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 年代初期，妓女通过学习改造获得了新生。上海解放整整一年半后，政府才对上海妓女“下手”改造，这是为什么呢？
1951年11月25日晚，在上海，一场大规模的抓捕行动开始了。警方、军方出动大批人力，开始了对妓女的“扫荡”。至第二天上午10时，324个妓院老板被逮捕，这些人，后来被分别判刑、送去劳改。另有181名持照妓女和320名街头“野鸡”被送到妇女劳动教养所改造。其余人，都被“解放”了。第二天，上海多家报纸引述了一位叫吴彩凤的妓女的反应，她站在闸北分局的一张凳子上宣布：“姐妹们，我们解放了，我们新生了……今天，是我们最可纪念、最感到光荣的一天。
内部争论：要不要立刻禁娼？
解放军攻占上海后，为什么没有立即对妓女实施改造呢？1948年，在革命性变化来临前夕，当局对上海500名妓女的一项调查发现：56％的妓女对她们的职业表示满意，有一半人表示无意改换职业，另有约1/4表示想找一个有钱的丈夫“从良”。
1949年5月初，时年36岁的曹漫之频繁参加上海接管、改造会议，她刚刚被任命为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市府副秘书长兼民政局长，她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禁娼。
对于是否立即关闭妓院，党内争论多次。有人主张一解放就明令禁娼。但一些熟悉妓院及其背景的党内外干部却主张要权衡现实，“我们刚进上海，没有准备好，如果马上取消（卖淫），谁给她们饭吃？”即将担任上海市长的陈毅听到这些意见，沉默良久，说：“那就只好让她们再受受苦吧，不过，一定会很快解决的。”于是，在上海，娼妓们依旧接客。此时的上海，靠卖淫为生的妇女有3万人左右，还不包括从事隐形性交易的吧女、女招待、“按摩师”、“女向导”等。
曹漫之回忆说，“我们确实没有办法……刚刚进入上海，我带进来的干部很有限、一共接管五百多个单位，给我的干部只有28人。我们怎么能干得了这么多事呢？”
5月27日，上海宣布解放，继续给妓院和妓女发执照并收捐，同时对妓院老板的经营做了严格限制：禁止接待公务人员、贩卖毒品、赌博；若逼迫妓女违背自己意愿与人发生关系，政府有权扣留他们，妓女也可以控告他们。上海解放未满一月，公安局就开始着手登记妓院和妓女（公娼）的数字，另一些工作人员也开始进入妓院进行调研。时任接管专员的王凌青回忆说：“印象最深的，是妓院里有当时很少看见的电风扇，还有电话。”
没人相信共产党在救她们
解放军进城一年之后，据《大公报》报道，注册（持照）妓女已从1949年初的1897人减少到662人，而妓院数则从518家减少到158家。到1951年11月，又减少至注册妓女180 名和妓院72家。当然，注册妓女仅仅是卖淫妇女中很小一部分。
1951年11月初，一批有高中或大专学历、颇有工作经验的妇联干部，来到提篮桥区通州路48号报到。当听说自己的工作将是“改造妓女”时，很多人开始闹情绪。“我们这些人，提起‘妓女’两个字都觉得耻辱，心理压力很大。”杨洁曾是这批妇女干部中的一员，她后来被任命为教养所所长。她在回忆录里写道上级要她们住在教养所里，白天黑夜都要和妓女生活在一起，很多人都心头发紧。军令如山，大家最终还是去了。
“突击扫荡”之前的11月13日，上海警方也发出过“安民告示”，通知全市剩下的妓院应立即关门，上海妇联也在报纸上刊发文章，鼓励妓女们自食其力。但有些人是不相信共产党会动真的，“我根本不信‘长三’，‘么二’（妓女等级名称）们能自己干活养自己。”俞欣芝（化名，当年被改造的妓女之一）就是还在观望的人，“你们不是说共产党好吗？那我就等个好共产党娶我吧……”
曹漫之多年后回忆说：“用卡车把她们装上，这些人都哭了，不肯上车，每个人都管老鸨叫妈妈，叫爸爸的，说共产党要杀我们啊，我们不愿意去，又要卖我们了。我们愿意跟着妈妈、爸爸啊，又哭又叫、卿卿哇哇。”
当管理干部在劳教所门口列队欢迎用卡车拉来的妓女时，她们发现，这些教育对象满面泪痕、神色阴沉。改造的过程，起步就不顺利。
曹漫之来到劳教所，站在一个高台子上，要给她们做动员报告，没想到却成了抗议的靶子；“有一个妓女喊，姐姐妹妹、哭！她这么一喊，三百多人一齐哭。我坐在那里，叫警卫营长搬来一个凳子，看着她们哭。哭了几个小时，送饭的来了，给她们盛饭，她们竟都泼在地上，没有一个吃的。”
曹后来找了几个人谈话，“她们说，因为当时不知道共产党会把她们弄到哪里去，可能要枪毙。也可能抽她们的血，军队打仗不是需要血吗？……可是，就没有一个人以为共产党是来救她们的。”
1952年国庆节前夕，第二批妓女被收容进来，人数比第一批翻了一番。她们在禁娼令颁布后，仍继续在街上拉客，或者当酒吧女、按摩女卖淫。曹漫之说，“我们弄了几百人，化装为嫖客。马路上一个电线杆子下面一两个，到处都是。大卡车提前都隐蔽在弄堂里面。”这些被强行逮捕的暗娼，比第一批难对付得多。
不惜代价为妓女们治病
显然，要取得这些妓女的信任，并非一时之功。曹漫之制定了详细的改造计划：首先要为妓女医治性病；然后施以劳动教育，助其新生；嗣后再分具体情况，妥善处理。
即便是体检这样的善举，妓女们一开始也不信任。俞欣芝回忆，“新的谣言又传开了——志愿军在朝鲜失利，伤兵等着要输血，政府要抽我们的血。”抽血的人来了，俞又吵又闹，把装血的小瓶也摔了。最后，她还是让大夫抽了一管走，抽得很少。她想：“大概得先化验血型什么的吧？”过了半天，大夫和干部一块儿来了。“大夫说：‘你患有梅毒，从现在起住院治疗。’我一下子懵了——原来共产党是真要救我！”
不只是俞欣芝，第一批被收容的501人中，有一半患有性病，90%的人有心脏病、斑秃癣等疾病，还有，大多数妓女都有毒瘾。上海市政府不惜代价给她们治疗，在教养所安装了医疗设备，倘若遇到需要更复杂处理的病人，则直接送到附近医院，一切费用，概由政府支付。一则资料称，在抗美援朝的背景下上海市政府甚至从部队那边调拨过来—批紧缺的青霉素。
俞欣芝回忆说，治病还好，更可怕的是戒毒，“劳教所禁止吸毒，毒瘾上来不想哭也会流泪。管理干部讲话说‘帮助姐妹们逃出火坑’。我心想：你们这可是把我弄进火坑来了！”
但对这些管理干部，俞欣芝回忆，“我们是不太怕，甚至瞧不起她们，旧社会笑贫不笑娼。劳教所的所长姓杨，比我大两岁，是个大姑娘；我们私下说：‘就凭她管我们？她见过屁！’”
改造释放之后的故事
1953年，妇女教养所开始陆续释放改造好的妓女，标准是政治表现好；疾病痊愈无恶习；有技术，社会上能接收。家在乡下的，一般送回她们的老家；上海有亲人的，则被分配到上海小工厂里工作；无家可归者，则被送到新疆、甘肃、宁夏的国营农场中。她们中很多人都愿意去西北农场，因为有结婚从良的机会。“新疆缺女人，很多男人找不到老婆……我们这儿的妓女无家可归，妓女出身，在本地找对象也不容易，我们就介绍她们到那里去！”杨洁回忆说。
1955年是妇女教养所安置出所人数最多的一年，共安置了1948人。最热闹的是900多位去新疆的，她们都参加了建设兵团。这些学员走的时候都很开心，佩着大红花，被敲锣打鼓送到火车站。当年最年轻的教养干部杨秀琴回忆说，院里有些没成家的干部、后来也响应号召去了新疆。不过，学员和干部的来往就很少了。这些特殊的女子，很多在遥远的新疆跟建设兵团的战士们结婚生子了。
1968年，劳教所的使命完成，总计7000多名妇女在这里接受过改造。有意思的是，1953年，妓女改造一事被记者报道后，社会上一些青年男子竟然还写来求爱信，要求教养所为他们介绍对象。干部们也确曾因一封情辞恳切的求爱信，促成过好姻缘。
（《环球视野》摘自113期《人物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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