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老干部对文革的感受：坏事引出好结果

坏事引出好结果

         ——和朋友谈谈心

       石  坚

石坚同志是1938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 老新闻工, "文革"前任"天津日报"总编辑, 后任天津市人大副主任.

“文化大革命”运动应当否定，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正如毛主席教导的，任何事物都要一分为二。他老人家又指出，在一定条件下，坏事可以引出好结果。这也是不能否认的。我愿以个人为例加以探讨。

文革中我被扣了七顶反革帽子，大小会批斗一百六十多次，皮肉受了不少苦，左耳被打聋，腰部受损。最高规格的电视批斗大会，向全市转播，市革委会政治部主任亲自主持，由官方人员高喊“打倒”不知多少次。造反派铅印诬我的传单达数十万份。住牛棚两年半，下厂劳动两年多，扣发工资、不让过党的生活……文革后期以落实政策为名安排了报社办公室副主任职务，最后任有职无权的报社革委会副主任。直到粉碎“四人帮”的第二年，市委在新华总社调我回新华社的敦促下才官复原职。否定“文化大革命”运动对我个人来说，应当百分之百拥护。但是，如黑格尔讲的，为孩子洗澡不能把孩子和脏水一起倒掉。我在文革中也有不小收获。

第一、我在住牛棚时有机会通读了《列宁文选》，而且编了《列宁论新闻工作》、《列宁论机关革命化》（可惜被驻报社军管组给遗失了）还偷偷阅读了不少文艺作品，包括我未读过的《斯巴达克斯》、《基督山伯爵》等。

第二、学会了一些技能，可以从事简单的电焊、开天车、开钻床、做电工活、开剪床等技术。我居然为天津探矿机械厂焊了车间一根立柱，焊口虽不美，但还坚固。此外，我还干了许多脏活、累活，甚至用手直接掏厕所的粪便，给残疾的历史反革命分子倒屎尿。我和林锋还搬掉了报社院内挖人防工程留下的一座土山。这些经历丰富了我的人生。

第三、经历多次批斗，我学会了虚与应付造反派之方，说了不少违心的话。正如我的“牛友”林锋用羡慕的口吻评价，每次大型批斗会，我好象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真是对答如流，避免了挨打，甚至落了个“态度老实”之名，自如应付那些造反派。

第四、认识了人生舞台上各种类型的人物。有不少好人，特别是我的电工师傅李志华、管子工师傅刘玉良、木工师傅小叶等都是善良的人。李志华还有相当思想水平。他观察问题、分析问题的客观公正出乎我意料之外。比如他教我电工操作注意安全时，特别嘱我一定不忘拉闸，并写上“正在工作”四字。还意味深长的对我说，如果出了事故，写没写这四个字性质就不同了。我在探矿机械厂劳动一年，和许多工人接触。如电焊班长刘金铎正直无私，钳工师傅季学刚一丝不苟以及尚师傅、安师傅等不仅向他们学到技术，更重要的学到工人阶级的优良品质。此外，我亲眼看到“不论张工李工，大家一起做工；不管大专中专大家一起搬砖”的知识分子的悲惨遭遇。

第五、打掉了我的官气。文革前，我真是“官运亨通”，青云直上，不但每次提级都有我，而且准备提为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由于上级信任，一帆风顺，我自己逐渐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和官僚主义、主观主义作风，“官大脾气长”。文革中把我打倒在地。使我一落千丈，跌到群众之中，制止了我的不良倾向的发展。在某种意义上讲，对我来了一次整风。虽然这种整风有如狂风骤雨。当时抵触，事后冷静思考对促使我改进思想作风，学会夹着尾巴做人，以致晚节保持了共产党人的本色，使我终身受益。这一点，文革对我的作用不可抹杀，实乃不幸中之幸。

第六、我的胸怀广阔了。对文革中打骂、侮辱过我的人或过激的造反者，能正确对待。我恢复工作后，没有报复一个人。有一名造反派，曾乘直升飞机提拔为报社领导人，文革后按政策被降职，到市人大找我要求帮他调动工作。我虽不在报社，但两次为他找比较理想的岗位，都因报社有关人员不同意未调成，他死后我为他写了一篇文章，客观公正评价了他。我觉得我的做法还是正确的。

第七、不仅报社人员，全市大多数干部都廉洁奉公，除“四人帮”一小撮外，无贪官污吏。我记得，“坐直升飞机”新提的干部年龄不超过五十岁的出差乘火车只能乘硬席，住房不得住单间，没有招待费，等等。我在文革晚期到县里学习、调研，县委书记和我们一起排队买饭菜，照价交钱、粮票。一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因公来天津日报访问的兄弟报社负责人，不是我领到自己家里吃便饭，就是由正副总编自掏腰包吃顿狗不理包子。后来，干脆将正副总编的夜餐费集中在办公室作为招待费，兄弟报社负责人来了，请他们到“狗不理”吃顿包子。

第八、文革中我也说了一些违心的话，写了一些违心的检查、揭发材料，伤害了一些同志，除对这些同志深表歉意外，也促使我加强思想修养。

总之，从这些看来微不足道的小节中可以启迪我们，对一切人和事物都应具体分析。否定一切、肯定一切的观点都不符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我个人改造主观世界而言，我还是获益非浅的。

以上个人体会是否有当，敬请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