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启蒙”开启的“思想解放”是对“五四”传统的全面反动
——纪念五四运动九十周年
“五四”不觉过去90个春秋了，余生也晚，虽未得蒙时代亲炙，但却经历了五四后半个多世纪的风云激荡与曲折反覆，私之不禁百感交集。阅历也是一种财富，历史的比较能使人明白。鲁迅说：“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鲁迅就是在不断的探索反思中与时俱进的。90年过去了，对“五四”的纪念和诠释也经历了几多反覆，正如尊孔读经一样。
正好读到《中华读书报》09年04月17日一篇署名文章：《也说吴晗为什么没有写文章批判胡适》，较之流行话语，还算较为客观。说起来奇怪：当年批没批判胡适，怎么竟成追究知识分立场操守的一个历史关节了呢？
文章涉及到的罗尔纲、黄裳、钱钟书等都是知识界的重量级人物，对于吴晗没有写文章批判胡适，诸公多认为是吴晗“念旧情殷”“为人忠厚诚笃的一种表现”， “钱锺书、何兆武等一些老一辈的知识分子对‘反右’以后的吴晗的看法，说明他们对吴晗是有“某种‘后见之明’”， “但也就是这样一个‘丧失了独立性’的‘左’的吴晗，在1950年代批判胡适思想的时候，却又展现出了人性的另一面。”“当年皇皇几大册的《胡适思想批判》，如今时常可以从冷摊上看到，见状不禁思之：现在很多人似乎喜欢从这几本书中查看哪些人写过文章、以及忖度又有哪些人没有这个‘记录’，以此来作为评骘和风议人物的标准。”
胡适和鲁迅，创办《新青年》时曾经是战友，后来随着运动深入，慢慢分道扬镳。鲁迅说： “《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因为终极目的的不同，在行进时，也时时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原先的联合阵线在斗争出现分化，不惟是常事，亦是规律，毛泽东为坚守信仰继续革命与自己的一些战友分道扬镳，一直是右翼精英不遗余力地歪曲的话题之一。他们自己信奉阴谋史学，遂用阴谋的眼光看待一切，竭力掩盖政治分歧的本质。在中国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过程中，以国共两党为代表的两大势力半个世纪的殊死搏斗中，鲁迅和胡适分别成为两大阵营的旗帜。如果说鲁迅是无产阶级的圣人，那么胡适就是资产阶级的圣人。新中国的文化建设以批判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论拉开序幕始，毛泽东时代的结束遂以胡适的卷土重来而告终。鲁迅和胡适在解放后的不同遭际，实乃历史的必然，决不是谁够刻意制造的。
建国后50年代对胡适思想的全面批判，是“五四”反帝反封建精神的继续和深入，是以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化与封建买办阶级旧文化长期斗争的继续，是中国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后确立思想文化领导地位的一次不可或缺的重大战略运动，没有这一系列思想文化上的斗争，社会主义的确立是不可想象的。然而，经过“新启蒙”的“思想解放”，是非判断的标准颠倒过来了。
“新启蒙”以来，文化旗手易位，他的政治含义绝不限于胡适和鲁迅的个人遭际。
20多年前精英们以纪念“五四”为名打出“新启蒙”旗号，李泽厚有个经典高论：“救亡压倒启蒙”。这一命题至今仍是霸权话语：中国革命的进程中，“反封建”的文化启蒙任务被民族救亡主题“中断”了，革命和救亡运动不仅没有继续推进文化启蒙工作，而且被“传统的旧意识形态”“改头换面地悄悄渗入”了，而“文革”“把中国意识推到封建传统全面复活的绝境”，“封建主义披着社会主义衣装复活和变本加厉了”，于是，“启蒙”不得不补课云。从此，十亿神州踏着越来越大一点的步子“解放思想”“告别革命”，一步步将“传统”颠覆个底朝天。
“传统”云云，是几千年的封建文化吗？不是。是鸦片战争以来的洋奴买办文化吗？不是。是什么呢？30年“思想解放”打造的霸权话语里，它是特指，仅仅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期间特别是毛泽东时代的革命意识形态，这在“启蒙”字典里，叫做“专制主义”——何止中国，苏联和东欧的破冰改革之旅，都这样叫，它就是“全球化”的！
鲁迅称封建社会为吃人社会，说它只有两个时代：做稳了奴隶的时代，欲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为什么？儒学和礼教教化的功德，奴隶们浑浑噩噩麻木不仁，吃人的筵席才能持久地排下去。鲁迅痛心疾首于闰土、华老栓和阿Q们的麻木，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一生所致力的就是给被压迫大众的启蒙工作。
只有到上层不能照旧统治下去，而下层不愿照旧生活下去时，才会爆发革命。革命的到来，先进精英的启蒙与生活自身的“启蒙”，二者缺一不可。
将“救亡”与“启蒙”对立起来，不是别有用心，就是对历史的无知。
“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 “革命是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盛大节日。人民群众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像在革命时期这样以新社会制度的积极创造者的身分出现。在这样的时期，人民能够作出从市侩的渐进主义的狭小尺度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奇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讲得多好啊！
“救亡”是最佳的启蒙，复辟，必然是蒙昧的回归！
与以鲁迅为代表的进步知识分子相反，胡适们反其道而行之。他们竭力为大众洗脑，以便使他们安于现状，使旧的生活方式能够维持下去。近30年，随着胡适的卷土重来，知识分子群体高喊“告别革命”，无非是颂扬“剥削有功”使大众复归奴性。
“启蒙”也好，“解放”也罢，说透了很简单：他们的目标就是颠覆社会主义，也即颠覆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
既然如此，他们所“启”出来、“解放”出来的，自然也不能不是革命年代和社会主义时期所批判、所唾弃的一切。
如果说一开始， “启蒙”云云还有一些可以迷糊人的地方；那么，过了30年，在他们把潘多拉盒子打开让宝贝全部释放出来之后，结论其实已无需论证了。种种“纪念”言说，不过是霸权话语得势后的自我炫耀罢了，并无半点实事求是的成分。
打着恢复五四传统的“新启蒙”所开启的所谓 “第二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正是对五四传统的不折不扣的一次全面反动。
他们呼唤出来的贴着“现代”标签的光怪陆离的现状中，有两个基本东西：一个是五四以来特别是建国之后早已送进坟墓的旧时代的污泥浊水泛滥成灾浊流滚滚；一个是资本暴发户观念和买办洋奴意识领着时代风骚沧海横流——这都是颠覆五四反帝反封建传统的必然结果。
五四运动高举“德先生赛先生”的旗帜，如陈独秀所说“我们现在只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 高张“科学民主”的目标是反帝反封建，这才是五四精神的核心。“新启蒙”离开“反帝反封建”目标，是通过歪曲“科学民主” 的精神实质以售其奸的。
毛泽东在《人民民主专政》中说得十分精彩，鸦片战争之后先进的中国人从开始向西方寻找救国图强之路，以为“新学” 即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可以救中国。“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这一历史性的转变，就是以五四运动为标志的。从“五四”到“六三”，到“五卅”和北伐，到“一二九”，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不断前进和不断深入，它的标志就是进步知识阶层与工农相结合，广大工农劳动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了， “民主科学”已经有了迥异于往昔“新学”的崭新含义，这一转折中，鲁迅才是真正的“与时俱进”的思想家和革命家。
胡适在与鲁迅分道扬镳后走的是与时代潮流相悖的一条路。
“20世纪是鲁迅世纪，21世纪是胡适世纪”——李慎之这句话算是说对了，这是他们得意之后的心声，比先前的“启蒙” 云云要衷心得多。
今天中国右翼打着“新启蒙”的旗号以召唤胡适亡灵，是典型的“回雁兼程溯旧踪”。
李泽厚对“过激主义”的批判是他自己所标榜的“新启蒙”的最好解读。
不惟毛泽东，不惟孙中山，连康梁和谭嗣同都中了过激主义的毒，中国的“灾难”——尤其是毛泽东时代尤其是文革“中国历史上最黑暗时代”的灾难——都是过激主义惹的祸。根据这一逻辑，蒋介石“清党”，戴季陶“西山会议”，康梁“保皇”，严复为袁世凯复辟“筹安”，才是“科学民主”，才是“发扬五四精神”。如此这般“与时俱进”，一下子进到了张之洞和李鸿章办洋务，进到“老佛爷新政”，进到复兴儒学重拾尊孔读经，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样，中国才能“现代化”。
他们所谓“思想解放”，实质是歪曲和颠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革命年代所建树起来大都是“传统观念”，五四以来曾被破除埋葬的剥削阶级传统意识形态都得“解放”，结果出现了对进步文化和革命思想的一次较30年代更为全面凶狠的联合围剿。
“新启蒙”的“反封建”，是将人民民主专政当作“专制主义”来反，其目的不过是重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统治。
“伤痕文学”不过是控诉社会主义时代的“忆苦思甜”，是世界范围的“历史终结”中反共思潮的一个组成部分。
他们的“个性解放”，解放的不过是受到压抑的资产阶级的阶级性和封建士大夫阶级的尊严。他们 “复归”的所谓“人性”，不过是赤裸裸的兽性，狼性和羊性，对剥削阶级而言是掠夺和纵欲的疯狂性，对劳动阶级而言则是逆来顺受的奴性。30年“启蒙”打造出一个野蛮的丛林社会，贫富空前悬殊，“笑贫不笑娼不笑贪”，荣耻颠倒蔚为风气，如《路》所精彩表现的。周扬当年评价《白毛女》有句话讲得不错：“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敢问衮衮诸公：你们的辛勤“启蒙”的结果，是“变人”还是“变鬼”了呢？
他们的“科学”就是普世化的愚民主义。随着这种“启蒙”的深化，人们看到的是封建愚昧的全面复辟，沉渣泛滥浊流滚滚，妻妾成群、三陪二奶、书童奶妈、冥婚豪葬、风水八卦、堂会捧角……五四以来批判过的，建国后早已绝迹的一切宝贝，都堂而皇之地重放光彩了。陈白露由批判反思的对象变成人们艳羡的明星，一陪百万的明星领着电视传媒的风骚，《日出》、《为奴隶的母亲》、《子夜》等五四新文学所代表的价值观念，整个被颠倒过来了。
他们的 “民主”，不过是资产阶级的“普世民主”，用资产阶级民主颠覆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民主，以实现资本对劳动的无限专政。 资本横行霸道，将社会拖进野蛮的原始积累资本主义初级阶段，将中国变成世界血汗工厂，工人阶级沦为资本的奴隶。
他们重谈“全盘西化”老调，把帝国主义的腐朽没落文化当作“先进文化”顶礼崇拜，他们充当西方意识形态的“二道贩子”疯狂引进兼收并蓄，为资本的统治构筑软性生存环境。他们用实用主义市侩哲学与形形色色剥削阶级腐朽哲学取代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新自由主义取代劳动价值轮和剩余价值论，赤裸裸地为跨国垄断资本张目，弄得“傍美国大款”、“就是要做美国孙子”、“做30年殖民地现代化”、“再为洋人打工20年”、 “做一夜美国人”、“当兵要当美国兵”等甚嚣尘上。龙永图就是当代的曹章陆，“入世”承诺虽不及巴黎和约凶狠，但是当年积贫积弱既久，如今却在中国人民站起来半个世纪之后头插草标的自贱拍卖，其贻误国家民族超过当年。
《河殇》的走红是一个标志，连当年的最高赵某人也亲自为之吹捧——买办意识横行无忌，崇洋媚外莫此为甚。
君不见，上海滩十里洋场风光依旧，顾正红纪念馆拆迁，“百乐门”已原汁原味恢复，张爱玲旧居已成为圣地，“新编教科书”重写历史，“新史学”肆无忌惮地颠覆反帝爱国主义传统，“人权大于主权”、“普世民主自由”正在重振当年《河殇》雄风。
历史真会巧合，当年反对孙中山曾出了个西山会议派，如今，新西山会议派正以先锋的姿态领着改革的潮流。
毛泽东主席在纪念五四20周年时曾提出过一个著名命题：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分界，是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半个世纪之后，同一话题该这样表述了：“工人阶级一部分”能否跟上“改革”形势，成为“成功人士”进入“新社会阶层”，要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与资本相结合，做好帮忙或帮闲——从为老板们吆喝叫卖走穴唱堂会，到妖魔化毛泽东颠覆社会主义，给大众进行奴化洗脑。
啊，五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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