财政盈余和税收盈余更是一个国家货币稳定的基础。从而，确立这样一种财政-税收为主体的国家，是一个政体向现代转变的标志。再一个办法，也是斯密指出的“自由贸易”，即国家应该通过大规模的外贸，通过以货易货来积累财富，――这其实是在货币紧缺、或者货币信用危机的时候，最经常采用的办法，这也就是我们明朝的祖宗所谓“不扰中国之民，而得外邦之助”，这样，就先是有了永乐年间国家支持的下西洋运动，随后就是成化、弘治年间的民间海外贸易的发展。

为什么我们说历史总是充满戏剧性的呢？因为今天看来，明朝货币信用的问题之最终得以解决，靠的不是造就一个可以为自己的经济发展“供血”的心脏，而是不断靠外部的货币“输血”来实现的。回头看明朝的货币信用问题，恰恰是在三个最昏庸无为的皇帝手里解决的，――因为这三个皇帝执政时期，恰好赶上了世界货币革命，赶上了美洲白银的发现。既然白银是中国很缺乏的贵金属，老百姓都相信白银，那朝廷就索性废弃宝钞纸币，统统改用白银完事了。最终，随着嘉庆年间美洲白银的大规模发现，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目标就成为引进白银，白银的引进，使得明朝通过进口白银这种外向的方式，解决了自己的货币信用问题，不过这样一来，从内部，――即通过整理财政，稳定货币发行量，确立自主的货币信用的努力，也就被一劳永逸地放弃了。

我们知道，明代确立白银为国家税收和储备货币，大概是从明朝的嘉靖、隆庆和万历皇帝时代开始的，这样作好不好呢？一方面因为这已经是历史的既成事实，所以500年后的今天这个问题再问起来，好像就意义不大了，故而深究这个问题的历史学家可以说几乎没有。不过我们大致去翻开历史一查，不禁还是要大惊失色，因为说到明朝的16个皇帝，毫无疑问，最混蛋而又最幸运的恰恰就是这三位先生，正是这三位先后开创了长达几十年不上朝――即完全不理朝政的记录，其中的隆庆皇帝在位5年间，几乎就从来没有上过朝，这在中国古代帝王历史上恐怕也是空前绝后的。――所以，一个应该问但从来没有被质疑过的问题是：为什么赶上这么三个混蛋皇帝，明朝却偏偏天下升平了呢？历史学家往往将此奇遇，归之为当时偏巧出了一系列治国能臣，如张居正、海瑞等，――当然徐阶也算个能臣，可如果要是这样说，你就忘了这时期主要还是祸国殃民的奸臣严嵩当道，所以说，这个解释恐怕是没有什么说服力的，于是，这里的根本原因就是：美洲白银的发现。

由于大量的白银流入，从而为解决长期困扰明朝的货币问题最终找到了答案，――也就是说，这三个昏庸的皇帝偏偏赶上了历史的好契机，他们三个活宝的运气实在是太好了。好运气来了谁也挡不住，以至于他们怎么祸害也败不了家、亡不了国。

建立货币信用体系，这是明朝一切经济改革的核心问题，而明朝最终却还是通过大规模的进口白银，即不是靠建立货币造血机制，而是靠外部的货币输血来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甚至可以说，它是通过某种意义上的天上掉馅饼的飞来机遇解决了这个问题。而这也就造成了两个结果或者后果：第一，它造成了一个美洲白银推动的世界经济体系，第二，由于明代解决货币信用的办法，总体上说是依赖美洲白银发现这一偶然事件，困扰明代经济的根本问题是通过外部因素解决的，而不是通过建立完善的财政体系来实现的，所以我们说：明代解决货币问题的方法，总体上说是消极的。

威廉 阿特威尔在《剑桥中国明代史》的第八章《明代中国与新兴的世界经济，约1470－1650年》中，对这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都有论述。他一方面对明朝对于世界经济的贡献评价很高，在这一章的结论部分这样概括说：“在16世纪和17世纪，中国国内对进口白银的需求，国外对中国丝绸、瓷器、金、铜币和其他商品的需求，促使中国比以往更深地卷入世界经济事务，这种卷入被证明是一种祸福结合的幸事。”他还进一步引用了另一位历史学家牟复礼的话：“到1644年，中国是世界历史的一部分，它深受世界贸易中白银流动的影响，深受粮食作物的传播造出的农业转变的影响。”

另一方面，阿特威尔对明代致力于解决货币信用问题的改革，总起来评价不高：一个最著名的例子是他对于一条鞭法改革的解释。张居正的改革，在明代乃至中国古代经济史上都是浓墨重彩的关键性一笔，这位张居正先生与王安石并列，一直被视为中国改革家的总代表。因为他执政期间万历皇帝已经闭关了，即君王从此不早朝了，而且当时北方有边患，南方海上有倭寇，国内还闹饥荒，广西有起义，按说明朝早该亡国了――可偏偏是这个张居正，把国家搞得有模有样，国库丰盈，竟然号称盛世――但阿特威尔解释说，这不是因为张大人是孔明再世，而是因为：一条鞭法改革得到完成的真正基础，其实就是白银的大规模进口，因为明代把国家税收折合为白银来征收，这一改革的实施发生在1570年，这正与世界白银流入中国的高峰期完全重合，而改革的两个试点浙江和福建，都是最直接卷入海上贸易的省份。所以阿特威尔认为：理解500年前的中国国内改革，重要的是要看到它的国际和全球背景，而不是看改革家张居正先生出神入化的治理手段。[9]

这就是说，改革家张先生只不过是赶上了世界史的大机遇，在那种“战略机遇期”里面，即使中国国内皇帝、首辅上下都是些傻子，只要国际经济大形势“颇有利于我”，如同今天的沙特、科威特之类的屁股下面座着石油，那就不愁美元不是滚滚而来， 但是，一旦石油挖尽，出口链条崩断，外在的货币供应随之停止，所谓的“盛世”也就立即土崩瓦解。这不象500年后的毛泽东、周恩来的时代，全世界都要封锁你，你要想崛起全靠勒紧裤腰带玩了命的干，不能依靠外部供血，只能自己造血，这样反而造成了一个比较扎实的经济基础。

阿特威尔很犀利的地方是把张居正改革纳入到一个世界的视野中去观察，指出了张居正式的改革过于依赖外贸、过于依赖世界货币市场供应的致命弱点， 他的论述令我们耳目一新。

最后，我们再来看我们在这一节一开始提出的第二个问题：白银进口。由于中国本身不是白银的主要生产国，所以大量的白银要通过对外贸易获得。――这也就是说，一个不富藏银矿的国家，竟然去选择别的国家所富藏的白银贵金属作为自己的货币，――今天看来，这不是一件把金融命脉委之于他人的非常荒唐的事情吗？

答案是：毫无疑问，这确实非常荒唐，我们的祖先当然非常伟大，他们不但创造了无人可以匹敌的伟大古代文明，而且也是人类现代世界的开路先锋。但是，他们当然也作过许多荒唐事，而其中比较荒唐的，就包括货币政策这一件。鲁迅先生有个名言，就是说我们的祖先比较荒唐的一点，就是凡事先拣容易的作，而把麻烦留给后人去解决，而明清以降数百年来，我们的祖先在处理货币信用和发钞问题上，其实就是这样的，我们的祖宗没有给自己的经济建立一个供血的货币心脏，而是“顺应世界形势”，选择了进口白银，而把整理财政、合理税收，把建立完善的财政――货币体系这样困难的事情，把建立一个财政-金融主导的现代国家体制的重任，留给了500年后的毛泽东和周恩来。

我们如果说明代有什么遗产，我说它最大的遗产就是白银。这么说来，荒唐的其实还不止是明朝，因为我们知道，明清这两个大帝国有一点是相同的，――他们最大的相同之处，就是这两个大帝国都以白银为国家税收和国家储备货币，也就是说，清的货币政策承袭了明制。而500年来，中国这种完全依赖于世界市场供给的货币政策，对于世界经济的形成来说，既是决定性的、更是根本性的，一方面，对于明清两朝来说，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目的，其实主要就是为了进口白银――而另一方面，从长远看，由于银根主要依赖国外，所以白银的短缺和白银的外流，又势必造成周期性的、剧烈的通货紧缩，威胁宏观经济，而这反过来对于明清两朝经济来说也就成为致命的，正如我下面要告诉大家的，这其实就是解释明清两个帝国突然间迅速瓦解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甚至最为根本性的原因。

今天说这些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意义呢，我觉得意义起码有二：一，中国要不要改革开放，这其实早已经是不需要争论的问题，理由很简单：因为我们自明代开始就是改革开放的，500年来，造成一个经济全球化的根本动力，总起来说就是中国而不是别的国家，500年来到今天，我们真正需要争论的问题仅仅是：怎么处理好自力更生与对外开放的关系，怎么处理好货币供血与货币输血的关系，进一步说，就是如何避免过度的开放导致的对于世界商品市场和货币市场的过度依赖。

第二，我们今天研究中国的问题，如果不注意中国与世界的联系，不从这种联系看问题，这起码在学术上就是闭关自守、鼠目寸光。不但我们研究历史，理解500年前的张居正如此，理解我们自己今天的改革开放也是同样如此。比如今天，我们不能离开华尔街来独自解释我们自己的货币金融政策，我们说改革开放体现了人民的意志，体现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这毫无疑问是对的，但是，离开了国际经济和投资运动的趋势，国际货币流动趋势，离开了华尔街的风向，我们就不能从根本上解释这种开放如何可能，不承认这一点，不研究这个问题，就不是真正的开放态度。

6，过度依赖及其后果：白银改革促进了明朝经济的发展，也导致了明朝的灭亡

明代中后期通过大量进口白银找到了解决国内货币危机的办法，它对于世界经济的贡献当然是巨大的，这当然应该得到积极的评价，但是，我们千万别忘了：也正因为如此，它对于外部世界的依赖也是非常强的，这尤其突出地表现为明代经济对于进口白银的依赖。

白银依赖也是明清两代最为突出的问题，我认为如果看不到这个实质性的问题，就不能解释为什么1630年代的美洲白银供应短缺，会成为明朝垮掉的一个重要原因，而200年后，即1830年的白银外流，也竟然最终导致了清朝的垮台，如果看不到这一点，那我们就会纠缠在浩如烟海的历史细节里，迷失在皇帝、娘娘、太监钩心斗角的鸡零狗碎中，我们就看不到500年历史的基本脉络。

因此阿特威尔才说：明朝采用白银作为国家税收和储备货币，这本身是一件“祸福参半”的历史变数。这其实也是一句说到了家的话。

首先，对于白银的追求和外向型的经济，极大地促进了明代的经济和生产活动向着专业化、商业化、跨国、跨区域的方向发展，特别是在江南地区，比如松江地区，随着国内外对于棉布的需求，越来越多的人改行从事全日制的纺织和棉布贸易，社会学家黄宗智有一个观点，以此来反驳历史上中国没有市场经济的谬论，他说： 我们要了解明代经济的市场化程度究竟怎样，从一个极简单的例子就可以看到，那就是当时中国的大多数人都穿棉衣了，――这就说明了棉花和棉布的市场化程度。

其实，与当前的经济学家们所倡导的“比较优势理论”所描述的一样，明代市场的扩大、对外贸易的扩大，使得物美价廉的中国商品越来越多地占据了当时的世界市场，而根据“比较优势理论”的假定，这种发展模式的好处在于，它能促进国内就业，能促进劳动的专业化， 随着分工和市场的扩大，人们会生产并消费越来越多的物美价廉的商品，最终交换和贸易会代替战争，贸易和分工的玉帛最终将化解竞争和干戈，――这个理论的真正问题恰在于它听起来太好了，好到了让人不能相信的程度， 无视了人间万物，凡有一利则必有一弊，它无视了历史上的贸易、分工和市场的扩张，像一切好东西一样，起码也带会来了与今天完全类似的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国家竞争造成的贸易纠纷的扩大和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特别是中西两大帝国的对抗，比如阿特威尔举的一个例子：随着中国商人把中国商城办到了墨西哥，中国人与外国商人的商业纠纷开始扩大，最著名的一件是1639年，西属马尼拉的西班牙商人排华事件，这次事件中菲律宾有2万华人被杀，更造成中国南方的对外贸易的据点由菲律宾的马尼拉撤退到本土的澳门和广州（从此一撤到今天，就一直没能再回去）。还有就是：当时的西班牙菲利浦二世下令对中国商品征收高额的贸易税――这样作的原因，就是基于当时的“中国经济威胁论”。

第二个问题――对外贸易的扩大造成国内生产的日益专业化、市场化――这同样也是个好坏参半的结果，其中特别是：农业的市场化，这从来就蕴含着巨大的风险，特别是在交通运输手段比较落后的时代，粮食生产的区域化和市场化很可能造成的粮食危机，我们知道，尽管我们今天早已经是北粮南运了，可是明代乃至清代，那都是南粮北运的，即南方地区是主要的粮食基地，如果这些地区不种粮食，而且还等待别的地区给它运粮吃，那么粮食的风险就是巨大的。

明朝中后期一直面临巨大的粮食安全风险，最终这一危机在1640年代达到高峰，由于自然灾害造成的粮食短缺，那些市场化最彻底的富裕地区被证明无法抵御粮食危机，因为这些地区不生产粮食，粮食要跨区域去买，在粮价腾贵的灾荒时期，你有钱也买不到粮食，结果以富裕的江南地区遭受打击最为严重，根据黄仁宇提供的资料：1640年代，苏州地区每斤大米的价格升到了100个铜钱，大批的人饿死的同时，是许多豪宅低价出售也无人问津。这充分表明：货币经济和对外贸易促进了市场化的发展和劳动力的专业化分工，而到了灾荒年头，市场化和货币经济――特别是一条鞭法的弊端，却会鲜明的表现出来：由于广大的“发达地区”为了增加国内和国际市场的需要，扩大了棉花和桑树的种植，这些当年曾经是自给自足的地区，现在突然发现――它的粮食供应必须依赖跨地区的贸易。人们说经济上自给自足不好，但是对一个国家的粮食生产来说，这个教条可能就是错误的。

在1640年代，即使在丰收的年份，南直隶（指安徽和江苏地区，包括皇帝的老家）、浙江地区的人们也要靠出售生丝、原棉、棉纱和棉布，来购买粮食，一条鞭法实施之后，还要用银两来赋税和地租，偿还贷款。如果遇到灾荒，或者他们用现金购买的粮食价格发生巨大的波动，而国家救助不利，那么巨大的灾难就不可避免了。

在这个意义上说，1640年代导致明帝国灭亡的粮食危机，一方面是由于天灾，而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今天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提亚 森所提出的那个重要理论：是由于粮食的过度市场化造成的。即在后一种条件下，大批的人饿死并不是由于单纯的灾荒，而是由于市场上粮食的价格太高，人们因为买不起粮食而导致饥荒，所以才会有富裕地区卖了豪宅买米吃的“时尚”。这也就是说，明代经济的最终崩溃不是由于明代的经济没有完成市场化改革，或者过于封闭和自给自足， 明代后期发达地区所遇到的粮食危机，恰恰是由于过度的市场化所致，――特别是把粮食生产完全交给了市场造成的，而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改革恰恰促进了这种粮食的市场化，它表面上增加了国家的税收，实际上加剧了农业危机。大家想一想――如果农民可以通过其他渠道得到比种粮更多的现金，并以白银现金来完税，那么他为什么还要选择种地呢？这不过是从明代改革就暴露出来的问题，可惜的是，这可能也是古往今来张居正这样的改革家们很少能意识到的道理，――要不然，提出这一论断的阿玛提亚 森今天也就不会因此而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了。

第三个问题其实与上述两个问题都有关：那就是明代后期遇到的灭顶之灾，更是由于新大陆银产量的第一次急遽下降直接造成，即基于世界货币市场动荡所产生的“蝴蝶效应”所造成的放大的冲击。这种美洲白银供给的大幅度萎缩也发生在1630年代，它毫无疑问地造成了白银供应的短缺，从而导致了中国国内严重的通货紧缩，明代的白银主要靠进口，也就是说，明代在货币上是“与世界接轨”的，是完全依赖世界货币市场的，所以整个明代都面临着货币紧缩的问题，但是1630年之后，随着美洲白银供给的大幅度下降，白银短缺，这种紧缩扩大到了不堪承受的地步。加上这一时期发生的边关危机、对外贸易纠纷、农业灾荒、以及改革造成的负效应，这最终导致了导致明帝国崩溃的经济大危机。

当然，从表面上看，明朝是亡于西部的李自成起义和北方的边患――这一点当然是谁都知道的事，因为这是一般教科书上告诉我们的， 我们不妨就问一个最简单的问题：明朝为什么在三个最混蛋的皇帝嘉靖、隆庆和万历手里竟然号称“盛世”，而到了兢兢业业、励精图治的崇祯皇帝手里，它却一朝完蛋了呢？可见这种道德的解释是最无力的，――我们说：明亡的根本原因，象其他帝国一样，还是由于它的经济的崩溃。而这种经济崩溃的最根本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明代对于国际性货币――白银进口的依赖，这使它的财政和经济最终要受到国际白银生产的制约，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它对于对外贸易的依赖，即它过于外向型的经济造成了国内农业生产的专业化和市场化，从而导致了粮食生产的过度市场化，结果――那些最为市场化的地区反而不能应对灾荒和粮食的短缺，因为它在粮食安全方面不能自给自足。

这也就是说，导致明朝经济崩溃的，恰恰是那些促进它在嘉靖、隆庆和万历时代经济繁荣的因素，更准确地说：是由于这些因素的过度实施。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由于明代国家过于依赖于世界市场和货币进口，乃至太致力于于“发展”，而忽略了最基本的社会“保护”：特别是忽视了货币的安全和粮食的安全。大明朝的改革开放是典型的舍本逐末的、被动型改革开放，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明朝的问题关键不是闭关自守，不改革开放，不搞商品经济造成的，而是由“错误的发展观”造成的。

7，黄仁宇为什么要讲毛泽东的好话

“桃花扇底说前朝”，我们今天讲大明旧事，讲它的改革开放，这究竟对今天有什么意思呢？因为历史上从来就有两种经济对外“开放”，一种是建立在“固本”基础上的开放，比如长期奉行经济贸易保护主义的美国，再比如我们建国后努力搞自己的财政体系、工业体系，――这种对外开放的前提是先打好了自己的基础，为经济发展建立一个强有力的独立自主的货币心脏，建立起自己牢固的货币信用体系、财政税收体系，才能有健全的国内市场和产业结构、有旺盛的生产能力，而这样的开放总能以我为主，取人之长，我们说这种开放是主动的，是以自力更生为基础的。但是，还有一种开放，它是被动的，是由于没有确立起自己的财政、税收和货币信用体系，所以只能靠外面的力量的刺激来维持内部的经济，这种对外改革开放当然也能刺激内部的发展，不过这种发展是依赖型的发展，我们说明代中后期的开放就是这后一种对外开放的典型。特别是，由于明代没有建立起自己独立的财政、税收和货币体系，它的开放即使能够造成经济的一度繁荣，但终究仍然不过是昙花一现。――这就是所谓“桃花扇底说前朝”的一个意思。

这就是说，固本是开放的基础，调控是市场的前提――不能固本，谈何开放，不能自主调控，也就谈不上一个好的市场――促使我从明代历史的阅读中认识到这个问题的，就是旅美的中国经济史学家黄仁宇先生。

黄仁宇教授是明代经济史研究的重镇，他尤其擅长于明代税制的研究，他的作品最有影响的当然是《万历十五年》，但学术性最强、用力最深的则是《16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后者值得专业人士一读。今天面对这么多税务方面的专家，我们来讨论一下黄先生的观点，我觉得这是这个难逢的好时机。

尽管黄仁宇有国民党的背景，但若单纯地看黄仁宇教授关于明代税收制度的观点，我们一定会发现他是有些“左倾”的，比如他当时对中共为新中国建设所选择的道路是很肯定的（他的名言是：国民党改造了中国的上层结构，共产党则改造了中国的基础结构），在那个冷战的时代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不仅仅因为他本人是国民党，而且因为在那个时候的美国学术界，肯定毛泽东和新中国的经济发展道路，这是要冒天下之大不韪的，黄先生那么大的学问，却一直在纽约一个不著名的学校里教书，比他差不知道多少倍的都混进哥伦比亚大学了，恐怕不能说与此无关。我初到美国就住在Hudson河边，想像他当年写《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那种寂寞的心情，实在是很感慨。

当然，他的许多具体的观点我也是不太赞成的，比如说，黄教授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认为明代的税制很不合理，也就是税收的太少，国税太低，结果国家没有钱，因为国家没有钱，又不愿意通过加强或者增加税收来解决财政问题，于是国家就通过滥发货币，通过通货膨胀来掠夺老百姓的财富，结果长此以往，造成了经济崩溃，从而导致了明朝的瓦解。

黄教授说明朝的税收太低，明朝的低税制太理想化，太不合理，这当然有一定的道理。我们知道，明太祖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真正的、也许是唯一的贫苦农民出身的皇帝，他对于官逼民反，苛捐杂税有着切肤之痛，所以从明代开国就坚持要少收税，从而成为明代的祖制。比如在实施最后一次大航海的1433年，宣德皇帝就曾接受周忱等人的意见，大规模地减免了农业税，并且第一次设立了以金花银完税的制度，这无疑促进了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也为后来的张居正改革提供了范本。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随着边关问题的日益严峻，灾荒的频仍，总起来说，明朝的税收是节节上升的，因此，如果说明代经济的崩溃是由于税收的太少，税制不合理，转而通过滥发货币导致通货膨胀，造成经济崩溃，――这起码不太符合历史事实。

还有，我们也可以说，黄仁宇先生拿明朝与当时欧洲那些穷兵黩武的民族国家相比较，认为明朝没有把税收合理化的问题放在第一位去考虑，所以明朝作为现代国家来说就是不合格的，在我看来，他的这个观点起码也是太简单化了。

我们前面已经说过，1500年代的欧洲有500个互相杀伐不止的部落国家，那里的人民要保命，要免于种族灭绝，那就不得不寻找保护，寻找保护就不能不交保护费，而这个保护费，其实也就是欧洲近代意义上的税收。欧洲税收主要用于战争的目的，它们一年灭一国，十年灭一族，战争在欧洲是经常性的，所以欧洲自然税多而重。中国当然也有税收，但中国的税收主要用于社会目的，特别是救灾的目的，不过，尽管中国是个灾害频仍的国家，但灾害并不是每年每月每时都发生的，所以中国税少而轻，这也就可以理解。还有――为了应付战争和扩大战争的需要，欧洲的国王不仅仅是要收税，而且还要向大商人借钱，所以在欧洲国王和大商人逐渐形成了债务人和债主的关系，于是最终银行家会爬在了国王和国家的头上，成为一个跨国的金融集团，这毫不奇怪；而中国的皇帝很少跟商人借钱，所以他也没有培养一个大商人阶级并让他作自己债主的必要。总起来说，1500年欧洲是以战争谋发展，而中国是以和平谋发展，发展道路完全不同，所谓税收、所谓通货膨胀，这些术语的意义、运用也完全不一样，不能张冠李戴，更不能以一个模式来批评另外一个模式。

最终我们还可以批评说：黄仁宇先生的税收太少的观点，也不能较好的解释明朝瓦解的原因，这是因为：第一，明代的税收政策在张居正之后得到了剧烈的强化，而且我们知道，明代――尤其是后期，国家其实并不缺钱，一个例子就是李自成打进北京城后，在国库里发现了大量的白银，以至于李岩不禁要感叹：崇祯皇帝留着这么多钱而不愿意拿出来救灾，这实在是太想不开。我们还知道，李岩之所以造反，就是因为当灾荒发生时，他要拿出自己的钱救灾，反而被地方官污为蛊惑人心的“邀名”，被抓了起来，结果山大王红娘子把他抢出来，他才不得不造反。这个例子说明：明朝中后期以来不是税收不利，而是没有把税收用在包括救灾在内的社会服务、社会救助方面，明国家不是税收不利，而是在社会事业方面严重缺位，说穿了它是救灾不利。如果非要拿今天来比附说明朝的税收制度不合理，不能现代化，也应该是说那个时候它没有我们今天的转移支付、协调发展这样的财政政策。明国家不是税太轻，而是收了大量的银子税而没用在正经地方。这个是郭沫若在《甲申三百年祭》中揭示的，可见郭沫若的眼光比黄仁宇锐利，如果象黄仁宇那样，一方面说明朝税收不利，一方面却赞美张居正的横征暴敛为“税收合理化”，那黄先生不是自相矛盾吗？

第二， 崇祯之所以储备了这么多白银，这反过来说恰恰说明：明代把白银作为税收和储备货币，他储备这么多白银，恰恰是因为白银始终是短缺的，因为白银主要是需要通过进口得到的，供应始终是不稳定的，这也说明白银短缺造出的通货紧缩才是明代一贯的经济问题，而不是黄仁宇所说的通货膨胀。用比较规范的经济学语言来说，明朝的白银因为总体上要靠进口，靠外贸，所以它一直处于白银饥渴状态――即通货紧缩状态，而且明代国内经济越发展，这种货币饥渴状态就越严峻，这就是为什么说，1630年代的世界白银、美洲白银供应的短缺，会对明代经济造成如此严重的打击。

第三，黄先生认为明代经济是自给自足和自我封闭的观点，恐怕也是不对的。因为他不能解释明代全国各地都穿棉袄这种简单的事实，更不能解释1640年代，为什么偏偏是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最富裕的受到粮食危机的打击最沉重这个根本问题，这里的回答只能是我们上面所说的，恰恰是因为这些地区过于依赖外贸造出的生产的市场化、专业化――特别是粮食生产的市场化，粮食供应的跨区域化。

但是，尽管表面上看黄仁宇的论述可以遭到许多的挑战和质疑，但是，如果我们从他所倡导的“500年大历史”的视野去反思，我们就不能不承认，黄仁宇教授的基本论断起码有一点是非常深刻、非常值得我们去认真思考和领会的。这就是他率先指出：明朝自始至终都没有一个比较准确细致的“国家预算”，因为没有准确的国家预算，那么国家实际上就不知道究竟需要多少钱，特别是需要从老百姓那里拿多少钱收多少税，这就是他说的明朝“税收不能合理化”的真正意思所在，而且更为关键的是，这样一来，明朝也就不能在准确的税收的基础上，明白自己要发行多少钞票，――既不能少发，但更不能滥发，――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自己货币的稳定，才能建立起独立自主的货币制度、发钞制度，从财政上说，这样的国家才能说拥有自己的财政－税收－货币体系，它才能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国家。

今天看来，我们或许会把黄仁宇先生的上述观点，理解为非常典型的“计划经济”的观点，你看：国家预算――税收管理――独立稳定的货币发行，这一切当然都建立在一个严格的国家计划管理委员会的会计制度之上，这不是计划经济又是什么呢？当然，黄仁宇先生不可能没有看到：明代经济已经是一个世界型的经济，它的经济是开放的，因而它采用进口白银的方式解决货币问题，好像也是很自然的。而黄先生作为一个特例独行的思想家，他最大的“固执己见”恰恰在于：他拒绝承认明代采用进口白银来解决货币供给，这是个好的、必然的选择，他毋宁认为，这完全是个错误的、混帐的选择，或者说明朝统治者自己根本就没有选择过，而是稀里糊涂地被白银“选择”了而已。黄仁宇确实看到了：依赖外部货币供血而自身缺乏造血机能，即没有独立自主和稳定的财政－税收－货币管理体系，这是明朝垮台的根本原因，而造成明朝初期整理财政政策瓦解的，就是白银的大规模进口。黄仁宇老先生研究明史，他全部的潜台词其实是说：如果没有白银的大规模引进，明代本来是有可能通过建立一个准确的国家预算，是可以通过完善税收制度，从而建立起一个独立自主的宝钞（纸币）发行制度的，――而如果象黄先生设想的那样，明代的宝钞最终能够稳定，它也就完全没有必要通过大规模进口白银来解决货币问题了，――进一步说，明代如果不大规模进口白银，那么，500年的世界史也就完全可以改写了，甚至数百年后，由于白银外流导致的鸦片战争也都不可能发生了！

也是在这种思考的基础上，黄老先生进一步认为，明朝没有建立起国家预算体制，没有通过严格的国家预算、税收体制建立起发钞体制，这里面的根本原因，往文化上说其实就在于理学误国。明朝不仅没有完成儒家思想的近代转化，也没有完成儒生的角色的现代转化，即儒生没有转化为马克斯 韦伯所谓的“理性的官僚”，这是因为：明朝的儒生在治国理财方面，都是完全不合格的，明代理学家的思想空洞浮躁，不能经世致用，说穿了，所谓“理学”本身恰恰就是“非理性”的学问，――这套“非理性思想”培养出来的儒生，好像那才高八斗的候方域，这个家伙的头脑竟然还不如李香君清楚，这种人一旦成为“精英”，那只能误国，而不能成事。

黄先生的这套想法，令人想起日本现代大思想家丸山真男关于明代理学传入日本后，发生了“理性化转变”的论断。按照丸山先生的看法，理学在日本的江户时代，经过了理性化的改造后，方由道德的宇宙观，演变为理性的世界观和国家观，特别是经济观，从而成为日本现代转变的动力，这是后话。[10]但是在当时的背景下，黄先生的写作实际上更属意于新中国成立以来所确立的建立独立自主的财政货币体系的努力，他独具慧眼地把这看作是500年来头一件大事，黄先生和另一位海外学术巨擎邹谠先生，虽然都有国民党的背景，却高调赞扬毛泽东时代新中国的成就，这里原因就在于他们是真正懂行的大学者。

8，从晋商兴衰看中国资产阶级的命运

最后一个问题，我们来谈谈晋商的兴起与衰落，来讨论一下这其中的历史原因究竟是什么。我想大家可能也都比较关心这个问题。

我们先从一个老问题说起：近代以来的中国为什么没有走西方式的资本主义道路？大家都知道，这里的原因主要是中国没有产生西方式的那种资产阶级，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与近代西方的资产阶级，比较起来性质是不同的。比如我们毛主席就曾经说过，这是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先天不足，力量比较弱小。

不过我们看19世纪初年，也就是鸦片战争前的1830年代，以中国南方广东的行商和山西的晋商为例，却会发现这两部分商人几乎主宰了当时的世界贸易和商业活动，不但晋商在蒙古、俄罗斯、欧洲和日本有很大的国际投资，而且广东行商还曾经投资于美国的铁路建设，所以无论从外贸还是金融上看，他们其实都已经具备了国际资产阶级的规模，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相反的问题：我们怎么看中国资产阶级“力量弱小”这个论断？即我们究竟该如何理解毛主席的上述洞察呢？他那个著名的解释是不是可靠呢？

我认为毛主席的解释总体上说是对的，而理解他的论述的关键，首先在于我们怎么理解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这两个词。今天我们一般地把企业家、商人、资本家不假区分地、一般地、笼统地称为资产阶级，这其实是很不准确的，因为这样笼统的说法，其实没有正确地区分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没有区分它们之间的区别与联系，进而没有既区别又联系地解释他们产生的原因。

我们要知道，近代意义上的资产阶级其实是长途贸易的产物，这样的资产阶级，它不是一般地与生产和贸易的经营者有关系，而是与长途贸易有着最根本性的关系，所以长途贸易才是理解近代资产阶级产生的关键。因为区域性的、地方性的市场和贸易，这是自古以来就是有的，从事这样的交换活动的人，一般来说也不必是与生产活动截然分离的、独立的商人阶级，它也不需要大量的、独立的商业资本，因而，那些人也不能被称为近代意义上的商人阶级，他们只是一边生产，一边销售的“商贩”---即所谓“贩夫走卒”而已。

但是，我们所说的长途贸易就大不同了。长途贸易是指跨国的大宗贸易。这种贸易首先不是一般的生产者所能够经营的，甚至也不是一般的国家所能承担的，因为所谓长途贸易，它不但要求一个国家有生产大宗商品的资本和财力，而且还同时要求一部分人有巨大的财力、资本，先去把这些商品购买下来，然后再转运到远方去出售即卖出去，也就是说，需要他们为远方的消费者预先垫付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于是，这就要求一个国家存在大于、起码是等于生产资本的商业资本存在，即它要求与生产资本相当的商业资本存在，它进而要求存在一个与生产活动相分离的商人资本阶级，如此，长途跨国贸易方可能发生。

近代中国的行商和晋商，正是这样一个既与生产活动相分离，又可以通过大规模的长途贸易把国内生产组织起来的商人阶级，从而它才支持了大规模的海洋贸易和大陆贸易。晋商资本，首先就是指从事跨国长途贸易的大商业资本。下面的数字可以说明问题：1819年（嘉庆24年），中国对欧美的海上贸易赚取的白银为2282万两，此后到道光13年（1833年），每年海上对欧美的贸易所赚取的白银都在2300万两之上。我们再看北方的恰克图贸易，按照俄罗斯方面的统计，1854年两国间的贸易额是1968万卢布，当时南方的海洋贸易是由行商主导的，但资本的一部分来源仍是山西票号，而北方大陆上的长途贸易则完全是由晋商主导的，从这个数字我们大概可以看出，十九世纪中叶在中国南方从事海洋长途贸易的行商和北方的晋商积累了多么雄厚的资本。

而且，除了对于独立的商人阶级和商业资本的要求之外，长途贸易又必然要求并依赖信用资本的发展――这是它又一个根本特征。这是因为长途贸易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它的贸易周期比较长，例如当时从欧洲到中国的一个贸易周期差不多要三年时间，我们说长途贸易虽然利润大，但是其利润回款的周期也特别长，面临如此长的回款周期，就必然要提出相应的、严格的信誉要求：即生产商需要一个有信用的凭证，以保证它在三年后怎样才能从销售商、贸易商拿到货款和利润，而对于贸易商来说也是同样的，他也要向中间商和代理人提出类似的信用要求。例如对当时的英国贸易商来说，他们并不是把货物运到广州后自己直接销售，而是一总将货物交由他们的中国代理商――广东行商寄售或者代售，尤其当彼时货物的价格行市不理想的时候，英国贸易商尤其喜欢这样作，即他们将货物交由行商处理，待三年之后，凭着行商开具的信用证，再来结算货款和利息。

所以说，长途贸易不但要求一个与生产资本相当的商业资本，而且它也必然要求一种规范、严格的信用资本的存在，从而，长途跨国贸易在催生一个商人资本的同时，同时必然地会催生相当规模的信用机构的诞生。

对于这个问题，马克思是这样论述的：“大规模的和供应远地市场的生产，会把全部产品投入商业手里；但是，要一国的资本增加一倍，以便商业能够用自有的资本把全国的产品买去并且卖掉，这是不可能的。在这里，信用就是不可避免的了；信用的数量和生产的价值量一起增长，信用的期限也会随着市场距离的增加延长。在这里是互相影响的。生产过程的发展促使信用扩大，而信用又引起工商活动的增长”。[11]

马克思的论断很经典地说清楚了：信用经济和专业性的信用机构，乃是长途跨国贸易的必然产物，他的这一论断也很好地解释了晋商是怎样的一种商人，他们为什么会从边关贸易商发展为长途贸易商，并且最终发展为票号资本即信用资本。

我这个人是马克思和毛泽东的信徒，但我不是教条主义的迷信，我是先看了大量怀疑、批判、否定特别是歪曲他们的书之后，才开始读马克思的。在非典期间，因为哪里也去不了，我化了不到300块钱，很划算地买了一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平生第一次读了一遍《资本论》，所以我认为，要谈论马克思，首先要读《资本论》，无论我们坚持还是否定马克思，恐怕都要先读一遍《资本论》再说话，否则没有意义。这是我的一个读书心得。

比如我们研究晋商，不读《资本论》怎么行呢？晋商难道首先不是长途贸易的产物吗？如果不了解长途贸易对于信用凭证的必然要求，你又怎么能解释晋商为什么会发展到票号呢？这个票号难道是从天上掉下来，突然又被大风刮走了吗？当然不是的。正如马克思说的，你让山西商人一股脑用现金把全中国的货物都买下，又把全世界的大部分货物都卖出，这显然是不可能的，――那么怎么办呢？那自然就需要延期支付的信用凭证，这就是“长途国际贸易必然需要商业信用机制的产生”。什么是商业信用呢，马克思说：商业信用的“代表是汇票，是一种有一定支付期限的债券，是一种延期支付的证书”，――山西票号就是一种典型的经营商业信用的机构。

1823年左右，中国第一家成规模的票号日升昌，及其横跨北方共同市场的信用网络诞生了，票号的诞生，标志着晋商由商人资本向信用资本的过度，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的发展达到了它历史上的顶峰。

在票号之前，中国第一家经营信用凭证的机构“帐局”，在乾隆元年（1736）开设于张家口，这当然也是山西人经营的，它也是北方共同市场形成并逐步扩大的产物。因为这个张家口，是明隆庆年间（也就是那个从来不上朝的皇帝当朝年间）兴起的市场，这当然是由于明代的边关贸易和白银经济的驱动。特别是到了清雍正5年（1727），为了稳定喀尔喀蒙古地区的形势，中俄之间签订了《恰克图互市界约》，这个互市界约开通了北方中路贸易的商道，山西就处在这个中路贸易的核心处。随后，北方大陆共同市场不断扩大，共同市场对信用的要求也不断扩大，我们前面已经说过，1830年是北方中路贸易的最高峰，因为当时英法战争封锁了欧洲海路，所以欧洲与世界的贸易，只能经过恰克图这个北方中路贸易的通道来进行，恰克图贸易是当时世界贸易的核心，而张家口这个地方，是以晋商为主的北方贸易商人接受国货和贩卖外货的枢纽。

但是，尽管中国的信用机构诞生的并不比西方晚，尽管晋商拥有庞大的资本，并经营着为跨国长途贸易提供信用服务的网络，――我们还是必须指出：票号资本却并不是近代西方意义上的银行资本和金融资本。

于是，我们接下来自然要问：山西票号与西方的私人银行究竟有什么不同呢？如果要我来最简单的回答这个问题，我的回答就是――尽管山西票号大规模地投资生产和贸易，但是它却并不投资于战争。也正因为它不为国家的战争行为提供借款，所以也就不具有国家赋予的以国家税收为抵押的发钞权。而在一个帝国主义的时代，票号只是从生产和贸易中获利发财，却没有从战争中获利和发财，这是它最大的局限所在。而投资于战争则是西方主要私人银行经营的根本手段，在帝国主义时代，由于战争是最大的获利工具，所以在这样的时代，山西票号就完全不可能竞争过西方的私人银行，――所谓中国资产阶级先天不足、力量弱小，我认为也只有从这个角度才能得到解释。

我们知道，西方最早的银行（阿姆斯特丹银行和英格兰银行）都是发战争财起家的，这就是它与山西票号的起源根本不同，在欧洲民族－国家争霸的条件下，西方私人银行的基本功能，其实就是为国家提供战争借款，国家又反过来以税收作为抵押，赋予私人银行以发钞权。作为国家的债主，私人银行因而具有了“绝对的权力”，这就是为什么阿克顿勋爵说：“权利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前者指国家，后者就指私人银行。

而1840年之后，为其经营宗旨所决定，西方金融机构在中国和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作为，其实是通过投资战争的方式来逐步扩大和掌握世界市场：即它一方面为发动战争的国家提供贷款，另一方面则又为战败国提供“赔款”的借贷“服务”，并同时要求以该国的税收、特别是海关税收作为抵押。正是通过这样的方式，西方私人银行逐步控制了各国国家的税收和贸易权利，从而成为一个跨国的、垄断的金融资产阶级。

例如，1895年，日本其实正是在英格兰银行借款的支持下，发动了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而按照英格兰银行的要求，日本作为战胜国，它迫使清王朝必须将所有的赔款白银2亿余两，全部折合为英镑，存入英格兰银行生息。尽管在甲午战争之前，清政府也曾向山西票号借款100万两白银，作为战争经费的补充，这是清政府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因为战争原因向民间信用机构融资，但是，随着甲午战败，随着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所作出的明确规定，这种金融行为被所谓的“国际条约”终止了――因为那些不平等条约规定：作为战败国，清政府的战争赔款必须从西方银行获得，而不得从中国民间金融机构融资，这一规定不但使得西方金融机构通过借款行为，掌握了包括海关税在内的中国国家税收，同时它更将中国金融机构彻底排除在“战争金融体制”之外，什么是金融垄断呢？我们说，这就是列宁所率先提出的“金融垄断的资本主义”，-----众所周知，列宁将帝国主义的根本特征称为“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其意义其实就在于此。

同样的问题是：近代中国为什么不能富国强兵呢？说穿了，一方面是国家确实捉襟见肘，根本没有钱投资在军事工业上，另一方面，西方列强也不允许中国把金融业与军事工业结合起来，更不允许你通过自己的金融机构，借民间的钱、汇集全社会的资本来“办大事”，特别是来发展军事工业。所以，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在彻底瓦解了清王朝的国家财政的同时，也使得清王朝借助国内融资振兴军事的能力归于彻底的不可能。而对于山西票号而言，我们可以说：在一个帝国主义的时代，票号资本作为丧失了“战争投资”这个最大客户的金融机构，其前途就是不言而喻的。也就是说，票号资本先是不能投资于国家的军事自卫，随后又被排除在战争经营借款和赔款之外，这样它就几乎丧失了帝国主义时代所有的“大宗业务”――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票号资本显然是被现代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或者说是被西方的金融垄断所击溃的。

从整个发展的历史上看，山西票号并不是一个垄断性的金融机构，而是一个辅助性的、经营借贷、汇兑的信用机构，从一开始，票号就不是垄断银行，它不能以国家信誉和国家税收作抵押而拥有发钞权，也没有发行国家债券的权利。加上前面所说更重要的是：与西方的银行不同，由于它不投资于战争这桩最大的生意，从而它更不是国家的债主，从而可以凌驾在国家之上，最终发展为跨国的、垄断的金融资产阶级。――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就可以更进一步理解毛主席所说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先天不足，后天弱小。

晋商和山西票号的衰落，还必须从它所投资的主要对象---国际间长途贸易的衰落中去寻找原因。比如随着帝国主义入侵造成的中国边疆崩溃，随着通商开埠，西方商人大规模进入中国沿海和内地建立贸易据点，山西因而丧失了国际贸易中继站的地利，而晋商也丧失了充当国际贸易中转商的利益，它的财力日益萎缩。

而这里最为主要是，历史上长期居于重要战略地位北方“中路贸易”通道，在近代逐步被废弃了。随着中路贸易商道的废弃，山西的地位自然一落千丈。这里最好的例子是恰克图贸易。恰克图互市开始于1728年，目的就是为了稳定喀尔喀蒙古地区，对抗俄罗斯对这一地区的扩张。特别是19世纪中叶前，中俄贸易几乎全部集中于此，这个曾经的荒漠之丘，一时名声大作，成了中俄贸易的“咽喉要道”。清人何秋涛曾称其是“百货云集，市肆喧嚣”的“朔漠之间一都会”；俄文史料称其为“西伯利亚汉堡”；也有的西方历史文献甚至称其为“沙漠威尼斯”。

但是，20世纪初，随着西伯利亚远东铁路的修通，中俄贸易的线路从此转向了东部沿海，1911年，随着清王朝的瓦解，喀尔喀蒙古（即外蒙古）随即掀起了分裂运动，在20世纪的前半页，整个外蒙古地区一直就是俄、日两国努力争夺的势力范围，明清以降500年以来，中国在这个地区历经数代的艰辛经营所造成的空间结构，商品-市场关系，从此逐步瓦解，而由山西到恰克图的北方中路贸易，也从此走向衰落。

1947年，国民党政府为了换取苏联当局放弃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与当时的苏联政府签订了《中苏同盟条约》，该条约承认了苏联支持下的外蒙古独立。外蒙古和恰克图从此被从中国分割出去，而中国内地经山西联系北方的“中路”，从此彻底断绝。

1950年，毛泽东第一次访苏归来，途经当时已经属于苏联布利亚特蒙古自治共和国首都的乌兰乌德，他不但拒绝了当地政府的欢迎，并一反常态地拒绝下车做客。据师哲回忆，毛当时沉痛地说：这里就是当年苏武牧羊的地方啊――[12] 

恰克图，是清代中俄边境重镇。它南通库伦(今蒙古人民共和国乌兰巴托)﹐北达上乌丁斯克，――即今天俄罗斯布里亚特共和国首都乌兰乌德，也就是毛主席当年拒绝下车的地方。1727年10月﹐中俄《恰克图条约》在此草签﹐次年正式换文。恰克图在今天的蒙古称为阿尔丹布拉克――而它的另一半则被称为“买卖城”，这个北方共同市场的核心城市，是由我们“走西口”的晋商建造的，明清以来属于中国，1947年才被国民党政府和斯大林政府合谋从中国分离出去，毛泽东在1950年中苏谈判中坚决拒绝承认这一协定，并因此而拒绝了斯大林访问中国代表团驻地的请求，从而为后来的中苏交恶埋下了重要伏笔。

乌兰乌德，今天是俄罗斯最大的蒙古自治共和国----布里亚特的首府，自戈尔巴乔夫改革以来，布里亚特蒙古自治共和国始终是力图从俄罗斯分裂出来、搞“泛蒙古主义”的核心。它其实也就是俄罗斯的第二个车臣，而在它的背后有达赖的势力，有美日的支持，也有蒙古的呼应，它最近闹得越来越厉害，说它不会最终影响到我们的国家安全，那才真是天方夜谈。

500年来，我们的祖宗始终把蒙古问题，把北方边疆问题看作中华民族长治久安的核心问题，在北方边疆的治理方面，他们为我们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毛主席他老人家健在的时候，不断强调必须研究历史，必须“读史”，因为如果我们不懂历史、忘记历史，比如让人家真的搞出一个什么“大蒙古国”、“大藏区”， 那么，别说我们的经济最终发展不起来，就是发展起来，由于丧失了和平发展的环境，不但经济很难持续，那样我们就等于犯了真正历史性的错误，那样才等于被开除了球籍，或者面临着开除球籍的危险。什么是居安思危？我想就是同志们今天也应该像毛主席当年所教导我们的那样，不要忘记那些历史上“苏武牧羊的地方”，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山西实际上从来不是什么“腹地”，我们其实一直是前线和前哨。――关于晋商的问题、山西发展的问题，我认为都应该放到这样一个战略的高度去理解才是。

9，结束语

500年来，我们目睹了中国作为现代世界经济的创生者，逐步地走向衰落的过程，同时，我们也目睹了新中国通过中国革命和选择社会主义道路而实现的伟大复兴。这其中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是我们必须面对重要理论课题。这也是我想通过这次汇报，引发同志们思考的。

我认为，大凡考察一个世界霸权的兴起和衰落，大概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环境、金融、和政治制度。这些话说起来其实也都是常识。

中国人说历史，叫“天下大事，一乱一治”。这个话就是个很深刻的常识。中国人一代一代奋斗下来，我们一方面是要与贫穷做斗争，一方面则是要与历史上周期性的动乱作斗争。与贫穷作斗争，这当然主要就是发展生产力。500年前，中国就是人类海上和大陆长途贸易的开拓者，是海上、特别是大陆共同市场的建设者。500年来，中国总体上说是保持着旺盛的生产和贸易能力的大国，中华民族勤劳智慧，物美价廉的中国商品，长期以来为中国赢得了世界工厂和世界加工厂的美誉。―― 这种美誉也并非是今天才有的。对中国所具有旺盛的生产和市场贸易能力这一点，今天世界上持怀疑态度的人，恐怕也不多。

而与此同时，历史提醒我们，我们还必须与周期性的社会动荡作斗争，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大国，民族关系十分复杂，地域发展从来不平衡，作为一个农民大国，近代以来城乡矛盾始终尖锐，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阶级分化和阶级矛盾不可能消失，外部威胁始终存在，---总之还是那句话，虽然我们发展得很快，但是“内部人多地少，外部帝国主义”，这两个困扰近代中国的问题并不能说彻底解决了。发生周期性动荡的那些因素都没有消除。从历史上看，比发展更令我们头疼的，其实是如何处理社会关系和生产关系，避免周期性的社会动荡问题，有人说只要发展起来，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我最近看到邓小平晚年却说过完全相反的话，大意是说：本来以为先发展起来再说，现在看来，发展起来之后，要解决的问题就更大、更多了。

谈到发展问题，因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所以我们反对割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有机联系，反对抛开建立良好的社会关系、生产关系的努力，去孤立地来追求、看待发展生产力，因为如果一个社会两极分化、区域分化，社会关系很坏、等级森严、阶级对峙，那是不可能持续地发展现代生产力的，加上地方力量那么强，历史上的四分五裂的可怕局面就是个教训。我觉得我们强调了30年发展生产力，现在是不是也该好好考虑研究一下治理的问题、考虑如何理顺社会关系的问题了呢？

再一个困扰我们的问题就是环境生态问题。美国学者彭慕兰在解释近代中国为什么走上了一条与欧洲不同的发展道路时这样认为，自18世纪末期，中国与欧洲一样，都面临着以木材短缺为龙头的生态危机，但是，中国与西方克服这种生态危机的办法却是不同的，西方采用的克服生态危机的办法，一个是“向下”（掘煤），一个是“向外”（美洲殖民地扩张），西方通过这样两个方式来应对生态危机，一方面造成了工业革命，造成了矿产能源对于日照能源的替代，而另一方面，它也造成了野蛮的殖民主义和对于自然生态的破坏与掠夺，资本主义社会运动最大的后果就是前所未有地破坏了地球生态，这是此前任何一种人类文明也没能做到的。

总起来说，中国克服生态危机的方式与西方是不同的，我们主要是通过劳动的密集型（充分调动人力资源）、通过贸易的中继等方式，以节约自然资源的方式来面对生态危机，这种方式一方面是立足自己人力资源丰富的特点，但是另一方面，它也束缚了中国经济向能源的替代方向发展，比如今天被广为指斥的：它使得工业革命没有在中国率先发生。

今天我们提出科学发展观，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涉及到生态问题，不过很多人把这个简单地理解为保护自然环境，甚至还到处提如何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保护环境，这真是被人家卖了还帮着数钱。实际上，正像我们在开头就谈到的，恰恰正是在不平等的资本主义世界逻辑里，到处都在发生环境、资源代价在国内，利润在国外，代价在发展中国家，而利润在发达国家这种现象，因此，环境问题从来就不是一个文化问题、是什么“提高保护意识”的问题，更不是人与自然界的问题，因为它是社会问题，环境问题凸显了当代世界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严重不平等。

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从两个方面发展或者改造了欧洲形而上学的辩证法：一个是恩格斯把自然辩证法的内容加进来，一个是马克思把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运动的规律加进来，正是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人类只能以社会的方式、特别是社会生产的方式与自然发生关系：无论是毁坏自然，抑或是保护自然。 这些年来我们谈生态问题，过于受到西方环保主义的影响，其缺点往往就是就生态问题谈生态，甚至把生态问题、环境问题等同于自然界的问题。没有看到生态、环境问题，本身就是人类社会问题。

认识到环境问题的迫切性，那么我们就应该提议把30年来资源出口型、粗放型的增长模式彻底改变一下，把一边倒向沿海出口的发展模式改变一下。不改变这种发展模式和增长模式，谈什么增加环保意识之类，都属于毫无诚意的口号，而且如果今天说到保护环境生态，我们就要说到山西的经验――包括大寨治山治水的经验，包括与我们一山之隔的林县红旗渠的经验，保护水土环境、调动人力资源的集体主义经验，农村合作化的一个重要成就，就是生态方面的，过去对这一点是根本不提的，实际上，这种模式对于我们未来来说，依然是一个建设生态农业的伟大制度的创新。

第三，说社会主义救中国，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说这个制度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包括可以把财政和金融用于办国计民生的大事。国外的学者常对我说，你们中国的所有制基本上都变了，怎么还叫社会主义呢？我说只要我们的银行还没有私有化，还是叫国家和老百姓的，那当然还应该叫社会主义。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饱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在现代民族－国家和帝国主义竞争的世界环境中，我们认识到了一个残酷的真理：金融的问题永远是与战争联系在一起的，金融安全也永远是与国家安全联系在一起的。500来，特别是近代以来，我们最沉重的教训和最深重的代价也就体现在这里。我们前面说，自明代以来，中华帝国就没有建立起严格的国家预算机制，就没有在严格的财政和税收的基础上，成功地确立起自己的发钞机制，从而无以保证自己国家货币的稳定与独立。于是从那时起直到清末，尽管中国日益积累的庞大的民间资本，尽管通过长途贸易的长期发展，我们最终也初步确立起以票号为标志的民间货币信用机构，但是，在近代以来帝国主义船坚炮利的打击之下，在西方金融霸权、金融垄断制度的强制之下，中国的金融体系却一触即溃，最终，对内它是被排斥在本国金融服务之外的，对外它是不能设防的。中国从而无法将自己的剩余资本投资于国家的军事和自卫的建设。于是，从晚清直到1949年，约100年间，中国也没有形成一个金融－军事工业－重工业相统一的经济结构，与之相伴随的是：中国的内战之所以不能停止，中国人自相残杀之所以不能停止，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中国人之间的内战持续的时间越长，对于西方的金融机构放债、乃至卖军火就越有好处，货币问题，这甚至是从明王朝到蒋介石政权以来持续数百年的根本困局，这也就是中国国家走向近代衰落的根本原因。

新中国成立以来， 中国才第一次建立起严格的国家预算体系、税收体系、转移支付体系，从而在这个基础上，确立起中国人民银行作为发钞机构的权威性，确立起人民币的货币独立性、自主性、权威性。只有这样，新中国才能集中力量办大事，建国头28年以来，我们正是这样集中起有限的资金，建立起我国完善的国防体系、重工业体系和基础设施体系，并在这个基础从而形成了新中国独立自主的国民经济体系。历史告诉我们， 没有当年那种计划经济的财政体制，绝不会有我们改革开放的今天。如果没有中国国家的金融独立，一味迷信什么金融与世界接轨，即使有昙花一现的所谓繁荣，从最根本上说，那样中国的现代化不仅搞不成，而且还会被周期性的资本主义金融危机搞得民不聊生，国民党统治几十年，不就是这样吗？

最后一个问题谈谈关于政治改革的问题。现在大家都赞成政治改革，但是，问题在于往哪里改。在我看来，中国的言论和媒体首先需要改革，现在媒体的垄断和控制是空前的， 现在是右派和新自由主义统治了所有的媒体，不同的声音几乎是发不出来，比如今年四月份，《中国青年报》公开发表了一篇台独、藏独和民运三重身份者，要求实行宪政的文章，这个文章狗屁不通，连常识都没达到，但是，却公然不准反批评。 他们的“宽容”是对敌人、对罪犯的，对敌人怎么宽容都不过分，而“压制”和封杀则是对真正的共产党人和老百姓的，甚至以为怎么压制、怎么封杀都没事。----今天是右派在媒体上一统天下，所谓言论自由根本谈不上。

说穿了，中国的所谓“自由派”们认为，中国政治改革的目标就是美国体制，我多年前就说，这不是愚昧无知的真糊涂，就是居心叵测的揣着明白装糊涂。自由派们一方面指斥政治本身是肮脏的，一方面却又认为美国政治是纯洁的天使，这难道还不能说明他们是智商本身有问题吗？如果说所有的政治都是现实的，那么美国的政治就是最现实的，其实质就是马克思所谓大资产阶级的资产管理委员会，因为今天的美国就是由一个官员、军人和大资本家联合执政的体制，你看到不到这一点，你根本就没资格谈什么美国政治和美国体制。

因为中国人很少知道那些美国老百姓家喻户晓的“公开黑幕”，比如前些年从美国国库里往外运前的Enron公司，其CEO Lay Kenneth就是美国前国防部官员，其掌管海外投资的Frank Wisner的老爹就是现任CIA的主管。再比如：城市银行集团（Citigroup）董事会成员，既包括美国前财长Robert Rubin，也包括前CIA主管John Dutch，而美国国际集团（AIG）其更是与CIA和国防部有着盘根错节的关系，它的董事会成员与Enron公司几乎是重合的，比如包括Enron掌管海外投资的Frank Wisner在内的多位人物，就同时是两个董事会的成员。

David M Padlock在“Propaganda in The Next War”一书的“Afterward”里写到：“这种官商合一的体制，使得一个统治精英集团牢牢控制了美国政策的制定，他们的基本统治方法和目标是：一，攫取和垄断自然资源（石油、天然气和电力），二，掌握金融、军事和地缘政治的领导权，三，掌握媒体愚弄大众，根除政治反对派，瓦解民主改革”。 David M Padlock这些论断绝对不是危言耸听，而是真正洞悉美国当今政治实质的学者的理性分析。我想，如果中国的自由派真是要模仿建立这样一个官商合一的、由统治精英垄断的政治体制，那不如直接说出来，不必用自由民主等空洞的字眼去做遮掩，因为比政治更令人厌恶的是否认存在政治，比压迫更可恨的是否认压迫，一切政治制度当然都是一部分人压迫另一部分人。而连这一点都没搞清楚的人根本就不配谈政治，更不要说什么畅谈政治改革了。

用毛主席的话说，中国这么多人，是需要一点精神的。 一个民族有没有软实力，并不是说它有没有一些好名词来宣扬自己，更不是颠三倒四、理屈词穷、鹦鹉学舌到国外去解释、去道歉，说什么我们也人权啦，我们也民主啦，而首先是说中国必须要有一个明确的时空观，这个明确的时空观能够告诉我们，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能够告诉我们，我们是谁，我们处在什么历史局面之中，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正确的时空观是我们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

什么是和谐社会的战略思想呢？和谐社会当然不是无为而治，不是一团和气，更不是妥协退让。和谐是指协调生产与贸易、金融与武力、生态与软实力为互动的权力体系，是指协调中国的东西南北为互动的战略结构，是指协调世界格局为与我有利的互动的天下胸怀。

谢谢同志们在百忙之中听取我的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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