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达活佛：情系红军将士的“红色活佛”

 

格达活佛：情系红军将士的“红色活佛”

      格达活佛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甘孜县白利寺活佛，著名爱国人士。由于深受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的感召，红军长征时期，格达活佛以自己的地位和影响，积极宣传党和红军的政策和宗旨，组织僧俗群众筹粮筹款，为党和红军做了许多有意义的工作。新中国诞生之初，格达活佛为祖国统一，和平解放西藏，积极奔走，不幸遇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成为宗教界爱教爱党爱国的杰出典范。

                出于对红军的热爱，格达活佛积极帮助红军疗伤筹粮

    格达活佛，法名洛桑丹真•札巴，1903年12月生于甘孜县白利多德西底寨子一个贫苦家庭，3岁时被认定为白利寺活佛迎请入寺。19岁时赴拉萨甘丹寺学经，8年后获藏传佛学界的最高学位“拉荣巴格西”后返回甘孜。他知识渊博，天文、地理。医学、音律无所不晓。他不仅谙熟藏族的宗教、历史、文学、艺术而且在天文历算、藏医学等方面均有较深造诣。加之格达活佛为人公正。生活俭朴且热心帮助贫困群众，因而深受当地藏族群众爱戴。
    1935年8月，张国焘擅自率领红军左路军和右路军一部南下，在川康边境受到蒋介石的阻击和围剿，转战数月，损失惨重，被迫向甘孜地区撤退。1936年4月，红四方面军进入康北甘孜地区。红军到来前夕，南京国民政府委派的蒙藏委员会委员、两康建省委员会委员诺那活佛进入当地“宣慰”，威胁利诱各地寺庙及土司、头人同国民党一起对抗红军。诺那活佛在国民党当局的支援下，给炉霍最大的喇嘛寺——寿灵寺送去100支步枪和近万发子弹，组织1500名喇嘛紧闭山门与红军对抗。红三十军政委李先念率部队包围该寺后，进行喊话宣传，力争和平解决。寿灵寺的格聪活佛却命令开枪打死喊话的红军通司（翻译）。李先念见该寺顽固，故意撤围隐蔽，等寿灵寺喇嘛以为红军离去而放松警戒后，率红军夜袭寿灵寺，将多数喇嘛俘虏。红四方面军指挥部马上通知：“寿宁（灵）寺被俘之大小喇嘛应优待之，并令其写信给甘孜与各地喇嘛寺不与我打，大大宣传我军对喇嘛政策。”红军对寺内经堂、经书、器物，均妥为保护，赢得喇嘛们和炉霍藏民的拥护。寿灵寺的喇嘛随之写信给其他寺院，劝他们放弃抵抗，使红军得以比较顺利地进入甘孜地区。
    进入甘孜地区后，朱德总司令向全体红军指战员宣布进入藏区应该严格遵守：尊重当地风俗习惯；爱护藏民的一草一木；在藏民没有回家之前，不准进他们的屋；看管并喂养好藏胞留在家中的牛羊。他以自己的行动贯彻民族政策，化解一时的民族隔阂。
    红军进驻甘孜白利土司官寨前夕，格达活佛听信诺那对红军的污蔑宣传产生疑惧，悄悄在寨子里隐藏起来观察实情。红军进驻土司官寨后，格达活佛见红军秋毫无犯，没有放火烧村庄，也没有杀人抢劫，疑惧渐消，便准备回寺。在通往寺庙的铁索桥边，他遇上红八十八师的几位干部。他迷惑地问道：“红军是什么人的队伍，到这里来干什么？”一位红军指挥员通过翻译告诉他，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专门为穷人打天下，到这里为的是北上抗日；并告诉他，红军路过藏区，保护寺庙、尊重藏族人民的宗教信仰，买卖公平，绝不乱拿群众的东西。格达活佛听了受到很大震动，对他的随员说：“我作为活佛，是用佛经超度人们的灵魂到极乐世界去；而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是为穷人打天下的军队。我们的信仰虽然不同，但都是为了穷人。”回到寺里，格达活佛见经堂、佛像等完好无损，更增添了对红军的热爱之情。
    在甘孜地区，红军一边休整，一边筹建苏维埃政府。时任红军地方工作部部长的邵式平也随军来到甘孜。红军进驻甘孜地区以后，由于水上不适等种种原因，伤病员骤增，邵式平为此伤透了脑筋。正在这个时候有几个刚加入红军队伍的藏族战士向邵式乎报告说：“附近白利寺有个格达活佛，他不但医术精湛，治地方病很有一套，为人也好，不如请他为伤病员看看病”。邵式平得这一报告后，马上整理了一下军容，带上翻译直奔白利寺。听到有一红军长官求见，格达活佛马上迎出大殿。通过翻译，邵式平开门见山提出恳请活佛为红军伤病员看看病，格达活佛也痛快地答应了。刚一走进红军宿营地，他就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他们宁愿露宿在寒风凛冽、雪花纷飞的野外，也不肯进驻民房。这简直是“菩萨兵”。他连跑了几个驻地，仔细看了病员的眼神、舌苔、经脉之后，对邵式平说：“他们并不是什么大病，只是疲惫和饥饿引起的。”他拔了两棵野草说：“把这两种草的根洗净、熬成汤，每人只喝一小碗，马上就能心静气顺，恢复元气”
    伤病员喝了汤汁之后，病情有了很大的缓解。邵式平再次到白利寺向格达活佛道谢。格达活佛又说：“这种药只能驱去寒气，始动筋骨，要彻底根除，还得增加营养否则药效只能保持两天。”看到格达活佛为人正直、乐善好施，邵式平只得实话实说了：“我们哪有条件增加营养啊，有的部队已经开始断粮断炊了。”他把红军当前的任务，共产党人的宗旨，当前面临的困难都毫无保留地告诉了格达活佛。听了邵式乎一席肺腑之言，格达活佛非常感动。他当即吩咐管家给红军送去青棵134石、碗豆 22石、马 15匹、耗牛 17头，解决了红军的燃眉之急。接着，他分别派人给躲在周围深山老林的头人、土司及其他藏民送信，告诉他们，红军与以前的汉兵大不一样，他们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扰民、不抽捐、买卖公乎，尽管放心返回家园安居乐业。在格达活佛的劝说下，大家纷纷赶着牛羊，拉着粮食赶回自己的家园，这也为红军筹集粮食提供了方便。
    在格达活佛的带动下，甘孜寺也积极帮助红军。为了进一步规范双方的友好关系，1936年4月12日，红军与甘孜寺、白利寺签订了《互助条约》。其主要内容有：一、阐述红军与博巴（藏语中的“藏族”之意）联合的政治基础，指出兴番灭蒋是中国红军与博巴民族共同的责任，要大力宣传兴番灭蒋的政策及红军帮助博巴；二，参照博巴原来习惯，红军帮助建立甘孜博巴政府，脱离蒋介石的统治。三、喇嘛寺负责供给红军粮食和一部分物资资财，喇嘛寺负责最近召回所有逃到外边的未回来的人民群众及牛羊牲口财物回来安居乐业，红军一定保护。四、红军与博巴及喇嘛联合到底，如发生争执不和问题时双方商量解决。这是红军与甘孜政教势力达成的政治协议，标志着康北以“兴番灭蒋”为政治基础的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互助条约》于1985年在白利寺格达活佛生前用过的枕头内发现。
    从此，格达活佛积极支援红军。他派人召回躲藏在山上的群众，动员群众卖粮给红军，亲自到亚龙寺、更龙寺，说服两个寺庙出钱出粮支援红军。康藏地区地瘠民贫，几万人的红军队伍在此活动，粮食供给十分困难。中同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保存了一张红军当年写的收条，收条记载：“今收到白利寺拥护红军粮食一百卅（石）零八斗。政治部。”收条上有藏文，盖有“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第三十军八十八师政治部印章”的篆体汉文圆形印章。另一张保存于中国历史博物馆的收条上写道：“收到白利喇嘛寺青柯（梨）一共碗豆四十七石九斗，五十石，六月十三日供给部。”收条落款处有李先念印章。另条上“五十石”系另收粮后补记的。格达活佛积极发动群众为红军筹备粮草，仅自利寺就支援了3万多斤青现4千斤豌豆。这对仅有100名喇嘛的白利寺来说，贡献是十分巨大的，可谓是倾囊相助了。
    为了感谢格达活佛和白利寺僧侣对红军的支援，1936年4月14日，红四方面军为白利寺发布布告，明确提出：“查白利寺配合红军共同兴藏灭蒋，勋劳卓著，我军给子保护，任何部队不得侵犯，违者严办，切切此布。”
    红四方面军在甘孜活动期间，积极向广大藏族群众宣传党和红军的政治主张和政策。1916年4月，红四方面军在炉霍协助建立了“中共川康省委”。在康北期间，红四方面军帮助藏族人民先后建立了奉宁、道孚、炉霍、甘孜、雅江、瞻化（今新龙）6个县级博巴人民政府。在党和红军的帮助下，博巴政府作为一个临时的民族自治政权，对红四方面军乃至后来的红二、六军团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格达活佛与朱德总司令的特殊友情

    格达活佛热诚支援红军的事迹，很快传遍甘孜地区，受到了红军指战员的尊敬和爱戴。朱德总司令到甘孜后，专程去白利寺拜访了格达活佛。当格达活佛见到朱德这位红军的传奇人物时发现他非常朴素亲切慈祥，两人一见如故。夜已经很深了，他们还坐在酥油灯下，不知疲倦地畅谈着。朱德当时已经50岁了，他像一位慈祥的兄长，用自己曲折坎坷的身世和一生追求真理的艰难经历，以及终于找到共产党的经过，使格达这位开明的佛学专家与宗教领袖，得到了深深的启迪。格达活佛表示：“我作为一个活佛，14岁就到拉萨三大寺学经。佛法的真谛是要救渡受苦受难的众生出苦海。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与国民党的军队不一样，是为了劳苦人众求解放，让汉族同胞和藏族同胞都有好日子过。我们的信仰虽然不同，但为了广大的劳苦大众，这一点是一样的。”
    朱德鼓励格达活佛为藏族人民解放事业多做贡献。格达活佛已目睹红军的遵纪爱民，又与朱德总司令真诚恳谈，明白了不少红军北上抗日的政策，表示将尽力相助红军。在甘孜驻留期间，朱德总司令与格达活佛分别在白利寺和甘孜县城会面9次。两人互赠礼品，秉烛长谈，常常是彻夜不眠。在两人谈过话的一座藏式碉楼墙上，有一幅用白粉画的宣传画，一个威武的红军战士，扛着长枪坚定地走向远方。在朱德的谆谆教诲下，格达活佛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朋友，他开始宣传红军是救苦救难的军队，不仅在甘孜，在周围的地区也进行了宣传。他挥笔写下歌颂红军的诗歌：“天空出现雨积二，干旱土地多高兴；红军带了红雨来，红旗红军亮了心。”
    1936年7月初，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在战胜张国焘分裂主义路线之后，陆续北上。7月1日晚，朱德总司令与格达活佛亲切话别。格达活佛难过地说：“你们走吧，国家需要你们，民族需要你们，你们是一支王师部队，是一支仁义部队，菩萨会保佑你们的。”临别前，朱德在红缎上为格达活佛写下“红军朋友，藏人领袖”的题词，并将自己的八角军帽赠送给他：“这顶帽子留给你，看到它，就像看到了红军。少则5年多则15年，我们一定会回来。”红军北上出发时，格达活佛动情地赋诗：“云雨出现在天空，红旗布满了大地，未见过如此细雨，最后降遍大地；啊，红军，红军，今朝离去，何日再归。啊，红军，红军，藏族人民的亲人，为了祖国的统一，你们历尽艰辛，愿佛主保佑你们，盼你们早日归回。”

               情系北上抗日的红军将士，悉心照顾留下的红军伤病员

    红军北上以后，国民党反动派疯狂搜捕红军伤病员，迫害博巴政府成员和为红军工作的积极分子，黑暗再次笼罩了康巴藏区。各阶层人民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妥善安排和保护红军伤病员，珍藏红军留下的印章、布告、收条、证件、锦旗，盼望着红军回来的那一天。曾在博巴政府中担任要职的格达活佛就是藏族人民的优秀代表。
    格达活佛受红军委托，收留了200多名红军伤病员，将他们安排在白利寺内和附近村寨中。格达活佛亲自用藏药对伤病员进行治疗。为了安全起见，格达活佛还给伤病员取了藏名。部分伤病员伤好后，在格达活佛的精心安排下，就地安家；一部分伤病员转移内地。
    格达活佛把妹妹嫁给红军战士的故事，反映了他对红军的浓厚感情。格达活佛冲破世俗观念和门第之类的偏见，把自己的亲妹妹依喜拉姆嫁给了流落在甘孜的红军战士陈少林。这事出在30年代藏族聚居区的一位活佛身上，实在令人可钦可佩。在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里，格达为妹妹按藏族风俗举行了隆重的婚礼，大摆喜庆宴席，并亲自主婚，祝愿这对患难中的恩爱夫妻“扎西德勒”（吉祥如意）！
    红军北上以后，格达活佛把与红军签订的《互助条约》藏汉文原件缝在枕头里，并把博巴中央政府印章及一些重要文件珍藏起来。他拒绝与国民党合作，只身避往拉萨。在拉萨的10年里，格达活佛无日不思念红军。他经常对人说“红军一定会回来的！藏族人民一定会翻身的！”他托前往西宁的商人打听红军北上后的消息，当那位商人带回《八路军山西奋战》的画报，得知红军北上抵达抗日前线的消定、格达活佛异常兴奋。

                             为西藏和平解放而捐躯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传来，格达活佛激动不已。他逢人便说：“朱总司令要回来了！”“当年的红军要回来了！”他主动与夏格刀登、帮达多吉等当年博巴政府成员以及札西朗杰秘密商议，派柏志（格达秘书）、旺嘉（夏格刀登秘书）、泽朗（帮达多吉秘书）作为他们的代表，进京晋见了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朱德。
    1950年．人民解放军解放康定后，格达活佛在甘孜召开了庆祝大会，并组织代表团赴康欢迎解放军。当时雅安到甘孜的公路尚未修通，进驻甘孜的部队粮食供应困难，康北人民借出大批粮食、柴草组织驮运。格达活佛告诉藏族群众说：“我们决不能让自己的军队饿肚子”。吴忠和天宝率领的二野第五兵团十八军先遣支队，肩负着和平解放西藏历史使命，他们来到了甘孜。
    十八军五十二师师长吴忠是原红四方面军的一个战土，长征中到过甘孜。天宝是红军长征经过阿坝时参军北上的藏族青年。他们对格达活佛的事情早有耳闻，所以在到达甘孜后不久，他们就去白利寺看望格达活佛。格达活佛仍完好地保存着朱德的那张照片。他盼望了4000多个日日夜夜的亲人要回来了。听说吴忠和天宝要来，格达活佛跑到10里外的地方迎接他们。一见面，他就激动得拉着吴忠的手说：“朱德总司令真是一位神将，当年红军离开甘孜时，他曾告诉我；红军15年左右，一定再回甘孜，今天你们果然回来了，正好15年。太了不起啦！”吴忠和天宝住进白利寺，每天都要和格达活佛叙谈到深夜。
    1950年6月，西南军政委员会成立，格达活佛当选军政委员会委员兼西南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西康省人民政府成立时，他又当选为副主席并兼康定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
    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西藏问题更加紧迫。毛泽东指示，加快进藏部队进军的藏的进程，没有大军压境的形势，西藏问题难以得到和平解决。西藏地方政府与帝国主义势力勾结，一再拖延和平谈判。当格达活佛作为特邀代表将赴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时，得知西藏上层统治集团中有少数人在帝国主义的教唆下正在搞所谓的“西藏独立”，阻止西藏的和平解放。于是他决定暂不赴北京，而是为了维护祖国的统一和和平解放西藏，毅然前往拉萨，向西藏地方作劝说工作。
    西南局书记邓小乎听到格达活佛的情况后深为感动，考虑到西藏上层反动势力态度顽固，他几次急电劝告格达活佛不要成行。邓小平还将此意见报告了朱德总司令。朱德邀请格达去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格达活佛说：“我恨不得马上见到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但是目前西藏尚未获得解放，我怎么好就这样去北京呢，我去北京，朱总司令会把我的生活安排得很好，可我汉话不会说，去北京什么工作都做不了，不如先去西藏，拉萨三大寺以及噶厦政府里有我不少朋友，我去向他们宣传共产党的民族。宗教政策，以我个人的所见所闻，去说服他们回到祖国怀抱。等西藏和平解放了，我再去北京见毛主席和朱总司令。”朱德专门给格活佛这写了一封信：“天丰转格达先生：来电敬悉，先生入藏进行和平谈判，用意极嘉，吾甚欣慰，谈判条件当由天宝同志转告。你对此有何意见请告。至于你入藏名义亦请提出意见。。总以有利于工为妥。朱德、刘伯承6月1日”翌日，西南局就指示西藏工委，让天宝将中央已批准的十条政策作为与西藏地方政府进行和平谈判的条件，征求格达活佛的意见。天宝再次来到白利寺，将十条政策全文逐条告诉了格达。格达说：共产党太宽宏大量了！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中央考虑的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周到。有这十条，我去西藏劝和使命就一定能够实现。
    吴忠认为，格达活佛入藏，风险不小。他不但要和达扎等反动分子周旋，还要提防外国人的暗算，应处处多加小心。格达活佛则非常乐观，他认为，西藏回归祖国是民心所向，何况我军已陈兵金沙江畔，西藏地方当局如敢顽抗，无异于以卵击石。此时他入藏，形势极为有利。他要求再给朱德发报，要求进藏。朱德只好同意格达的决定。
    1950年7月10日，格达活佛以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的身份，携带几名随员毅然西行入藏。当地群众跳起神舞，欢送格达。就在格达活佛进藏之前，已有三个功和团从西北和西南进入西藏，传达中央和平解放西藏的主张，他们历经曲折、艰辛，都受到西藏分裂主义势力的阻挠。
    7月24日，格达活佛一行到达昌都，住在县城的一家旅馆。接连几天，格达活佛先后约见西藏地方政府派驻昌都的“西藏边使府”、昌都总管拉鲁，以及当地其他行政官员，苦口婆心向他们宣传新政协会议上的《共同纲领》，劝他们不要与解放军为敌。他大力宣传共产党的民族宗教政策以及和平解放西藏的重要意义，深得广大藏族人民和寺院僧人的欢迎。但在另一方面却招致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的忌恨，他们设置重重障碍，限制格达活佛的行动自由。1950年8月22日，在英帝国主义特务分子福特的操纵下，格达活佛在昌都被毒药害死，年仅47岁。
    噩耗传出，激起全国人民极大悲愤。毛泽东闻讯后，为格达活佛作挽联：“为真理，身披袈裟入虎穴，纵出师未捷身先死，堪称高原完人。求解放，手擎巨桨渡金江，虽长使英雄泪满襟，终庆康藏新生。”西南军政委员会专门拨出治丧费办理格达活佛后事，重庆市各界于1951年11月25日举行格达活佛追悼会。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为格达活佛题挽联：“具无畏精神，功烈永垂民族史；增几多悲愤，追思应续国疡篇。”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和政委邓小乎联名题写挽联：为和平解放西藏，惨遭帝国主义和反动分子所毒害而光荣殉国的格达委员永垂不朽2为了纪念格达活佛，1993年，甘孜州政府修建了“朱德和格达活佛纪念馆”。格达活佛为广大藏族人民的利益和西藏和平解放的伟大事业而献身的精神，将永存人间。
    （2009年第3期《党史纵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