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进程与文化大革命
--------纪念毛泽东诞辰115周年
一九六六年发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中国、乃至对整个世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场几乎将当时中国整部统治机器摧毁殆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当时中国的最高统治者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作为当时最高统治者的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和领导这场摧毁整部国家统治机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究竟有什么样目的和作用？当时官方的解释是为了反修防修，是为了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即官僚集团，是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是为了无产阶级江山永不变色。改革开放后，又有人把它同秦始皇的“焚书坑儒”相比，说它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场“浩劫”，对中国社会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严重地摧残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是毛泽东为了打倒刘少奇而搞的一场阴谋，是极左思想使毛泽东错误地估计了国内国际局势，得出了资本主义可能复辟的错误结论，是毛泽东在拿中华民族为代价来实验他个人的极端理想主义。从中国历史上的情况和“文革”发生时的国内、国际形势，以及今天中国社会的现实并结合毛泽东当时说的文化大革命“过七、八年再来一次”这句话看，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修防修是其中的一个主要目的，但这决不是唯一的目的，更不是它的终极目的。从“文革”持续了十年这样长的时间，涉及全国各个领域，甚至每个角落这样大的规模看，“文革”必定还有其更为深远的重要目的。所以“文革”才给后人留下了巨大的谜团，引发了后人无穷无尽的猜测，从而得出不同的结论。从“文革”的过程和结果看，“文革”摧残的只不过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腐朽没落的成分和鸦片战争之后形成的洋奴买办文化以及由此导致人们产生的极端的自私自利意识，“文革”非但没有摧残中国全部的传统文化，而是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改造，并为之增添新的内容，使中国的传统文化获得了新生，成为符合时代特征的，能够引领时代发展的，充满强大生命力、充满强大竞争力的新文化。而且，毛泽东不但要用“文革”的方式来改造中国的传统文化，而且首先就要用经过改造后形成的中国新文化来实现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疆域范围上的文化统一。另外，“文革”还应有一个更为重要的目的，就是通过“文革”这种方式来开展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为无产阶级政党如何永远保持其旺盛的战斗力、永远保持其革命的性质，为无产阶级政权如何永远保持其人民政权的性质寻求解决的办法，为社会主义如何在与资本主义共处的过程中战胜资本主义开辟道路，为实现共产主义准备条件。至于“文化大革命”中解决了刘少奇等人的问题，那只不过是反修防修过程中摧毁官僚集团，清除官僚主义的一个必要的步骤而已。
从人类社会经历过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这样一条历史发展的轨迹来看，人类社会进行的每一场社会制度变革，都不是所有国家，所有民族在一朝一夕之间就能同时完成的，新旧两种社会制度必然会有一个长期共存的过程，两种社会制度在共存的过程里，必然还会进行激烈的搏杀。新制度终将会战胜旧制度，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但是，在特定的条件下，旧制度复辟的可能也是存在的。因此，对可能导致旧制度复辟的旧文化、旧思想、旧习惯、旧道德进行彻底地革命，是新制度确立后的必然选择。尤其是无产阶级在一国或数国取得了胜利，建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与以往任何社会制度都有着截然不同性质的社会主义制度之后，必将同时面对着外部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干涉、颠覆和以和平手段进行的演变以及内部的旧文化、旧思想、旧习惯、旧道德不断侵蚀而导致旧制度复辟的威胁。因此，战胜国内外敌人，仍然是掌握了国家政权的共产党的第一要务，而保持党的革命性质则是战胜国内外一切敌人的先决条件。所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是在世界上两种社会制度乃至多种社会制度共存的过程中，能够始终保持党的革命性质的必须经过的一个过程，而文化革命则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一种最佳的方式。
社会主义制度在像我国这样一些生产力相对落后的国家的确立，不是由于生产力的发展而自然出现的，而是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后而觉醒了的无产阶级反抗阶级剥削，反抗民族压迫的必然结果。无产阶级革命不同于人类历史上任何一场社会变革，无产阶级革命所追求的就是全人类的彻底解放，而不只是为了解放自己，不是为了自己的私利。因此，无产阶级通过暴力革命取得国家政权之后，只有实行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实现劳动人民真正的翻身解放。无产阶级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强大反作用的原理，通过建立远比资本主义制度更为合理的社会主义制度，极大地解放和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虽然社会主义国家在建立之初时的社会生产力都相对落后，但是，由于社会主义制度天然的优越性所展示出来的巨大活力，使仇视社会主义制度的资本主义国家认识到了社会主义终将超越资本主义的必然，因此感到了无比的恐惧，而失去了国外的剥削和压迫的对象，更使那些靠掠夺起家的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怀有刻骨的仇恨。所以，便千方百计地要将社会主义国家扼杀在摇篮里。而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地主资产阶级为了恢复他们失去的天堂，也时刻在内部侵蚀着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肌体。社会主义国家从诞生那天起，就依然时刻处于与国内外敌人不懈的生死较量中。与资本主义制度相比，社会主义制度的先进之处就在于社会主义制度在经济上消灭了剥削，是大多数人民群众实现了生活的改善，而不是少数人的先富起来；在政治上消灭了压迫，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和平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全社会人人都是劳动者，人人都是国家的主人，每个人都发挥出了极高的创造热情，社会主义制度极大地解放和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对比“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观点，剥削更不是社会主义。靠剥削这种方式刺激起来的少数人的积极性，不可能促进整个民族经济的真正发展，只有社会主义才能真正调动大多数劳动者的积极性。社会主义国家虽然在出现之初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还显得贫穷落后，但这是复杂的历史原因造成的，而决不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造成的。
无产阶级在掌握了国家政权之后，在面临内外两种威胁的同时，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还潜藏着一个更为致命的隐患，那就是新领导集团的成员却都是来自旧的营垒，所以难免不带有旧思想、旧文化、旧传统、旧制度留下的痕迹，而且当时他们中的有些人参加推翻旧制度的革命，其目的就是为了“取而代之”。他们毕生追求的只是自身的解放，当革命取得成功，掌握了政权之后，这些人就会迅速地沦为官僚集团。因此毛泽东曾经说过：“有的人过得了民主革命的关，却过不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关”。对于无产阶级在一国或数国夺取政权之后，在与资本主义国家长期共存过程中如何战胜资本主义这个问题，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等无产阶级领袖都没有给出现成的答案，也未能进行有效的探索。面对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集团迅速背叛了马列主义，蜕变为修正主义，世界上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也蜕变为社会帝国主义，共产主义运动面临失败危险的严峻局势，毛泽东在中国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仅有效的防止了修正主义在中国的产生和漫延，防止了革命领导力量蜕变为官僚集团，而且也为社会主义在与资本主义共处的过程中如何战胜资本主义进行的一次有效的尝试。
马列主义传入中国的时候，也是中国处于帝国主义压迫最为深重的时候，中华民族正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中华民族和入侵的帝国主义之间的民族矛盾是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人民在尝试了多种方式和途径的反抗都遭到失败的情况下，正在彷徨无计的时候，“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列主义一经传入，就立即被许多有识之士当作是救国救民的真理而接受，并在其引导下，成立了中国共产党这一无产阶级性质的革命组织，带领中国人民经过二十二年艰苦卓绝的奋斗，终于赢得了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建立了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
我国有着长达两千多年时间的以家庭为生产核算单位的小生产和与之相适应的儒家文化占统治地位的历史。长期的私有制下的小生产养成了大部分中国人较为强烈的自私自利意识，使中国虽然拥有众多的人口，却呈现出了“一盘散沙”的社会现象，没有形成强大的民族凝聚力。腐朽没落的儒家文化的长期荼毒，又侵蚀掉了许多中国人的血性，变得麻木，怯懦。这是造成两千多年来中国人挨了数不清的打的根本原因。尤其是到了近代，伴随西方殖民者武力入侵而来的文化入侵，在与中国本土的腐朽没落的儒家文化相结合后，又产生了更为腐朽、更为无耻的，以实用主义为核心内容的洋奴买办文化。儒家文化和洋奴买办文化交叉的荼毒，使许多中国人变得更加麻木不堪。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经济和文化入侵，使近代中国变得更加衰弱。所以，开展文化革命，对于我们这个有着长期挨打经历的国家来说，更有着特殊的重要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基础上成立的，相对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我国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十分落后。生产力的落后，也是导致近代中国又一次挨打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成立，就遭到了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的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威胁。有人认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选择了走社会主义道路，选择了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才招致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的孤立、封锁和威胁。这种认识是十分肤浅的，也是与历史事实相违背的。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对新中国的孤立、封锁和威胁，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只是他们表面上的一个借口，妄图以此来掩盖资本主义侵略与掠夺的本质，实际上还是出于国家间的实际利益方面的考虑。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不愿意由于新中国的独立而失去中国这个丰富的原料产地和巨大的产品市场以及可供奴役的大量廉价的劳动力。所以才联合起来对新中国进行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威胁，妄图逼新中国就范，继续受他们的剥削与压迫。
为了战胜外部来自资本主义国家的孤立、封锁和威胁，新中国只有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把全体人民团结起来，靠共产主义理想来提高全体人民的思想觉悟，从而发挥出高昂的创造热情，在最短的时间里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以抵御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随时可能发动的军事入侵，而且同时还能够最大限度地改善大多数人民的生活。但是，如此一来，那些希望自己能先富起来的人则失去了先富起来的可能，于是，他们采取各种办法来进行反抗，而这种反抗除了一部分来自社会上之外，更主要的则是来自共产党的内部。
中国共产党在掌握了国家政权之后，如果不能迅速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而是长时间的停留在资本主义性质新民主主义阶段，那么，不但社会生产力不能在短时间内得到迅速发展和质的改变，而且还必然会迅速产生贫富两极分化，民族凝聚力也会因此弱化。如果这样，中国社会原有的一些矛盾不但不能得到彻底解决，而且还必然会产生新的社会矛盾。虽然凭着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样的社会矛盾，但不可能从根本上得以解决。而且，随着政权的建立，党内许多人，尤其是许多高级干部产生了革命到头的思想，产生了要分享胜利果实的想法，中国文化几千年来“打天下、坐天下”的传统在某些本应以解放全人类、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己任的共产党人心目中也变成了顺理成章之事。于是，在建国之后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前短短十七年的时间里，就产生了严重的官僚主义问题，并且逐渐形成了一个以刘少奇为首的官僚集团。这些人为了使自己的行为合法化，为了把人们的思想认识引向歧途，不断地试图篡改和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并试图从改变国家的经济基础入手来改变国家政权的性质。如果不解决社会制度这个根本问题，那么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这场革命，也就名副其实的成了“所谓的”了，也就同中国历史上所有的改朝换代一样，只不过是一个统治集团取代另一个统治集团而已，也终将被另一个集团所取代。那么无数革命先烈抛却生命所进行的这场革命，只不过使中华民族又在原地循环了一次而已，中华民族的未来也只能是下一次的挨打。党内的许多人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想法，就是由于他们并没有真正理解和接受马列主义，就是由于他们长期受旧文化、旧思想、旧习惯、旧制度的影响造成的，统帅他们思想的还是无处不在的私欲。社会上反对社会主义的人，也同样是基于私欲这个原因。因此，建设社会主义，不但要摧毁旧的制度。而且，在摧毁了旧的制度之后，更要摧毁作为旧制度产生基础的旧文化、旧思想、旧习惯、旧道德，必须限制人的思想中不断产生的私欲，树立起大公无私的思想。而要做到这些，就必须对传统的文化进行革命，并且还要创造出符合社会主义时代特征的，能够引领中华民族走向强盛，能够引领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实现共产主义的新文化来。
以上的观点可能不会被有些人所接受，因为今天仍有许多人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是受权力欲的驱使，是为了打倒已经威胁到他领袖地位的刘少奇，是个人品质问题。持这种看法的人自认为他们有大量的史料能证明他们得出的两点结论，一是在一九六二年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就与刘少奇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并且公开的暴露出来。由于大跃进的“失败”，尤其是“七千人大会”之后，刘少奇的威望已经超过了毛泽东，毛泽东感到自己的领袖地位受到了威胁，已经“大权旁落”，所以要赶刘少奇下台，追回失落的权力；二是毛泽东已经多次用党内斗争的方式解决了许多与自己意见相左的人，再用此方式解决刘少奇的问题，一则当时支持毛泽东的人在党的领导层内已经居于少数，用组织处理的方式未必能解决的了刘少奇的问题，弄不好反而会伤及自己，二则也暴露了自己不能容人的不良品质。因此，毛泽东才用发动“文革”、开展群众运动的特殊方式来解决刘少奇的问题，以保住自己的领袖地位。这种结论能否站得住？是否符合历史事实？这还需要去做认真细致的调查研究和分析。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的分歧主要表现在共产党夺取国家政权之后，走什么样道路的问题，而不是刘少奇能否威胁到毛泽东领袖地位的问题。具体表现就是，建国后我国是迅速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还是长期停留在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是实行官僚和精英式的民主，由少数官僚和社会精英来管理人民，还是全体人民“人人起来负责”，真正的当家作主，共同来管理国家，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在国家的发展方向上，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是以改善人民生活为主的消费品工业建设为先，还是以保障国家安全为主的重工业建设、国防建设为先。在国家的建设方式上，是采取超常规的“大跃进”方式，迎头赶上发达国家，还是走发达国家已经走过的路，跟在别人后头“爬行”；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是依靠知识分子等少数社会精英，还是依靠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工农群众；对旧中国遗留下来的那些受过长期资产阶级思想教育的知识分子，是原封不动的使用，还是通过对他们进行世界观的改造，把他们培养教育成为又红又专的社会主义新人，更好地为国家现代化建设服务。这些问题与个人品质之间是没有任何联系的，也更不能反映出毛泽东个人品质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毛泽东积极主张迅速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而刘少奇等人却主张要在资本主义性质的新民主主义阶段停留一段时间。随着刘少奇官僚集团势力的不断膨胀，刘少奇对毛泽东也从阳奉阴违走向公然对抗。为了维护党的团结，为了维护党的利益，为了维护人民的利益，周恩来、朱德、贺龙曾经主动找刘少奇，劝其向毛泽东、向全党做自我批评。刘少奇后来也真的按周恩来、朱德、贺龙等人的意见，无论真心还是假意的去做了，向毛泽东、向全党做了自我批评。可见支持毛泽东的人在党的领导层内已占少数的说法不能成立，以周恩来、朱德、贺龙等人在党和国家以及军队中的地位、声威和权力，再加上当时紧跟毛泽东的林彪等人的支持，凭刘少奇的能力和实力，根本构不成对毛泽东领袖地位的威胁，毛泽东通过组织处理的方式来解决刘少奇的问题不是不可能的，而这些支持力量，刘少奇无论如何也是不具备的，说刘少奇能威胁到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实在是抬举他了。这种说法纯粹是既往毛泽东头上泼了脏水，又掩盖了刘少奇问题的实质。从文化大革命发生的过程看，即便是党内领袖层的个别人，可能怀有与刘少奇同样的野心，企图上演一场新的“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把戏，故而在毛泽东与刘少奇之争中，选择了支持刘少奇，使毛泽东在党内领袖层的支持者少于刘少奇。但是，从党的高级干部到普通干部、普通党员到全国的人民群众，毛泽东的支持者是绝对居于多数的，社会主义是深入人心的，中国大多数的人民群众还是衷心拥护社会主义的，毛泽东在全党全国的威望是任何人也取代不了的。毛泽东的领袖地位是历史形成的，毛泽东对中国革命长期的正确领导，毛泽东在中国长期革命过程中发挥的巨大作用，获得了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对他的无限信赖和支持。毛泽东手中的权力，来自于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群众对他一贯坚持正确路线和领导能力的无限信赖。取代毛泽东，在当时的中国，任何人都是做不到的，这一点是任何人都清楚的。后来中国的社会实际情况更能证明这一点，毛泽东已经逝世多年了，他的对手在取得了独裁权力，改变了他的路线、方针后，都仍然不得不委屈的“反了红旗打红旗”。不管背地里如何仇恨毛泽东，在公开的正式场合，嘴里还得高喊坚持毛泽东思想，何况毛泽东在世时呢？毛泽东为什么没有采取用单纯的组织处理方式来解决刘少奇等人的问题，而是采用“文化大革命”这一特殊的方式来解决？唯一的答案就是因为毛泽东认识到，针对当时已经接连出现的不少干部的蜕化变质问题，包括刘少奇等在内的一些人产生的严重落后的思想意识、错误思想意识问题，单靠组织处理的方式已不可能得到彻底解决。彻底解决这些问题。只有改造导致刘少奇等人产生落后思想意识、错误思想意识的根源，也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否则，处理了彭德怀，又出现了彭真；处理了彭真，又出现了刘少奇；处理了刘少奇，还会继续出现李少奇。那么，中华民族就会如历史上一样，只能在这无止无休的内耗中原地打转了。对于一些干部结成以刘少奇为首的官僚集团并迅速蜕化的问题，一贯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原则的毛泽东试图用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清思想、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的“四清运动”的方式，来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行一次教育。这是给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次自我教育的机会，也是给他们一个自我挽救的机会。但是，毛泽东针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开展的这场“四清运动”，却遭到了以刘少奇为首的官僚集团，也就是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强有力的抵制，他们利用在“一线”工作的有力地位，篡改、阉割、歪曲毛泽东开展“四清运动”的真正用意，把毛泽东针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开展的“清思想、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的“四清”，篡改成了针对基层的干部群众的“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的“四清”。由于刘少奇官僚集团顽固坚持错误立场，放弃自我教育，拒绝自我改造，自我挽救，所以，毛泽东才发动了大规模群众运动方式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通过“自下而上”的群众革命，来彻底摧毁以刘少奇为首的官僚集团，并通过开展对刘少奇等反面教员的批判，从而对全体干部，全体党员，全体人民进行一次彻底的思想教育和反修防修教育；通过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一次彻底的革命，铲除导致部分人产生落后思想意识、错误思想意识的文化根源；通过开展“思想领域里的阶级斗争”，进行一次纯洁广大人民群众思想认识的教育运动。毛泽东曾多次说过，发动“文革”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教育群众，组织群众，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提高自己，增强反修防修的能力。把刘少奇等反面教员作为群众批判的“靶子”，通过对刘少奇等反面教员的解剖，有利于广大干部群众认清官僚主义、官僚集团和腐败问题的危害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提高和增强广大干部群众“反腐拒变”的自觉性和能力，永远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有利于广大干部群众认清修正主义的危害，提高思想认识，使我国的国家政权永远保持人民政权的性质；有利于广大干部群众认清中国传统文化中腐朽没落因素的危害，达成改造中国传统文化的共识，创造出崭新的先进的无产阶级文化。
从普通群众，普通党员，普通干部，直到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中大多数人对毛泽东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坚决支持，尤其是人民军队坚决支持的这种情况看，毛泽东通过组织处理的方式单纯的来解决刘少奇的问题，在国内是不会带来多大的负面影响的。既然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的分歧在一九六二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就已经公开暴露出来，而且以后这种分歧又不断地产生，不断的暴露，尤其是刘少奇推行和支持的“三自一包”、“四大自由”以及“三和一少”、“三降一灭”，一直被毛泽东视为走的是资本主义道路，是修正主义路线，是官僚集团形成和官僚主义产生的基础，“只争朝夕”是毛泽东的一贯作风，那么毛泽东为什么直到一九六六年才着手解决刘少奇的问题呢？“文革”开始后的一九六七年，毛泽东曾对来访的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团长巴卢库说“早在一九六四年的“四清运动”开始后，就决心赶刘少奇下台”。对于直到一九六六年才以文化大革命这种方式赶刘少奇下台，有的人认为，“大跃进”造成了国民经济比例失调，使国家的经济建设受到了严重挫折，并引发了“三年困难时期”，毛泽东要利用刘少奇等人来恢复国民经济。当国民经济好转以后，毛泽东的威望重新抬升，便忘恩负义，卸磨杀驴，这才动手解决刘少奇的问题。这种观点听起来好像是还有点道理，但是经不起仔细推敲。从“文革”前到“文革”中，直到今天，所有的资料都能表明，刘少奇等人在经济建设中始终在暗中推行一条“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洋奴哲学和爬行主义路线。但是，当时在毛泽东的压制下，任何人是不敢公开施行这条路线的，包括刘少奇也不例外，所以，他们只能“打着红旗反红旗”，采用阳奉阴违的手法，偷偷地进行。正是这条洋奴哲学，爬行主义路线和阳奉阴违的手段，以及迎合一部分人落后思想意识的做法，在人民群众中造成了严重的思想混乱，给国民经济健康快速的发展带来极大的消极影响，加上连续三年的严重自然灾害，才导致国民经济出现了所谓的“三年严重困难时期”。一九六二年召开“七千人大会”时，国民经济已经开始了好转，尤其是“北戴河会议”后，由于重新强调阶级斗争，从而排除了错误路线的一些干扰，国民经济建设的步伐明显的加快了，已经走出了所谓的“三年严重困难时期”，而且从一九六四年以后，我国的建设重点已从沿海地区开始了向“三线”地区转移，开始了从消费经济领域建设为重点向重工业、国防工业建设领域为重点转移，如果说刘少奇和他的“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洋奴哲学和爬行主义路线，在消费经济建设领域还能有一点用武之处的话，那么在以重工业、国防工业为主的“三线”建设上，刘少奇的这一套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因为任何国家也是不会把先进的国防军工技术对外出售和转让的。从今天披露的有关“三线”建设的情况看，刘少奇在“三线”建设上也真的没有起什么作用，当大多数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在为“三线”建设奔波忙碌，呕心沥血的时候，刘少奇却带着他的老婆王光美走遍十四个省市去介绍王光美在“四清”运动中所总结出来的“桃园经验”去了。如果说毛泽东忘恩负义，而且刘少奇是头驴的话，那么这头驴也早在“三线”建设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拉完了磨，失去应有的作用了，并且开始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起反动作用了，早就该杀了，根本用不着等到一九六六年才去杀，再则，即使是恢复国民经济也不是非得刘少奇不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大跃进”运动虽然因为一些人落后的思想意识、错误的思想意识使农业生产下降了百分之二十二点八，但工业建设却取得了突出的成效，尤其是重工业增长了二点三倍。工业建设的难度远远大于农业生产建设，毛泽东能领导好工业建设，如果把主要精力放在抓农业生产上，同样能领导好农业生产。可见，需要利用刘少奇来恢复国民经济的说法也无法成例。事实上，正是刘少奇官僚集团拒绝进行自我教育、自我改造、自我挽救，使毛泽东发动的这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陷于失败，才促使毛泽东与一九六六年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另外，国际局势对我国国家安全问题带来的影响，也是导致毛泽东到一九六六年才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解决刘少奇官僚集团问题的一个主要因素
毛泽东对用发动“文革”的方式来解决刘少奇的问题从未讳言，但毛泽东发动“文革”，决不单单只是为了解决刘少奇一个人或几个人的问题，而是为了彻底解决一些干部官僚化的问题。毛泽东吸取了苏联在斯大林去世后不久，赫鲁晓夫集团就彻底的背叛了列宁主义、彻底背叛了列宁、斯大林制定的路线。尤其是勃列日涅夫集团上台后，苏联已经彻头彻尾的变成了社会帝国主义的教训，看到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临失败的危险，因此才要通过解决刘少奇官僚集团的问题，对全党、对全国人民进行一次彻底的反修防修的思想教育，对全党、全国的干部进行一次彻底的审查，找出“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消除修正主义产生的根源，并从中探索出一条无产阶级政党如何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永远保持其革命政党的性质，社会主义在与资本主义长期共处中如何能够战胜资本主义的道路。后来苏联亡党亡国的结局，证明了毛泽东当时预言的精准和“文革”的巨大作用。对于如何开展这样的教育？如何对干部进行彻底的审查？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思想领域里的阶级斗争”，就是最好的办法。“文革”既能对全党、全国的干部进行一次彻底地教育和审查，挖出修正主义产生的根源，又能改造中国的传统文化，去其糟粕，消除导致某些人产生落后思想意识、错误思想意识的文化上的根源，还能取其精华，创造崭新的、充满朝气的、蓬勃向上的、具有顽强生命力、具有强大竞争力的、引领时代发展的先进的无产阶级文化。无产阶级只有不断创造和丰富属于自己的先进文化，才能最后战胜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创造新文化是个破旧立新的辨证统一过程，只有在消灭旧文化的基础上才能创造出新文化；只有创造出新文化，才能彻底地消灭旧文化。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民族民主革命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创造中国无产阶级新文化的过程。在残酷的革命战争年代，尤其是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队伍中就涌现出了许许多多的像“大渡河十七勇士”、“狼牙山五壮士”、“济南第一团”、“塔山英雄团”、“万岁军”、杨靖宇、赵一曼、王二小、刘胡兰、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杨根思这样的英雄群体和个人。他们身上体现出来的英勇不屈、视死如归、坚韧不拔、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唤醒了中华民族沉睡已久民族血性，也体现出来共产党一心为人民的宗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又产生了像大庆人“先生产、后生活”，“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那样自觉意识和创造热情；大寨人战天斗地的豪迈气概；河南林县人民自力更生、改造家乡山河的无私奉献精神；雷锋、焦裕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平凡而伟大的精神。这所有的一切都在表明，新的文化、新的社会道德已经产生，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已经形成，中华文化从此有了新的内容，开展文化革命的内部条件已经具备。但是，由于旧思想、旧文化、旧道德、旧习惯是不会甘心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代表它们的官僚集团必然会进行拼死的抵抗，因此，开展文化革命，必然会引发一定程度的社会动荡。但是，这个动荡的必须限制在领导者能够掌握的范围内，而且不能给国外敌对势力以可乘之机，更不能由此给国家和民族带来任何的灾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虽然曾经有过一段“中苏蜜月”，有过一段国际环境相对较好的时期，但是大部分时间，我国都是处于群狼环饲的恶境中。中苏交恶后，我国的外部环境日益恶化。一九六二年，苏联策动我国新疆伊犁、塔城等地的六万多名哈萨克、维吾尔等少数民族边民外逃到苏联，这件事给我国造成了不良的国际影响，也彻底的暴露出了苏联的亡我之心。六万多人外逃他国对我国不会带来多少实质性损害，但是如果处置不当，由此引发的连锁反应对我国伤害却是致命的。如果外逃的人要把他们世代生活的土地当作“嫁妆”带到他们逃往的国家去，必然会带来新的领土纠纷，内政问题也将由此变成国际问题。因此，如何从根本上加强少数民族与主体民族之间的联系，使少数民族增强对国家的认同，最有效办法就是实现文化上统一。虽然在改造文化、统一文化的过程中，由于新旧两种文化的斗争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的国内问题，甚至是国际问题，从而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我国的现代化建设进程。但是“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大跃进遭到挫折的深刻教训告诉我们，只有改造中国的传统文化，创造符合时代特征、符合中国国情的无产阶级新文化，才是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真正动力，才能确保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实施。虽然“文革”中的“大串联”、“停课闹革命”、“停产闹革命”、“武斗”等行为在一定的程度上使我国的现代化建设进程受到了影响，但是通过“文革”提高了思想和文化素质的人民群众必然会以更高的创造热情、更加努力的工作、更多无私的奉献，将“文革”对我国现代化建设造成的损失弥补回来，而且还因为有了新的、能量巨大的无产阶级文化活力的注入，其后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必将迎来新的高潮。尤其是经过革命之后产生的以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道德风尚、社会主义价值观念为主要内容的无产阶级新文化，得到了五十六个民族的一致认同，民族团结得到了空前的加强，国家统一也因此有了更为强有力的保障。事实证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历史就是按照这样的进程走过来的。据目前不完全的资料统计：一九六六年，我国的工农业生产总值是二千五百三十四亿元，一九六七年，我国的工农业生产总值是二千一百零四点五亿元，比上年下降了百分之十，一九六八年，我国的工农业生产总值是二千零一十五亿元，比上年下降了百分之四点二。从这两年里的工农业生产情况看，“文革”确实一度给我国的工农业生产造成不小的损失。但是，在其后的几年里，我国的经济建设情况有了明显的增长，五年后的一九七三年，我国的工农业生产总值就达到三千九百六十七亿元，比一九六六年增长了一千四百三十三亿元，到一九七五年，工农业生产总值更是达到四千五百零四亿元，弥补上了“文革”造成的损失。十年间我国的工农业生产总值增长了将近二千亿元，平均年增长率达到百分之七以上。而且这个经济增长可是实实在在的工农业物质增长，没有像今天的旅游、服务、色情、贩毒等这样的灰色收入，没有股市、期货、彩票等虚拟的成分，没有用住房、医疗、教育等事关人民群众基本生存需要方面的高收费来榨出人民群众的最后一滴血汗。从这组数字可以看出，“文革”不但没有使我国的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而且使我国的国民经济得到了健康快速的发展，至于“文革”期间由于我国国民经济发展而支撑起来的科技发展、工业发展、国防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早已是举世皆知的，就无需再一一列举了。另外，“文革”时期，也是我国的民族关系空前的团结的时期，今天严重困扰我们的民族分裂问题，在当时可以说是不存在的。
不给国外敌对势力造成可乘之机的办法，就是当国外敌对势力乘我们内部动荡之机欲对我采取行动时，我们有足够的自卫手段和反击能力，更好的办法，就是对国外敌对势力拥有足够的威慑力，使其望而却步。但是在一九六二年的时候，我国却不具备这样的能力，明知新疆边民外逃是苏联对我瓦解、削弱的手段，但是因为自己的力量薄弱，自卫手段不足，反击能力更不具备，所以，除了空洞的抗议、声明外，我们没有采取任何有力的措施予以回击.。另外，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印度就像《聊斋志异》里《车夫》一文中，蒲松龄笔下描写的那只狡黠的狼那样，利用我国在国际上同时与美苏两个大国交恶，国内又有西藏民族分离主义分子叛乱和蒋介石集团不断对大陆进行串扰的机会，不断蚕食我国的领土，迫使我国不得不在一九六二年利用短暂的“古巴导弹危机”的有利时机对印度进行自卫反击。在这样一种不利的国际形势下，为了不给国外敌对势力造成可乘之机，毛泽东只有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国内的稳定问题上，只好推迟了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时间。这样，虽然由于各方面的分歧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将对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带来不利影响，但是与国家安全受到迫在眉睫的威胁问题来说，维护国内稳定，保证国家安全是更为重要的。因此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须要选择对我国最为安全、最为有利的时机。一九六四年，我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标志着我国在核武器制造方面上取得了突破，但由于没有有效的运载工具，虽然有了原子弹，但是还远没有形成实战能力。就像美苏嘲笑我们的那样，是“有弹无枪”。这点中国人自己更明白，中国人民解放军再英勇，挟着原子弹去轰炸莫斯科、华盛顿也是做不到的。只有尽快地制造出运载工具，原子弹才能形成真正的实战打击能力。一九六六年，我国终于研制出了第一代中程地对地弹道导弹，它的出现，标志着我国“有弹无枪”的尴尬局面成了过去，中国从此有了一定的核反击能力，国家的安全有了更为强有力的保障。而且在一九六四年十月，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被赶下台，勃列日涅夫成了苏联的新领导人。勃列日涅夫一改赫鲁晓夫与美国搞缓和的做法，在世界各地加紧与美国展开对世界霸权的争夺。美苏间的加剧对抗，并且都把欧洲当作重点，从而减轻了对我国的巨大压力。终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各种条件都成熟了。而且，由于刘少奇官僚集团拒绝进行自我教育、自我改造，那就只能以群众批判的方式对他们进行思想教育和改造并加以摧毁了。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终于在一九六六年爆发了。
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否有必要？能否用其他平缓的方式代替疾风暴雨式的文化大革命革来解决文化大革命所要解决的问题？文化大革命为什么能够得以顺利开展？文化大革命对我国的现代化建设进程究竟是巨大的推动，还是巨大的破坏？这一点，只有从“文革”十年期间，我国在工农业建设、科技建设、国防建设和国际环境改善等总体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及与世界上发达国家在综合国力的对比上看，才能看得清楚。“文革”期间，虽然有个的别年份影响了经济建设，但是，十年“文革”时期，我国的经济建设还是取得了年平均百分之七左右速度的增长，而且，科技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增长尤为突出。因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的，这一点，事实是清楚的摆在那里的，是无需辨别的，除非你还相信“闭关自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这些无耻的谎言。因此，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中华民族实现民族复兴，是我国完成工业革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经过的历史过程。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政党永远保持其革命性质，无产阶级国家政权永远保持其人民政权性质的有效途径。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符合最广大的普通人民群众的利益，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
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基础上进行的，是超越人类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社会发展形式，因此对原有社会形态的伤害必然要大，所以遇到的阻力也必然会大。其实，如果抛开国际局势这个外部环境条件而言，以公有制经济为主的社会主义制度，也并非是唯一的选择，选择以私有制为主的新民主主义制度，也未尝不可。但是，在世界上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已经进入到了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帝国主义阶段，我国如果再从与资本主义差不多的新民主主义制度起步，想在短时间之内赶上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以防止再次挨打，以实现全社会共同富裕，显然是不现实的。从这一点上看，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的社会主义与新民主主义之争，决不是简单的为了主义之争，更不是为了权力之争，而是为了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之争。在资本主义国家侵略和掠夺的本性还没有彻底改变的情况下，我国只有选择一条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道路，即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在最短的时间里赶上或超过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才能避免再次挨打，才能彻底摆脱受剥削、受奴役的命运。帝国主义的存在，就意味着侵略，就意味着战争。从这一点上说，我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多少有些被迫的意味，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目的首先就是为了强国，是为了解决挨打的问题，其次才是为了实现全社会的共同富裕，解决挨饿的问题。因此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只能由国家政权来组织实施。国家政权的作用首先体现在保证国家的主权不受外来侵略，保证本国的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免遭侵略者的蹂躏。只有在国家政权能够保证人民群众正常的生产生活的前提下，改善人民生活，实现社会富裕，才能有实际的意义。否则，无论是拥有多么丰富的物资财富，都只不过是引起侵略者垂涎的诱饵。中国历史上因“怀壁其罪”而导致挨打的先例还不够多吗？抗日战争的惨烈事实是如何造成的？斯大林在告诫反对他全力进行重工业建设、国防工业建设的人时说：“没有重工业，那我们就不会有一切现代化国防武器，那时我们的地位就会和目前中国所处的地位多少相似。中国没有自己的重工业，没有自己的军事工业，现在只要谁高兴，谁就可以蹂躏它”。这番话也告诉了我们，我国在开展工业革命，进行现代化建设时，首先就要排除来自内部的干扰，要让人民弄清楚我国开展工业革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的首先是为了解决挨打，其次才是解决挨饿。只有首先解决了挨打的问题，才能真正解决挨饿的问题。只有解决了这个根本的认识问题，才能排除来自内部的干扰，然后才能统一全体党员、全体人民群众的思想，形成共识，才能有力地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新中国成立时，我国不但社会形态还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状态，统治大多数人思想的也还是只适合于小农生产社会阶段的传统的儒家文化。而且，由于我国还曾经经历了近百年的半殖民地社会状态，并伴随产生了更为腐朽没落的洋奴买办文化。这些，都还在深深地毒害着人们，阻碍着新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由于我国传统的儒家文化没有能够自主地催生出我国的工业革命，因此大多数人民群众对进行工业革命，实现现代化的重要作用知之甚少，有些的了解也只是还停留在感性认识阶段上，对国家政权的强盛与实现个人富裕之间关系的重要作用还缺少正确的认识。许多人在没有看清当时严峻的国际局势，中华民族随时有再次挨打危险的情况下，就急于要求发展消费经济，以解决挨饿问题的名义，想到要实现“少数人先富起来”。所有的这一切，都是我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和洋奴买办文化长期的荼毒造成的。我国的传统文化是以儒家文化为主吸纳了一些道家、佛家思想构成的，其主要特质是消极保守，因而也特别适合小农经济社会。儒家文化以私欲为核心内容所建立起来的围绕权力和金钱运行的价值体系非常符合多数人与生俱来的弱点，私欲的无限膨胀造成了中国人“窝里斗”和“一盘散沙”的社会现象，民族凝聚力也因此弱化。这些问题的长期存在，已经严重的阻碍了我国现代化的进程，是导致大跃进遭受严重挫折的主要原因，而且也是导致我国曾经长期挨打的根本原因。因此，新中国成立后，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则是社会主义制度能够得以巩固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能够得以顺利实施的根本保证。
在我国这样一个文化和社会生产力都相对落后的社会基础上开展工业革命，进行现代化建设，这就必须要求全体人民群众，包括那些从事人文科学的知识分子，不仅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提高自身的科学文化和科技素质，而且还要不断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树立起人与人之间紧密团结，密切配合，互相支援，互相帮助的社会公共精神和整体意识；需要每个人培养严格的组织性、纪律性和开拓进取、勇于奉献、乐于奉献的精神。所有这些，中国的传统文化中都是不完备的，而且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中长期存在的消极的人生观和保守的世界观，利己的价值观，非但不能推动现代化的进程，而且还阻碍了现代化的发展。因此必须对传统的文化进行改造，剔除其中的糟粕，保留精华，并补充新的内容，创造出崭新的、以实现民族复兴、以实现国家强盛、以实现全社会共同富裕为共同理想；以为人民服务、以无私奉献为实现自己人生最大价值的价值体系；以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团结友爱、互帮互助、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见义勇为、扶危济困、表里如一、言行一致等为核心内容的道德体系为主要内容的、符合时代特征的新文化。从而引导人民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荣辱观、生死观，以此来推动我国超越历史发展阶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
创造符合时代特征的新文化，能否采用“无为自化”的方式或其他平缓的方式来进行，以此来避免或减少文化大革命中那疾风暴雨般的方式对社会原有的形态造成不必要的伤害？
中国道家所提倡的“无为自化”的社会发展方式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也许是可行的，但是“无为自化”首先需要的是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条件，而且这样的发展方式，发展的速度也过于缓慢。西汉初年的刘邦就曾在获得外部相对安全的形势下，采取过这样的发展方式。但这个相对安全的外部环境，是以“和亲”为代价换来的，这个代价中包含了多少到匈奴、到西域“和亲”的“公主”们眼中流下的那屈辱的泪水。这种屈辱，不仅是几个到异域“和亲”的公主的屈辱，而是整个民族的屈辱。如果是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中，或者是在没有外来竞争、外来威胁的条件下，中国采用“无为自化”的方式，依靠传统的文化来推进工业革命的完成或许是可行的。但是，如果有这样的环境和条件，我们还进行工业革命干什么？我们进行工业革命的首要目的，不就是因为世界变得越来越小，各国家之间、各民族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落后就要挨打”吗？说到底，文化的竞争才是最根本的竞争。在“丛林法则”依然有效的世界里，在竞争越来越激烈的时代，外部环境是不会给中国社会“无为自化”的时间的。在工业化、现代化的速度与程度决定民族命运的时代，是不允许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像蜗牛那样缓慢爬行的。所以用疾风暴雨般的阶级斗争的方式进行文化革命，创造无产阶级新文化；用“大跃进”的方式来完成工业革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中国这样后发国家的必然选择，其他的方式，如资产阶级的改良方式等，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改革开放之后，不是也有许多人一方面严厉谴责“大跃进”，一方面又用与“大跃进”相似的，可以说是相同的“跨越式”的发展模式进行经济建设吗？
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改变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面貌，唤醒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热情，培养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意识，培养主人翁精神的需要；是消除广大劳动人民群众在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长期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下产生的顺从意识和“治于人”的心理，培养敢于反抗剥削、反抗压迫精神的需要；是培养广大人民群众树立现代国家意识、民族意识、提高爱国主义觉悟、集体主义观念的需要；是提高民族认同、增强民族凝聚力的需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提倡的“造反有理”，就彻底地颠覆了两千多年来，儒家文化所一直倡导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腐朽观念。
由于长期受腐朽没落的儒家文化和洋奴买办文化的荼毒，长期经受封建势力、帝国主义势力和官僚买办势力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有些人的精神变得麻木不堪，丧失了国家和民族的意识。鲁迅笔下的那些围观中国人被日军抓住砍头并高声喝彩的中国人，就是精神变得麻木不堪，丧失了国家、民族意识，只知“治于人”的那些中国人的真实写照。正是由于许多的中国人的精神变得麻木不堪，丧失了国家意识、民族意识，才造成了中华民族的长期挨打。在世界变得越来越小，国家之间、民族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竞争越来越激烈的今天，中华民族若想不再挨打，若想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改变整个民族的精神面貌，唤醒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热情，培养高度的主人翁精神，树立起现代的国家、民族意识，最大可能地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先秦时期可以说是中国文化发展的黄金时期，那时在极少外来威胁和内部强力约束的情况下，文化自由发展，蓬勃向上，充满活力。诸子百家争奇斗艳，交相辉映，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各种思想异常的活跃，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但是随着历史的脚步前进到了西汉时期，雄才的汉武帝却做了一件贻害中国人至今的蠢事，那就是采纳儒者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儒家思想以国家政权的力量确立为国家的统治思想。如今有人撰文，说宋太祖赵匡胤是中华民族衰弱的第一罪人，这一结论实在是委屈赵匡胤了，也实在是抬举他了。得出这个结论的人，可能是根据一是宋朝是中国历史上统一的汉族王朝中地域最小的王朝，尚不及大唐全盛时的一半；二是宋朝在立国不久，正处在上升时期，就被北方的契丹人和西北的党项人所打败，只得以向契丹人和党项人“输币”的方式来换取国家的生存，这种做法实在是过于耻辱，而且，宋朝没有像汉朝那样，在后来得以复仇；三是赵匡胤建立的宋朝曾两度被北方的女真、蒙古所灭，开了汉民族被整体征服的先河；四是在赵宋王朝时期，中国的儒家文化发展到了极致，产生了“理学”，严重摧残了中国人的民族精神，改变了中国人的民族性格。根据这些就得出宋太祖赵匡胤是导致中华民族衰弱的千古第一罪人的结论，其实是不正确的。导致中华民族衰弱的祸根，早在赵宋王朝出现的一千多年前的西汉王朝时就已经种下了，亲手种下这个祸根并真正导致中华民族衰弱的第一罪人，应该正是那位被后代汉族人称颂不已的汉武帝。汉武帝即位后，一改汉初对匈奴屈辱的“和亲”政策，对匈奴进行了长期军事反击并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汉武帝确是汉族皇帝中少有的一代雄主。正是有了他，才有了以后的汉人、汉族、汉字、汉语等种种称谓。那么汉武帝是如何导致中华民族衰弱的？汉武帝又是怎么成为导致中华民族衰弱的第一罪人的？汉武帝在军事反击匈奴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后，并没有乘胜追击，除恶务尽。而是采纳了儒家学者的建议，罢兵息征，与民修养生息。这一战略暴露出了汉武帝小胜即骄，小富即安，沽名钓誉，没有长远战略眼光的弱点。非但如此，后来汉武帝还就军事反击匈奴造成的生产停滞，社会经济凋敝，人口下降等问题写下了内容深刻的检讨书----罪己诏。同时汉武帝也发现到了儒家文化在侵蚀人们血性、麻痹人们精神等方面的主要功能，认识到了儒家文化对维护小农经济的社会秩序，特别是维护皇权的重要作用，因此汉武帝顺应儒家学者的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以“读书做官”为核心价值观的文化大革命，把儒家思想确定为国家的统治思想，中国人从此开始被迫服用儒家文化这剂“软化水”和“麻醉剂”。经过长时间的服用，大多数的中国人终于普遍得了软骨病，精神也普遍受到了麻痹。由于儒家文化中的一些主张非常适合当时小农经济的社会现状，对推动当时社会的发展，维护社会的稳定，起到一些积极的作用，但是儒家文化所倡导的“中庸”、“温、良、恭、俭、让”的处世哲学却侵蚀掉了中国人的原生血性，造成了中国人性格的文弱不武。缺少了血性的中国人也就此丧失了积极向上，开拓进取的精神和勇气。“愚忠愚孝”、“三纲五常”等儒家伦理道德又麻痹了中国人的精神，使中国人丧失了正常的思维能力，丧失了对事物的正确认识，丧失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责任与勇气。儒家文化经典之一的《孝经》，就是这样要求人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连发肤都不可毁伤的人，还能指望他为维护国家的利益、为维护民族的利益、为维护公众的利益而牺牲自己的利益吗？更何况有时还需要献出生命呢？于是用逆来顺受，唾面自干，忍不能忍之事来维护自己的“发肤”，使其不受毁伤的办法，就成了大多数懦弱不堪、精神麻木的中国人的首选，中华文化早期的那种：“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顽强精神和坚韧不拔的意志也就从此消失殆尽了。由于私有制下的小生产使中国人丧失了社会公共精神和民族整体意识，久而久之，中国人就变成了“一盘散沙”。由于社会公共精神和民族整体意识的消亡，在许多中国人的眼中，也就没有了国家利益、民族利益等公共利益，剩下的只有个人利益、家庭利益、家族利益等私利。而且，人们为了扩大自己的私利，又不断地你争我夺，于是，“窝里斗”又成了许多中国人的“光荣传统”。随着后来匈奴、鲜卑、羌、羯、氐、契丹、女真、蒙古、满族等渔猎、游牧民族的复兴和崛起，中原汉族政权挨打的历史就从此很少中断，并有了两次被渔猎、游牧民族整体征服的屈辱历史。
自汉武帝之后，不但中国封建社会所有的统治者，就连外来的入侵者都认识到了儒家文化对维护统治者利益的重要作用，因此始终把它作为国家的统治思想，满清入主中原后，也没有例外。由于儒家文化这剂“软化水”和“麻醉剂”的功效实在是太强了，强悍的满族人在“服用”一段时间后也被其软化了、麻醉了，终于也重蹈了汉族政权不断挨打的覆辙。长期的“软化教育”和“麻醉教育”以及不断地挨打，最终导致中国人的精神和意志彻底的崩溃了。麻木不仁，懦弱不堪成了那时许多中国人精神状况的真实写照。在许多人的思想意识里，民族畛域，国家观念彻底的丧失了。尤其是在“鸦片战争”后，伴随着西方列强军事入侵、经济入侵而来的文化入侵，经过与中国传统的、腐朽没落的儒家文化的有机结合，产生了更为腐朽的洋奴买办文化。“有奶便是娘”的实用主义的哲学，又培养出了大量的洋奴买办和汉奸。后来的仁人志士们在挽救民族危亡的过程中，在总结中国长期挨打的原因时，也发现了导致中国人丧失民族血性和精神麻木的真正原因就是传统的儒家文化，于是在挽救民族危亡的“五*四运动”时期，发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呐喊，试图对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进行革命。但是由于当时的中外统治者为了维护他们的统治，还需要用儒家文化继续软化中国人的意志，麻醉中国人的神经。所以，在他们的共同维护下，“孔家店”始终没有被打倒，而且还在继续控制着大多数中国人的思想。因此，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也始终没有真正地成功。直到中国共产党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才掀开了崭新的一页。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民族民主革命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创造中国新文化的过程。崭新的文化使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和根据地人民的精神面貌有了根本性的改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虽然经过十七年的建设，新的文化的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由于旧文化是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仍然还在某些方面发挥着作用，还在影响着人们思想与行动，许多人的思想意识和精神面貌并还没有根本改变。而且“文革”前，宣扬封建迷信、生死轮回、因果报应、愚忠愚孝、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文学和艺术作品还继续占据着大部分的文化市场和舞台；与“有奶就是娘”同理的“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实用主义哲学还有着一定的市场。这些东西仍在继续毒害着人们的思想，麻醉着人们的精神，侵蚀着人们的血性。党内也有些个别的人，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也在继续着这种行为，如刘少奇就要求党员“要自觉地做党的驯服工具”。中国若想强盛，中国人若想不再挨打，就必须对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进行革命，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必须改变。长期以来，正是大多数国人血性的缺失、性格的懦弱、精神的麻木、意志的颓废，才使中华民族遭受了数不清的苦难。精神力量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精神力量是万万不能的。在民族民主革命时代，人民军队靠着强大的精神力量，用劣势的武器装备战胜了强大的国内外敌人，在现代化建设时期和保卫现代化建设成果上，同样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大庆人“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铁人精神”和大寨人“战天斗地”的精神在工农业建设中同样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广大科技工在“敢想敢干”、“破除权威思想”的鼓励下，大胆尝试，创造了中国历史上数不清的科研成果；“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珍宝岛自卫反击战”，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武器装备远远落后于对手的情况下之所以能够打败气焰嚣张的印度侵略军、打退武装到牙齿的苏修侵略军，就是因为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阳廷安和生命不息，冲锋不止”的于庆阳冲在最前面，靠温柔，靠理性，靠“温、良、恭、俭、让”肯定是不行的。从这个意义上看，如果说“五四运动”是一场使中国广大的知识分子从旧知识分子转变为新知识分子的思想启蒙运动的话，那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则一次唤醒广大工农群众的政治热情，培养民主意识，培养主人翁精神，培养敢于反抗剥削、反抗压迫的精神，树立现代国家意识、民族意识，提高爱国主义觉悟、集体主义观念，提高民族认同、增强民族凝聚力的思想启蒙运动。
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清除官僚主义和官僚集团的需要，是防止修正主义产生的需要，是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的需要，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需要，是巩固社会主义国家政权性质的需要。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和进行民主革命时期，有相当大的一批人作为毛泽东的同路人，追随中国共产党参加了革命。但是，他们中许多人追随中国共产党参加革命的目的却与陈胜、吴广、刘邦、项羽差不了多少，所进行的一切奋斗，只不过是为了追求自身的解放而已。一旦革命成功，自身获得了解放，掌握了国家政权，就像历代成功的农民起义者一样，建立起属于自己的官僚体系，做官当老爷，骑在劳动人民的身上。因此，毛泽东在一再告诫党员干部，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要永远保持劳动人民本色的同时，为了无产阶级的江山永不变色，又着力开展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培养。在一九五六年召开的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出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考虑，提出中央分为“一线”和“二线”，并主动提出到“二线”做些理论研究工作，让刘少奇，邓小人、周恩来，陈云等人在“一线”主持工作，以便培养锻炼他们的实际工作能力。但是，在其后几年，作为与毛泽东进行民族、民主革命同路人的刘少奇等人却与毛泽东在中国今后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新民主主义道路问题上的分歧越来越大，在具体的工作中越来越偏离了“八大”制定的工作路线和方针。他们采取“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手法，在实际工作中推行自己的一套主张。在政治生活、经济生活上不断加大和提高那些老革命、老干部和所谓的知识分子的特权和待遇；在经济建设中推行“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爬行主义路线和洋奴哲学；在工矿企业管理上，暗中实行苏联式的“一长制”，否定党委的重要作用，因而给一些心存不良的人造成了可乘之机。这些人混入到党内、政府内、工矿企业和农村社队内，掌握了一些基层政权和工矿企业、社队的领导权。这些大大小小的官员，出于同样的私利，迅速结成官僚集团，他们为了给自己捞取更大的政治资本，不但在工作中进行“瞎指挥”，大刮“共产风”、“浮夸风”、“一平二调风”；大搞面子工程、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从而使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受到了极大的影响。而且在生活上也贪图享乐，多吃多占，大搞特殊化，导致在建国后仅短短的几年时间，便产生了严重的官僚主义和一些干部官僚化的问题，特别是刘少奇等人大力提倡推广的干部高薪制度、医疗保健制度、生活服务制度等，在制度上为干部生活的特殊化提供了保障，从而引发一些个别干部产生了生活腐败的欲望。特别是一九六二年，在全国经济形式还没有得到根本好转，人民群众生活还普遍困难的情况下，刘少奇等人决定为全国十七级以上干部提供副食补贴，从经济上对普通劳动人民群众和领导干部加以区分。刘少奇等人的这一做法，在人民群众中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败坏了党的声誉。以党的政策乃至国家法律制度的形式肯定干部生活特殊化的合法性，其结果只能是导致官僚集团和特权阶层的出现以及腐败问题的产生，直至最后产生修正主义。如果有谁不相信，就请看一看今天中国社会的现状。今天中国社会上许多问题的出现，证明了毛泽东对出现修正主义和出现资本主义复辟，必然会对我国社会发展造成极大危害的预言是多么的精准，证明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防止官僚主义和腐败问题的产生、对防止官僚集团和特权阶层的出现、对防止产生修正主义、对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具有多么重要的作用。只是毛泽东的认识太超前了，以至于当时多数人对他的这个预见产生了怀疑，因而放松了对修正主义应有的警惕，才导致后来修正主义分子能够得以顺利上台，才导致中国出现今天这样的社会局面。
有人认为：我国没有经历过资本主义社会阶段，何来资本主义复辟？确实，我国没有经历过现代意义的资本主义社会阶段，但是，我国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阶段中，也产生了一定数量的官僚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近代挽救民族危亡的过程中，资本主义的思想也曾被一些人当作挽救民族危亡的灵丹妙药引入中国并广为传播。而且，私有制下的小生产必然会产生资本主义。诚然，与腐朽没落的封建主义相比，资本主义的思想还是先进的，但是与共产主义思想相比，资本主义思想也同样是腐朽没落的。当年，中国的资产阶级由于力量弱小，在国内封建势力和国外帝国主义势力的联合压迫下，没有能够在中国完成资产阶级革命，建立起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但是，资本主义的思想在某些人的灵魂深处还是长期存在的，并且还会不时的表现出来，因此毛泽东才提出要开展“思想领域里的阶级斗争。”
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消灭“三大差别”的需要，是实现全社会共同富裕的需要，是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条件的需要。
我国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制度确立之后，在分配制度上基本上实行的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但是，人的能力是有大小、强弱之分的，因此不同的人所创造的劳动成果是不同的。如果严格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在生产力不发达的现实状况下，能力小、能力弱的人所获得的劳动成果就会相对的较少，生活就会陷入绝对的贫困，从而影响社会的稳定；如果不严格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能力大、能力强的人所得到的劳动成果又会低于他们的劳动付出，无法体现出他们的个人价值，从而挫伤他们劳动生产的积极性，造成劳动生产率降低，反过来又影响我国现代化的建设进程。解决这个矛盾的根本办法就是发展生产力，但是发展生产力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在生产力还没有得到质的提高的期间里，解决这个矛盾最有效的办法，就是通过文化革命的方式来改变文化的内容，创立新的价值体系，提高人的思想觉悟，改变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引导人民树立以对社会奉献的多少来体现自己人生最高价值的观念，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实际行动作为人生的前进动力，以实现国家、民族的强盛，实现全社会共同富裕作为人生的最终目标。这就是那个时代，“用政治统帅经济”、“抓革命，促生产”的真实用意。“用政治统帅经济”、“抓革命，促生产”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所采取的一种非常的措施。“文革”以前，我国的工业革命还没有完成，我国的国家安全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中华民族的危机还远没有过去，因此我们还必须在农村实行高积累的政策，为国家实现工业化提供更多的资金。到了“文革”后期，由于我国的工业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果，初步建成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防体系，国家实力有了明显的增强，抵抗外来侵略的能力有所增长。中美关系的改善，改变了我国长期的恶劣的国际环境。因此我国工业建设、国防建设的紧迫性降低了，发展国民经济，改善人民生活的紧迫性突出了，原先党和国家制定并执行的城乡二元结构的一些政策以及由于工农业产品之间的“剪刀差”所造成的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以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差别的“三大差别”，就成为了亟待解决的问题。
由于当年国家为了筹集进行工业建设所需要的资金，在农村采取了高积累的政策，造成了当时新中国农村的普遍相对贫困。为了防止有的农民陷于绝对贫困，国家在农村建立了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制度，如此一来，既为国家工业建设提供了资金积累，又防止了因自由竞争而造成贫富不均以引发新的社会矛盾。对于广泛存在的普遍相对贫困问题，则用加强对广大农民进行思想教育，提高思想认识，理清强国为先，富民在后的辨证关系的做法加以解决。“文革”开始后，根据客观条件的改变，党中央适时调整国家的发展战略，以工业反哺农业的方式，加大农业建设的力度。一九七五年，在全国第一次农业学大寨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到一九八0年，全国农村要实现农业生产机械化。同时又采取具体措施，降低工业品的销售价格，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以缩小工农业产品之间的“剪刀差”。为了加快农村机械化建设，同时还有助于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问题，国家开始在全国实行国营工矿企业帮助支援农村发展社队企业的做法，以黑龙江省为例，仅一九七0年上半年，在国营工矿企业的帮助下，黑龙江省就新建县、社、队三级企业5200多家。不仅有力地推动了当地农业机械化的建设和社会发展，解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问题，还使广大人民公社社员增加了个人收入，实现了向生活富裕迈进。蓬勃发展的社队企业不仅在消灭“工农差别”、“城乡差别”的问题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还为其后改革开放时，曾托起中国经济半壁江山的乡镇企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主要存在于城市和工矿企业中，从一九六0年开始，在全国的大中型工矿企业中，开始推广实行以工人参加工矿企业管理，干部和技术人员参加生产劳动；广泛开展技术革新；干部和技术人员走与工农相结合、与生产实验相结合、与社会实验相结合道路为主要内容的《鞍钢宪法》，建立起了中国式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但是，这一现代化的企业管理方式却在实际推广过程中遭到了刘少奇等人的暗中抵制，他们以向苏联学习为由，积极推行苏联式“一长制”的企业管理方式，以抵制“鞍钢宪法”的推广，从而剥夺了广大工人参与管理企业的权力。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鞍钢宪法”才得到真正的贯彻实施。文化大革命中，全国工矿企业内部广泛开办起了“七二一”工人大学，提高了工人的文化素质和生产技能，以切实可行的措施来缩小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在高等教育方面，改考试入学制度为推荐入学制度，实行工农兵上大学、管大学，按需培养，从哪里来，回哪里去的制度。取消了上大学之后就此能够改变个人身份、改变工作岗位的制度。形成了上大学是为了学习知识，是为了提高素质，是为了建设家乡，是为了改变家乡的贫穷落后面貌的观念。同时采取取消干部和技术人员的特殊生活保障措施，在全社会逐步缩小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政治地位和经济收入差距。通过以上的做法，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之间的政治差别、经济差别有了明显的缩小，充分体现了革命工作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有分工不同的新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实现最广泛的人民民主的需要，是保证我国国家政权永远掌握在工农大众手中的需要。
中国历史上不断的改朝换代，只不过是一个政权推翻另一个政权，一个统治集团取代另一个统治集团而已，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没有起到多大的推动作用，就连资产阶级革命性质的“辛亥革命”也只不过是推翻了一块“皇帝万岁，万岁，万万岁的龙牌，造成军阀混战而已”，并没有带来多少实际意义上的社会变革。一九四四年，当时的国民参政会参议员黄炎培、傅斯年等人访问延安，在延安的窑洞里，黄炎培曾问毛泽东：“余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毛泽东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民主是要有具体的形式的，民主的形式决定了民主的范围，民主的范围反映出了国家政权的性质。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是否民主？不但要看民意表达的渠道是否通畅，而且更要看人民群众是否具有参与管理国家的权力。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民意表达的方式是不同的，人民参与国家管理的程度也是不同的。在新中国建立初期，根据当时的社会发展水平，党为了在我国实现以工农大众为主的最广泛的民主，把“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确定为表达民意的渠道，大力提倡并制定具体措施以保障其能够得以顺利贯彻实施，后来又将其写入宪法，以法律的形式加以确认。“反右斗争”和“文革”，就是把民主从以官僚集团和知识分子为主的精英式民主扩大到工农大众能够得以参与的最广泛民主的一种有效途径。事实证明，“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是民意表达最有效、最直接的方式，它作为直接有效的民意表达和民意监督方式，对克服官僚主义，防止官僚集团和特权阶层的产生，维护人民群众利益，维护民主制度，起了难以估量的作用。如果民意表达的渠道不通畅或被堵塞，如果人民群众参与国家管理的权力被剥夺，民主就只能是一句空话，在这种情况下，所有打着民主旗号的行为，都无异于欺骗。美国著名讽刺作家迈克*奎恩在他的短篇小说《金喇叭》中，用幽默的笔法无情地讽刺、揭露了资本主义金钱式民主的虚伪。改革开放后的今天，在大力提倡实事求是的时候，我国民主化的程度确实比“文革”期间有了明显的改善，但这只是对于知识分子和企业家等社会精英阶层而言的，对于普通人民群众，民主还剩下哪些内容？街谈巷议中，抨击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甚至诟病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而不受法律追究，确实是彰显了民主的气息，可这又能解决什么实际问题，纯粹属于空谈。但是，批评单位的直接领导就可能，甚至一定会招致包括下岗、失业等严酷报复的问题，这谁又能解释得清楚？如今我们的党代会上还能见到几个普通党员的身影?“人代会”早已开成了“官代会”，“政协会”更是成了大款、富翁和精英们的俱乐部。据中央党校王贵秀教授披露，如今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中，官员代表的比例已经占百分之七十。剩下的那百分之三十，不是大款，也是致富的带头人，寥寥的几个普通民众代表，其代表能力也实在是令人堪忧。二00七年一月二十五日，北京市市长王岐山在探察民情时，一位女人大代表竟以哭诉的方式向市长反映朝阳区还有一百六十二户居民居住在危房里的问题，王市长当时还安慰她：“不哭，我们要构建和谐社会还哭呀”。这两种现象真实地反映出了当前我国的民主现状：一方面是人大代表不知道自己的身份与权力，人大代表是代表国家的主人，即人民在行使权力，各级官员是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代表人民选举或任命的，同时受人民代表的监督。各级官员是人民的公仆，是要为人民服务的。主人竟以哭诉的形式来要求仆人做本是他份内的工作，真乃天下奇闻。同时也反映出了这样的人民代表的个人素质，实在是玷污了人民代表的称号；另一方面反映出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中，各种官员竟占到如此大的比例。我国现行的政体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各级行政官员、司法官员都是由各级人大选举或任命的，各级别官员在各级的人大中占有如此大的比例，说明了我国现在政治制度是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是完整地结合在一起的，也说明了各级别的官员是在自己选举自己，自己任命自己，自己监督自己。至于那些已经沦为失业工人、失地农民的社会弱势群体，谁来代表他们？看来只有天知道了，如此的人民代表大会还有什么实际意义可言，纯粹成了摆设？
当年，毛泽东在回达黄炎培的提问时，曾把民主设想为跳出那个“周期律”的有效途径，而且在建国后，也确实采用这种民主的方式来构建新的国家政权。但是经过十几年的实践，证明这种民主的形式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延缓那个“周期律”的出现，但是还不能彻底防止出现那个“周期律”。实行民主，只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是不够的，人民只有监督政府的权力也不是真正的的民主。只有打破知识分子一统天下的局面，赋予劳动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管理国家的权力，才是劳动人民群众真正的当家作主。在这一治国理念的支配下，“文革”期间，许多在各条战线表现突出的劳动人民群众中的先进人物，如王进喜、陈永贵、邢燕子等人直接进入了党的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李素文当选为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永贵，吴桂贤、孙建，倪志福等人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等高级领导职务，从而真正打破了知识分子一统天下的局面。为了防止出现新的官僚主义问题，他们中的这些人只是工作岗位、职务上有了变化，其他一切，包括报酬、待遇、级别都保持原职级，尤其是陈永贵和吴桂贤始终保持人民公社社员和普通工人的身份，与普通人民公社社员和普通工人挣一样工分和工资。“文革”时期成立的由军代表，老干部，工农群众代表组成的，行使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地方政府职权的，“三结合”的各级革命委员会，就是广泛吸收人民群众参与国家管理的有效形式。这种做法，既保证了最基层的普通群众、普通党员有了参与制定党的政策、国家法律的权力，有了参与执行党的政策、国家法律的权力，又能够有效的防止产生新的官僚集团，是中国社会向平民化社会发展的一种有效途径。
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改造中国传统文化，统一中国现代文化，加强民族团结，促进民族融合，维护国家统一的需要。
今天我们常说中国是个长期的、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正是由于我国是个多民族国家的原因，历史上民族的分合，造成了各统一朝代的疆域范围是不确定的，而且疆域范围的变化也很大。今天我们中国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陆地疆域范围，而大宋王朝时的陆地疆域范围尚不及今天的一半。今天，我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陆地疆域范围上共生活着五十六个民族，十三亿人口。在十三亿中国人中，汉族人口占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无可争议的主体民族，汉族文化也就构成了中国的主体文化。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直到新中国成立初期，汉族人口的生活范围也只占全国陆地疆域范围的百分之四十，而只占总人口数不到百分之十的其他少数民族的生活范围却占全国陆地疆域范围的百分之六十。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国传统文化，实际上就是发祥于黄河流域的、以儒家文化为主、吸收一部分道家、佛家文化内容的、仅限于汉族地区的中国汉族文化。中国历史上，汉民族的扩张有一个规律，就是在北方游牧、渔猎民族的武力压迫下由北向南的扩张，汉族文化也因此从黄河流域一直扩张到南方的长江流域，珠江流域。由于古代汉民族人口始终没有扩张到游牧、渔猎民族生活的中国北方、东北、西北和西南部的青藏高原，所以汉族文化也始终没有传播到上述这些地区。北方、西北、东北和西南青藏高原上的游牧、渔猎民族，除了迁徙到汉族地区内而接受了汉族文化的外，其余生活在原地的，不但没有接受汉族文化，却相反的都选择了接受其他文化，西北地区的十余个民族接受了伊斯兰文化；青藏高原上的藏族接受了佛教文化，并把它改造成了藏传佛教文化；北方的蒙古族接受了藏传佛教文化；东北大部分地区的原住民则一直保持着原生的萨满教文化。直到满族入主中原，无奈地接受了汉族文化之后，东北地区才算纳入了汉族文化圈。历史上，自从唐朝的“安史之乱”以后，汉族建立的中央政权就失去了对北方、东北、西北的有效控制，明朝势力虽曾一度越出过长城，但大部分时间都是以长城一线作为与东北、西北、北方 的渔猎、游牧民族的分界线。这种情况直到东北地区的满族崛起以后，凭借其强盛的武功，并归蒙古、入主中原、纳降青藏，收复西北。才把这些地区纳入到一个统一的政权的有效管辖之下。清朝完成了国家的统一之后，满族在政治上成了主体民族，但是由于其人口太少，自身文化又极为落后，所以只得无奈地选择了主动接受汉族文化，但是满族统治者又不愿意用汉族文化统一其所控制下所有地区的文化，以丧失其主体民族的地位。因此，满族统治者采取了许多措施限制汉族人口向游牧地区、向东北龙兴之地扩张。所以，清朝统治后期，在全国的范围内，就形成了三个主要的文化圈，一个是满族的原住地东北加上原明朝地区的汉族文化圈；一个是青藏高原和蒙古地区的藏传佛教文化圈；一个是西北地区的伊斯兰教文化圈，这种现象一直存在到现在。这种多个民族、多种文化共同存在于一个政权有效管辖之下的现象，构成了一种各民族“既相互依存，又彼此分离”的国家内部关系。多个民族共同生活在一个政权管辖之内，如果没有共同的文化血缘这条纽带，没有共同的信仰追求，没有共同的价值观念和价值标准，各民族之间只能是由国家政权力量的这根绳索强行将他们捆绑在一起的，而不可能是长在一起的。这种“相互依存，彼此分离”的国家内部关系具有相当强烈的不确定性，各民族对国家历史、对国家现政权的认同感是不同的。当国家强盛而稳定，国家政权力量这根绳索强劲而有力时，能够将各民族有力地捆绑在一起，“彼此分离”的特征就不会表现得太明显，“相互依存”的特征就会表现得强烈一些；当国家衰弱，国家政权力量这根绳索糟朽不堪，捆绑力量减弱或消失时，“彼此分离”的特征所导致的对国家、对政权的不同的认同感就必然会急剧地表现出来，民族分裂是必然的结局，“相互依存”也将不复存在。前苏联和前南斯拉夫这两个国家解体的过程就是最明显不过的例证，当这两个国家的政权力量伴随着意识形态和政权性质的改变而衰落，再也维系不住这两个由多民族构成，多种文化并存的国家的统一时，解体也就成了必然的结局。清朝末年，国力骤衰，孙中山等人领导辛亥革命时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和拒绝承认自己是清国人的行为，就是最明显的对满清王朝统治中国二百多年历史和当时国家政权合法性的不认同。而外蒙古的活佛喇嘛王公们看到满清政府大势已去，也乘机宣布不再认同满清政权，也没有认同其后以汉族为主建立的中华民国政权，而是借沙皇俄国的干涉之机独立出去；原本已被清廷革去名号，逃亡印度的十三世达赖喇嘛，也同样乘内地动乱之际，返回西藏，号召藏民驱逐清军及清朝官员，并且取得了成功，造成了西藏直至一九五一年，长达四十年之久的实际独立状态。如果不是新中国建国伊始，毛泽东高瞻远瞩，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出兵西藏，有力地维护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后来又在一九五九年，当西藏发生了以达赖喇嘛为首的民族分裂叛乱后，及时采取了坚决果断的措施进行平叛，否则，今天西藏的局势很难预料。今天，大多数中国人的主要目光都在关注着“台独”，但“藏独”、“疆独”的危害同样也不容忽视。当年毛泽东发动“文革”，在全国开展破“四旧”运动，开展“移风易俗，改造中国”的运动，同样也适用于少数民族地区。这样做的后果，无论是主观愿望如何，客观上都起了统一中国文化的作用。虽然改革开放后，这些限制宗教活动和发展、甚至取消宗教活动以及强力改变少数民族生活习惯、风俗习惯的做法，被认为是破坏了党的宗教政策和民族团结政策，但是这种做法在统一中国现代文化方面的成果却是极其显著的，尤其是在内蒙古地区，效果更为明显。今天，内蒙古地区民族团结的问题比新疆、西藏地区要好的多，“蒙独”与“藏独”、“疆独”相比，影响微呼其微，这样的结果，不能说与当年的破“四旧”，树立社会主义新的道德风尚和建立社会主义价值体系没有任何关系。当然，统一后的新文化决不可能是单纯的汉族文化，因为毛泽东一再倡导：“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统一后的中国新文化一定是博采众长，集古今中外先进文化于一身的、最为先进的、并且属于全中国的文化。而且用中国的传统文化来统一当代中国的文化也是做不到的，上千年来，周边的几个强悍的少数民族没有主动接受中国的传统文化，而宁可舍近求远地接受其他文化的实际行动，证明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是绝难被他们所认同的。近代以来，中国的传统文化在与西方文化碰撞中不堪一击的事实，反衬出了中国的传统文化的缺陷，也唤醒了中国人，决心学习世界上所有的先进文化，并改造中国的传统文化。一生都在致力于唤醒中国人民觉悟，振奋中国人民精神的毛泽东，是决不会做用含有大量腐朽没落成分的传统文化去愚昧人民群众的事的。所以，“文革”就是要革中国传统文化中腐朽没落、消极保守的命，只有经过革命后形成的无产阶级新文化，才能实现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国土范围上的文化统一。从人类历史走过的历程看，与政权的统一相比，文化的统一更是真正的统一，是内在的统一。文化是民族的血缘，有些民族由于特定的原因造成了分裂，但是只要维系民族血缘的文化存在，统一是必然的结局，血毕竟要浓于水。由五十六个民族构成的中华民族需要一种五十六个民族的共同文化，共同的文化才能把五十六个民族永远地凝聚在一起。
同以往任何一场革命一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有在砸碎旧的文化基础之上，才能创造出新的文化，因此也必然会对原有的社会形态造成一定的伤害，对顽固地维护旧的社会形态的人造成一定的伤害。“文革”给哪些人造成了伤害？给他们造成了什么样的伤害？“文革”给我们社会带来了哪些负面的影响？有人说“文革”对我国的国民经济造成了极大的破坏；“文革”对知识分子进行的世界观的改造和对部分老干部进行的“再教育”是残酷地迫害知识分子和老干部；“文革”开展的破“四旧”运动，使中国的传统文化受到了极大的破坏；“文革”时期开展的“思想领域里的阶级斗争”，违背了人的本性，是对人性的摧残；“文革”期间发生的“武斗”，是人民群众自相残杀的内战；“文革”时期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耽误了中国整整的一代人，也耽误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上述这些问题，“文革”中都确实存在，只是具体的问题要具体的分析，而且还要看分析者是从什么立场出发、站在哪个角度去观察、去分析的。
“文革”使国民经济遭到极大破坏的无耻谎言，现在早已没有几个人相信，继续相信的，不是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就是一些只顾及自身生活感受，从未真正关心过国家命运、民族生存和发展的人，可能还有少数弱智的人。“文革”中所谓受到“迫害”的知识分子，基本上都是一些从事人文科学的知识分子。这些从事人文科学的知识分子，本应从历史发展过程中，从人的思想深处，从中国传统的文化里寻找导致中国落后、寻找导致中国长期挨打的原因，寻求救国救民的办法，为促进中国社会的发展，为改变中华民族的命运，实现中华民族复兴，尽自己的一份努力。但他们中的许多人却不这么做。这些人不是为旧制度、旧文化、旧道德歌功颂德，就是编造一些无聊的东西来毒害中国人。而且在新中国成立后，仍然起劲地宣扬旧思想、旧意识，拼命地维护传统、旧文化、旧道德。这些人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维护旧的社会秩序，为了维护自己的社会地位，为了维护自己的即得利益。因此他们才拒绝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拒绝改造自己的思想和世界观。这种人对新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非但没有起到应有的推动作用，反而成了社会前进的阻力。反右斗争和文化大革命对他们进行的思想改造，并非是要从肉体上消灭他们，而是强迫他们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强迫他们改造自己的思想，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使之成为对当今社会有用的人。但是这种人中，有的人思想极其顽固，拒绝接受任何思想改造，甚至以死来抗拒。对这种所谓的知识分子进行的思想改造和世界观的改造，是为了使他们跟上社会发展的形势，以免为未来社会所淘汰。如果把对他们进行的思想改造和世界观的改造认为是对他们进行了“迫害”，那么，他们这种人，也只好等着被社会所淘汰了。
还有不少的老干部一直把文革中对他们进行的“再教育”看成是对他们的“迫害”，这些老干部在革命战争年代抛头颅、洒热血，确实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中华民族的复兴立下过汗马功劳。但是，当年他们参加革命，未尝不是怀有像陈胜、吴广、刘邦、项羽那样“取而代之”的想法。革命成功了，新中国的国家政权建立起来了，他们掌握了许多重要的权力，这些权力本应是用在更好的为人民服务上，但是他们却用来为自己、为家人谋取私利，所以很快就腐化变质，成了新的官僚集团，成了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对于他们中的某些个体，文革中，党对他们进行的“再教育”，不但是为了改造他们的思想、拯救他们的灵魂，而且也是为了挽救他们的肉体生命，不信就看看在他们之前出现的刘青山、张子善的下场；看看在他们之后出现的胡长清、成克杰等人的下场。而对于他们这个整体，如果不能自觉地进行教育，进行改造，而且还拒绝接受人民的教育和监督，并重新骑在工农群众的头上，那么早晚有一天，人民也会起来将他们推翻。苏联的覆亡，就是前车之鉴。苏联解体，不但社会主义制度被推翻，当年那些享有无限特权的官僚们的命运又如何？如果他们把“文革”中对他们进行的思想改造、灵魂挽救的行为当成是“迫害”的话，那纯粹就是恩将仇报，不知这等人还有没有廉耻？
“文革”时期开展的“思想领域里的阶级斗争”，“狠斗私字一闪念”，确实是违背了人类自私的本性，更使以私欲为核心价值理念的剥削阶级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受到了极大地摧残。但是，正是由于这样的人性和腐朽的价值观、人生观才导致了中华民族的长期挨打，难道这样的人性不应该摧残吗？难道中华民族还要继续挨打吗？
“文革”中的破“四旧”、进行“思想领域里的阶级斗争”、“清理阶级队伍”等行动，确实存在一些过火的行为，毁掉了一些有考古价值的文物，使一些无辜的人受到一些伤害，在剔除传统文化中糟粕成分的同时，殃及池鱼的做法也使传统文化中的某些精华部分受到了一定程度损害，这是必须牢记和接受的教训。但是破“四旧”运动中那些焚毁诲淫诲盗，宣扬封建迷信、反动“宿命论”等内容书籍的做法，开展的移风易俗，破除封建迷信、限制宗教活动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改造，对清除洋奴买办文化和对中国文化实现统一和发展，还是起到了不小的推动作用的。开展“思想领域里的阶级斗争”、“清理阶级队伍”是通过思想改造的方式来纯洁民族内部的一种有效途径，纯洁民族内部是中华民族实现发展的一个必不可少的过程，民族内部不纯洁，其凝聚力也不会强大的。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没有强大凝聚力的民族不用说发展，其生存都是问题。我国历史上大量出现的汉奸问题，就是民族内部不纯洁的突出表现，汉奸问题曾困扰了我们这个民族许多年，就是在今天，汉奸问题也仍然是一个严重的隐患。用开展文化革命，进行思想改造和“思想领域里的阶级斗争”等方式来纯洁民族内部的做法，比之西方社会奉行的“优胜劣汰”和苏联的“大清洗”等残酷的方式纯洁民族内部的做法，是人类社会走向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
文革期间出现的“武斗”现象，其原因，是因为一些“打着红旗反红旗”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保护自己，而利用、指使少数别有用心的人混入了人民群众的队伍中，冒充革命群众，并挑动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斗争另一部分群众。他们打着积极支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积极参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旗号，实际上却干着反革命的勾当，破“四旧”过程中的许多过火的行为、“清理阶级队伍”中的那些触及皮肉的行为，那些混水摸鱼、乘机劫掠的行为就是这些人所为。当他们的阴谋被人民群众识破之后，便撕下伪装，露出了凶残的反革命真面目，挑起了“武斗”，向人民群众举起了屠刀。对反革命的武装进攻，人民群众也只有进行武装的还击了。在人民群众有力的还击面前，这些反革命分子是那样的外强中干，不堪一击。没有多久，这些反革命分子就在人民群众的打击下，土崩瓦解了，“武斗”以人民群众的胜利而宣告结束。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武斗”现象，告诉了人们，反革命分子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何等的顽固与凶残，给我们这个民族带来的损害有多大，同时也说明了毛泽东采取的在我国拥有了足够的防御力量之后才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策略是无比正确的。少数混入人民群众队伍中的反革命分子的不法行为，引起了毛泽东和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和警觉，在“文革”尚在进行的时候，就及时采取了有力的措施，坚决予以了惩处，使这些混入人民群众队伍中的骗子和在幕后指使他们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同受到了应有的惩罚。“武斗”虽然造成了一些人的伤亡，但是，要革命、要奋斗就会有牺牲。反革命分子的伤亡，是他们咎由自取；人民群众的伤亡，是革命过程中必要的流血牺牲，是为了实现国家发展，民族富强必须付出的代价。“文革”中死去的人，最为可悲可叹的就是那些死于“武斗”中的不明真相的群众，他们在骗子们的欺骗、煽动、蛊惑下，积极挑起“武斗”，积极参加“武斗”，最后死于“武斗”。至死他们都以为自己是在保卫毛主席，是在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岂不知，他们是受了骗子们的欺骗，无意中充当了骗子们的帮凶。这些血的教训告诫人们，一定要提高认识、擦亮眼睛，时刻警惕，随时认清骗子们的真面目，以免再次上当受骗。
十年“文革”中，全国共有约一千六百多万城市知识青年响应毛泽东的号召，怀着支援边疆、支援农村；建设边疆、建设农村的豪情壮志，到祖国的边疆、到贫困的农村插队落户。城市里的知识青年到边疆、到农村插队落户的消极影响，早已经就有许多人在总结、在回顾，但是其积极的作用现在却很少有人提及，有的人根本就不认为知识青年到边疆、到农村插队落户还有积极作用。知识青年到边疆，到农村插队落户的积极作用至少有两个方面：一是使大批的城市青年在思想上、精神上、意志上、身体上得到了锻炼。二是由于大批的城市知识青年把他们所学到的文化知识、科技知识带到了文化尚未实现统一的祖国边疆地区，带到了文化知识、科技知识相对落后的广阔农村，对实现全国文化统一，对改变农村的贫穷落后面貌起到了难以估量的作用。这些城市知识青年在异域文化的祖国边疆地区，在缺少文化知识的广阔农村，许多人担负起了中小学教师、农业技术人员、农机技术人员、赤脚医生、拖拉机手等缺少文化、科技知识的普通农民难以胜任的重任，有的还走上了领导工作岗位。他们把所学的知识无私地奉献给了祖国的边疆地区、奉献给了贫穷落后的广阔农村，积极传播无产阶级新文化。同时他们也在与广大农民牧民一道进行战天斗地、改造山河的生产劳动中，从普普通通的农民身上、普普通通的牧民身上看到了、学到了吃苦耐劳、朴实无华、坚韧不拔的优良品质，从而培养了、锻炼了自己的思想和意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不但没有耽误中国的一代人，而是培养、锻炼、造就了一代人。他们中涌现出了许许多多像金训华、朱克家、柴春泽那样的优秀典范。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们，当初他们用青春和热血改变了祖国边疆和广阔农村的贫穷落后面貌，促进了祖国文化的统一和发展。现在他们仍在用那经过风雨考验的坚强意志，用那经过艰苦奋斗造就的奉献精神，用那经过战天斗地磨砺出的厚重脊梁，承载着共和国前行的重担，其中一部分人还承载着为使共和国经济列车“减员增效”、轻装前进而带给他们的下岗、失业的苦难。
对持续十年之久的，曾经轰轰烈烈的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有人撰文说它是毛泽东为解决当时的就业问题，而冠以革命的名义对城市里的学生进行的一场愚弄。城市里的学生上山下乡，非但没有促进当地农村的经济发展，而且还加重了农民的经济负担，是政府把应负的责任和财政负担转嫁给了农民。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对于某些个人来说，可能是一场悲剧，但是对于我们整个民族、这个国家来说，也是一个促进社会发展，是民族走向复兴，是国家走向强盛必不可少的过程。毛泽东发动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真实目的应该既是为培养反修防修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也为解决城市学生的就业问题，同时又有力地促进了贫穷落后的边疆和农村地区的文化、科技及经济的发展和国家文化的统一。从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到一九六八年，全国已有几百万初中、高中和大学的毕业学生需要安排就业，同时还有更多的“三年严重困难时期”后出生的儿童需要入学。当时我国的财力、物力确实很难解决这个问题。造成这个问题的根本原因，就是我国的人口过剩。人口过剩问题不能不涉及到一九五七年对马寅初人口论的批判。批判马寅初的人口论，今天大多数的人都说是一个错误。确实，依照今天的实际发展情况看，当初批判马寅初的人口论是一个错误。但是，既然是历史的问题就要结合历史的情况去分析，毛泽东当时为什么要批判马寅初的人口论？毛泽东说人多，力量大，干劲足，能够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难道毛泽东不知道人多，消耗的资源也多的道理吗？中国有那么多的资源养活中国人自己吗？这么简单的问题，毛泽东不会不知道。那么，毛泽东为什么还要批判马寅初的人口论？是不理解计划生育的重要意义吗？这其中肯定是另有原因。是什么原因？首先应该还是因为战争，还是因为当时国家面临的严峻威胁的安全问题。是当时国家面临严重战争威胁的这一因素促使毛泽东拒绝了马寅初的人口论，而没有采取硬性的措施来限制人口的自然增长。如果没有严重的战争威胁，毛泽东也就不会带领全国人民宁可勒紧裤带也要搞“两弹一星”了。其次，还因为当时我国的医疗卫生状况时分落后，婴幼儿和产妇的死亡率过高，人均寿命也太短，只有三十五岁。所以，从这两个方面考虑，在当时确实不宜采取硬性的措施来控制人口的自然增长。
新中国的成立，虽然使我们暂时摆脱了挨打的命运，但是，由于国力的孱弱，国家的安全问题始终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建国初期，虽然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我进行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威胁，有盘踞台湾的蒋介石集团的骚扰，有暗藏的敌特分子的颠覆破坏。但是，由于有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支持和援助，我国的安全问题还不算太险恶。一九五七年之后，由于赫鲁晓夫集团背叛了列宁、斯大林的路线，导致中苏关系急剧恶化，从结盟走向对抗，从政治对抗走向军事对抗。盘踞台湾的蒋介石集团认为有机可乘，加紧了反攻大陆的叫嚣，并不断袭扰大陆的东南沿海地区。特别是印度，利用我国由于力争真正的独立自主而同时与美苏两个大国交恶的机会，不断以武力蚕食我国领土。我国的这种安全局势直至持续到“文革”开始前夕，才有所缓解。虽然在一九六二年，毛泽东利用“古巴导弹危机”的机会，对印度进行了一场有限的边境自卫反击战，打退了印度对我国的侵犯，暂时遏制了印度对我领土蚕食的欲望。但是我国的国际安全环境问题并没有多少改善。
我国国家安全之所以如此的险恶，除地缘这个原因外，最根本原因就是我国的国力太弱，而且我国又是一个国土广大、人口众多、资源丰富，有崛起可能的大国。我国一旦崛起，势必要打破世界现有的秩序，重新进行国际上利益分配。人口占人类的四分之一，国土面积达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原本就曾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掠夺对象。如今，这个掠夺的对象不但失去了，而且还要重新进一步进行国际上的利益分配，这是西方发达国家说绝对不能容忍的。因此，当时世界上的主要大国才采取了可能采取的一切手段对我国进行遏制，这其中就包括军事威胁的手段。生物界的一些甲壳类动物在生长期里，有一个脱壳的过程。在这个脱壳期间，它极易遭到其他动物的攻击，因为这个期间，它的防护能力最弱，极易成为其他动物的美食。基于同样的道理，在我国还没有打造好自己的防护力量的时候，也极易遭受不期而至的侵略战争。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成立，毛泽东就宁可暂时牺牲改善人民的生活，也要进行工业建设、国防建设，全力以赴地打造国家的防护力量。而且还卷入朝鲜战争，拒敌于千里之外。但是，工业建设、国防建设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在我国的工业建设、国防建设没有完成，国家的防护力量还没有打造好的期间里，侵略战争还可能随时降临到中国人的头上。如果发生了这种情况，我国的工业建设、国防建设势必就得被迫中断。在这样的情况下，若想取得反侵略战争的胜利，就只有依靠人民，只有依靠人民战争了。残酷的抗日战争留给我们中国人的教训实在是太深刻了，抗日战争，中国之所以能够坚持八年之久而没有被日本打垮，那是付出了二千一百多万军民牺牲和一千四百多万军民受伤的的惨重代价的。当时中国若没有四亿五千万之多的人口，如此惨烈的抗战能否坚持下去，还是个未知数。因此，在我国的工业建设、国防建设还没有完成的情况下，在我国随时面临着侵略战争威胁的情况下，毛泽东才没有接受了马寅初的人口论观点，才没有限制人口的自然增长，以便为未来的反侵略战争准备大量的兵源。虽然人口的增加提高了我国抵御侵略战争的能力，但大量的人口也可能成为我国发展经济的负担。但是与其影响了经济发展的速度，也比遭到大规模外敌入侵的后果好得多。只要避免了侵略战争，我们的经济终会有所发展，人口问题也总有一天能够得到解决。而且，人口多，劳动力就多，调动得当，同样也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另外，当时我国的医疗卫生状况十分落后，普通工农群众阶层的人均寿命太短，婴幼儿和产妇的死亡率也过高。从一八四0年到一九四九年的一百多年的时间里，我国的人口始终保持在四亿多一些，几乎是没有增长，就是由于残酷的战争和十分落后的医疗卫生这两个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在当时的医疗卫生十分落后、婴幼儿和产妇的死亡率过高、人均寿命过短、国家又面临严重战争威胁的情况下，采取硬性的措施来限制人口的增长，如果真的遭受日本侵华那样的大规模侵略战争，中华民族就真有被开除“球籍”的可能。后来，随着我国国防力量的增强，安全问题有所缓解，医疗卫生事业，尤其是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和普通工农群众经济状况和生存状况的改善，人均寿命提高到了六十五岁，婴幼儿和产妇的死亡率有了极大的降低。毛泽东及时调整了政策，开始实行计划生育。但是，今天不能因为人口的基数过大，因为人均寿命提高，就取消普通工农群众的医疗卫生吧？难道目前医疗市场化的改革，看病难，看病贵的现象是与计划生育政策紧密配合的吗？
同任何事物都有正反两个方面作用一样，毛泽东采取勒紧裤带进行重工业建设、国防建设，没有采取严厉措施来限制人口自然增长的政策，确实使我国抵御侵略战争的能力有了极大的增强，使侵略者望而却步，现实中的侵略战争变成了想象中的。预期的侵略战争因为我们有了充分的准备而没有到来，原本为反击侵略战争准备的大量人口，原本平均寿命只有三十五岁的中国人，这时却由于没有战争的消耗，由于人均寿命的大大提高而导致城市人口相对过剩，变成了国家的沉重负担。如何解决这个沉重的负担？由于当时我国实行的社会主义特质的公有制经济，极少能够安置大量劳动人口就业的第三产业，城市里的第二产业同时容纳如此多的劳动人口是不现实的，唯一的出路就在农村。由于我国在进行工业建设、国防建设过程中形成了城乡二元体制，城市的生活条件相对优于农村，城市里长大的学生对农村生活条件的艰苦程度了解的不多，让他们到农村去接受一段时间艰苦生活的锻炼，对他们思想素质、精神品质、意志性格以及身体素质的提高都是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的。而且，那些到边疆、到农村去的、经历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初、高中学生也凭借他们所学的文化知识和科技知识，对改变边疆地区、农村地区的贫穷落后面貌，对传播新文化，对统一我国的文化，起到了很大的积极作用。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产生的原因有许多，人口过剩的问题，也可能是其中的原因之一。我国的人口过剩问题，主要还是由于我们国家长期挨打的历史和现实安全面临的严重威胁造成的。我们以庞大的人力资源力量有效地维护了国家的安全，但同时也为国家的发展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这个问题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并经过较长的时间来一步步妥善解决。在这个过程中必然要有人来为此做出牺牲，今天下岗、失业的工人，不就是正在为企业“减员增效”，为国家经济列车能够轻装前进而做出牺牲吗？这是国家在劳动人口过剩的情况下，为了经济发展而采取的没有办法的办法，如今又见有那些精英去谴责下岗、失业的政策了？如果说当初国家没有推行限制人口自然增长的政策，才造成了一千多万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农村去受了一些苦，但那毕竟还是基于整个民族的生存和安全来考虑而造成的。而如今造成六千多万工人下岗失业，陷入饥寒交迫的境地，却只不过是为了让“少数人先富起来”。至于让曾经为国家发展做出过巨大贡献、付出了沉重代价的那些上过山、下过乡的知识青年们下岗、失业，又一次为国家的经济发展做出牺牲，则确实是有些不公平，但这是现在的政策造成的，当今中国不公平的问题还少吗？所以，曾经上过山、下过乡的知识青年们的下岗、失业问题，也就不是什么特别特殊的问题了。精英们以此为由来谴责毛泽东，不过是出于他们无耻的本性和为掩盖由于他们的“胡改乱革”，给中华民族造成的灾难性损失，而采取的一种推卸责任手段而已。
某些人说，“文革”十年间，全国上山下乡的一千六百万知识青年是被毛泽东以革命的名义愚弄了的一代。从今天他们大部分人中某些人的个人结局看，他们确实是受了愚弄。但是，愚弄他们的不是毛泽东，而是毛泽东之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方向。在毛泽东时代，全社会都奉行无私奉献的价值观，全国人民从耄耋之年的老人到黄发垂髫的幼儿都以是否为人民、为社会、为民族、为国家做出了无私奉献来作为实现自己最大人生价值的标准。如果按照某些人的逻辑，当时的中国人岂不是都受了愚弄，其中当然也包括毛泽东自己，而且牺牲在抗日战场上的“狼牙山五壮士”、牺牲在解放战争战场上的董存瑞、牺牲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的黄继光、牺牲在中印边境反击战中的阳廷安、牺牲在珍宝岛自卫反击战中的于庆阳岂不是被愚弄的更惨。某些人，包括一些知识青年自己，之所以认为当年上山下乡的一千六百万知识青年是受了毛泽东的愚弄，其根据就是改革开放后，全社会的价值体系发生了改变，自己曾经为分担国家负担所承受的苦难，为国家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已不被当今社会所承认。如今个人的价值也不再用无私奉献来体现，而是体现在金钱、权力上。大多数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过去只追求对民族、对国家、对全社会的奉献，没有去追求金钱与权力。因此，在全社会的价值观念发生了改变之后，他们现在的个人价值由于没有金钱与权力，无法在社会上得到体现，加上下岗、失业造成的个人生活困难，无不觉得已被社会所抛弃，因此产生了强烈的失落感，感觉到自己曾经为民族、为国家、为全社会所做的无私奉献是受了愚弄。在现实的价值观念中，贫穷已不单单意味着苦难，更预示着耻辱与无能；富贵才是幸福的象征，金钱、权力才是荣耀与才华的标志。当年的知识青年们，在瓜分毛泽东时代遗留下来的，本属于全体人民的，当然也有属于自己的一份财富的时候，由于没有参与瓜分的资格，没有取得参与瓜分的“入场券”，失去了参与瓜分的机会，所以得到的只有贫穷和苦难，等到的只有下岗与失业。但是，这样的结果不只是当年上过山、下过乡的知识青年们的结果，全国大多数平民百姓的结果都不过是如此。从这个结果看，愚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以及愚弄全国工农群众的，不是毛泽东，而正是后来的那些向毛泽东大泼脏水的改革精英。
“文革”结束后，许多人纷纷撰写文章对“文革”进行回顾和反思，这些反思中，包括陈云与负责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的胡乔木、邓力群等人的谈话，都把“文革”未能避免而且能够顺利开展的原因归结为：一是体制上的问题，是由于没有民主与法制，是毛泽东实行个人独裁的结果；二是我党在历史上形成了一个错误的共识：维护毛泽东的个人权威，就是维护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是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从而使毛泽东获得了不受限制的个人独裁的权力，才有了发动“文革”的能力。
以上观点是没有根据的，不但没有任何的说服力，甚至是荒谬的。“文革”是毛泽东发动的不假，但毛泽东绝不是靠个人的独裁之力发动的“文革”。“文革”是一场席卷全国各个领域，各个角落，甚至是触及每个中国人灵魂深处的革命，单靠毛泽东一个人的独裁之力能发动起来吗？即使发动起来，又能够使它涉及到全国每个领域、每个角落，甚至每个人的灵魂深处吗？独裁必须依靠一定的独裁工具，如军队、警察、法庭、监狱、党政系统等，毛泽东恰恰在“文革”中解散了一部分实行个人独裁必不可少的政权机构，确立了人民群众专政的制度，这就是“文革”中毛泽东的错误，“四人帮”的罪行的一部分------“砸烂公检法”和“踢开党委闹革命”。没有了独裁工具，如何实行独裁？从“文革”的发动和进展的过程看，积极响应毛泽东的号召，积极参加“文革”的，恰恰是普通的工农群众和青年学生，这些历朝历代的统治对象。从广大的普通工农群众和青年学生积极参加“文革”的热情上就能看出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大程度的维护了普通工农群众和青年学生的利益，因此也最符合他们的需要。毛泽东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是由于符合了最广大的普通工农群众和青年学生的需要，才得到广大工农群众和青年学生的积极支持和参与，才能够得以顺利开展起来。当然“文革”不可能是所有人的需要，因而也不可能得到所有人的支持。那些已经蜕化变质和正在蜕化变质的老干部是不需要，也不支持“文革”的；那些虽然被打倒了，但时刻不忘复辟的地主资产阶级是不需要，也不支持“文革”的；那些只会“之、乎、者、也”，靠写“三家村”、“四家店”，一边鼓吹复辟变天，一边来骗人混饭吃的所谓的知识分子是不需要，也不支持“文革”的。这些人之所以不需要、也不支持“文革”，是因为“文革”从他们手中夺回了他们已经从工农群众那里骗取到手的利益。毛泽东发动的“文革”使这些人的即得利益受到了损害，“文革”要求他们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对他们进行思想改造和“再教育”，从而使他们的肉体和心灵受到了“伤害”。毛泽东就是要损害他们的即得利益，毛泽东从来没有代表过他们的利益，也从来没有想过要代表他们的利益，毛泽东始终代表的是广大普通工农群众的利益，这也是我们党的根本利益。当这些人的利益与广大普通人民群众的利益发生冲突时，毛泽东毫不犹豫地站在了广大普通人民群众的立场上，来维护普通工农群众最广泛、最根本的利益。什么是广大普通工农群众最广泛、最根本的利益？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国，人民不再挨打；实现共同富裕，人民不再挨饿；实现全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实现工农群众真正的当家作主，这是广大普通人民群众最广泛、最根本的利益。可是总有少数人想以剥削他人的方式先富起来，他们的利益要求与广大普通工农群众的利益要求因此发生了冲突，在不可调和的情况下，毛泽东为了维护普通工农群众的根本利益而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广大普通工农群众和青年学生的积极支持和拥护。如果说毛泽东发动“文革”是由于“独裁”的话，那“文革”就是毛泽东与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五的广大普通工农群众、青年学生一道，对严重侵害广大普通工农群众利益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修正主义分子以及时刻不忘复辟变天的地主资产阶级余孽、无耻的“帮闲”文人们进行的“独裁”，这种为了维护广大普通工农群众根本利益、为了实现国家繁荣富强、为了改变整个民族命运的“独裁”，实行的越多、越彻底越好，“独裁”的权力越大越好。
维护毛泽东的个人权威，维护毛泽东的个人权力，就是维护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就是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一点确实是事实，毛泽东从不否认他是代表广大普通工农群众的利益的，而且也只有毛泽东才能代表广大普通工农群众的利益。毛泽东更不否认他要时刻掌握新中国的最高权力，但也不能从这一点上就说明毛泽东对权力是多么的贪婪，留恋权力并为自己谋取私利可谓之是对权力的贪恋，但毛泽东从未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取任何私利。毛泽东是长期掌握着新中国的最高权力，但毛泽东是用他来为全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毛泽东之所以要时刻掌握新中国的最高权力，因为毛泽东更清楚领导权掌握在哪些人的手中将对普通的工农群众意味着什么。在第一次国共合作领导的大革命中，中国共产党只把自己看作是国民党的辅助力量，并没有想到要掌握国民革命的领导权，结果换来的是“四一二”、“七一五”这样对中国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血腥的大屠杀。血的教训，告诉了中国共产党人，不掌握武装，不掌握革命的领导权，使武装落入反人民的人的手里，使革命的领导权落入反人民的人的手里，就是对人民的犯罪。在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民族民主革命的过程中，有过几次左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窃取了党的最高领导权的经历，在这些机会主义分子掌握党的最高领导权的时期，给中国的革命事业造成了极大的损失，尤其是在以王明为首的左倾机会主义分子掌握党的最高领导权的四年多的时间里，差一点葬送了中国工农红军，差一点葬送了中国共产党，差一点葬送了中国革命。幸亏在后来的“遵义会议”上，确定了毛泽东对党和红军的领导权，并使领导权得以长期掌握在毛泽东的手中，中国革命才能够从胜利走向胜利。同样的血的教训，也同样的告诉了真正的中国共产党人，不掌握革命的最高领导权，使最高权力落入到机会主义分子手中，也同样是对人民的犯罪。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取得民族民主革命胜利，夺取了国家政权之后，还面临着建设国家政权、保卫国家政权的重任，正如毛泽东说的：“夺取全国的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的第一步”。把我国的政权建设成为工农群众真正当家作主的人民民主政权，迅速实现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使我国的国家政权永远掌握在工农大众手中。这些只有真正代表广大工农群众根本利益、并掌握党和国家中国领导权的毛泽东等人才能做得到。有人曾经“遗憾”的说，如果毛泽东像华盛顿那样，在领导中国革命取得成功之后，功成身退，或是在一九五六年之前死去，将会成为一个完人、一个圣人。这就要看是谁心中的完人标准？是谁心中的圣人形象？在普通工农大众心中，毛泽东是永远的完人，是永远的圣人。对于那些只知“之、乎、者、也”的所谓的知识分子，由于毛泽东看穿了他们的本质，识破了他们的伎俩，没有让他们独掌普通工农大众通过流血流汗、舍生冒死才取得的国家政权，没有让他们独享普通工农大众流血流汗、舍生冒死换来的胜利成果；对于那些怀着与陈胜、吴广、刘邦、项羽同样的想法，革命的目的只不过是“取而代之”，只不过是为了解放自己，革命成功后迅速沦为官僚集团的“革命者”来说，毛泽东发动了“文革”，打碎了他们妄图骑在劳动人民头上的美梦，所以，在他们的心里才留下了毛泽东不是完人，不是圣人的“遗憾”。在中国共产党取得国家政权以前的中国历史上，所有的改朝换代都只不过是一个统治集团取代另一个统治集团而已，因而给儒家知识分子窃取国家政权，窃取他人胜利成果带来了机会。这样的先例实在是太多了，中国社会广为流传的“牛打江山马坐殿”这句俗语，就将儒家知识分子窃取他人胜利成果的这种令人不齿的行为刻画得入木三分。汉高祖刘邦在打下江山之后，儒家知识分子就不断地施展骗术，向刘邦灌输“只能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的歪理邪说。到了汉武帝时期，汉武帝采纳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把治理国家的权力交给了儒家知识分子，儒家知识分子的骗术终于取得了成功。后来，由于儒家知识分子掌握了话语权，“只能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的歪理邪说竟然也变成了所谓的真理。
新中国的建立是靠广大的普通工农大众流血流汗，舍生冒死换来的，人民流血流汗、舍生冒死换来的国家政权，当然要由人民来掌握，人民也有能力治理好自己的国家。这是毛泽东坚持的一贯主张，也是工农群众的根本愿望和根本要求，也是工农群众最根本的利益，因此，毛泽东是不会把国家政权交给除了工农大众以外的任何阶级或阶层的。但是，那些所谓的儒家知识分子独掌国家政权的希图并没有破灭，他们把希望寄托在了共产党内的代理人身上，并利用自身的优势不断地制造影响，希望把掌握国家政权的共产党人演化成官僚集团。
对于手中的权力，毛泽东知道自己是不会永远的掌握下去的，为了国家的政权永远保持人民政权的性质，只有选拔、培养好接班人。在一九五六年召开的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后，毛泽东出于培养接班人的考虑，主动退到“二线”工作，让身处“一线”的同志承担起更多的任务，以便磨练他们的思想，培养锻炼他们的实际工作能力。但是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毛泽东察觉到“一线”的工作越来越背离了“八大”制定的方针和路线，“一线”工作的同志也没有全心全意的代表工农大众，没有全心全意维护工农大众的利益，没有全心全意维护国家、民族的长远利益。因此，毛泽东不得不重新回到“一线”，纠正错误。这件事，给了毛泽东以提示：在没有选拔培养好真正能够代表普通工农群众利益，真正能够维护普通工农群众利益，真正能够维护国家、民族长远利益的接班人之前，沽名钓誉地放弃手中掌握的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同样也是对人民的犯罪。
一些人认为，“文革”已经失败了。是的，如果从今天普通工农群众的现状来说，“文革”确实是失败了。但是，如果从改革开放三十年之后，“改革精英们”至今仍然不得不委屈地“反了红旗打红旗”的情况看，从广大工农群众能够自发地反抗“改革精英们”胡作非为的情况看，从经历了“文革”的中国最底层的工农群众不再只会顺从地“治于人”的情况看，从“文革”培养造就了普通工农群众的反抗精神看，“文革”并没有失败。而且，“文革” 是文化领域里的革命，是人们思想深处里的灵魂革命，它留给人们的，是自觉地对真理进行追求和探索的一种方式，因此，“文革”是不会因为人亡政息而消亡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文革”是永远也不会失败的。
有些人至今仍顽固地认为，如果当初按照刘少奇的构想，一直沿着新民主主义道路走下去，中国一定会比今天发展的更好，而且还能避免走社会主义道路所发生的一切负面问题。历史无法重复，更不能假设。但是，走哪一条道路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却可以进行对比检验。如何对比检验当初如果走新民主主义道路的后果，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就是最好的参照物。所谓的新民主主义，同改革开放后今天的社会实际情况差不了多少，就是政治上在共产党的集中控制之下，实行一定范围、一定程度的民主；在思想文化上实行兼容并包，多元并存；在经济上实行市场化和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这样一种社会制度。改革开放是在毛泽东时代建立了八千多个现代化的大型和三十多万个现代化的中小型工矿企业，在拥有了“两弹一星”、拥有了现代化国防力量的基础上进行的。但是，三十年过去了，就在“精英们”们把改革开放的成果吹得神乎其神的今天，由于放弃了毛泽东思想，放弃了走社会主义道路，我国虽然拥有毛泽东时代留下的相对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国防实力，却在政治上、在国际事务中越来越丧失毛泽东时代争取到的了独立自主，越来越屈从于美国的霸权。稍有不从，美国便以炸使馆、撞飞机、扣轮船和政治、经济制裁的做法加以颜色，其目的就是为了使中国更加遵守发达国家制定的国际政治、经济规则。由于丧失了政治和处理国际事务的独立自主，从而也失去了经济上自主发展的空间，只得对外越来越依赖并受控于国际资本，逐渐变成国际资本的附庸；对内残酷地压榨本国的工农群众，使社会急剧产生严重的两极分化，经济发展从此丧失了后劲。如今，美国发生了金融动荡，太平洋彼岸的中国却吓得不知所措。试想，在拥有如今相对强大的国防实力、工业实力、经济实力和科技实力的情况下，由于背离了社会主义，尚是这样一种结局。那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在当时只能造桌椅板凳，造茶壶茶碗的工业基础上，在靠使用“万国牌”武器来维护国家安全的情况下，我们就选择与如今改革开放差不了多少的新民主主义，后果将会是怎样？
有人说：“民主是个好东西”，但也有人认为民主与独裁一样，要看权力掌握在谁的手里。掌握权力的人，如果运用手中的权力致力于为人民谋幸福，致力于民族发展，致力于国家的强盛，那他就是民族的英雄；掌握权力的人，如果运用手中的权力谋取私利，那他就是独夫民贼。权力掌握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的手中，它必然要为人民谋幸福；权力掌握在为一心为少数人效劳的人的手里，它必然就要使少数人先富起来。民主是一个好东西，但是，民主是有着强烈的阶级性质的，民主更是有一定范围和程度的限制的，民主的阶级性质决定了民主的范围和程度。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民族民主革命的过程中，有两次著名的会议：“宁都会议”和“遵义会议”。这两次会议的过程，都充分地体现了党内民主，但是这两次会议的结果却截然不同。造成这两种截然不同结果的原因，就是有权参与民主决策的人的个人素质是不同的。“宁都会议”上有权参与决策的人大多数是左倾机会主义分子，他们充分发扬了党内高层民主，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剥夺了毛泽东对中国工农红军的指挥权，开始实行左倾机会主义分子对中国工农红军的指挥，中国革命从此开始了从失败走向失败；“遵义会议”上，参与决策的与会者，同样充分发扬了党内高层民主，同样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确立了毛泽东对中国工农红军的指挥权，否定了左倾机会主义分子的错误路线，开始实行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独裁”，中国革命从此开始了从胜利走向胜利。这两次会议的结果说明了，民主体制不能保证永远绝对的正确，独裁制度也未必导致永远绝对的错误。在严峻的危机面前，“像绣花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那样温、良、恭、俭、让”的坐而论道，优柔寡断、议而不决，肯定是行不通的，这时需要的是多谋善断，这样方式做出的决策未必就一定错误；在平和的环境中，彬彬有礼，心平气和，充分发扬民主的研讨，少数服从多数的举手通过，这样方式做出的结论也未必就能十分科学。民主也好，独裁也罢，关键是看权力掌握在什么人的手中，掌握权力的人是否具有科学的预见能力，是否具有在危机和困境中找出解决问题办法的能力。如果掌握权力的人是站在大多数人民群众的立场上的，代表大多数人民群众的利益，那他就一定能从维护人民群众利益的角度出发看问题、想问题、解决问题；如果掌握权力的人站在少数人的立场上，代表少数人的利益，那它所做的一切，只能符合少数人的愿望。如果这个人再缺乏应有的科学预见能力和深邃的洞察力，仅凭“摸着石头过河”的办法就想探寻出一条引领国家发展的新路来，则更是不现实的。这样的人，无论它自我标榜的是如何的民主，做出的决策看起来都是经过了民主的程序，最后也必然要走到邪路上去。而且，由于代表的是少数人的利益，所谓的民主也必然是在少数人范围内实行的民主，这样的民主还能算是民主吗？
有人说：“民主制度是一个好制度”，但是好的制度并不能保证不出现错误。民主做出的决策正确与否，取决于有权参与民主决策的人的个人素质，“宁都会议”上倒是充分体现了党内民主，但是有权由于参与决策的人多是极左路线的人或是自身素质不高而又占据了高位的人，所以“宁都会议”上，通过民主方式做出的决策，是一个对中国革命犯下了滔天大罪的决策，差一点葬送了中国工农红军，葬送了中国共产党，葬送了中国革命。可见，民主要求具有参与民主决策权力的人，必须要具备较高的自身素质。像上面提到的那个以哭诉的形式要求市长解决民生问题的人大代表，就是不具备人民代表基本素质的典型，不知她何以能够当选为人民代表？如果今天我们的人民代表中这样的代表占了多数，这样的人民代表大会还能够做出什么样正确的决策？
民主制度是一种好的制度，但是民主的制度如何确立？有人说：民主制度要靠法律来确立和维护。那么法律又是靠什么来确立的？又靠什么去确保法律能够顺利实施？泰国、菲律宾、巴基斯坦以及非洲的一些国家，哪个没有从西方搬来的完整的宪政体系？为什么杜绝不了发生军人政变？美国有全世界最为强大的军事机器，但美国为什么从来没有发生过军人政变，民主制度能够得以顺利实施二百多年？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文化，文化因素才是维护民主制度的根本保证。
维护毛泽东的权威，就是维护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就是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个共识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多年的艰苦奋斗中形成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工农红军的广大指战员经过血的教训后得出的，因此，它必然是正确的。当年，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民族民主革命的时候，由于党还处于幼年时期，缺少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能力，也由于许多人没有真正弄通马列主义，没有识别骗子的能力，上了以王明为首的左倾机会主义分子这些骗子的当，因而在“宁都会议”上，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剥夺了毛泽东对党的领导权和对红军的指挥权。在左倾机会主义分子错误的领导下，中国革命遭受到了严重的挫折。血的教训，使全党同志和全体红军指战员擦亮了眼睛，认清了以王明为首的左倾机会主义分子这些骗子的真面目和危害，同时也认识到了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性，认识到了中国革命离不开毛泽东的领导，认识到了只有毛泽东才能代表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利益、才能代表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所以中国革命的历史上，才有了确立毛泽东对党和红军领导地位的“遵义会议”，中国革命从此才开始了从胜利走向胜利。民族民主革命时期，维护毛泽东的权威，维护毛泽东对党和人民军队的领导，就是维护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就是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是全党的共识，也是全军指战员的共识，这个共识经历了长期的血与火的考验，已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在进行工业革命，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也同样需要这样的共识，我们也曾经取得了这样的共识，虽然这个共识暂时还没有经过血的教训来检验，但是，当今中国社会所发生的一切，已经足以说明了这个共识依然正确，这个共识依然重要，这个共识依然是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
从人类社会历史已经走过的历程看，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我国在进行工业革命，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必不可少的重要过程，其他一切都是无法取代的。如果不对中国传统的、腐朽没落、消极保守的儒家文化进行改造，如果大部分中国人的思想意识得不到提高，中国的现代化就不可能实现。正是文化落后这个根本原因才造成了洋务运动的半途而废，才导致了甲午战争中国的惨败，才使中国陷入了更加深重的民族危机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但改造了我们的传统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也使我国的文化达到了统一，以共产主义理论、毛泽东思想、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和社会主义的道德风尚、社会主义的价值体系等主要内容构成的中国新文化已逐渐被全国各族人民所接受，那个时期是我国民族关系最为团结、最为稳定的时。除了台湾问题外，今天严重威胁国家统一的“藏独”、“疆独”等少数民族分裂势力在那时的影响微呼其微。今天“藏独”、“疆独”与“台独”一样，已发展成为严重威胁我国国家统一的毒瘤。“藏独”、“疆独”问题的出现，与目前社会上出现的一切不合理、不正常的问题一样，都是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背叛毛泽东思想的必然结果，都是否定“文革”的必然结果，都是毛泽东在当年发动“文革”时所预言到的，也是毛泽东要发动“文革”来解决的。但是，同任何事物一样，革命也是要在不断的反复中曲折前进的，真理也是要通过反复的比较才能被大多数人所接受的，指望用一次文化大革命就能消灭在我国已经存在了几千年的旧的思想，消灭已经渗入到人们骨髓中的旧的文化意识，是不现实的。所庆幸的是，如今大多数的中国人已经再次认识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不足，重新取得了必须改造中国传统文化，创造符合时代特征的、符合中国国情的无产阶级新文化的共识。而且由于毛泽东已经用“文革”的方式为我们进行了一次改造旧文化，创造无产阶级新文化的有效探索，为我们如何创造无产阶级新文化探寻到了一条切实可行的前进道路。今后，真正的中国共产党人必将会采取“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博采众长方式，带领中国人民在继承、改造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创造出符合时代特征的，符合中国国情的，能够引领时代发展的，最为先进的中国文化。
从“文革”结束到现在，打着反思、回忆的旗号，许多所谓的在“文革”中受到“伤害”的人，对“文革”和发动“文革”的毛泽东进行了无耻的谴责、攻击和咒骂。但是“文革”的巨大功绩和对我国社会发展所起的巨大推动作用是实实在在的摆在那里的，不是谴责、攻击、咒骂就能抹煞的，不是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这样的无耻谎言就能掩盖的。回顾这段历史，只是想告诉后人一个真实的“文革”，同时提示后人，人只有在反复的比较中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当初，毛泽东预言中国会出现修正主义，走资派就在党内，中国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一旦出现修正主义，一旦资本主义复辟，人民就要再吃二遍苦，再受二茬罪等等，防止这些问题的出现，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毛泽东当时的预言，那些一贯把“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作为自己处事之道的中国人，能有几人真正相信？对“文革”的重要作用，当时能有几人真正理解？可是看一看今天中国社会的真实现状，还允许你不相信、不理解吗？
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做出的结论是一种缺席的审判，这种审判是只有一面之词的审判，所以，任何违背客观历史事实的一切结论都只能是暂时的。后来拥有解释权的人同样会根据于己有利的规则对同一问题重新做出结论。一切结论是否客观公正必须经过长时间的实践来检验，必须通过反复的对比来检验。历史在经过长时间的反复对比检验后，对某个人，某件事对社会发展是起到了推动作用，还是起到了反动作用，会做出客观公正的结论，还其本来面目的。“文革”到底是将中华民族推向前进还是拉回倒退？如今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过与改革开放，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进行对比，这个问题是越来越清晰了，毛泽东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目的也越来越清晰了，还“文革”本来面目的时日不会太久了。
中国近代百年来挨打的历史，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相碰撞的历史。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民族解放的历程，也是改造中国传统文化，探求、创造中国新文化的历程，同时还是共产主义运动蓬勃发展的历程。追求民族解放的根本办法，唯有实现民族强盛，实现民族强盛的根本出路，唯有创造出先进的文化并引领民族的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其独特的方式，为创造先进的无产阶级文化探求到一条新路，它所创造的崭新的无产阶级文化，为我们实现民族振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起到了非凡的作用，立下了不朽的功勋。而且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为整个人类社会如何通往共产主义这个的终极目标，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场具有里程碑重要意义的伟大运动，它以开展文化革命、进行“思想领域里的阶级斗争”的方式，解决了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之后，如何进行继续革命的问题，它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因此，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态度，不但是看待将中华民族推向前进还是拉回倒退的一个主要标志，而且也是区分真假马克思主义者的最好的试金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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