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来贺：坚决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

老田按：在毛泽东眼里，大官的觉悟远远低于小官，当官的觉悟不高于群众，这是他的群众路线的隐含意义。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曾经指望大官们实现“三个正确对待”——“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哪一个大官实现了这种正确对待。倒是在农村基层，很多脚踏实地的干部能够正确对待自己和群众，史来贺无疑是其中的一个。能不能正确对待群众的利益，实际上是能否做到不脱离群众的关键，也是能否坚持“扁平化管理”（也就是所谓“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关键。总是认为自己最正确，最高明，自己的官位和官威一分一毫都不容许触动的人，是不可能走群众路线并坚持扁平化管理的，是必然要抛弃鞍钢宪法走向马钢宪法最后把国企彻底搞垮的。

河南新乡县七里营公社刘庄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史来贺就不是这样，他虽然是全国劳模，是同类干部中间最出类拔萃的人物之一，但他也没有认为自己高明得不得了，不需要接受外部监督和内在反省，因此，他能够领导群众走共同富裕道路，也能够正确对待毛泽东思想。这恰恰是那些高官们完全做不到的，只要是做到了三个正确对待，就必然会成为分田帮眼里的“持不同政见者”。杜润生等人在分田的时候，就非常担心农村基层的毛氏干部反对，认为他们是持不同政见者，所以需要运用残酷手段予以打击，排斥异己。

那些侥幸逃脱了杜润生等人的打击和算计，想方设法把集体经济坚持下来的村庄，在全国农村中间都率先实现了工业化和富裕起来。那些高官们绝不在权势和地位方面做出一丝一毫的让步，这就必然采取一种与群众参与管理尖锐对立的态度，就必然走到与毛泽东晚期思想尖锐对立的地步，不可能不搞“非毛化”；而那些做出了实际成绩的基层干部基本上都坚持做到了两点：一是不会无限制地膨胀自己，二是能够正确对待多数人的利益和意愿；有了这两点就能够正确对待毛泽东思想及其晚期实践。看起来，如何对待多数人的利益，如何看待自己的权力和地位，这两点决定了一个官员对于毛泽东思想和群众运动（这是群众监督干部和参与管理的主要形式）的态度。

史来贺文章原载：林英海主编《毛泽东在河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31-238页

1958年8月5日下午，当时由新乡县七里营乡刚刚转为七里营人民公社才两天的党委书记田秀清来到刘庄，很神秘地告诉我：快作好准备，中央领导要来我们这里视察。他猜测，不是毛主席，就是刘少奇、周总理。他说，这次中央领导人要视察咱公社三个村:七里营、刘庄、王屯，这三个村都是试验田搞得好。我心里很激动，我问他，咱们该作些啥准备。他说，要保密，只能你一人知道。接着我俩就商量如何迎接，决定立即把通向七里营的土路修好。第二天，我哪里也没敢去，几个村干部在村里等候。直到晚上，田秀清兴冲冲地来告诉我:“毛主席来了！今天下午视察了七里营，刘庄和王屯没有去成，是因为下了雨，路上泥大，汽车进不了村”。看他那高兴劲儿，我真羡慕。田秀清说，毛主席站在公社门前，看咱们挂的“新乡县七里营人民公社”大牌，足足有5分钟。毛主席还问了为什么用这个名字，而没有用别的名字，最后称赞，还是用人民公社名字好。

虽然这次毛主席没有来刘庄，但令我终生难忘的是，以后我却有幸9次受到毛主席的亲切接见：第一次是1958年9月底，赴京参加全国民兵英雄会议，毛主席、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并合影留念，10月1日还登上天安门观礼台同毛主席一道观看国庆阅兵活动。第二次是1959年10月1日，作为第一届全国劳动模范在天安门观礼台上观看国庆10周年庆祝活动，受到毛主席的接见。第三次是1960（第231页）年9月，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民兵英雄”称号，在北京开会时，受到毛主席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接见。1961年、1962年、1963年的三个年底，作为全国植棉模范三次进京参加全国棉花工作会议，毛主席、周总理接见了我们。第七次是1965年1月，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参加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同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人合影留念。第八次是1970年8月，作为农业劳动模范参加国务院召开的北方地区农业会议，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人在北京接见了我们。第九次是1975年10月，作为农业劳动模范出席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这次会议开幕在山西省昔阳县，结束时在北京，毛主席接见了全体代表。

我常常想，人是应当有一点精神的，我之所以几十年来，坚持社会主义不动摇，同群众一起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能够不断上新台阶，连续做出新成绩，靠的是强有力的精神支柱。我的精神支柱是毛泽东思想。多少年来每当我遇到困难，毛主席的音容笑貌就会在我眼前浮现，老人家的亲切教诲也就在耳边响起。这时，我的热情、干劲就会象火山一样迸发。因此我相信一条，精神对物质有巨大的反作用，这是马克思主义常识。

我又常想，毛主席虽然犯有错误，但他一生大部分时间里是正确的。他是我们党的创始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新中国的缔造者。他在理论上的最大贡献就是在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如果没有毛泽东思想指引，就不可能取得中国革命胜利，也不可能有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邓小平说，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这就是说，我们今天还是按毛泽东思想办事。如何按毛泽东思想办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我的体会，毛泽东思想是一（232）回事，我们自己领会又是一回事，要真正按毛泽东思想办事，必须同本地实际相结合，这样就能把事情办好，毛泽东思想就会发扬光大。否则，再好的思想，也办不好事。所以说，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灵魂。

今年是100周年。我最近想了很多问题。我是在农村干了几十年的基层干部，是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成长起来的，有几个方面毛泽东思想对我影响最大，我也是一直坚持的。

第一，实现农业现代化。

农业现代化是经毛主席和党中央批准，周总理在1965年1月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首次提出来的。这次会议我参加了，我是第一次作为人大代表参加会议。以后历次会议除1975年1月四届人大没有让参加外，其余全部参加。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里提出了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其中包括农业现代化。在通过周总理提出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政府工作报告时，我看到毛主席鼓掌了。我很激动，受到了莫大鼓舞。此后我就开始思考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新刘庄。这个问题先后思考了几年，到1969年就下了决心。1969年我发现刘庄农业发展中出现了新情况，就是收入与投入之间出现负增长趋势。1969年同1957年比：1957年收入14万元，1969年为30万元，13年增长1倍多；1957年投入为8万元，1969年为20万元，年增长2倍多。解放20年了，只解决个温饱问题。刘庄人的话:“混个肚儿园，有点零花钱”。我们经过反复讨论，决心跳出“高产穷队”的困境，发展工副业。（老田按：农业投入中间化肥投入不可能达到边际收益低于零的现象，高产穷队应该是机械化搞得特别过头的结果——就是说机械化的成本过高以至于不恰当地降低了可分配净值；高产穷队还有一个原因是农产品生产成本上升的水平，超过农产品收购价格的价值补偿水平，这对于卖粮多的先进大队影响特别明显，属于行业性的边际报酬递减现象——为了夺高产而把成本投入水平提高到超出价格补偿水平的地步。改革后把高产穷队归结为错误的“以粮为纲”政策，这纯属胡说，农业产品结构调整的条件直到1980年前后才具备——全国的粮食产量水平高出温饱需要，没有这个条件在局部和微观进行结构调整，也不是不可以，那实际上意味着“开小灶”——给特殊待遇——减少征购指标或者让吃返销粮，这种方法只能用于树典型，没有推广价值。）

下这个决心很不容易，因为当时报上正宣传大寨经验，抓阶级斗争，不允许搞工副业。我们只得偷偷地干，挂牌是农具厂，产品却是汽车喇叭。卖喇叭赚了钱，又办起了面粉厂、砖瓦厂、电瓶厂、造纸厂等。搞工副业赚了钱，反过来以工补农，除了摘棉花、玉米收割外，其余实现了机械化。1980年全村各业收入达205万元，人均收入1708（233）实现了小康水平。我体会，农民要达到小康，仅靠种植业很难，必须搞工副业，对农产品深加工，使农产品多次转化和增值。但是，1980年以后，我们又发现了前所未有的新问题:一是全村企业虽不少，但规模小，产品同周围村雷同，互争原料，缺乏后劲，难以继续快速发展。二是资金、技术实力已积累到了一个新高度，但同企业规模小，品种单一发生矛盾。有了矛盾，就产生了爆发力，刘庄再次到了转折关头，我们决心突破，跃上新台阶，办大企业。经过市场调查，我们选择了药品工业，先后生产肌苷、洁霉素、农药等。药品属生物工程，在国内属尖端产品，我们农民能生产出来，在中国5千余年的历史中，未见未闻，连专家也为之惊叹。这说明，农村集体经济不能停留在一个水平上，不进则退，进就是上台阶，一步一步地进，就迈上了现代化。现在刘庄无论生产规模、技术、产品质量都达到了国内农村最高水平，走在了农村现代化前列，这是几十年来，听毛主席话，响应中央实现农业现代化号召的结果。

第二，走共同富裕道路。

坚持共同富裕，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这是毛主席提出并一贯为之奋斗的理想和目标。毛主席把走共同富裕道路看成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前者要逐步克服贫富不均状态，后者却会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出现两极分化的结果。可惜的是，他老人家在理解共同富裕时偏向了平均主义一边，真理向前多走了一步，成了谬误。教训使我们认识到，共同富裕不等于同步富裕，同步富裕只能养懒汉，不能激发劳动干劲。正确的办法，就是要让一部分人通过勤劳致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先富起来的帮助和带动后富，最后达到共同富裕，走一个“之”字之路。刘庄无论是改革前还是改革后，从不搞两极分化和平均主义。对内我们实行的是有差别的共同富裕。全村700多整半劳力，人人有工作，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实行工资制加奖励；工（234）资划为20个级别，按工种，按贡献、民主评定，最低12级，最高20级，每个级别一天差0.2元，最低和最高每月相差48元。除基本工资外，有超产奖，年终分红。1992年，除“五保户”外，全村人均分配3000元，劳均分配6000元，最高户人均4000元，最低1500元。刘庄既消灭了贫困，也找不出收入超过别人十倍、几十倍的“暴发户”，对外我们实行的是先富帮后富。我们先后帮助过修武县的万箱铺:原阳县的东李寨、八里庄;新乡县的东石碑、东五庄、东杨兴、豆腐村、西街、陈庄、小张庄、府庄、沟旺、杨庄等3个县13个村发展经济，共同致富，这十几个村的经济建设和精神面貌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们帮带的方法，一是从抓思想入手，帮助干部群众树立商品经济观念，二是抓班子建设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三是提供多种服务，包括筹措资金、技术援助、加强企业管理、销售产品等。通过帮带，不仅使这13个村的两个文明建设取得了进展，而且对周围许多村都产生了强大的辐射力。从七里营乡看，先后涌现出了宋庄、李台、龙泉等省市先进典型，使全乡形成了一个层次不同，类型各异、远有样板、近有标兵的学先进网络。毛主席提出的共同富裕原则，象太阳的光辉洒向了人间，照亮了新乡大地。

第三，用科学思想武装、教育农民

“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这是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的一句著名论断。这句话讲出了国情，讲出了农村工作的方向，几十年了，我没有忘记它的深刻含义。搞社会主义，光是经济富了还不全面，还应该让农民精神上富有。农村改革以来，我们一些干部看到农民手中的钱多了，光顾了高兴，却忘记了毛主席这句话，使得农村中的社会主义信念动摇了，集体主义观念淡薄了，好象除了钱就没有别的了，于是封建迷信、聚众赌博等陈规陋习泛滥成灾。我们常常议论这些问题，决不能让刘庄人精神上成为“叫花子”。我们坚持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235）文明建设的两手伸得一样长，握得一样紧，抓得一样硬。两手抓的关键是抓人。路是人走的，业是人创的，钱是人挣的，人是大脑支配的，把人引向正路，比啥都重要。管好人的办法，主要靠思想政治工作。我们抓思想政治工作有三点体会。一是根本性的问题经常抓。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教育，热爱党、热爱国家、热爱集体、艰苦奋斗、勤俭创业等教育，这都是要经常抓的。二是规律性的思想教育提前抓。比如取得成绩容易骄傲自满，满足现状，要提前抓谦虚谨慎，不能翘尾巴；遇到困难了，遇到失败了，容易悲观失望等。这都是规律性的，大形势变了，要提前抓。三是新出现的思想苗头及时抓。比如去年春节，一些年轻人说，今年要好好喝一场酒。互相串联，我请你，你请我，准备好烟好酒。发现这种情况，我们就及时抓了一下，通过党员联系、干部包片通知：过年喝好酒吸好烟是可以的，但不能大吃大喝。通知后，没有发生大吃大喝现象，春节过得也挺不错。此外加强制度建设，也是必要的。党内有党内制度，干部有干部制度，群众有群众制度。刘庄的党员、干部、群众受教育比较多，一个月召开1~2次群众大会，各生产经营单位一个月6次，我们坚持了几十年。现在，从刘庄这个小社会看，全村14姓，比较安定团结。迷信、赌博、偷盗，基本上没有。老人去世了，送个花圈、带个黑纱纪念纪念，没有烧香的，穿孝的。结婚典礼，由团支部负责组织。春节坚持团拜，见面握个手问个好，代替过去的磕头。

第四，牢记毛主席教导，不断前进，永远进步

新中国成立以来，毛主席领导下搞了许多次政治运动，这些政治运动总体上看大部分是正确的，也有搞错的，但依我看，毛主席是想把干部教育好，让干部真正当好人民公仆。所以，毛主席的出发点是好的，这点勿庸置疑。正是基于此，无论是在政治运动，特别是在‘四清”和“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判”、“靠边站”（236）时；或是在创业中作大难，遭挫折时，我都没有怨言，热爱毛主席，热爱毛泽东思想的信念始终未动摇。我是1949年入党，1952年当选为党支部书记，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使我认识到，农民出身的党员干部，身上既有劳动人民的优良品质，又有农民小生产者的劣根性，这种劣根性是同无产阶级思想格格不入的。因此接受无产阶级思想教育，增强党性观念，时刻也不能松懈，我接受党性教育，主要靠内外结合。从外因讲，是靠党的各级组织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和灌输，包括开会、学习、参观、表扬、批评等方式方法，从外部促使我不断进步。从内因讲，要处理好三个关系：一是干部与群众关系。干部与群众没有啥区别，要说区别就是干部只能全心全意为群众服务，不能占便宜。象我这样的人，想个人发财致富还不容易?可我发了财，那村里1400多群众咋办?过去捆在一起受穷，乡亲们没说过一句话，现在富了，我如果往钱眼里钻，能对得起乡亲吗?我这辈子认准了一个理:坚持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带领群众致富，群众富了，我就富在其中。干部有了群众观点，干起事来，既有办法，也有力量。二是下级与上级关系。农村工作的任务太多太重。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都得从一个针眼里穿过。上边动动嘴，下面跑断腿。要处理好下级与上级关系，作为下级得学会把上级指示精神与本村实际相结合，这就看干部的修养水平了。头脑简单的干部是处理不好这个关系的。三是局部与全局关系。具体说就是刘庄与国家关系。刘庄是中国的一部分。没有共产党，没有改革开放的富民政策，就没有社会主义新刘庄。我们经常进行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培养刘庄人的国家观念，多办企业，办大企业，多向国家交纳税金，支援贫困地区发展，加快中国现代化进程。

“老牛明知夕阳短，不用扬鞭自奋蹄”。我今年已经63岁，在党的领导下，做了一些工作，取得了点成绩，党给我很多、很（237）高荣誉，我内心里很不安，总觉得为党为人民做的贡献太少。一个时期以来，我整天思考，今后怎么办?怎样才能做出更大贡献?把刘庄建设得更好，为社会主义增光添彩。我最了解我自己，我的优劣只有我知道，你表扬我，我心里有数，你批评我，我心里也有数。我对批评最感兴趣，如果不开展批评，就觉得生活得无味。一个人做几件好事容易，最难的是做一辈子好事。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成长起来，肩负着带领群众艰苦创业的重担，只能勇往直前，做一辈子有益于人民的好事，奔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张敬民整理)

(本文史来贺同志是中共新乡县七里营乡刘庄总支书记、河南省特等劳动模范、全国劳动模范)

1958年8月6日，毛泽东视察河南新乡县七里营公社，这是在公社的棉田里

【在人们的簇拥下，胡少华等同志陪同毛主席走到公社的大门前，毛主席仔细看着门上挂的牌子——新乡县七里营人民公社，胡少华随即向毛主席说:“这是全县第一个人民公社。”耿起昌（按：时任新乡地委书记，粉碎四人帮后遭遇邓胡记官僚构陷，获冤狱15年死于狱中）问毛主席:“这个名字可以吗?”毛主席用肯定的语气说:“人民公社这个名字好!”（《毛主席在河南》第156页）】

全部图片均出自：中共河南省新乡县委宣传部编《人民公社好一一纪念毛主席视察七里营、发出“人民公社好”伟大号召二十周年》农业出版社1978年08月第1版

该书在《前言》中间说：

一九五八年八月六日，我们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视察了河南省新乡县七里营人民公社，向全国发出了“人民公社好”的伟大号召。

二十年来，我国农村人民公社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朝气蓬勃，兴旺发达。它实行政社合一，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相结合，充分显示了“一大二公”的巨大优越性和强大生命力，有力地保证了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和农村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胜利发展。

二十年来，特别是毛主席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以来，七里营人民公社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大批资本主义，大批修正主义，大干社会主义，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成为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单位。一九七三年以来，公社粮食平均亩产超千斤，比公社化前增长了六点五倍，棉花平均亩产超百斤，比公社化前增长一点五倍。五年内平均每年向国家贡献粮食一千一百多万斤，棉花四百多万斤。全社储备粮达四百多万斤。公社公共积累达四百五十多万元，公社、大队两级积累已占三级积累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五。文教卫生福利事业有了蓬勃发展。到处是一片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新景象。

当前，七里营人民公社广大群众正和全国人民一道，决心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在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努力实现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做出自己的贡献。七里营人民公社是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个缩影，它的成长，充分证明了毛主席“人民公社好”的伟大预见。

七里营公社的农田基本建设成就：

十九年过去了，我们七里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在，全社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耕地实现了“井渠双保险，早涝保丰收”，百分之七十的耕地实现了高标准园田化，昔日的沙荒盐碱地变成了平展展的肥沃良田。（中共河南新乡县七里营人民公社委员会：《人民公社好》，载一九七七年九月十八日《人民日报》）

全社三万一千亩棉花，从一九六六年以来，连续十一年，平均亩产皮棉一百一十三斤，比公社化前增长近一倍。毛主席视察过的棉花试验田亩产皮棉最高达到三百五十八斤。全社从一九六五年起，粮食亩产上了《纲要》，一九七一年跨过了“长江”，去年夺得了亩产一千四百二十斤的大丰收，创造了历史最高水平。尽管去年以来大旱八个月，全社五万亩小麦，今年仍获得了亩产六百四十二斤的好收成。（中共河南新乡县七里营人民公社委员会《人民公社好》，载一九七七年九月十八日《人民日报》）

七里营公社的农业机械化成就（机耕面积由公社化前的百分之十五提高到一百分之九十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