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地区纪念知青上山下乡四十周年会议纪实

昆明地区纪念知青上山下乡四十周年会议纪实

1968年12月22日，毛泽东主席发表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指示发表后很快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上山下乡高潮，这一高潮也成为了知青上山下乡的最高峰。因此，不论是上世纪60年代的老知青还是70年代的小知青，不论如何评价上山下乡的运动，都把这一天当作了知青共同的纪念日。

云南位于中国的西南边陲，有着漫长的国境线和复杂的地理气候条件。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中，边疆的农村和农垦兵团接纳了大量来自全国各地的知青。2008年12月22日恰逢毛主席这一指示发表四十周年，云南省旅游局和昆明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了中国首届知青文化旅游节。2009年1月3日，昆明市安宁知青联谊会发起组织了主题为“不忘知青岁月，再造时代辉煌”的纪念会。与会人员近六十人，其中既有当年上山下乡的知青、也有几位参加革命的离退休干部、还有一些在校的大学生。

首先发言的是大学生小杨。小杨等六名大学生在国家提出要搞新农村建设的背景下，希望了解当年到农村的知识青年都做了些什么，对现实有什么借鉴意义，于是他们于2008年11月底到1964年下乡的知青李新忠插队的安宁县大小黄塘村做了一番调查。经过近一天和村民的零距离接触，他们发现村里经历过那个时代的干部和群众赞成和拥护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一重大国策的占92.5%；而听说过知青的年轻人认可毛主席号召城市中学生到农村同农民一块劳动和工作的占68.4%，其中甚至不少人认为现在知识青年到农村比当时更有作用。小杨说，他们了解到，第一批知青到村里时，村里人很少有识字的，几乎都没到过昆明城，也不敢去。知青们在当地老乡的帮助下，由什么都不会的毛孩子变成了村里各方面的模范和骨干，村民们提到的知青的职务和工作就有：赤脚医生、记分员、民办教师、民兵连长、生产队队长、会计、称秤、组织青年义务劳动、搞文艺活动、学毛主席语录、搞宣传、管团委等。除了这些，知青给大小黄塘村带来最大的变化是1968年前后的修桥和拉电。虽然在调查中他们了解到1964年去的知青和1974年的知青还是有差异，村里人更熟悉1964年的知青，但是村里人对两批知青都给了不低的评价。难以想象，如果没有这些知青，改革初的大黄塘村会是怎样；进一步说，如果没有大规模的知青上山下乡，无法想象，改革初的农村会是怎样，当时中国的人才基础会是怎样。小杨说一起调查的六名同学只能用这一句话来表达他们对知青的敬重：“甘洒碧血写春秋”——特别是当村里有人说，你们下来待几年才有用，他们无法回答时；当他们看到周围许多朋友当村官，并不是冲着改变农村面貌去的时。

接下来发言的是小曹。小曹说自己没有经历过那段历史，本来没有发言权，但是从现实的两个问题，看到了历史的合理性：

第一是农村问题。大家都很清楚，现在的农村可谓日益凋敝，从“人”这一方面来说，年富力强的人都跑城里去了，村里剩下的都是“386199部队”；从“财”这方面来说，各大银行撤出农村，信用社也是把农村的资金吸往城市；从“物”这方面来说，许多地方农民的土地都被以各种名义剥夺。当“人、财、物”，都往外流的时候，农村怎么能搞好。再从全球来看，都是以城市化为目标，以剥夺农村来实现城市化。而当时搞了一个反向运动，“人财物”都往农村流，甚至提出“城乡一体化，工农商学兵”，虽然当时也有失误有不足，但起码代表了另一方向，有很强的借鉴意义，甚至现在要解决农村问题可能需要一场新“知青运动”。

第二是怎么培养人的问题。当时提的是要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自己算是80后的年轻人，接触的也多是80后90后，这些人包括自己基本是在蜜罐里长大的，没经历过多少苦难。而人的成长，正如那句古语所言，“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个“人上人”不是指社会地位，不是指爬到某个位置后干坏事，而是指人的精神境界。正是自己有这些体验，才积极的参与朋友组织的骑自行车到元谋、盘江溯源、重走西南联大路的湘黔滇旅行团等活动。相信这和知青在艰苦的环境中成长的路径是一致的，也正是如此，才体会认同知青的精神，去理解这段历史。

知青上山下乡，可谓众说纷纭，小曹认为，对这场运动应该予以理解。许多在工厂的知青下岗后，就抱怨是因为当年下乡没有经受很好的教育，但这是两个不同时代不同的大政策，应该找对原因，不能上当受骗。在小曹接触的知青中，他发现，凡是当时自愿下乡，对为农村做点事有很强意愿的，不论后来经历什么坎坷，对知青运动都给予充分肯定；而有怨言，甚至全盘否定的，基本都是当时在洪流中被裹挟而参加的。或许可以说，一个知青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看法，充分反映了他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昆明某企业退休党委书记赵同志发言的主题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赵同志认为，改革开放后，彻底否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运动，这是极其错误的。这一运动是毛主席在总结古今中外的历史经验后，提出的伟大战略部署，是培养接班人最有效的方法之一，而另外一个方法是“斗私批修”的文化大革命。培育出千百万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是长久之计，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江山不变色的牢固的群众基础。对于接班人，毛主席提出了五个条件，即“要懂马列主义，要为大多数人民谋利，要团结大多数人，有事要跟同志们商量，要做自我批评”，这是比较全面的，在国际历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也是经得起考验的，只要照这做就能成为很好的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而后来提出“知识化、年轻化、革命化、专业化”四个条件，这是一般性的，是任何时代任何国家任何社会制度都可以用的。赵同志回忆起70年代，厂里组织知青到安宁县草铺下乡及绝大多数知青后来在工作上有优异表现。最后他说，上山下乡是知青一辈子最宝贵的财富，是知青的骄傲和自豪，知青应该无怨无悔，一生不忘毛主席的教导，把毛主席开创的继续革命的事业进行到底。

第五位发言的是云南师范大学的林教授。林教授说，自己1977年下的乡，恰好赶上全国知青运动的尾声，自己一直以这段经历为自豪，因为从中体会到了劳动的意义，知道了庄稼是怎么种出来的，受益终生。毛主席发出指示四十年后的今天，全国有这么多的纪念活动，这正说明了其价值意义所在。林教授认为知青运动最大的价值在于双手养活了自己，体会到了劳动的意义。而人类和其他生物最大的区别就是自发自觉自主的劳动，并从中创造出科学技术文化艺术，可以说所有的财富都是劳动创造的。现实证明，当一个社会鄙视劳动时，这个社会就会堕落。林教授还认为自己生于毛泽东时代长于毛泽东时代，是中国最幸福的一代人，当时实行公有制，人人有饭吃，人人有工作，其物质和精神方面的成果都是中国最辉煌的时候。毛主席可以说是上下五千年中国第一伟人，他之所以有这么大的成就，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作为农民的儿子，一生从未脱离劳动（早期是农业，晚期是社会实践），二是喜欢学习思考，看他的照片几乎就找不到娱乐照。

接下来发言的是老红军后代陈同志。他说，自己姐弟七个，小的四个都当了知青，或许会有不少人奇怪，但这是事实，老干部家庭也不例外。文革时自己是铁杆老保，是某红卫兵组织的宣传部长，因此和各地很多知青都有联系。有到瑞丽的知青，接受了毛泽东思想，志愿到缅甸支援革命（同样，有不少边疆知青到越南的），有的知青写信回来说不论在农村还是在缅甸，不论做什么工作，都是为了共产主义；而现在有的顺口溜说“嫁人你不要嫁给我，你要嫁给别人，然后带着他的房子车子来”。这就是两种时代两种精神的差异。中国第一位知青是谁呢？陈同志认为是毛主席的儿子毛岸英。毛岸英从苏联回来后，毛主席说他喝的洋面包吃的洋奶，并不了解中国国情，因此要求他到农村去到工厂去，去接受锻炼，去了解中国。文革时期的知青上山下乡，毛主席要解决的是农村如何发展，人民如何认识劳动，如何改造人的思想，从而改造这个社会这几大问题。

陈同志说，毛时代时的农村很红火，后来搞了承包，按说要更好，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甚至可以算是一种倒退。几年前他们组织“老知青宣传队”到昭通，乡里杀了一只羊招待他们。一位老太太硬是要求他们买几块她做的荞粑粑，一问，老人说，多卖掉几块自己夏天才有塑料鞋穿。老人还让吃饭时盛一碗米饭给她，老人说，以前还能种水稻，现在只能种苦荞和包谷了，小孙子已经几年没吃上米饭了。这种现象在云南农村并不少见，比如金沙江畔的村民眼看着江水流过却没有一点办法。当时知青会同农民用最土的办法搞水利，现在却什么都没有了，像这样的老、少、边、穷的云南农村地区该怎么办，但是有人还要搞土地流转！

陈同志还讲到了自己小时候在延安的生活，讲到了那一代人所做的牺牲，讲到了某些人现在去阶级斗争、去毛泽东化的险恶和歹毒。而全面否定知青历史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如何继承知青的精神，如何继承革命事业的方向？这是摆在在座各位面前的问题。

接下来，昆明理工大学某支部书记发言，他说共为知青一代，要珍惜和发扬知青精神。全国第二支、云南第一支志愿垦荒队——昆明志愿垦荒队队长刘小三讲述了他们1955年时队伍产生的过程，他们到农场后如何“搞好生产，建设边疆，保卫边疆”，及知青从进农场到出农场的所做的贡献。

最后发言的是1964年下乡的知青李同志。李同志认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的最有效方式，是反修防修的百年大计。知青运动取得了物质和精神的双丰收。物质方面：在北纬21度线以北人工种植橡胶成功，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中，橡胶作为一种战备物资，这一成功不亚于另一颗原子弹爆炸；将知识、文化、新思想带到农村，深化农村改革；科学技术带入农村，在农业方面进行革新；发展经济，比如北大荒变成了北大仓；为国家分忧解难，下乡缓解了就业压力；在边疆，形成了政治边防，百万知青在边界上，发枪就可以战斗，对苏修等国起威慑作用。精神方面：转变世界观，与农民结合；各条战线，成为骨干力量；舍小为大，吃苦耐劳，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知青精神；时代变，共产主义的信念不变。

不知不觉，三个小时很快就过去了，很多人还想发言，怎奈时间不早，只好结束整个活动。

会议是结束了，但是毛泽东主席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场运动必将启示后人，毛泽东主席留在这一代人血脉中的精神也必将一代代的传承下去。

附文：

无悔的青春，无私的奉献

——昆明安宁县大小黄塘村知青问题调查记

“知青”，对于八十年代中后期出生的我们来说，是一个遥远的词语——我们呱呱坠地时，知青早已回城多年；而上山下乡，媒体电视书籍网络，几乎无一例外的告诉我们，这只不过是那个疯狂得令人无可理喻的年代的又一注脚。现在，国家又提出要搞新农村建设，要大学生深入农村。一个疑问盘旋脑中，久久不去——当年到农村的知识青年都做了些什么，对现在有什么借鉴意义。于是邀约了几个朋友，联系了昆明安宁知青联谊会的程约汉、吴丹江两位老师，准备到知青生活工作过的农村做一番调查。

11月30日，6位来自云南财经大学、云南民族大学、云南师范大学等不同高校的大学生在云南师范大学门口碰头，同行还有四位当年到安宁县插队的昆明知青，而我们要去的村庄是知青李新忠老师当年插队的地方。

十个人共坐了两辆车，一路上当年的知青和同学们就聊了开去，他们几位都是1964年的初高中毕业生。不知不觉，就到了我们的目的地，安宁县连然镇大黄塘村。一下车就围过来了七八个人，热情的和我们打招呼——他们大多是和李新忠一起由半大娃娃变得成熟的村里人，如今也都六十多了，其中有一两位属孩儿辈，如今也是四十多岁的人了。村民小组长也对我们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

简单寒暄几句后就进入了正题。本次活动共分两块，一块是开座谈会——向村里干部和群众了解这个村庄的情况，村里知青的情况，以及他们对知青下乡这项政策的评价；另一块是分组到村里进行随机的调查。随机调查时以本村为主，兼及一旁的小黄塘村。

我们特意设计了两张调查表：一张针对55-70岁左右的老人，他们的年纪和知青相差不大，对当时的情况比较了解（这里记为表一）；一张针对20-40岁左右的年轻人，他们或者没有接触过知青，或者知青在村里时只有几岁，还不懂事（这里记为表二）。表一共有三个问题：知青下乡好不好，为什么；知青在哪些方面发挥了什么作用；村里知青你印象最深的是谁，为什么。表二也是有三个问题：听过知青这个词没；谁告诉你的知青，怎么叙述的；当时城里的知青到农村和农民一块生活劳动工作，你觉得好还是不好，为什么。当然，我们在调查时并不是把表直接交给村民来填，也不是对着表来念，而是把问题融入和村民的聊天之中。而调查时也有村里老人陪同，这很快就消除了隔阂，拉近了我们和村民的距离。调查表各有30张，当时村民也有不少在田里干活，我们在村里村外进行了三个多小时的访谈，到调查结束时，表一共填了27张，表二共填了19张。

经过近一天和村民的零距离接触与调查，我们发现了全新的历史、全新的知青：

大黄塘村距安宁县城10余公里，紧挨西山区，螳螂川畔，可谓滇池出口第一村。平时水流平缓，到夏天雨季水川水汹涌湍急。现在全村有三十余户，300多人。1964年，该村迎来了第一批知青，共22人，其中大黄塘村一队9人，二队6人，小黄塘村7人，1971年大部分调返昆明工作。在1974年，该村又迎来第二批知青，这时恰是第一批知青全部返城后不久。

我们从收回的27张表一中，明确了解到，村里大多数干部群众（60岁前后），是赞成和拥护毛泽东时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一重大国策的。

在表一中，回答“毛主席当年号召城市中学生到农村建设新农村，好不好？为什么？”时，27张表，称“好，很好”的有25张，占92.6%，而称“不清楚”的有2张，占7.4%.关于“为什么”，可归纳为五点：①“下乡来嫩手嫩脚，对农村一无所知，跟我们下田泥一脚水一脚，学农活，我们文化少，但是比较重视教他们农活”；②“毛主席当年号召来农村很有必要，现在进城，有的骂‘烂农民，箩箩将人带倒’，我想没有农民，天下人吃什么”；③支援农村建设；④“能锻炼知青，明白农民的苦楚，工作才会上进”；⑤缩小贫富差距。小黄塘村的刘美仙大妈今年七十二岁，她说：“好！因为城里的孩子学到的知识是丰富的，但缺乏实践，不懂得当时处于社会主义新中国农民的辛苦，不知道如何把握自己的命运。通过对底层社会、农民的学习，包括做饭、砍柴等农活的学习，让他们深刻体会到生活的艰辛和痛苦，为以后学习社会，为国家、为人民谋利益打下良好的基础。”小黄塘村韩绍忠大爹说：“非常好！知青从中学到了怎样去生活，怎样去和别人做事，学习为人处事的方法。通过学习，尊重别人的劳动果实，养成勤俭节约的好习惯，并影响后人。”

在表一中，回答“当年村里的知青在哪些方面发挥了什么作用”，27张表都予以肯定，没有说没有作用的。知青在农村发挥的作用，可以归纳为以下六点：①“传播文化知识，用现在的话说，科学知识是第一生产力，当时他们实践了”，“当民办教师，教村里人认字”，“宣传毛泽东思想，读语录，教唱歌、跳舞”；②“村里分粮食，掌称安排他们”，“同我们打成一片，农民的知心朋友”，“队长、出纳都不识字，他们慢慢锻炼，又有文化，当上干部后带动群众干”；③“对发展经济其带头作用，指导农民科学种田，铺路、架桥、解决村里通电问题，建成灌溉农田用的抽水房”；④“为农民利益考虑，组织红卫兵，维护人民群众利益，地址歪风邪气”；⑤“带动农村致富，种果树等”；⑥“工农和谐，城乡和谐”。大黄塘村的董兴华大爹说：“当年我属狗，李新忠属猪。我们好奇，城里学生为什么来呢？后来教他们煮饭、找柴、用背箩、背板，他们教我们唱歌，相当融洽。六十年代，村里文化相当欠缺，有小学文化就很不错了。账单发票都藏在腌菜罐里，做账、查账时从罐里掏出来用。昆明没有去过，都不敢去，有事都让知青去。后来他们分工到海口洗衣粉厂，还相互找在一起玩。”大黄塘村二队的杨跃钢当时只有5岁，她回忆说：“知青教我背老三篇，所以后来读书读到高中。前些日子，碰上74年下乡的知青到村里，我说，我们会接待你们的，有空只需来玩”。

在表一中，回答“印象最深的知青是谁”时，他们的看法是比较一致的，他们总会说出四五个名字：段光明、李新忠、高玉珠、甘亚光、席瑾。比如当时任赤脚医生的席瑾。有两位老人就讲到自己长辈当时犯病，席瑾马上找人把病人送到昆钢医院，昆钢医院治不了又连夜送往昆明城的大医院。几十年过去了，她们讲起这事时，浓浓的感激之情还含在其中，让人感动。一位姓余的阿姨说，自己的启蒙老师就是64年到村里的知青高玉珠，如果没有他们或许自己当时还读不了书，而最令她感动的是，几年后一次偶遇，她没认出高老师，但是高老师却认出了她，并主动和她打招呼。

我们从收回的19张表二中，明确农村多数干部群众（30岁上下）是听说过“知青”这个词的，其中普遍认为在新中国建设初期，毛主席号召城市中学生到农村同农民一块劳动工作，很好。

表二有15张听说过知青，占78.9%，没听说过的4张，占21.1%。

回答“毛主席号召城市中学生到农村同农民一块劳动、工作好的”有13张，占总数的68.4%。在回答“为什么”时，归纳为4点：①“体验真实生活，认识真实世界”；②“给了农民很大帮助，不论在生活上，还是在工作上”；③“互利互助”；④“付出汗水，体验农民的艰苦奋斗，说到底，就是要防止社会变质”。

对这一个问题，回答有好有坏的有3张，回答其它的也有三张，各占15.8%，可归纳为两点：①“现在更需要知识，以前知青下乡更多是向农村学习，现在知青进入农村的话更有实用性”，“没有现在的大学生下农村具有现实意义”，“听别人讲不好，现在文化人进入农村有必要”；②“国家的政策，知青不下来，农村照样发展”。

除了调查表所反映的，在交谈中我们听到的大多是64年知青的故事，我们了解到，知青给大黄塘村带来的最大变化大概是修桥和拉电了。大黄塘就在滇池水出口螳螂川边上，村里人要出去必须过川，当时只能渡船或是走木桥，雨季来时，河水上涨，就很容易冲垮木桥，船也很难渡，并且木桥很容易朽掉，两三年就得重新换一次。村里68年开始就着手解决这一问题。当时知青段光明任队长，李新忠任副队长，知青们会同村民想办法从昆钢买回一些废旧钢轨，又从厂里借来焊机。就是在这种没有工程技术人员没有材料的情况下，全村人集思广益、通力合作，找到了材料，也找到了合理的架桥方案，建成了新桥。据说，当时村里一位军人开了辆吉普车通过新架的钢轨桥后，村里一老人高兴的说：“你是大黄塘自屁股分两瓣以来，第一个开车进村的人。”据62年回村搞建设的高中生杨宝树介绍说，他们是68年村里完全通上电的，也同样是在没有任何专业知识和材料的情况下，想方设法解决问题的。老人记忆中最清楚的是67年武斗时他们正到城里拉电机，在小西门还听到枪响，也是那一段时间他们进城必经之路碧鸡关武斗死了不少人。他们想法联系到一些旧电杆，电杆用马车拉到麻园，在麻园把电杆搬上火车，由火车运到昆钢650，卸货之后再用马车，如此辗转，电杆才到村里。据说那台电机用了很长时间，而有的电杆现在都还在用着。老人们说，如果没有知青，无法想象村子会在那时候修桥通电。

当然，知青到农村并不是那么一帆风顺的，最初也受了很多委屈吃了很多苦头。据村里大爹大妈们讲，当时知青虽然有文化，但毕竟都是十六七岁的半大小伙半大姑娘，从来没离开过家，没吃过苦，许多人连饭都不会做。村里人给他们找来柴火，并教会他们煮饭、拾柴（刺柴）、种菜种粮。可以说知青们在农村人的热心帮助下，由不成熟到成熟，由什么都不会到变成各方面的模范和骨干。

这里不得不提的是74年知青，他们是64年知青全部离开后不久入村的。他们同样主动的帮助农村，比如把烟厂的废旧烟叶弄到村里当肥料（都是烟厂子弟）。或许由于政策不同，两批知青的表现还是有些差异。首先是心态上有差异，下乡时64年的知青品学兼优自愿下乡，而74年的知青是在社会大潮中下的乡。第二，待的时间不一样，64年知青待了近十年，74年知青待了三四年。第三，组织形式上不一样，64年下村后和原单位就没有关系了，住的是村里借的房子，是和农民一起种集体的田；而74年知青下村后，烟厂派了一位四十多岁的干部来作指导，同时烟厂也出了些钱安置他们，再者他们的房子是烟厂盖的，他们种的田是集体单独划给他们的。或许因为这些不同，村里人说到74年知青时同样说好，但是对人对事的印象并没有64年那一批的深；对于64年知青，他们只说过有一个小毛病多一些，而74年知青，就有偷鸡摸狗的。当然，这只是极个别的，村里人对两批知青都给予了不低的评价。

虽然做的只是一个村庄的调查，但相信它代表了许多农村的真实情况。

调查结束后，我们感慨万千。

如果没有当年知青大规模的上山下乡，中国农村封闭落后的面貌恐怕很难改变，也恐怕很难大范围的普及初等教育，为世界卫生组织引为典范的新中国毛时代的合作医疗恐怕也难以实施；如果没有这些，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必然是农村依然封闭落后，城乡差距依然很大，国民大多数是文盲，人均寿命很低的国家。这样的一个国家，恐怕缺乏现在这样高速发展的基础。

而最令我们感动的是64年这一批知青，他们年轻时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主动要求到农村，或许在别人看来，他们失去了很多机会，但是他们青春无悔；而到农村后他们不计名不计利，默默的奉献着。或许只有这一句话能表达我们对他们的敬重：“甘洒碧血写春秋”。特别是当村里有人说，你们下来待几年才有用，我们无法回答时；当我们看到周围许多朋友当村官，并不是冲着改变农村面貌去的时，我们的敬重之情更加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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