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gwen:今年文革四十周年，海内外陆续推出了一系列的研究。各位可留意一下。
美国这边大洋两岸将同时推出研究著作：哈佛的马若德的文革新著“千呼万唤始出来！写了几十年了吧？”很快上市，西边则是斯坦福的魏昂德联络UCSD的周锡瑞出一部集子“这二位都连年开设文革课程，估计是他们和学生们的课程讨论文集”。
国内推出的是邸延生的《历史的真知：“文革”前夜的毛泽东》“其实，我看把主标题删掉为好，画蛇添足；副标题已经很清楚了。”。
另外，网络上也有一些文本，值得注意的如武振荣的《对一个伟大时代的回忆与思考》、刘国凯的《论人民文革》等。“这些人值得注意不只是其捍卫文革以及红卫兵运动的政治立场，我觉得更重要地是这些人开始意识到要自我表述，而不能总是被表述。”
fangwen:宋永毅为刘国凯的《人民的文革》一书作序，这件事情很值得关注。
这至少表明，在历史事实基础上的沟通是可能的；此外，这样的沟通也会有助于廓清那被意识形态涂抹地云山雾罩的历史。当然，这本身也是时代的产物，早了不可能。
方闻:前几天一个朋友打电话来，问我现在怎么这么多愤青，居然还会有人认为文革好！我跟他说，左派的产生也是有现实背景的，不是简单地发癫耍狂。他便狐疑地问我，你肯定不是左派对不对？呵呵。无独有偶，巧遇一个快十年未见的老友，搞青铜艺术的，见面后却给我侃了三个小时的中国现代史，大概是跟我建立共同语言吧。侃完后，见我没什么积极反应，便狐疑地问，你不是国安吧？哈哈。
侃起现代中国历史来，人们都有一套，我这位老友自然也不例外。他平素在网上拉拉杂杂读了不少东西，竟然建立起了基本的“史观”，归结起来就是一个道理：二十世纪中国被curse了，不然就解释不了共*产/党怎么得了天下。他是四川人，提起大跃进就恨得牙痒痒。毛大人，那就是疯子一个！我说你觉得谁比较伟大？他回答：蒋公数第一，邓公排次座；并一而再地告诉我邓公才是真心想给人民做点事情的。
好一个curse啊！哈哈，老兄，你看我就搞这个的，总不能跟你一样说历史被curse了就了事吧？
海裔:你这朋友肯定是个好人。好人看政治往往是从道德角度来看的。越是好人，越容易受网上那些小道消息影响。突然一天发现这个世界很丑恶，所以觉得心灵受了很大的打击。
我的印象是你的朋友中好人特别多，呵呵，怎么就出了你这样一个坏人呢？
包大人讲课的时候对保皇派与造反派红卫兵两派颇为强调，大概对最近的一些研究有些吸收。我跟他聊的时候，他提到了Andrew Walder的最新研究如何挑战了他以前的研究。不过他毕竟老了啊，让他跟年轻人一样与时俱进不可能了。他讲课讲精英政治讲得太多，我和布哈林是努力往回拉，努力告诉学生，这些路线斗争都是有非常具体的政策后果的。我在最后一次课中还花了很长时间讲了文革时期经济体制的变革，毛泽东如何对苏联体制作了最后一击。等到小平开始改革的时候，这个苏联体制已经被毛泽东打掉一半了。
fangwen:说得好！
我的朋友还问过我，读没读过李志绥？我半开玩笑地说没读过。他大吃一惊，说你研究现代中国居然没读过李志绥！！！我问这书是不是有启蒙意义？然，他同意；并回顾道：当年上中学的时候崇拜毛，军训开始疑惑，大学期间质疑毛，直到读了李志绥后才彻底认清毛。用你的话说，成就了一个好人。
李志绥是过来人，很懂得中国人心。太祖不是圣人吗？那就谈谈毛子是如何男盗女娼的，打得是道德牌。这和“河殇”时代批判传统文化的逻辑一以贯之，我记得那时候讲起朱熹就提这个床下君子到了床上如何如何。用通俗的话说，三言两语就“搞臭”了。当年林彪没来得及成就的事业，李志绥替他完成了。这叫历史的道德文章。
哈哈，不错，既然现代道德文章成就了一批“好人”，我就不得已成了二十一世纪的这个“坏人”。
方闻:这些天读了不少师东兵，啊呀收获不小。那套《怀仁堂政变〉有水准，回头你看看。我最喜欢的是他的《张春桥在狱中》，把这位昔日中共大佬的精神世界展现地恨饱满。
我的部分读书摘要：
师东兵对前中共政要的访谈录。主要是一些文革风云人物，包括陈伯达、华国锋、曹轶欧、关锋、刘格平等。这个人城府很深，表面上抱住邓的粗腿，实际通过这些历史人物的口透露了不少文革秘闻，也揭穿了不少“纪实”的弄虚造假。如中央党校的林青山所著《康生外传》、《江青和她的机要秘书》中就多次伪造历史，激起曹轶欧、阎长贵的愤慨。
（1）曹轶欧的回忆与评论：
关于江青，曹记得康生跟她说过：“江青这个人太骄傲，但是毛主席对她很信任，是想培养她的。”
关于文革，曹透露，江青曾在文革初的中央文革小组会议上说：“这次文化大革命既然是革命，同志们就要做好杀头、坐牢和开除党籍的准备。愿意革命的请跟我们走，不愿意革命的现在离开中央文革小组还不晚。”当时，关锋、王力都认为是开玩笑，康生就说：“绝对不是开玩笑，完全够这种可能。我们的毛主席曾经做好了被赫鲁晓夫式那样的人赶下台的准备，他和林彪等同志谈话的时候，几次掉泪。同志们，是哭了啊。这场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要触动许许多多的人的既得利益，这些人不抵触那倒是千奇百怪的了。所以，斗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很可能要流血，要发展到武装斗争。”后来，陈伯达把这话反映到毛泽东耳朵里，毛对他说：“你这个老夫子怕不怕呀？康生讲的这些是可能的。我这个人打了一辈子仗，习惯了。党内走资派要造反，我就上山和他们打游击去。这次文化大革命实际上就是第二次革命，是真正意义上的无产阶级革命，你没有这个思想准备是不行的。说是文化革命，也就是政治斗争。”
“毛泽东决定这场大革命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泽东的用心是良苦的，最后的矛盾时一定要到了刘少奇那里的。早在一九六四年下半年和一九六五年一年的时间里，毛泽东为了发动这场运动，一直在精心研究和策划。他起初想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就是四清运动来攻破和削弱刘少奇的势力，后来又准备发表在同王明路线和李立三路线斗争时期发表的九篇文章来引起全党的重视和对刘少奇的认识。最后终于找到了突破口，这就是发表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现在看来，这个突破口选择得好，打准了刘少奇的要害。所以，这场文化大革命才能那样轰轰烈烈地搞下去……”
“刘少奇和邓小平呢，他们是想把运动搞成一九五七年反右那样，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抓右派，抓牛鬼蛇神，抓游鱼，抓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坏人。如果按照他们的部署搞下去，势必再来个人民群众中的自相残杀。……毛泽东批判刘少奇的这一套是挑动群众斗群众，挑动学生都学生。正是毛主席要整党内的走资派，所以，这才挽救了许多群众的命运。”
1966年6月9日，杭州汇报工作，刘少奇当着毛的面说：“这次文化大革命，要比一九五七年反右派的规模还要声势浩大，所定的右派人数要超过一九五七年。”康生当场就说：“这次文化大革命是否重点是整一些右派？值得研究。”毛没有当场表态，只讲发动群众。
曹认为：“刘少奇和邓小平都对文化大革命采取了积极支持和率先领导的方针，只不过他们打击的矛头和毛主席的不一样，针对着是广大人民群众罢了……”
（2）华国锋的回忆与评论
“江青的思想体系，现在我可以讲了，完全是毛主席的思想体系。她并没有多少是她自己的东西，她的根本问题是反对我、也反对一大批中央的老同志”（页315）
华国锋决心拿掉江青，是接受汪东兴的告诫。汪认为，毛当年本来准备九届三中全会拿掉林彪，那么江青为什么不会在十届三中全会拿掉华呢？
华还承认，他生平从未曾单独和毛主席谈过一次话。
（3）刘格平的回忆：
刘格平是整倒薄一波等六十一个叛徒案的关键人物，康生跟他做了路线交底。
（4）关锋回忆：
田家英整理与传达毛主席杭州讲话记录案，关锋起了关键作用，把田删除批吴晗的段落一事报告了江青。
关还回忆了林彪主持的生活会批判刘少奇的情况，主要是军队负责人对刘进行了激烈批评。后来，毛在听取林彪汇报的时候不悦，制止了继续批判。这个，联系后来的大闹怀仁堂，就知道军方对刘的敌视了。
（5）朱仲丽回忆：
关于彭德怀，朱的评价很低。她透露纠正“共产风”最先是王稼祥提出，通过邓小平反映上主席那里。武昌会议没有采纳王的建议；后来，杭州会议毛提出纠正“共产风”。王稼祥注意维护毛的权威；彭德怀则是刻意整毛主席。“他在历史上的确几次反毛主席，毛主席都没有和他计较，都容忍了他。彭德怀确有取代毛主席的意思，他对毛主席恨得要命。……彭德怀对毛主席豪不尊重，指着鼻子骂毛主席……”（页46-47）彭是军党论，反对政治挂帅，反对党指挥枪。
王稼祥夫妇对毛的评价：“他和任何人都是主义之争，而绝对没有什么个人的恩怨。”这个评价是非常高的。接着，朱仲丽说：“也就是冲着这一点，我们可以理解毛泽东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解放和重用邓小平，但是始终对邓小平留有余地。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毛泽东的真正胸怀。”
（6）李雪峰回忆：
关于毛，李评论道：“是毛主席缔造了我们的党，也是他老人家几乎毁灭了党。他的错误放在一般人身上不得了。但对他来说，错误只是第二位的。”
（7）李作鹏回忆
李觉得自己是被稀里糊涂卷进去了，上了毛泽东的当。他觉得毛泽东把林彪讲话的庐山会议和1959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的《意见书》相比，“毛主席实在是不高明”。他认为林彪和彭德怀不一样，拥护毛的领袖地位是一贯的。他没想到毛会为了江青、张春桥而把他们完全抛弃。
关于毛：“你毛泽东收我生杀大权，今天这样说，明天那样讲，朝令夕改，忽东忽西，谁也摸不着头脑，怎能不犯错误？”（页72）
关于文革：“实际上，我们国内的那场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我们党内和军内长期的派系斗争和矛盾的产物。军内的矛盾，早从红军时期就已经产生了。……毛泽东为了平衡党内、军内的矛盾，一会儿支持这个，一会儿站在那一边，总是巧妙地利用矛盾，平衡各派势力，保证自己的命令和目的畅通。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了，他就是用这样的手段，来巩固江青、张春桥的势力，准备在他们需要的时候，夺取最高的权力。事实上，整个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就是给江青、张春桥他们扫平障碍的历史。只是这个目的已经被党内大多数人看透了，毛泽东才调整了他的策略和部署。”（页58-59）
（8）纪登奎回忆：
纪登奎也肯定了毛主席栽培江、张。
“毛主席当然是非常信任江青的，整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主席都是在有意识地树立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这些人的威信。特别是自决定打倒刘少奇之后，……，毛主席就是有意识地为他们最后登上最高领导权的地位在扫平障碍。这一点，连周恩来也看出来了。”（页199）
“毛主席就是准备在党的九届三中全会上把张春桥选为党的副主席，是增补而不是把林彪选下来。作为一个过渡最后解决林彪的问题。这一点，毛主席在小的范围已经打了招呼，和我就谈过。他说：‘党的核心里还要有文的，不能光是林彪一个武的。文的要年轻一点的，经过文化大革命考验的。’”
关于毛：“他的话在晚年清新易懂，都是带有哲理的东西，没有过多的深奥色彩了。他把中国的问题和社会都吃透了。他处处是在改革，和传统的东西大不相同。当时，江青就这样说：‘毛主席的思想，不是充分放开思想的人，是不那么容易理解的。他的特点就是处处革命，时时创新。他和一班人的思维是不那么相同的。这也是一些人总是跟不上的原因。’这话现在认为也是有道理的。” 读了一下毛的英文秘书林克与护士长吴旭君反驳李志绥的书。
我以为李著中还有些价值的地方原来恰恰是其用心伪造之处！主要就是八大。“李志绥”写作班子谎称李于1954年已成为毛的保健医生，而实际上是1957年夏才被任用的。这个时间差就使李志绥可以“与闻”56年的八大，还兼听毛私下里的牢骚。他妈的，这么搞，把毛搞臭事小，伪造历史就把后人可坑苦了。 这个写作班子要的不是钱而是命，而且有相当学术水准。书中“李志绥”的不少“见闻”其实当时是走在学术前沿的，所以把学者们也搞晕了。高啊！我前段日子又翻了一下李著，感觉他对八大前后的毛的记述非常重要，而且该书的核心观点也是毛处心积虑要抱八大的仇。结果他妈闹了半天是“红墙梦”，编的！！！这个外人真很难判断，连戚本禹也说不准，只是确信李志绥没有这么高的政治水平，更不可能与闻这么多内幕。“李志绥”其实是个经过艺术加工的人物，无所不能，无所不闻，这样就把所有故事都串起来了。每到关键时候，就采用毛和他私下谈话这个艺术手段。
海裔:印象当中，一直到大跃进，少奇同志都是紧跟主席的。 大跃进搞“共产风”，“浮夸风”，少奇同志责任非常大。但很快他摇身一变又变成个纠错者了，而且一搞就是包产到户，退得刹不住车。想来主席心里意见是很大的：当初极左是你，出了问题把我和整个中央都拖进去了；现在极右也是你， 连基本原则都不讲了，而且沽名钓誉。传闻七千人大会上少奇同志没用中央写好的稿子，而是自己脱搞讲了一段，跟主席明显是相左的。不知道是不是从那时候起埋下了祸根。
前次就少奇同志还和包大人通了次信。 包大人当年写了篇文章给少奇摆好， 说少奇是对的，主席错了。王光美很高兴，给包大人送了本书，上面还签了名。不过包大人现在似乎明白过来，少奇同志可是党内的整人高手，得罪人很多，而且大跃进时候的责任非常大，当初打倒他的时候有很多人拍手的。包大人引了薛永毅（？）最近的一个研究，大意是少奇不是无辜的。 从包大人这个反映速度来看，他确实不属于先知先觉的那类人。
最近我的好几个搞西学的朋友都不约而同地关注起毛学来了，而且我们事先毫无沟通，都是自己悟出来的。看来，当思想回应时代的自觉增长之后，无论是做西学，还是做中学，最后都是绕不过毛学。 （注：“毛学”是本人自创术语，指关于中国革命与社会主义研究的学问，“三统”中的一统。） 我刚才去问了一下包大人，他对你发现的对李志绥的质疑毫无所知，而且确定在美国学界还没有展开讨论。能不能给一下质疑的出处？
李那本书确实有40%以上是别人代写的，那人是包大人的朋友，到现在还在为没有搞到第二的名衔而耿耿于怀。哥伦比亚那拨人让李一个人署名，显然是出于政治考虑了。
方闻:不会吧？国内对李志绥的缺席批判很多年了，教授怎么会不知道？林克等的书十年前就出版了，本来是要和李志绥当庭对峙，结果李突然去世了。1995香港版《历史的真实：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的证言》。此外，邓力群在《为刘少奇说几句话〉中也提到过这件事。
我觉得不是代写的问题，而是作伪的问题。代写没关系，年纪大了，让人代写有何不可？而且一定要署李志绥的名，不然就不是回忆录了。问题在于，根据林克等的证言，李在最关键处撒谎，伪造历史。而且，这个弥天大谎是非常有合理性的，直接借鉴了当时最新的研究成果，客观上形成了“互证”。
海裔:呵呵，这个写得狠。
冤哉 胡宗南将军
笔者将提供一份证明胡宗南将军不是中共的“卧底间谍”的证据。
先父陈人望原系国民政府联勤总部第四财务处少将处长，与胡宗南、宋希濂、郭汝瑰等将军有交往。因为与郭汝瑰将军都是国民党军队中曾参加共产党，又脱离共产党的四川将军，关系则相当密切。上世纪八十年代，郭汝瑰伯父离休后寓居重庆北碚，笔者当时在西南师范大学任教，距他家不远。先父落实政策之事曾得到他的全力帮助，其后也就常去拜访他。对于解放前的一些故事，他爱谈，我爱听。
1986年，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王钟伦所著的《独钓龙潭--郭汝瑰将军风云录》一书。书中提到当时他的一位部下曾建议他乘蒋介石先生乘飞机离开重庆至成都、台湾之机，率军于半途中劫之而投奔解放军。到关键时刻，他却否决了这个建议。至于他为何否决这个建议，书中语焉不详。当时，郭汝瑰伯父为22兵团司令，直接指挥3个军和3个独立师，陈兵川南。他的部队离重庆唯一的机场所在地巴县白市驿很近，实现这个建议应该没有多大困难。如果当时劫持了蒋公，不仅能提前完成全国解放的任务，而且也没有现在的台湾问题的存在了。为此事，我专门询问了他。
郭汝瑰伯父严肃地回答了我这个问题。他说，当年宋希濂将军兵败白马山，国民政府与其失去联络，重庆地方兵力空虚。而他的兵团驻守在江津、巴县一带，只要将部队稍微北移即可控制至白市驿机场的公路线，就有可能劫持蒋介石。但是，后来由于胡宗南部第一军由军长陈鞠旅率部于11月26日赶到重庆，致使有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从重庆的安全撤离，致使有11．27渣滓洞、白公馆的大屠杀，致使此计划无法实现。郭汝瑰伯父告诉我，其后他就将其司令部由泸州迁往宜宾，并于12月1日在宜宾起义，阻止了胡宗南部由川至滇而至缅甸的道路。他风趣地说：“胡宗南挡过我的路，我也要档他一回路！”据了解，他起义后邓小平连连夸道：“这才是真正的起义！” 蒋介石骂道：“郭小鬼，你坏了我的大事！”
在1949年底，国民党的大小官员纷纷寻找地下党员，民革成员，以求混一“起义”名分时，作为“中共卧底间谍”的胡宗南，即使他不便于亲自出马劫持蒋介石，他也不必命令部下如此亡命救援他。我家是11月25日中午离开重庆回老家岳池的，傍晚在江北两路就听到了解放军与内二警在南岸海棠溪交战的炮声。只要晚得两天，不是解放军渡江攻入市区，就是郭汝瑰部北上阻断蒋介石至机场或者成都之路。那，蒋介石先生就岌岌可危矣！
《联合早报网》
海裔 :做个思想试验，如果开放“反思”，那会如何？
人人都整别人，但一夜之间，大家都说自己是“受害者”。然后要找迫害者，有人说四个人，有人说是五个人。 最拙劣的反思不过是把“四个人”整成“五个人”。
然后也许有深化反思，大概也会像文革一样，出来好几波。保皇派，平民造反派，官僚与军队中的刘派周派林派全都出来说话，而且说得都不一样。“开放”容易，收尾难。那么多“亲历者”都以为自己亲历的是事情的全部，但是经验却又是如此不一样，好像大家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里。
最后可能发现，所谓“真相”真是一团浆糊。并没有一个现成的truth，而是有很多truths. 怎样把这么多的truths整合成一个truth, 这可是给历史学家带来的大考验了。
想起了柯文的《历史三调》。这个“谁来反思”的问题，是不能不问的。
方闻:郑义:趁机造反——纪念文革爆发40周年
转眼之间，文革竟过去40年了。
这个大脑被切断电源，嘴被贴上封条的民族，对那场政治大动乱的理解和评价，仍然是文革结束后统治者钦定的那些教条。在一个封闭的社会里，统治者的思想就是社会（包括民间社会）的主流思想。文革中被“造反”运动一度打倒的共产党权贵们，不仅对起来反抗他们的民众采取了即刻的血腥的报复，而且利用从党决议到报刊宣传的一切机会和手段，“彻底否定”文革。文革结束后这30多年的历史，就是官方意识形态在文革研究领域“全面专政”的历史。少数民间思想者提出，文革不能彻底否定，要从这个浩劫中分离、抢救出有价值的部分。但是，这种思想始终受到官方的敌视。因为文革中有价值的部分，正好是官方最仇恨的部分——人民趁机造反。
我是一位文革的亲历者，从身受迫害到参加造反，直到亲临武斗现场，经历了它的全过程。亲身经历告诉我，文革那种席卷全国各个阶层的波澜壮阔的政治斗争，并非一种不可思议的麻醉与疯狂。近一二十年以来，中国人性的普遍堕落已是不需要如何争论的事实。文革发生于中共建政后第17年，那时，从“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较为人性的文化、思想、道德还没有被共产社会扫除干净。那个时期的人，要比今天的中国人更正直、温和、诚实、勇敢。官方学者很愿意把文革描写成一场大疯狂，但这是经不起讨论的。我们很难想像，数以千万计甚至上亿的人民在一瞬之间患了集体疯狂。文革之暴烈，自有其深刻原因。
毛泽东死后，“个人崇拜”轻而易举地被说成文革的动因。也就是说，文革变成一场宗教痴迷者的“造神运动”和现代十字军。
中国人不是笃信宗教的民族。
一言以蔽之：民众对毛泽东“无限崇拜”，主要还是因为毛号召、支持人民反抗暴政。
文革的最重要标志，是合法“聚众造反”。中国素有聚众造反之传统，但在皇上支持下聚众造反的，这还是第一次。中共夺取政权后，各种小型的动乱、抗议和农民造反就此起彼落，不曾中断，不过是始终被严密封锁，不为社会所知。“镇反”、“肃反”、“合作化“、“反右”、“大跃进”、“公社化”、“反右倾”、“四清”等一系列倒行逆施，造成了极其深重的苦难，特别是那场活活饿死了数千万人的人造大饥馑，在民众心中积压了极大的仇恨。现在好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号召“打倒党内走资派”了，何不揭竿而起？
有人说文革是“奉旨造反”，有一定道理，符合相当多青年的状态。但对于已经感觉到剥削压迫的人们，应该说是“趁机造反”才更为贴切。这里我想举一个工人造反的例子：“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
以1966年10月为标志，在毛泽东的直接干预下，文革的斗争矛头从共产党的传统敌人转向各级共产党组织和官员。文革开始显示出不同于以往政治运动的特点。在这种气氛之下，一群工人成立了“全红总”。这个工人造反组织发展极为迅速，一个多月后就夺了官办“全国总工会”的权，进驻全总大楼，接管了原属于官方总工会的全部权力。江青等毛派代表人物对他们表示支持，想把这股政治力量引向毛的政敌。很快，发现工人们是在为自己的切身利益而战。他们在天安门广场举行30万人的示威游行，公开亮出自己的口号，其中有“誓死砸碎一切剥削制度！”这简直就是对共产专制的直接挑战。这个工人造反组织最后发展成在全国多省都有分团的全国性组织，引起了最高当局的惧怕。自成立算起，不过3个多月就被当成全国第一号“反动组织”加以镇压。在各地，都有工人领袖被捕。刑期很长，几位主要领袖分别为20年、15年、10年。
许多具有民主思想的人士，从与官方相反的方向否定文革。他们说民众只知道巴黎公社，而不具三权分立等现代民主思想，并以此来否定其反抗专制的意义。这是很遗憾的。时至今日，中国大陆争取民主自由的社会运动还要在现有法律框架中进行，只能说“维权运动”，尚不敢称之为“民主”运动，更不敢挑战极权制度，提出诸如“三权分立”的口号。如此，怎么能苛求40年前的先行者？由於歷史条件之限制，文革造反派不可能提出三权分立等完备的现代民主思想，但他们所向往的“巴黎公社式的”民主，已然构成了对“无產阶级专政”的致命威胁。
把文革简化为“个人崇拜”、“造神运动”，也使我们看不清“红海洋”底下人民的反抗。倘若今天中共最高领袖照搬当年毛泽东那些口号，指出圈地抢钱的那些共产党高官，就是吃人民的肉，喝人民的血的特权阶级，号召人民起来造反，如果是这样，试想民众会作何反应？
还会造反吗？——为什么不？当然要趁机造反！
还会搞大字报大批判吗？——不会了，抓住贪官污吏当场处决！
还会“誓死保卫某主席”吗？——当然，如果他支持人民并遭到党政军既得利益者的围攻和威胁！
如果是这样，难道也是因为“个人崇拜”吗？
拨开“个人崇拜”、“奉旨造反”的表面现象，激动过千百万民众的文革，存在著自己真实而深刻的动因。其实也很简单，文革中的造反，是毛和人民的一种互相利用。毛有意识地利用人民对共产党的仇恨，把矛头指向他的政敌。人民无意识地利用毛的崇高威望，一举推翻了共产党大小官吏。然后，毛再利用军队镇压了人民，重建了一个清除了政敌的共产党。毛当然是胜利者，但人民也可以从失败中看到自己争取自由的伟大的力量！
我始终认为存在“两个文革”，一个是毛泽东的文革，一个是人民的文革。
有时候，简单化有利于暴露本质。 寒竹：文革是中国的纳粹主义运动
如果把中共在1966年发布的《五一六通知》看作是文革的正式开端，那么这场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运动从其产生到现在已届四十周年。现在人们再次把眼光投向了这场深刻影响了十几亿人灵魂的运动，各种讨论和研讨会接二连三的进行，人们似乎开始寻找这场运动的正面意义。在这种情况下，我不得不谈谈自己的看法。
我在谈自己对这场运动的看法前，先简单介绍一下上个世纪德国纳粹主义运动中的几个片断。
1919年，纳粹党（即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党）在慕尼黑成立。一开始，纳粹党的扩张和夺取政权之路主要依靠以退伍军人和街头青年为骨干的褐衫队或曰冲锋队。这个准军事组织每周五、周六都上街游行或举行集会。除了工作外，青年们几乎一切时间都属于褐衫队。在三十年代初的德国各大城市，可以看见褐衫队乘坐在快速行驶的卡车上，他们举纳粹党旗，挥右臂行纳粹礼，高声唱道："我们游行穿过城市/我们为希特勒而战/我们要粉碎红色的前线/褐衫队走在大路上……" 这时全国陷入了政治狂热，并充满了暴虐和血腥的气氛。
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在狂热的纳粹主义运动中出任总理，当晚纳粹党人就在柏林举行了具有恐怖意味的火把游行。两个月后，纳粹党人和褐衫队员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大规模的恐怖迫害活动和政治清洗。。罗姆领导的褐衫队发动的一场场"街头革命"，袭击了所有犹太人的商店、企业。更严重的事发生在纽伦堡，犹太人被带去运动场上，被迫去吃草，用牙齿去剪草。褐衫队又焚毁一切当局认为有害的书籍。大量的犹太人开始逃亡国外。
希特勒上台一年后，权力日益巩固。这时发现罗姆领导的褐衫队对社会的摧毁面越来越广，军队和民众也越来越反感这支以街头青年为主力的暴力组织。到了1934年，一直欣赏褐衫队革命激情的希特勒，已感到发动褐衫队容易而控制其破坏力量难。正好党卫军领袖希姆莱捏造了一份罗姆企图叛变的材料，希特勒利用这份材料整肃了褐衫队，枪杀了罗姆。这支准军事的暴力组织由更为可靠的党卫军接管。此外，希特勒开始大力发展纳粹党自己的青年团。纳粹青年团的文化层次较高，许多成员是大学生，对文化、艺术和文学有很浓的兴趣，而且又能背诵希特勒的《我的奋斗》，准备一生都按照元首的意志行事。到了1935年9月，全德已有190万男青年和126万女青年成为了希特勒青年团团员。这样，纳粹的暴力文化开始毒化德国的知识阶层，越来越多的学者，艺术家加入了纳粹的行列。
与此同时，纳粹主义在军队中也在蔓延。1934年8月2日，兴登堡去世，希特勒由总理兼任了国家元首，于是，军队开始向希特勒效忠，从上至下举行了宣誓活动。誓词是：以神明的名义，向德意志帝国与德意志人民的元首阿道夫•希特勒效忠，这是我们神圣的誓言。
在经济领域，一切都政治化了。全国已经没有纯粹的经济活动。希特勒青年团号召男女青年不分阶级必须为人民为祖国的建设事业巩献一切，在工厂或田野里常挂的口号是："人民高于一切，你却微不足道。"希特勒对德国经济取得的巨大成就这样评价："德国是靠德国人民的爱前进的。"
大权在握的纳粹党人在全国进一步展开了疯狂的迫害活动。在"亚马逊之夜"举行的慕尼黑市，纳粹党人破坏了德国最大的犹太教堂。1938年11月9日晚，在柏林爆发了由希特勒亲自批准的"水晶之夜"。纳粹青年团员大规模地打砸抢，一批又一批的犹太人被拖到马路上毒打，当晚共有800多名犹太人死亡。次日波及全国，共有10000多个犹太教堂被摧毁，无数犹太家庭遭洗劫。此外，被秘密警察列为打击对象的还有：马克思主义者，国家社会主义反对者，吉普赛人，妓女等。希特勒一心要打造一个纯而又纯，如水晶般晶莹透明的德国。
这时，纳粹文化已经浸透入德国人的灵魂，希特勒在全国的威望如日中天。每个星期都有几千封来自国内各地的效忠希特勒的信件，堆满他的办公室，写信者都希望得到希特勒的祝福，或建议将自己所在城市的某个广场、钟楼的名字，改为他的那个将永远不朽的名字。他走到哪里，都是如林的手臂，海啸般的欢呼，亦有很多普通人为第一次见到他而热泪盈眶…… 。希特勒始终为人民对自己的拥载而痴醉，以至于临死前，他仍深深地坚信：他就是德国，他就是德国人民。
对于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中国人来说，尽管没有读过纳粹主义的发展史，但对以上的历史片断应该是似曾相识。这两个民族在不同的国度，不同的时间走了类似的路。中国的红卫兵正如纳粹主义的褐衫队，青年团。文革中被迫害的“地富反坏右" 正如当年的犹太人。笔者作这个类比绝不是要用纳粹来说明文革的荒谬性。 我个人也从来不把希特勒和纳粹主义运动看成是妖魔的化身。相反，我认为纳粹主义运动完全是对不合理的《凡尔塞和约》和早期资本主义贪婪的一种反抗。只是这场运动的宗旨和要建立的目标彻底错误，手段更为卑劣。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文革和纳粹主义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无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私人意图是什么，这场运动在思想上是对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官僚主义体系的一个批判。这场批判本身有其合理性。中共由一个革命党在1949年转变成了执政党并和政府合而为一。这一身份的转化必然导致共产党背离夺取政权前的一些基本原则。从理论上讲，文革是想解决这个执政党官僚化的问题。正是这个原因，文革引起了千百万人的参加和投入，其中不乏充满理想和正义感的民众和知识分子。也正是这个原因，今天的一部分人把文革分成两个部分，强调所谓人民的文革，强调文革中的部分正当性。并且希望在对文革的研究中找到解决今天中国问题的政治遗产。这也是我认为当前文革研究中最危险的地方。
判定一场社会运动的基本性质，主要不是看它反对什么，批判什么， 而是看他的宗旨和目标是什么，批判的武器和手段是什么。如果仅仅看批判的对象，十月革命以来的任何一场暴力活动都有其正当性，当今世界的任何一场恐怖活动都有其正当性。在这里，重要的应该是运动追求的目标和实现目标的手段，这才是问题的核心。
从理论上看，文革对共产党官僚体系的批判是建立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一空想共产主义理论基础上。按照这个纲领，文革是想建立一个消灭了等级差别，消灭了商品经济，消灭了一切和私有制相关连的经济政治文化的晶莹透明的纯洁社会。“狠斗私字一闪念" 是这场运动的灵魂。无论共产主义的理论本身有无合理性和可行性，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落后的中国搞这么一场所谓反商业文化的兴无灭资社会运动是误入岐途。对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来说是一场巨大的灾难。
与文革目标相关联的是进行文革的手段。文革采取的是一种民粹主义式的暴力方式。在这场运动中，本来就不成体系的法律制度彻底消失了。整个运动的运转完全靠毛泽东及其战友的讲话和文件为指示，然后由民众的暴力活动来进行。血腥的暴力私刑蔓延全国。对理想的追求变成了对权力的追求。中国传统社会温情脉脉的面纱彻底被撕粹了。仇恨成了这场运动最大的动力。极端主义的狂热成了这场运动的常态。整个民族的灵魂在这场纯洁人灵魂的大革命中不仅没有得到纯化，反而彻底地毒化了。所以，这场运动反对和冲击的对象是什么已并不重要。手段的恶毒已经毒化了整个民族。当然也毒化了那个本来就是虚无飘渺的目标。
德国人在二战结束后脱胎换骨，彻底地反省了当年的纳粹主义。今天的德国已经走上了现代文明的不归路。但在中国，文革的遗毒从来没有从思想方法上彻底地清算。人们更多的是从信奉的主义和目标来看问题，而忘记了手段的卑劣必然导致目的的卑劣。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文革在某些人，尤其是部分文化人心中从来就没有真正结束。无论是在中国大陆，还是漂洋过海，无论政治上的主张如何，文革那种极端，狂热，绝对以及无理性一直伴随着一些中国文化人。有很多时候，两种针锋相对的政治势力都是运用的同一种文革思维方式。Extreme meet. 两极相通，是对这一现象最好的表述。改变一种信仰，推翻一种主义容易，而改变一种思维方式难。随着中国改革和社会的发展，随着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引起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反商业文化的文革幽灵再度出现，不过是披上了自由和民主的外衣。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今天，相当一部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包括一些海外民运人士成了文革思维方式的当然继承人，成了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原教旨主义的当然继承人，成了反对中国资本主义自由化的中坚。中国政治上的左右两翼正在向文革吸取养料，而共同的文革思维方式必然最终导致二者的合流。寒竹：再谈“文革” 和纳粹主义运动
如我自己所料，本人写的《文革是中国的纳粹主义运动》引起各种不同的意见。这是因为文革对中国社会，尤其经历过文革的人影响太大。同样一场社会运动，大家横看成岭侧成峰，见仁见智很正常。再加上此文只是作了一些类比和简要的分析，难免引起更深的误解。看了各方评论，坦率地说，除了贝，文，观，匿名2等人，很多人并没有理解此文的含意。这一点责任在我。因为历史上的任何类比都是偏面的。李宪源博发文希望我修改内容。其实，只要我认为批评能说服我，我一定会修改。比如过客提到关于毛泽东的提法不妥，我立即作了修改。这里我再把一些观点从理论上澄清一下。
1）纳粹主义的含意。纳粹主义，即国家社会主义，是起源于意大利而蔓延于大部分欧洲国家的法西斯主义在德国的一种表现形式。法西斯主义从社会内部看，是现代资本主义在二十世纪初陷入困境的产物。从外部看，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没有建立起一个合理公平的世界秩序的产物。这场运动既是对自由资本主义的反抗，也是对共产主义运动挑战。从形式上看，法西斯主义是由民间的暴力组织和具有个人魅力政治领袖相互结合而形成的一种社会运动。一般说来，这种靠动员全社会民众的政治运动都有巨大的社会基础。从街头青年到科学家，哲学家，艺术家都曾狂热地投身于这场运动。像著名哲学家海德格尔，著名音乐家斯特劳斯都是支持当时的纳粹主义运动。对于法西斯主义为什么能够用暴力狂热席卷整个社会，著名美籍奥地利精神分析学家和社会学家曾写过一本非常有价值的《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此书反对把法西斯主义简单化，并且强调指出：法西斯主义是一直受到压抑的普通人民群众的非理性性格结构的表现。这就是我在评论中讲的，从理论上看，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一样，有着深刻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根源。都是对当时现实社会的一种反抗，不过一个站在极左，一个站在极右。但二者使用的手段又有相似之处。
和共产主义主张的国际主义相反，法西斯主义宣扬一种狂热的爱国主义。共产主义讲工人阶级没有祖国，而法西斯主义则把民族国家推倒至高无上的地位。正是这个原因，法西斯主义，尤其是德国的纳粹主义有着强烈的种族主义色彩。反犹，反共成了纳粹主义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但是纳粹主义不能仅仅归结于种族主义。从社会根源和理论上看，作为法西斯主义一种表现形式的纳粹主义有着比种族主义深刻得多，广泛得多的内容。从法西斯主义本身的发展看，这一点也得到证明。在1933年，法西斯运动遍及23个国家，随后几年增至30个国家。法国的火十字团、英国的法西斯联盟、美国的自由联盟和黑色军团等都属于法西斯主义运动。
2）文革的本质。一如法西斯主义是对当时自由资本主义的反抗，文革是对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一种反叛。如果说，法西斯主义有反资本主义色彩，但最终仍在资本主义范围内反叛。同样，文革具有反社会主义（当然也反资本主义）色彩，但最终仍在共产主义理论范围里反叛。二者在各自的领域里把偏面的东西推到了极端。从本质上看， 文革是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一空想共产主义理论基础上建立一个消灭了等级差别，消灭了商品经济，消灭了一切和私有制相关连的经济政治文化的乌托帮社会。在这场运动中，共产党的官僚体系成了这场乌托帮革命的对象。今天很多人认为，文革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必然产物，文革十年是过去十七年的继续。我本人在七十年代末也曾持这种观点。但是，今天，我认为这种看法极为偏面。从社会发展的型态看，文革实际上是要摧毁中共建政17年来的官僚化社会主义，而官僚化是共产党夺取政权后建设社会主义的必经之路。从这个意义上看，毛泽东和刘少奇，邓小平在思想深处是两种截然不同类型的政治家。前者永远保持着革命党的色彩，主张不断革命，而后者则强调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化，强调官僚体制的合理性。
3）纳粹主义和文革的共同之处。在历史上，任何比喻都是蹩脚的。历史从来不可能重复，更何况两个不同民族，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文化传统的国家。所谓共同之处只是一种比喻。在我看来，文革和纳粹主义运动的最大共同之处在于，二者都是靠全民总动员，靠社会大多数形成一种狂热的意识形态来改造这个社会。在这种社会高度政治化，一体化的社会中，具有草根性的大多数民众和最高领袖成了运动主导力量。一方面，是领袖在运动民众，另一方面，是民众在神话领袖。如果要用一句话来形容二者的共同点，那就是暴民运动，而且是被领袖操控了的暴民运动。在这个暴民运动中，法律，政府，官僚机构都退到了后面。
有很多人指出，要讲两种政治运动的共同性，必须要从二者反对的对象和追求的理想来考察。但我认为从政治运动和社会改造来看，形式比内容更重要，手段比目的更重要。平常我们讲的民主制度其实就是一种政治形式，一种组织形式，一种政府的管理形式。丑恶的形式必然丑化内容，恶劣的手段必然毒化目的。如仅从运动所反对的对象看问题，往往会陷入混乱和矛盾。例如，在法西斯主义运动中，纳粹党人既迫害掌握银行资本的犹太人，也镇压主张剥夺资本家的共产党人。在文革中，红卫兵和造反派既斗争曾经压迫人民的共产党当权派，也镇压被共产党斗争的地富反坏右等黑五类。正是由于人们只看到不同的反对对象，所以才产生出不同的派别和观点而相互争斗。但是，从形式上看，无论反对谁，如果采取暴民的私刑方式，都是违反人性和文明社会的基本准则。最终只能结出怪胎，而修不出正果。给地主戴上高帽子批斗，和给共产党干部戴上帽子批斗在本质上没有区别。一个简单的例子。如果人们在街头抓住一个小偷。小偷之错是大家的共识。但如何处置小偷比小偷之罪更重要。人们可以报警，由法律来处置。人们也可以用私刑打死小偷或斩断小偷的一只手。在我看来私刑的暴力要比小偷的偷窃更危险，因为它涉及一个更为深刻的社会文化和法律意识。当然，你可以说现有的法律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只有靠民众自身的暴力力量来解决这个问题。这样一来，又引申处两个问题来：一，革命和改良，孰优孰劣？二，暴力改造社会会是什么样的后果？要讨论这两个问题。必然要花更大的篇幅。各位可以各抒己见。
但我的问题是，三十年代的德国，意大利，六十年代的中国是否到了非用暴力解决问题的时候？这种全民总动员的暴力运动能不能解决问题？在我看来，文革实际上是断送了社会主义。文革把共产主义运动的革命精神走到了尽头，提前走完了共产主义之路。今天，一些人把共产主义的崩溃看成是里根新保守主义的功劳，有的则进一步归之于戈尔巴乔夫的错误改革，甚至进一步归之于中国八九年的六四。实际上，对共产主义运动打击最大的莫过于中国的文革。在1976年后，共产主义作为一种理想在十多亿民众的心理破灭了。从此中国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同于过去，也不同于前苏联的新道路。而文革的破灭和邓小平的改革则给全球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打击。但是，文革作为一种运动方式则深深地印在了人们的灵魂之中。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都或多或少打上了文革民粹主义的烙印。
海裔：我觉得他甚至可以这么写：法国大革命是法国的纳粹主义运动。让共产党获得广大农民支持的土改也是一场纳粹主义运动，因为几百万地主被打死么。
因为光从手段上看，不看目的，民粹加暴力，历史上大部分革命运动都是一回事。
但如果他仅仅想说的是民粹加暴力，说纳粹就是故意赚点击而已。纳粹绝不仅仅是民粹加暴力。纳粹主义运动最后把德国玩得亡国，整个民族被分成两半，分隔了五十年。希特勒最后战败的时候，对他的人民非常不满，下令他的官员把整个德国给毁灭掉。而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可以说是在文革时期达到了顶峰，三极世界有其一。 这个差别还是很大的。
相对于其要达到的目的来说，文革当然是一场失败。对暴力本身当然是要谴责的。但在倒脏水的时候，不能把孩子也倒掉。
方闻：不错，这是他的虚弱之处，也是“自由主义史学”的虚弱之处。实际上，分歧完全是在政治层面，即“人民”还是“暴民”。这问题闹腾了几百年了。你们上周读的伯克，应该也涉及到这个问题。至于说在历史层面，所谓“否定文革”则完全是个伪命题。不过，寒文有不少冷峻的火花，如手段比目的重要这个提法不能否认是很有打击力的。
海裔：目的与手段是一个维度，另一个维度是亚里士多德说的两个问题：第一，谁来统治；第二，怎么统治。法国大革命要问的问题是“谁来统治”，而柏克抓的问题则是“怎么统治”，而努力避开“谁来统治”的问题。这两个问题都是重要的，不能相互替代。柏克以“任何人不能做自己案件的法官”这样一个统治技术的问题来否定了“人民主权”。这里有一个很大的马虎眼，是不能轻易放过的。
泛泛的提“手段比目的重要”，我是不认同的。那样的话，汪精卫也可以论证他的道路能够维护和平，避免人道主义灾难，保障人权，而蒋介石的抗战是绑架民众，侵犯人权。既然只是个“怎么统治”的问题，而不是“谁来统治”的问题，让日本皇军来统治不是很好吗？只要不反抗，学台湾那样，似乎也很不错么。现在还真有人是这么想的，呵呵。
中国革命的“现代性”就体现在，它是要问“谁来统治”的问题的。呵呵，这是你研究的地盘了，我就说到这里打住。
方闻：问题提得好！
在自由主义看来，“谁来统治”是很清楚的，民享但不能民治。换句话说，治权在精英手里。“这个没什么，我们老祖宗一直这么讲的。但我们不用democracy, 而用meritocracy。” 但是，自由主义思维的机械性使之无法化解自身的矛盾性。
“人民”和“暴民”的分歧，首先在于治权。换句话说，它是用“怎么统治”来回答“谁来统治”的问题。“暴民统治”正是要表明“人民”不能统治，而只能在统治下或者被统治。在这一点上，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应该没有什么分歧。
你那个反诘相当有力，戳中了心窝窝。皇军统治，其实就是不少人的梦。
毛泽东的思考是反过来的。“人民”来统治毫无疑义，但是“人民”的治权不是安稳地在那里，而是要通过“继续革命”来捍卫的，因为被打倒的阶级随时准备要“变天”，要“翻案”，要“政变”。在毛爷那里，“暴民”问题早就解决了。对待你“阶级敌人”，还指望人民对你客客气气？！错，我们要“专政”你。哈！
海裔 ：毛爷提的问题与专政手段，都不难理解。不好理解的是最后十年把各个阶层都翻了一遍，很多阶层受损。或许农民是受益的阶层，文革时期的平民教育和医疗卫生搞得是比较有声有色的，但是农民是个沉默的阶层，得到好处也说不出来。 毛爷如此革命智慧，最后怎么就把所有能掌握话语权的人都得罪光了？ 我不理解。政委给指点指点。
毛爷最后十年是搞得罪人，小平同志上台的手法就是相反。第一给农民分地；第二把下放劳动的知识分子召回来；第三是突然给工人加工资；第四是贿赂干部，拿出三千亿外汇储备，买了15万辆进口小轿车给干部坐，一下子把新中国的汽车工业整垮了。80年代大家都给哄得欢天喜地。呵呵，没想到改革是个糖衣胶囊，那层糖融化掉了之后，苦的就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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