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中国医疗革命
（意大利《时代》周刊编者按：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发自北京的通讯向《时代》杂志的读者介绍了中国的保健组织的作用。谈到了古老的针灸和大规模的节制生育运动）
在我过去的一个老朋友林巧稚大夫的陪同下，我们来到一个医院的诊室。一个妇女正准备流产。她是个年轻工人，微笑着欢迎我们。他们没有给他麻醉，只是在耳轮上扎了两根针，这是一种新的针灸无痛疗法。
身体瘦小的林大夫已经到了退休年龄，但她仍然精力充沛。她是中国医学科学院的成员，北京一个高等医学院的教师，现在，她每天都在北京协和医院工作四到六个小时。文化革命期间这所医院正式改名为“反帝医院”。这个医院的工作人员，包括医生、护士、职工，百分之六十是女的。在产房和妇科，女的占百分之九十。“反帝医学院”的学生是男女各半。
病人很高兴地允许我把流产手术的情况拍摄下来。脚踏开关一开，电吸引器就开动起来。这种方法已在中国的七千万个农村公社的诊疗所里正式使用。林大夫解释说：“这是一种简便的方法，实际上也不痛，而且不出血，不会产生副作用。”
手术进行过程中，这位怀孕的妇女告诉我说，她已经有了两个孩子了，不想再要了。在中国，劝告人们最多要两个孩子，结婚的理想年龄是女二十五岁，男二十八岁。这种“劝告”尚未被所有的人接受，但是，谁要是不接受这种“劝告”，人们就会以不赞同的眼光来看待他。
我用汉语问她：“疼吗？”病人摇摇头，微笑着。她说，要靠毛泽东思想。也许是指“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不到十分钟，她从手术台上下来了。
几天之后，我的妻子和我又到这里来看另一次流产。这次是给一个二十九岁的妇女做流产手术，她是一个电子管厂的工人，已有一个六岁的男孩。这次仍然是用针灸来麻醉。这个妇女的样子象是什么都没有感觉到，人们告诉她手术做完了，她也感到吃惊。她坐起来说：“现在我可以休息两周，也不扣工资，但是，我想今天下午就回厂工作。我感觉很好。厂里需要我。”林大夫要她至少躺下休息半小时，然后再回去工作。
“文化革命”使人口增长率上升
流产是免费的，而且只要女方提出要求就可以。避 孕药也是免费供应的，从一九六八年起，在中国很流行的每月吃二十二天的避孕丸的方法越来越代替了避孕环和其它的避孕办法。所有的医疗组织，从巡回医疗队到“赤脚医生”，到军医，都宣传节制生育，散发避孕药。避孕药的需求超过了目前的生产水平。
我们仍由林大夫陪同下参观了产房，看了看在婴儿室内正在熟睡的婴儿（在中国，百分之九十是顺产，难产时就用针灸或者别的麻醉办法）。接着我们来到癌症病房。林大夫解释说：“过去，绒毛膜上皮癌被认为是不治之症，但是现在，我们使用了一种新的化学疗法，大约百分之六十的患者得救了，其中包括癌扩散到胸和别的器官的病人。”
林大夫作为志愿到农村巡回医疗的医生，在长江以南的湖南省的一个公社里度过了六个月，不久前刚回来。她在那里培训了一些接生员和“赤脚医生”。大多数城市医务人员都要到内地的各省去，在农村的公社进行医疗，教会农村的年青的“赤脚医生”进行几乎是护士学校毕业的人所能进行的医疗工作。这些“赤脚医生”同农民一起劳动，培训她们使用的费用由公社的大队支出。
林大夫说：“农民更愿意要“赤脚医生””，而不愿意到医院或巡回医疗队去。当然，哪一种都是需要的，但如果是小病和轻伤，需要的是“赤脚医生”。“赤脚医生”还是计划生育方面的主要教员。” 在中国的一个医院的这次参观看到了正在发生的重要变化的两个方面：大量推广和使用节育的一切实用办法；大批城市医务人员到农村去，以便“把医疗卫生工作地重点放到农村去”。实际上现在是遵循毛泽东向医务工指出的四个指导原则行事的：第一、预防为主；第二、满足工农兵的需要，不管他们在哪里；第三、通过医疗实践把农村的保健事业同城市的保健事业结合起来；第四、传统的中医（针灸和草药）同西医相结合。
“预防为主”不仅是指的计划生育。关于这个问题还需要再谈几句。一九六四年，周恩来总理对我说，他的政府还希望，从一九七零年起，人口增长率降到百分之二以下。在我最近一次访问中国时，权威人士告诉我说，一九六六年的增长率就将到了百分之二以下，后来，在文化革命期间又增长了。学校重现开学，重整纪律，再加推广了避孕药，现在，人们认为，人口增长率又重新降下去了。
二零零零年中国的人口将达十亿
林大夫告诉我，每月吃二十二天的那种避孕丸没有任何副作用。如果（二十二天里）每天都吃的话，其有效率是百分之百，但是，绝大多数妇女仍然不够经心。所以现在在继续研究一种一个月只吃一次的理想避孕丸。据林大夫说，从一九六九年起，全中国的劳动者就在试验用这种避孕丸了。仅在北京就有五千人在节制生育方面进行试验，其中有医生、研究人员及其家属。“一月吃一次的避孕丸”现在经鉴定是完全有效的，只有百分之二的人内部器官不能适应这种药。
林大夫对我说：“我们的研究小组，我们叫作计划生育战斗组，也在研究新的长期避孕方法。我们还在试验一种三个月吃一次的避孕药，我们还想搞一种有效期为一年的避孕丸或着注射剂。”同时，他们也在试验男女都可用来避孕的草药注射剂。
男子绝育（有了两个孩子之后）是受鼓励的，是自由的，但并不流行。在北京，大约百分之七十生育年龄的妇女在避孕，三分之二的人服用避孕丸。在首都周围的农村，一百个成年妇女中有四十个服用避孕丸。
没有公布过全国的人口增长统计数字，而各地的数字又因地而异。比如，一九六九年，“大北京”的增长率是百分之一点六。现在，中国的人口在七亿五到八亿之间，因此，就是百分之一的增长率也会使中国的人口在二零零零年增加到十亿。
周恩来总理向我提供的中国全国生产数字表明，人口的大量增长还是在令人担心的界限之内的。但 是，这一增长率如果降到百分之一以下的话，这样按人口平均的收入就会大大增加。
现在，我们换了一个地方。这是另一个大医院，有六百个床位，十三个科，每天接待三千多病人。这个医院过去是由俄国人建立和领导的，那时叫作“友谊医院”，但在文化革命期间改为“反修医院”了。在参观各科之前，我们先在一个长桌边坐了下来，同时就座的还有北京市卫生局革委会的一名代表王康久，人民解放军驻医院宣传队的两名负责人（即革委会领导人）以及我以前就认识的著名儿科专家张炜逊，他现在在很远的一个公社的“贫下中农”组成的生产队里进行体力劳动（他们让他回来休息几天），另外还有十一个人，有的是革委会成员，有的是医务人员。
王康久在卫生局给我搞来一些大家都感兴趣的数字。北京这个“特别行政区”有六百万人口，十七个市级大医院，三十个县级医院，总共有两万九千个床位，包括公社医院和工厂医院的床位。有八千六百名西医医师（比一九六零年增加百分之五十九），大约有两千名实践锻炼出来的中医。
（今天，中国可能有十五万大学毕业的医生，其学习年限是六年，也许有四十五万“中级医士”，其学习的年限是二到四年。）
苍蝇和蚊子差不多绝迹了
自一九六零年以来，大部分流行病和传染病已被消灭或被控制住了。由于群众的合作，在完全清除了卖淫现象之后，性病已经绝迹。小儿麻痹症、麻疹、伤寒等疾病也已经用疫苗和一些卫生措施预防住了。苍蝇和蚊子差不多绝迹了。这些都是真事。
王康久现在向我谈了最近的“革命的变化”。他说：“毛主席在一九六五年曾经说过：卫生部是城市老爷部，必须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我们现在正在学习和具体执行毛主席的这一指示。最近三年里，我们已经把北京的三千六百名医务工下放到了农村。我们还组织了六千人的四百三十个巡回医疗队到四川和内蒙进行医疗。我们的医生、护士和工作人员轮流参加这一工作。”
王康久继续说：“北京有一万三千“赤脚医生””。
除了“赤脚医生”以外，各医院还培训“红卫医”，他们被分到郊区或工厂的卫生所去工作，另外还为人民解放军培训“卫生员”。
“去年，这个医院有九十六名医务工下放到农村，他们在那里扎下根来。我们有三分之一的人分批在外面巡回医疗。巡回医疗队有四个任务：直接为群众治病；培训医务人员；培养医务工的革命思想； 同工农兵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一起 批判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公社是集体所有制，社员有医疗费来医治疾病。在城市，医院在国家帮助下同工厂和其他组织订立医疗合同。劳动者只付饭费（每天是一百三十到一百九十里拉），住院期间的其余费用都不要付。
我转向从农村回来的张炜逊，他有一点驼背，古铜色的皮肤，两颊深陷。三十年前我就认识他，那时我在北京大学任教，他是一个激进的学生。他出生在国外，曾在美国学医，后来回到中国参加工作。我有好多年没见到他了。
“老张”，我问他，“你从北京带了什么东西去？”
“我是我们医院下放到公社的九十六名医务工中的一名”，他用英语回答说，“现在，我在大兴县采育公社的一个生产队工作。我们这个生产队友八百人。”
“我知道我是反动的”
“是谁让你去的？”
“谁也没有让我去。是我自己要求去的，以便同农民相结合，改造思想。以前，我是这个医院的儿科主任和副院长。直到文化革命前我并不知道我是反动的。在巡回医疗队工作时我才第一次知道，农民是多么需要医药。我是下去参加体力劳动的，但农民知道了我” 是一个医生后都来找我治病。最初他们叫我先生，把我当知识分子对待。当他们要我治病时就说“请您”。我白天黑夜的同他们一起播种和收获。现在他们叫我老张，这是大家都一样的称呼。同他们在一起我感到很好，我决心再也不离开他们了。过去，我脱离政治，脱离群众，我不会针灸，不懂中医，现在我会了，而且很顶用。我学会了很多东西，城市生活我一点也不留恋了。我培养了一些全是当地的人们很需要的医务工。在农村有很多事要做。”
我所说的这些只是我同医生、护士、病人和革命委员会委员进行的谈话的很少的一部分，但我认为，仅这些就足以使人了解，在中国，在医疗从主要为城市服务和个人成名成家转为面向广大的市镇和内地农村的时代，医疗卫生是一种什么样的风气。这些地方的人口占全人口的百分之七、八十，中国共产党人的权力就是这些人给的。
老张说：“农民们都无限热爱毛主席。”在我访问过的十多个公社，我没有听到同老张所说的相反的话，但并不是说所有的农民都已成了典型的社会主义者，毛本人对农民在思想深处已经抛弃了变成资本家的愿望不抱任何幻想。关于这一点以及有关公社的其它问题，我将在另一篇文章里再谈。（节译自一九七一年四月二十五日意大利《时代》周刊）
中国象一个七亿士兵的大兵营
（意大利《时代》周刊编者按：在是《时代》以独家新闻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的这篇新的文章中，埃德加-斯诺谈到了中国的军事组织：从幼儿园起就开始军事编制，这种确实象军队的编制正在扩展到全民当中。）
整个中国是一座毛泽东思想大学校，军队是这个学校的校长。周恩来总理说：“我们大家同军队一样。”也许可以再加上一句：“军队和我们大家也都一样。”
周恩来向我耐心地解释，为什么把整顿过的党内和政府内的个人分成“军人”和“非军人”是错误的。毛泽东不是一个“军人”吗？他是军队之父，这个军队就是他组织的；毛也是党的首脑。我在中国红军中认识周恩来时，他自己就有将军军衔，当时红军还没有成为人民解放军。在取消军衔以前，国防部长林彪就带元帅肩章，他也是副总理，是毛领导党的既定继任人。
那么，中国“军事化”了吗？回答是：既是又不是。毛说过，军队在无产阶级专政中起着突出的作用；但他又说，党指挥枪，不是枪指挥党。象工厂和公社一样，从幼儿园起，中国的学校就按照班、排、连的编制组织起来。所有适龄的成年人都参加由军队领导的民兵。但是，人民解放军的主要任务是宣传毛泽东思想。当然，毛泽东思想不是《我的奋斗》。毛的思想中没有纳粹的理论，不打算征服外国的领土，也不想输出革命。在国内，毛泽东思想教育人们通过阶级斗争求解放、教育人们为人民服务和备战。现在让我们看看军队的一些不寻常的活动吧。
第一幕：我们来到中国东北（以前称满洲）辽宁省省会沈阳的一所聋哑学校。这所学校有五名人民解放军医疗宣传队的针灸专家领导。到这里来上学的孩子们既不会说，也听不到。但是，他们不是先天性的聋子，而是由于得了麻疹、大脑炎和其他传染性疾病才失去听力的。这个军人小分队的队长李乃民告诉我们说，这所学校在文化革命之前就有了。以前，孩子们学习用手语来交流思想。一九六六年毛开始在北京接见几百万红卫兵的时候，这所学校也派了自己的代表带着林彪编的毛语录小红书到了北京。
李说：“当孩子们看到毛主席的时候，他们高兴得哭起来，但是他们不能同别人一起喊毛主席他们急的直跺脚。我们的领导人当时看到了这种情景，让我们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指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它要为人民服务。我们医护人员已经试验过针刺治疗聋哑病，我们加紧在自己身上试验，用针在“禁区”扎到我们能忍受的最深处。”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我们被派到这所学校里来保护孩子们的健康，并培训针灸技术人才。我们教他们针灸，得到了大家的信任。在很短的时间里，许多孩子都能够听和说了。他们学会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毛主席万岁！”在两年里，我们接受治疗了五百八十二人，百分之九十八的人都恢复了听力，百分之八十的人都能读简短的语录，能唱《东方红》。这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再也看不到手语了，而是听到孩子们高声唱歌和朗读。”太天真了吗？
应该看看这些孩子们的面孔，听听他们努力发出的声音。他们的年龄在九岁至二十岁之间，个个打扮得漂漂亮亮，穿得暖暖和和。我们看到了他们的日常的针疗，长针深深地扎在耳后。一个男孩嘴里喊着“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眼里满含着泪水。
我们参观了一些教室，那里学得比较好的孩子们在大声地进行交谈和朗读。他们不久就要进中学了。我们热烈鼓掌鼓励他们努力学习，他们带着微笑倾听着外宾谈话，充满信心和希望。我们走到他们的课桌旁边时，他们就和我们握手，接着在附近中学的乐队伴奏下，给我们表演了歌舞。当我们离开那里的时候，他们都站在路旁，一直在微笑着。
象这类学校，在中国许多市镇都有。我问一位荷兰的医生和他的夫人（我是在这个人民共和国停留时认识他们的），他们对此有何想法。他们在阿姆斯特丹的一所哑人学院工作多年，会使用欧洲最先进的技术。他们摇摇头回答说：“象在卢尔德（按：法国的一个城市）一样，信心治好了疾病。”针疗至今从理论上还是无法解释的，但是，越来越多的使用针灸的欧洲人已经证明，针灸比在卢尔德使用的方法更有效。
第二幕：在北方的河北省一个农村里，我停下来，对着迷人的在石头堆里建起来的农场拍了一张照片。后来，我走进这个村庄，除了一个姑娘和一个穿军装的青年以外，我没有遇到别人，那个姑娘的胳膊和脸上扎着针。姑娘是“赤脚医生”，男的是正在教授针灸的解放军“医务工”。炕上堆满了这个姑娘的同伙们从山上采集的干草、干块茎和其它配中药的东西。炕上还放着带有红十字的现代医药箱，里面有避孕丸。这是在成千的村庄里到处都可以看到的场面。
第三幕：我们来到陕西省的南泥湾，它在西安以北二百公里，在延安东南九十公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里是共产党游击队的总部，现在是一个国营农场（属于全民所有），由解放军农垦四十团管理。团长个子很高，驼背，名叫朱少清，是三五年至三六年“长征”的老战士。
在英雄的时代，一无所有，只凭着双手，南泥湾就建设起来了，当时朱少清也在这里，还有许多游击队员。后来，南泥湾就成了通过劳动进行再教育的农场，一九六五奶奶后改为国营农场，但这里并没有因此富裕起来，所以许多劳动者在文化革命期间离开了这里。一九六八年军队回到这里领导扩建工作。目前，这个农场已有树林、果树和耕地一万八千公顷，朱少清领导下有三万人，其中有全家长期在当地定居的农民、党的干部、大学生和以前的红卫兵。
从朱少清那里得知，全部生产都上交国家；工资制度几乎同其它国营企业所实行的工资制度完全一样。原来的农民还住在自己的木屋里，并且有小块的自留地，但是他们同暂时来的劳动者一样拿工资。后者不付房费，但是每月要交三千多里拉伙食费，这是从平均工资大约一万里拉中扣除的。
南泥湾最有趣的事还是前西安市共青团委员刘雨生所领导的党的干部的“五-七干校”。“五-七干校”都建在中国的农村，是根据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毛主席的指示建立的。
这样，在文化革命期间作为权力机构而建立起来的革命委员会，输送了“大批”党员到农村“下放劳动”。现在，南泥湾“五-七干校”有二百一十六名“毛的战士”，大多数都在三十岁到四十岁，只有少数是老年人，有男有女，最高年龄是六十一岁。这些“学员”都是来自西安党的机关和这个地区的农村公社。包括七名医生在内，他们都是自己申请的，经他们的上级批准，来学习和再学习毛泽东著作，学习马列主义著作。过去他们“脱离群众”，而现在他们正在通过学会同农民和士兵一起劳动，通过“改造世界观”再重新同群众结合起来。
在参加农场的活动时，大家都干活，开垦新耕地，建造新住房和窑洞，农闲时在班排长的领导下学习和讨论。经过半年或一年之后，他们能够成为“毛的积极分子”，同时，他们仍然拿原来按干部级别定的工资。他们当中有一些人，肯定不是所有人，对于城市生活换为这样一种新鲜的生活是很满意的。
国营农场（现在，同公社比较，占整个中国农业的百分之五以上）在每个省和每个边疆地区都有，它们是由军队掌握的，是由党领导的。每当“五-七干校”要扩大耕地或者扩大了耕地时，这些土地也就成了“全民财产”。现在仍然要求进行开垦，把沿海和沿河的沼泽地变成耕地。军队正在从新疆到东北的边界建立新的村庄，这是防御系统的一部分。
除去部队，在这里劳动的还有些什么人呢？党的干部占的百分比不很大。根据新的教育制度，中学生毕业后在继续上大学之前，需要参加三年体力劳动，上大学的人就是由他们所在班排和连队挑选的。学习根据地区革委会预先制定的计划决定有多少人上大学，多少人到军队，多少人到工厂，多少人到农场或边疆。这些青年学习耕作，他们只得到服装、饭菜和一小部分零用钱。军垦农场训练出成千上万的人（没有任何一个外国人知道到底有多少），同军垦战士一起的还有从城里下放来的劳动者，有的是专业人员，有的则不是。好多人在他们工作的地方长期定居下来。
军队为这些群众进行了大量的绿化以及建造住房、水坝、发电站、桥梁、公路和小路的工作。文化革命期间，解放军的工程兵修建了一条通向越南的工程艰巨的铁路。北京建成了崭新的地下铁路，全中国都在修筑防空网。海军军官领导着上海的造船厂，那时我参观了刚刚下水的新货轮。在农村的公社里，军队是由民兵来代表的，一直到大队和生产队。
军队掌管着所有的军事工厂和原子工厂这是自然的了。
无论谁到中国来都会很快得出结论说，军队是人民的军队。战士在公共场所的行动是人们的典范。士兵很少带枪，在农村，他们带着铲子，或者组织学习毛的著作。这是一支工农的、守纪律的、非常民主的军队：在林彪的领导下，几乎可以说是恢复了延安斗争时特有的平等的原则。这支战斗力强大的军队担负所有这些新的责任，它的人数毫无疑问超过了三百万人，但同全国人口总数比起来要比美国的少，花费无疑也较小。部队生产自己所需要的大部分粮食，不向人民要任何东西，不需要文职人员，随时准备向工厂和农村提供必要的帮助。它不仅教人们最纯粹的毛主义，而且也教很多技术，其中包括针灸。一个刚参军的士兵（叫作“战士”）免费得到所有日常生活零用品。虽然不能说是什么物质刺激，但是很明显，到年底时手头的储蓄，比十八岁的学徒工要多。军官是从士兵中挑选的，他们的薪金也很低；最高级的军官的薪金最近降低了。将军的薪金是每月六万二千到十万里拉，另外还享受一些补贴。
小学里有小小的“红小兵”。所有我认识的那些家庭几乎都希望至少有一个适龄的男孩或女孩能参加解放军。拒绝服兵役可能意味着错过了生活中最好的机会。
尽管如此，有些党员仍然对于文化革命摧毁共产党的领导机构之后军队继承的领导 作用感到不快。过去，农民追求的是，孩子们能够上学，希望能看到他们成为富人和有权的人;今天，人们希望成为“想当高官厚禄的干部”，这种希望不仅经常受到谴责，而且也是把干部送到“五-七干校”进行再教育的原因之一。
能不能说是“军事专政”呢？周恩来说，这很荒谬。怎么能这样认为呢？解放军，包括空军和海军，是“党的工具”，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军队是忠于党的，在军队里，党始终是通过它的组织来实行领导的，直到最基层的连队。”军队干部占以前的党员的不到十分之一。除去完成国防和帮助生产的任务之外，他们怎么能单独掌握国家呢？
在“清洗”和文化革命中，毛泽东希望看到出现能够取代领导机构中的“走资派”的更年轻的一代人。因此，在一九六六年，“放手”让成千上万的学生和劳动者公开表示他们对长期遭受压制的不满，向党的骨干造反。但是，“造反派”在选择新的领导和新的组织形式时不能团结一致，分成了很多派出现了冲突，国家陷入了几乎可以说是无政府状态。唯一没受触动的党的完整组织是军队。
周恩来的办法是什么呢？他对我说：“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大家在党内都是一样，不管你是在政府内、党内或者在军队里面工作，大家都一样。军队干部到政府机构成为干部之后，他们就再也没有军事任务了。从军队中调过来了。这样，过几年之后，他们肯定就同我们一样了。” （节译自一九七一年五月九日意大利《时代》周刊）
（本文依据原文未改动 未完-待续） 注：因为时间关系，还有三分之一的内容没有上传，本人会尽快将剩下的部分打完并全部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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