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九庐山真面目
罗四夕
打油诗．五九年的庐山会议
鬼使神差一封信，阴差阳错悲剧生。评头品足数十载，看破红尘有几人？
第一节 五九庐山真面目
五九年的庐山会议已到天命年了，人们不但没有遗忘，而且还在议论纷纷。但从议论中看出，真正认清五九庐山会议真面目的人并不多。这也不奇怪，因为许多人不了解真实情况，议论错了也在情理之中，但有些所谓教授也信口开合就不对了。因此，有必要把真实情况告诉人们。
庐山会议分两部分，前部分是纠“左”，后部分是反右倾。对前部分认识比较一致，对后部分反右倾认识就很不一致了。这里只说后部分。
五九年庐山会议，从纠左变成反右倾的悲剧，不是有的教授说的：是毛泽东放长线钓大鱼，有意要整彭德怀，而是由七个阴差阳错的环节造成的，这七个环节是一环扣一环的，其中任何一个环节缺失，悲剧都不会发生。
第一个环节，是彭德怀鬼使神差的一封信。人们常说彭德怀的信是万言书。其实信除了标点符号外，包括台头、结尾和年月日在内只有3170个字。
为什么说彭德怀写信是鬼使神差呢？生活中有些事就很难说清处，如彭德怀过去经常与毛泽东相隔在千里之外，他一般都不以个人的名义写信，只是送材料或报告工作。这次近在咫尺却要写信，大家说，这是不是“鬼使神差”。
彭德怀根本就不该写那封信。因为：
一方面信上写的那些问题，自1958年11月郑州会议以来，毛泽东就先后在一些会议上讲过了，还承担责任，作了初步检查，也对一些问题提出了批评，并采取措施逐步解决。请看毛泽东以下的讲话： 1958年11月10日 ，毛泽东说：“我们有些同志昏了头脑，以为快要上天了。……徐水，还有什么地方，就急急忙忙往前闯”。 1958年11月21日 ，毛泽东在武昌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苏联在准备向共产主义过渡问题上很谨慎。我看我们中国人大概包括我在内，是个冒失鬼。5亿多农民的年薪不到80元，是不是穷得要命？我们现在吹得太大了，我看不符合事实，没有反映客观实际。整个说来，认识客观规律，掌握它，熟练地运用它，并没有。所谓速度，所谓多快好省，是个客观的东西。客观说不能速，就不能速。” 11月23日 毛泽东在武昌会议第二次讲话中指出：“我们的脑筋正在这里压缩空气。指标问题，以钢为纲带动一切，……今年番一番是个冒险的倡议。” 12月1日 又说：“可能性同现实性是两件东西，是统一性的两个对立面。虚假的可能性同现实的可能性又是两件东西，又是统一性的两个对立面。头脑要冷又要热，又是统一性的两个对立面。冲天干劲是热。科学分析是冷。在我国，在目前，有些人太热了一点。他们不想使自己的头脑有一段冷的时间，不愿意做分析，只爱热。同志们，这种态度是不利于做领导工作的，他们可能跌筋斗，这些人应当注意提醒一下自己的头脑。……” 12月9日 ，《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提纲》中就提出“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情绪的危险性”。1959年2月1—2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上，两次到会讲话。他说：“我们对于搞经济建设还是小孩子，虽然我们现在年纪不小了。应该承认这一点：向地球作战，向自然界开战，这个战略战术，我们就是不懂，就是不会……关于按客观规律、按比例，这个问题我是没有解决的，这个问题我不懂。”1959年2—3月毛泽东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又说：“公社在1958年秋建成之后，刮起了一阵‘共产风’主要内容有三条：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义务劳动太多。三是‘共’各种‘产”。……这样一来，共产风就刮起来了。即是说，在某种范围内，实际上造成了一部分无偿占有别人劳动的情况。我们对于民族资产阶级这样的剥削阶级所采取的政策，尚且是如此，那么，我们对于劳动人民的成果，又怎么可以无偿占有呢？同志们，价值法则依然是客观存在的经济法则，我们对于社会产品，只能实行等价交换，不能实行无偿占有。违反这一点终究是不行的。”3月和4月，毛泽东分别在陶鲁笳、王任重、谭震林的报告上批示：“旧账一般不算，是写到了郑州讲话里面去的，不对，应改为旧账一般要算。算账才能实行那个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对群众不能解怨气。对干部，他们将被我们毁坏掉。有百害而无一利。……须知，这是劫财，不是善财。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是不许可的。算账才能团结；算账才能帮助干部从贪污浪费的海洋中拔出来，一身清净，算账才能教会干部学会经营管理方法；算账才能教会五亿农民自己管理自己的公社，监督公社的各级干部只许办好事，不许办坏事，实现群众的监督，实现真正的民主集中制。”
（以上材料见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册第806—826页）
1959年4月29日 ，毛泽东给六级干部的信中又强调要实事求是，要讲真话不要讲假话，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 7月10日 ，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又讲了上面类似的话。
从毛泽东以上的一系列讲话来看，彭德怀信上说那些内容，除了“左”比右难纠正一句而外，毛泽东都先后讲过了，而且比彭德怀信上说的还要深刻、严重些，并在不断想办法解决。因此，彭没有必要再写信。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彭德怀信上说那些内容，彭在西北小组会上也已经讲了。彭在西北小组会上的讲话是：“1957年整风反右以来，政治上、经济上一连串的胜利，党的威信提高了，得意忘形，脑子热了一点。”“解放以来，一连串的胜利，造成群众性的头脑发热，因而向毛主席反映情况只讲可能和有利的因素。在大胜利中容易看不见、听不进反面的东西。”“从北戴河会议以后，搞了个‘左’的东西，全民办钢铁这个口号究竟对不对？……我们党内总是‘左’的难纠正，右的比较好纠正。”“去年忽视《工作方法六十条》中的一切经过试验，吃饭不要钱那么大的事，没有经过试验。”“要找经验教训，不要埋怨，不要追究责任。人人有责任，人人有一份，包括毛泽东同志在内。‘1070’吨钢是毛主席决定的，难道他没有责任！我也有一份，至少当时没有反对。主席最伟大的地方在于能及时发现问题，弯子转得快，如果没有郑州会议，经济会被破坏。”“人民公社我认为早了些，高级社的优越性刚发挥，还没有充分发挥，就公社化，而且未经过试验，如果试验上一年再搞，就好了。”“毛主席家乡的那个公社去年提的增产数，就没有那么多，我去了解实际只增产16%，我又问了周小舟同志，他说那个社增产只有14%，国家还给了不少帮助。主席也去过这个社，我曾问主席，你了解怎么样？他说没有谈这个事，我看他是谈过。”“政治与经济各有不同的规律，因此思想教育不能代替经济工作。毛主席与党在中国人民中的威信之高，是全世界找不到的，但滥用这种威信是不行的。去年乱传主席的意见，问题不少。”“基层党组织的民主问题要注意，省、地的民主是否没有问题呢？现在是不管党委的集体领导的决定，而是个人决定，第一书记决定的算，第二书记决定的就不算，不建立集体威信，只建立个人威信，是很不正常的，是危险的。”“什么算账派、观潮派……等帽子都有了，对于广开言论有影响，有些人不说真话，摸领导人的心里。”
（详见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册，第855—856页）
彭在西北小组会上的发言，比他在信上写的尖锐得多。既然已经说了，也就没有再说的必要了。在当时的情况下，再说，就是“脱了裤子打屁”，多次一举了。没有这封鬼使神差信就不会出现下面的阴差阳错。
第二个阴差阳错的环节是毛泽东不该把彭信交大会讨论。彭写信不该，毛泽东把彭信交给大会讨论，也不该。因为彭信一出现就争论不休，没完没了。这就干扰了《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的讨论，把会议引入歧途。
毛泽东为什么要把彭信交大会讨论呢？是不是有意引彭上钩呢？我认为毛不是有意要整彭，而是要加深大家对问题的认识。因为：一是彭信与毛泽东的讲话精神基本上是一致的，毛没有理由要整彭；二是毛泽东看了彭信后说了这样两句话“这个人敢讲真话。”“容易得罪人。”；三是在讨论彭信时，有人对毛说，彭信有问题。毛泽东说：彭是政治局委员，给党中央主席写信有什么问题呀；四是李银桥说：“庐山会议开始是要纠‘左’，有人向毛泽东反映彭德怀在小组讨论会上说了许多反对意见的话，毛泽东不以为然，认为不就是提个意见嘛”；五是7月23日，毛批评彭他们时，也还说他们基本正确，只是部分不正确。所谓基本正确就是主要是正确的。因此，说毛把彭信交大会讨论是有意整彭是不正确的。
第三个阴差阳错的环节是与会者不该对彭信争论不休。如果与会者一致认为彭信好，就不会引起争议，如果与会者都认为彭信不好也不会引起争议。如果没有人们的争论不休，就不会有毛泽东7月23日的讲话，没有毛泽东23日的讲话，悲剧就不会发生。因此，那些对彭信争论不休的人们对悲剧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对悲剧的产生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第四个阴差阳错的环节是7月23日毛泽东不该那样讲话。在双方争论不休的时候，他应当下令停止争论，集中精力讨论《庐山会议诸问题议定记录》。如果这样，悲剧也不会发生。可毛泽东没有这样做，他的讲话从表面看，是各打50大板，但从字里行间来看，打在柯庆施等人身上那50大板要轻些，而打在彭德怀等人身上那50大板要重得多。这样就引起彭那部分人很不舒服，促使他们说了一些出格的话，做了一些出格的事，如彭德怀的傲慢，目中无人；李锐和周小舟听了如丧考妣，到黄克诚家去大发牢骚，攻击毛泽东。
第五个阴差阳错的环节是彭德怀7月23日不该那样傲慢。《毛泽东和他的卫士长》一书第265至267页上说了这样一些话，23日毛泽东讲完话，“会议散场，……。彭德怀坐在最后一排，出去最早，等毛泽东出了会场，他已经走得老远。
“……彭德怀正走着，不知是蓦然发现拉下了什么东西，还是想起了什么事情，又掉头反身上坡，与毛泽东一行人碰了个照面。
“毛泽东站住了，向他打招呼，彭总，我们谈谈吧。
“彭德怀脚步不停，情绪冲动地挥手，有什么好谈的？没什么好谈的！
“毛泽东口吻平缓地说，没关系嘛，我们不同意见可以坐下来谈谈嘛……
“彭德怀甩手不谈，要谈的他都在信里写过，其余的就没什么好谈的了。他的步伐未做丝毫停顿，将毛泽东丢在身后。
“党的领袖遭到这般冷遇，毛泽东的不自在不用说，在场的其他中央首长亦忿忿不平，意见大极了，都异常生气。
“按照预定的会期该是结束了，毛泽东回到‘美庐’也是让工作人员做下山的准备。然而有些领导同志感到，这次会议争论的问题并没有真正从大家的思想深处达到一致，反映如果问题得不到彻底解决，今后工作难免会产生抵触情绪。
“于是，临时又决定改变行期，推迟下山的时间。经过短暂的筹备，8月2日，中共中央八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了。未参加前面会议的其他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也纷纷自各地赶上山来。至此，庐山会议已经从最初的要纠‘左’，完全转化为反‘右’。”
由此可见，如果彭德怀不那样傲慢，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就不会忿忿不平要求彻底解决争论的问题，继续开会，使大家在思想深处达到一致。不继续开会，会议就到此结束，彭也就平安无事了。可见，后来，会议由纠“左”变成反右倾，与彭德怀的傲慢关系极大。
第六个阴差阳错的环节是有些中央领导同志不该要求继续开会。有些中央领导同志在这场悲剧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起了乘人之危、推人下水、落井下石的作用。毛泽东23日讲话之后，本想会议至此结束，有的中央领导同志就不该要求继续开会。他们应调和毛彭之间的矛盾。彭的态度不好、傲慢，他们应同彭私下交换意见，谈谈心，也可以对彭的傲慢态度进行严厉批评，还应劝彭，心平气和地去与毛泽东交换意见，消除隔阂，减少分歧，这才是他们应有的正确态度，才能避免悲剧的发生。在当时那种条件下提出继续开会，彻底解决彭的问题，就起到了死灰复燃、火上浇油的作用。
第七个阴差阳错的环节是周小舟和李锐7月23日晚不该大牢骚。周小舟和李锐在这场悲剧中起了极坏的作用，不是周小舟的鼓动，彭德怀就不会写那封信，没有那封信，悲剧就不会发生。没有他们7月23日夜，在黄克诚家里大发牢骚，就不会出现“军事俱乐部”。有了这个假“军事俱乐部”，才使会议的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才使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成为“反党集团”，才使他们跳下黄河也洗不清，黄泥巴掉在裤裆里，不是屎，很像屎。
周小舟和李锐是害人不成反害己。他们鼓动彭德怀写信的目的是想毛泽东能在大会上批评罗瑞卿、柯庆施等人，因为罗、柯等人在会议期间给他们过不去。但毛泽东7月23日的讲话，批罗等人轻些，批彭等人重些。于是他二人就如丧考妣，当天晚上先是在自己住处大发牢骚还不过瘾，还要到黄克诚家去大发牢骚，攻击毛泽东，说毛泽东到了斯大林晚年……后来彭德怀也来了。于是人们就把这晚上他们的活动称为“军事俱乐部”。
周、李在离开黄克诚家时，李锐对周小舟说：今晚说的话就当没有说，今后我们也少来往，可见他们心中确实有鬼。
在后来的会议期间，人们就要他们交待23日晚在黄克家干什么？他们守口如瓶，滴水不漏。但人们又揪住不放。于是，胡乔木觉得毛泽东很相信李锐，叫李锐把那晚上的情况写给毛泽东，以便消除人们对23日晚的怀疑，继续追查。7月30日，李锐给毛泽东写了23日晚的情况，并说：“请主席相信我是以我的政治生命来说清楚这件事。如不属实，愿受党纪制裁。”
毛泽东看信后，信以为真，并交其他常委看。但后来从黄克诚的交待的情况看出，李锐给毛泽东的信全是谎言。
彭、黄、张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实在是冤枉（但在当时，是事出有因，不可避免的）但周小舟和李锐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一点也不冤，他俩是自跳深渊不算冤。
毛泽东对周、李二人可说是做到了：仁至义尽，非常信任他二人，放心大胆地使用他二人，虚心接受他二人的批评和建议。在7月23日前，毛泽东两次与他们长谈，在交谈中，用李锐自己的话说，毛泽东给他们说的话“可说是‘知心话’、‘私房话’”，他们也毫无顾虑地给毛泽东提了许多尖锐的批评意见，如“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去年是唯心主义、小资产阶级急性病大发展的一年，敢想敢干起了许多副作用。‘以钢为纲’、‘三大元帅’等口号不科学。”毛泽东虚心接受了他们的批评，还作了自我批评，并重用他们，调他们去参加起草《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在这次会议中，他们不仅畅所欲言，而且还多次“通天”， 这在当时是得天独厚的。可他俩是狗坐箢箕，不受抬举，还要上窜下跳去鼓动彭德怀写信，毛泽东7月23日讲话后，他俩却如丧考妣，仇恨毛泽东，攻击毛泽东。由于他俩的过激行为，才使庐山会议的性质发生变化。李锐后来悔悟说：“回忆庐山旧事，常常怀着自责的心情，7月23夜发生的事，更追悔无已。”他还诗云：“山中夏夜鬼缠身，号角鸣金耳不闻。心事满腔何处诉，已无缘再让交心。”（这一自然段引号中的话来自李锐著《毛泽东的秘书手记：庐山会议实录》）
毛泽东在8月10日前，对李锐都是信任和重用的，直到 8月10日 黄克诚交待23日夜的真象后，毛泽东才与李锐彻底分道扬镖，因为李锐是骗子，他曾用政治生命保证的事全是假的。
以上七个环节缺少任何一个，庐山会议的悲剧都不会发生。
这场“反右倾”斗争的错误是严重的，但责任不能全怪毛泽东，其他人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一个巴掌拍不响。如果把这场悲剧只归罪于毛泽东一个人，既不公平，也不符合实际，更不利于总结经验教训。
请注意！这场悲剧主要是由周小舟和李锐造成的。因为彭德怀的信是在周小舟的鼓动下，彭才写信的。信是这场悲剧的起因。假的“军事俱乐部”是周小舟和李锐制造的。就是这个假的“军事俱乐部”才使会议发生质的变化。
打油诗、彭德怀
领导平江起义军，井冈反剿纵驰奔。横刀立马长征路，运筹帷幄抗日营。
陕北游击歼胡匪，朝鲜阵地胜凶神。鬼使神差一封信，七四临终泪满襟。
打油诗、张闻天
满腹经纶不为名，甘当基石为苍生。庐山会后屋寒冷，默默孜孜用笔耕。
打油诗·黄克诚
推下深渊实在冤，冤中生活二十年。平冤不记仇和怨，公正评毛一马先。
打油诗．周小舟和李锐
自跳深渊不算冤，毛翁苦劝当耳边。牢骚太盛风云变，促使庐山起祸端。
第二节 毛泽东的失误
毛泽东的伟大是古今中外无人能比得上的，但不能一骏遮百丑，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这次庐山会议由纠“左”变成反“右倾”，把彭德怀、黄克诚和张闻天整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就是毛泽东的失误。这次失误造成了两个严重后果：
一是从纠“左”变成反“右倾”，使“左”不但没有得到继续纠正，而且更“左”了。更“左”的结果，造成三年经济困难，饿死人的事确实是有的。到底饿死了多少人，要由当时的统计数字为准，有人推算出来的数字，说是三千多万、四千多万、七千多万是不准确的、不可靠的，有的人是别有用心的。虽然这一严重恶果是由多种原因，多种力量共同造成的，不完全是毛个人的责任，但毛作为作为舵手，没有掌好舵，没有排除干扰是有不可推卸责任的，是严重失误。
二是把彭德怀、黄克成和张闻天整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是削弱自己的力量，为他人作嫁衣裳。
彭德怀、黄克诚和张闻天对有些人的领导是不服的，但对毛的领导他们是心服口服的。彭在临死前，虽然很气愤，但他还是客观地说：把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对中国历史的了解，没有人比得上他（毛），以前离了他（毛）就是不行。
毛逝世后，有一股妖风要彻底否定毛泽东。这时，首先站出来为毛泽东说公道话的是谁？是黄克诚，他说：“现在，有人讲历史，想用其他人来代替毛主席，好像别人比毛主席更高明，功劳更大，我说这完全是对历史开玩笑！”他还说：“毛主席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主要缔造者，多次在危机中挽救了革命，这是我们党内任何其他人都不能比拟的。”
这两段话充分证明他们才是真正拥护毛的。当年说他们组织“军事俱乐部”反对毛泽东的革命路线完全是假的。事久见人心。
革命胜利后，他们继续保持了艰苦朴素的本色，不搞特殊化，这和毛泽东的要求完全是一致的。
彭、张在背后对毛有些议论和发牢骚是不对的，但也在情理之中。因为在革命的过程中，他们的功劳并不在刘少奇、邓小平、陈云和林彪之下，特别是彭德怀的功劳可以说在他们之上。而革命胜利后，那些人都上升了，彭德怀还原地不动，张闻天还下降了。他们也是人，人，对公平、荣誉、地位一点不考虑、一点不计较的人不多，有计较（虽风格不高）也不为过，有牢骚，有不满情绪是正常的。至于彭对毛泽东在工作中的缺点提出批评，不管正确与否，都是为党和革命事业无私无畏的表现，这才是真正的革命者。那些怀着不可告人目的的马屁精是不敢批评的。毛泽东对彭德怀应当像李世民对待魏征那样才更伟大。在这一点上，毛泽东不如李世民，因为他没有把彭德怀当成魏征，而是当成魏延。这样他就把真正支持拥护自己路线的人清除了，为他人作嫁衣裳。
对这场悲剧毛泽东后来有所悔悟，他多次说，庐山会议反右倾后，不该在县以下反右倾。
1966年10月24日 ，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汇报会议上说：“58年8月庐山会议我是不满意的，尽是他们说了算，弄得我没有办法。”
彭在西北小组会上的发言和后来的信，究竟是反毛还是刘呢？我认为主要是反刘不是反毛，理由有四：
一是毛泽东在58年讲的大话不多，又最早提出纠左，并多次作自我批评。而刘在58年讲的大话最多（请参看张宏志著《还清白于毛泽东》），而且没有看到刘作过自我批评；
二是彭在西北小组会上的发言可以看出主要是批刘，而不是批毛；
三是在《彭德怀自述》里，彭德怀说：我写信的目的就是有些人对大跃进的缺点还认识不够，希望主席在大会上再强调一下。哪个对大跃进的缺点还认识不够呢？肯定不是指毛；
四是“文革”中，彭在北京航空学院的批斗会上说，在庐山会议上他是反刘xx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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